乌龟什么时间睡觉:对郎咸平 819合肥演讲内容的十大疑问

         在日前结束的"2007博鳌房地产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出，"虚拟资金"导致了房价高涨，当前，像深圳或国内的一些二线城市，资金一进入，楼价就大涨。面对广州、深圳等城市越来越高涨的房价，有市场使然、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合谋造成等各种说法。但郎咸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虚拟资金"是推高楼价的主要因素。目前房价不断高涨，还有哪些人买得房？

郎咸平分析，其一，有很多人尽管收入不高，一般是透支父辈、母辈的存款，而且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不多，可供选择的机会也不多，家庭存款相当大一部分流入楼市；其二，很多地方的营商环境不好，很多企业家持续投资的热情不高，使得许多本该继续投资的资金也流入了楼市；其三，权力寻租使得相当一部分有权力的人掌握较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除了一部分转移国外，很多也流入了楼市。郎咸平认为，这些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虚拟资金"，这个"虚拟资金"流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迅速变热。

另外，郎咸平认为，"虚拟资金"的流动具有不可监管、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三个特点，当一个城市的概念对虚拟资金有吸引力，当地的房价就会迅速窜高。如重庆的新特区概念一出来，"虚拟资金"就大量涌入，房价立刻失控。郎咸平认为，要有效调控房地产行业，必须开展反腐败行动。目前，一些腐败的房地产商和少数腐败的地方官员勾结，通过控制媒体声音，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来误导社会舆论。（ 2007年 8月 27日《信息时报》）

        这个郎咸平，又发言了。
    
          昨天，我给国内的友人打电话，友人告诉我，老郎（郎咸平在圈子里的称谓）又发言了。紧接着就发给了我郎咸平8 月19日在安徽合肥的演讲内容的网址，同时也有昨天新华网上转载中国经营报头版对郎咸平采访内容的网址。
    
          我按图索骥，刚刚把这些内容复制粘贴下来，就收到了……友人给我发来的郎咸平819 演讲的内容。国内似乎不约而同地在昨天对整整一周前郎咸平的振振有词给于[ 与]关注。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密集的信息，大概也是缘其在那个主要会议召开前夕舆论新的热点。
    
          此前，也有人从国内给我发来郎咸平今年7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演讲，主题和内容与这差不多，只不过那还是个迷你版本，没有像这次用了几乎整个一天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
    
          自从今年4月 26日晚上我第一次见到郎咸平，而且和郭宇宽一起弄得老郎拂袖而去，此后又见过两次。对于他演讲的内容，此前就略微知晓些许。
    
          我想，郎咸平此番振聋发聩后，将可谓肺腑之言抛将出来，又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小的反响。而其中那个引人关注的新词汇"以钱为纲"，大概也会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形成新的流行语。
    
          在此以前，对于郎咸平此番演讲的内容和脉络或多或少了解一知半解，但没有面对如此长篇大论，也没有系统地对其进行过了解。草草通看了郎咸平合肥演讲，感觉有些问题还是很明显的。如果郎咸平要继续发挥学者功能，或者建言献策，或者普及知识，那么这些问题恐怕都是他会面对到、并且必须加以应付的。
    
          所以，不管是从看空唱衰的角度，还是从当今中国"主流"媒体所倡导的"理性"、"建设性"角度，还是将这些疑问提出来，以供列位通达。
    
        一，演讲中称，"难道你说成都领导，或者是重庆领导它希望房价上升吗？他不希望，我也相信合肥的领导也不希望房价上升，也希望大家能够'居者有其屋'。"我不知道这是郎咸平的真实看法，还是因为他到合肥去演讲、面对地方官员的权宜之计。但是，考虑到他在演讲后面表示不管谁邀请他来他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的态度，以及他的演讲会经过传统以及互联网之类的的现代媒体的传播得以乘数效应传播扩散，因此，他在演讲中的立场，就应该是面对全社会的，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场人员。
    
