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剪短发对比:1979年对越作战为何不出动空军支援地面作战？

1979年对越作战为何不出动空军支援地面作战？

1979年对越作战为何不出动空军支援地面作战？

——兼谈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一些情况

网络上对1979年对越作战常有言论。这些言论中有一些我认为值得探讨，有一些则需要批驳，当然还有一些则是不值一驳了。由于这些言论往往都是互联网上的信口开河，不是什么严肃的军事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严肃的国际关系学术论文，因为往往表现为立论缺乏论据，或是显得逻辑不够严谨甚至错误。因此本文也就以比较随意的方式写出，就不一一列出文中所引用资料的来源了。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本文显然不能作为资料而被引用，当然本文也不能够对中越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产生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本文仅是一个中国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的一些个人观点。

网络上经常有言论质疑为何1979年对越作战中空军为何不出动直接支援地面作战？空军为何不出境夺取战区上空制空权？不少言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意识落后，不会或是不愿意使用现代化军兵种作战而导致的。并认为这是导致了解放军在79年对越反击作战中伤亡惨重的原因。

还有言论认为1979年对越作战中国主动后撤回国，是被越南反击打回去的，就此认为中国军队在1979年并没有打赢这场战争。

有些言论则认为1979年中国出兵打越南是为了拯救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而波尔布特政权是残暴的GCD政权，就此认为中国此战不得人心，等等。

至于有些人竟然也把越南当时叫嚣的达到广西南宁过春节的言论信以为真，并且还热切地表现出希望越南当时打到北京，云云，则就不值得一驳了。对于这样的言论，我建议网友们也不必较真，人家爱说就说好了。对于一个希望别国打到自己国家首都的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于前面三种言论，我认为原因不外乎是对这场战争的起因不了解，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不了解所导致的，当然还有些原因则是对军事不太了解所导致的。本文就对前三种言论说一说。

中国为何要在1979年发起对越作战？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战后曾在军内某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有关对越作战的军事学术论文，里面对为何发动对越作战有如下表述：“黎笋集团出于民族扩张主义的野心，背信弃义，追随苏联霸权主义者，猖狂反华，在大举进攻柬埔寨的同时，公然宣称中国是越南的‘直接的敌人’，加紧在边境地区入侵和挑衅，制造流血事件，搞得整个边境不得安宁。为了打击黎笋集团的嚣张气焰，争取一个和平安宁的边界，保卫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支援柬埔寨的反侵略战争，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地决定对越进行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作战。”这些行文颇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但由此我们对于1979年对越作战的性质和特点，是不难有清晰认识的。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与越南的边界问题是这次战争的起因之一。在当时，越南军队确实在中越陆地边界上频频发起骚扰中国边境的袭击，对我边防军民造成很多伤害事件。而在海洋方向，越南对北部湾划界提出了要求，对南海上的很多岛礁、海域也提出了主权要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决定动用军事手段惩罚越南，这是1979年对越作战的直接起因。

但1979年对越作战的原因还不止于边界问题。众所周知，1979年的时候，中国跟前苏联已经翻脸多年。中苏两国在1960年代还因为北方的珍宝岛打了一仗，之后中苏在边境线上互陈重兵对峙。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中，苏联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时期。越南于1975年南北统一之后，由于美国撤出了中南半岛，导致这一地区一时势力真空，而苏联出于全球争霸以及战略上包围中国的需要，给越南提供大量援助拉拢越南，扶植越南，支持越南吞并柬埔寨、老挝，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共和国。毫无疑问，如果让越南在中南半岛上的这一扩张实现，则在中国的南部边境线上将出现一个国土更加大、扩张野心也必将更加大的越南。在当时，中国的北边有一个苏联，安全压力已经极为沉重，沉重到中国要抛弃意识形态，联合美国来抗衡苏联。一旦在中国的南线再出现一个实力和野心都更加扩大的苏联盟友越南，那么中国的安全态势必将更为糟糕。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允许在南部边境线出现越南吞并柬埔寨这一幕。

越南那会儿正在入侵南边柬埔寨，我们在北边的中越边境出兵，从后面事态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确实起到了使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回援北上，从而大大缓解了柬埔寨的压力。

1979年中国出兵越南对柬埔寨的支援，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通俗地说，柬埔寨是中国的小兄弟，越南打柬埔寨，那么中国就要出手。如果说原来越南也是中国的小兄弟，但是后来转而投靠了苏联，那么中国心里虽然有些不满，但也不会说什么。毕竟原来中国也是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后