         成都市的领导到底是不是希望房价上升？实际情况下的结论与郎咸平的说法正好相反。成都市领导曾经在全国找寻所谓经营城市的专家学者甚至策划大师点子大王，目的是要干什么？就是为了提高成都市的房价水平。对此，媒体有过太多的报道，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中国新闻社，以及其他媒体。成都市领导花巨资，聘请国内外高手，哄炒当地房屋价格，使得其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攀升，并且达到可以与东部城市比肩媲美的高位，这也算是不甘人后的政治正确吧。
    
         中国的高房价从东部向中西部、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扩张，这个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的委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央视报道，目前位于全国房价升幅首位的广西北海市的领导在介绍媒体采访时，就言之凿凿发自肺腑地表示，北海市房价现在的上涨，实际上是对1990 年代中期全中国炒作北海市地产崩盘后的恢复性补偿性回升。我相信，这位官员说的是心里话，但问题是，当官员都如此思维时，就没有郎咸平所谓"不希望房价上升"，"也希望大家'居者有其屋'"了。问题在于，以钱为纲的基本路线下，居者是否有其屋，并不是政绩考量体系当中的指标，而GDP 崇拜则造成全中国官员一叶障目舍生忘死，如果让官员在居者之屋和GDP 之间进行选择，结果恐怕不言自明。
    
        二，演讲中说，"整个意识形态在1995年之后发生了大的变化。已经把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的纲领，改变成'以钱为纲'的理念。"而在演讲的其他地方，也屡屡提到 90年代后期。这个 1995年既然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来，那么到底有什么现象、事件、观点、理论等作为具有时间性的标志符号特征，以供辅佐 19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并且为受众所认可呢？
    
        孙立平也认为1995年是个对中国社会来说明显的转折，并且给出了具体的事由，那就是 1995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孙立平认为，如果说 1995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算作好坏参半的话，那么此后所有的改革都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掠夺。
    
        但是，从郎咸平演讲、以及他的其他论述当中，并没有看到1995 年、或者是90年代后期改变到"以钱为纲"路线上来的标志性事件和相应的理论、舆论阐述。这不能不说是个既难以令人信服，同时也必须有待自圆其说的补偿论证。
    
      三，演讲表示，"所以胡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拨乱反正'，'返回一个真正以公正公平的路线'；使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上学权利，每个老百姓都有住房的权利等等。"这显然是有所指的。第一次拨乱反正，是邓小平针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而采取的措施，那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已经作古，对于一个故去的人生前的事业进行反正，相对要容易得多；而现在这第二次显然不同以往。特别是，当前中国新自由主义依然占据着主流话语权掌控地位，这种由君王主张的第二次，会在多大程度上力挽狂澜，会有多少的社会响应，这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四，演讲提到，"我呼吁中共中央要继续加强反腐，我们拿下了上海的腐败、天津的腐败，我呼吁中央政府也加强对北京的整治。但是这是真正的治标，真正的治本，那就要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陈化粮，一个是北京嘉利来大坑，这两个事件至今都还悬而未决，为什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则是带出了一个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很让人挠头的困局。说治本之策在于住房提供的公共产品。

那么，什么叫做公共产品呢？抛开我多次讨论过的在中国很难给"公共"进行定义的老生常谈，即使是按照郎咸平这演讲中的内容，"这种'以钱为纲'的理念，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建设的时候，将我们社会资源大量的扭转到了一些特定的部门。包括：地产、国企、基础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郎咸平提到的这些"特定的部门"，与公共产品的关系是什么？"地产、国企、基础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是不是公共产品？大概，在目前的中国，这些都无法排除出公共品的范畴，即使是些个质次价高甚至假冒伪劣的公共品，但毕竟也还是公共产品。这也才是在改革开放合法性的名义下，出现了国富民穷的局面即郎咸平演讲中所谓"我是第一个在 2005年 11月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的制度性原因所在。

           当然，这些相对于譬如公共卫生、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等公共品来说，属于比较恶劣的层面。因此，也有人提出，应该加大"有效公共品"（后者）的供给，而减弱公共开支中好大喜功的成分。而这又远非简单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层面上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牵涉到更为深刻的体制问题。

          五，演讲中说，"美国跟香港是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大学生的行业。所以美国80% 的产值来自服务业，香港更高。只有服务业才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很多的制造业从董事长一直到门口看门的，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生产鞋子嘛，需要什么大学生？制造业的本质就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服务业的本质就是需要大学生。"这种话让人听起来似是而非。说制造业不需要高素质人才，这种结论恐怕太武断。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看，无不以提高国民素质为要义。战后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都在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力，甚至牺牲掉了日常享受和福利，迅速借着国民素养的提升完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历程。这方面的文献比比皆是。事实上，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就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普及首当其冲。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走上了歧途，是出现了致命性的缺陷，与其他的各行各业一样，存在着"以钱为纲"的吸血鬼情结。但是，这并不能归结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缓慢甚至倒退，这并不直接导源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有着更大范围的荒唐，比如服务业所必须的社会信用的土崩瓦解，以及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名不副实。

          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问题如果单单归咎于高等教育制度，则会掩盖其他领域的病入膏肓，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

          六，演讲中认为，"我根本不相信那一套，体制问题这么简单啊？我问你，亚洲各个国家哪个国家政治体制最好？亚洲各国政治体制最好的是菲律宾，它完全继承了美国的政治体制，有选举、议会、参议院、众议院等等，它们跟美国一样是自由经济。菲律宾是亚洲60 年代的超级强国，当时的韩国、台湾、香港要构筑高楼大厦的时候，还需要到菲律宾请工程师来指导。菲律宾这么好的政治制度，难怪孕育成了一个亚洲超级强国。可是，那是1960 年。

今天呢？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保姆。为什么？菲律宾的经济成长结果，全部被特殊利益集团洗劫一空。哦，原来政治体制本身不能保证成功，而是执行。"看来，郎咸平是个对制度经济学乃至制度决定论的反对者。但是看了演讲全文，也没有看到哪个比制度更能够有效改变中国社会乱象的灵丹妙药。而且，演讲后面又提出："你认为什么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以为是民主、自由、议会宪法这就叫资本主义吗？你浮浅，那是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的真正灵魂、本质是什么？我如果不给你点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的灵魂深处就是严刑峻法的法制化规则叫资本主义，只有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法制化规则之下，民营化才有价值，自由民主才有意义。议会选举才有意义。如果没有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你把西方、美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引进到中国的结果，就一定会让你走向菲律宾。原来菲律宾跟美国的差别在什么呢？就差一个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这就怪了，制度无效，或者借用经济学术语，叫做制度失灵，这应该是郎咸平嘲笑制度决定论者们的理由。

但是，"严刑峻法"是什么？是一套"法制化规则"，而这法制化规则又是什么？只不过是一套制度，并且是在诸多制度框架当中的一个法制制度而已。郎咸平对制度决定论冷嘲热讽了半天，还指出菲律宾的政治制度是亚洲最先进的，但却导致女儿都出国给人家做佣人，这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菲律宾跟美国的差别在什么呢？就差一个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说了归其，还是制度上的欠缺，菲律宾学来学去，只不过学了点子皮毛，却在制度涉及、供给和实施方面缺少了一个"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还是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制度。因此，菲律宾的失败并不能说是制度的失败，而是制度缺失的失败。这种推论，把郎咸平自己带入了逻辑矛盾当中。

           我无意说美国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也无意说必须坚持制度决定论，更想从郎咸平演讲以及他的其他论述中，寻找到如何能够替代制度的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到最好郎咸平自己否定了他对于制度的嬉笑怒骂，也回归到了制度层面。

          七，演讲认为，"中国的未来各省、各区、各县市的发展，不再是工业化、而是差异化。"这个题目讲得过于笼统。中国目前正在处于高速同一化的进程当中，在城市化过程里，所有的城市都是大广场大绿地高层建筑，公共设施富丽堂皇，排水管线却破败不堪。这种城市病已经成为中国通行的瘟疫，如此局面的改观，却是要在北京大规模回收权力的当口，地方在分税制后，再一次面临着事权财权不对称的情况，而且由于权力上收而愈演愈烈。中纪委空降兵方式蔚然成风，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问题都向地方委府倾倒，而将北京的部委局办置身度外让其可以为所欲为逍遥法外，这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惯例。如此情况下，差异化如何实现？

           演讲涉及的范围太广，广泛到了很多领域并不是郎咸平知识结构所能够覆盖的。如果说，郎咸平已经不满足于面壁苦修而希望发挥更大的公共空间话语权效用的话，那么就不应该简单地东奔西走热衷于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应该百科全书般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蜻蜓点水望闻问切，结果却是隔靴搔痒甚至文不对题，除了哗众取宠以外只留下了些许怅然，更应该集结一些术有专攻而又志同道合的人，推动其公共话语的可信性水平提升，并且能够让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与受众获得知识、经验、手段和论述二者相得益彰，免于兑水而与公众渐行渐远。

           八，演讲表示，"我不从资金着手、也不从科技着手，我更不从人才着手。我要谈谈思维的差异。"这还是犯了概念的毛病。思维的差异，附着在哪儿？在人身上。换言之，可以不从资金着手，也可以不从科技着手，但一定要从人才着手。这里，不同的只是人才标准的变迁。即使是按照郎咸平的路数，也只不过是将人才的界定衡量标准当中，加上甚至首要于思维差异的素质和能力，却不能将思维差异作为单独的实体独立于人之外。这应该是个起码的常识。

         九，演讲自始至终一直强调，要改变"以钱为纲"的路线，而到公平公正上来，并且反复言明，党的总路线就是人民的生死线。这里面也是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纲，这种转变的难度相对较小。只要回复到人类社会的常态，就会以和为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路线演变到极致（姑且不说其形成条件），才是走火入魔唯利是图的"以钱为纲"。而从以钱为纲到公平公正，其难度与前一次的转型相比绝非可以同日而语的，因为，以钱为纲转向公平公正的基本路线，牵涉到了太多权力和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相当于当权者把财产从别的当权者的家里面拿走。这不仅仅涉及到法律、道德、经济上的核心问题，更是对权力约束提出了鲜明的挑战。

           其二，党的总路线就是人民的生死线，这里面存在一个预先的设定，就是人民利益与党派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结论在理论上的合理性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判别（或者说由于意识形态控制而不愿意在此言及）。可一个党派的利益可以完全囊括和涵盖国民利益，这本身就存在着常识性的诘难。

          其三，即使退一步看，党的总路线是人民生死线的说法，将执政党的方略界定在人民生死的层面上，完全失去了仨代表的先进性，成为生存底线，党的作用也就是个生死攸关时刻的守护神，而非具有任何理想化成分的引导性道路选择，于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与法律的作用近似，从而使得执政党的路线等同于大众化的生存基本需求标准。

          十，从整个演讲中看，郎咸平具有着强烈的指望明君的人治色彩。通过青天君王的匡扶正义，还中国社会一个月白风清。在共和的条件下，这种道路能够走多远，也是令人狐疑的。当然，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如此问题还是少说为佳。尽管我此时此刻在国外，但不日回国，省得麻烦。

           郎咸平819合肥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演讲当中提出了很多新鲜的问题、观点、分析和结论，让中国社会猝不及防，更是让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新闻界好有一番功课要做。但是，我粗粗通读了演讲，发现其中还是有着不少瑕疵，需要得到冷静而科学的对付。现如今的中国是个乱象频仍的地界儿，不管是帮忙还是添乱，能够自圆其说也算是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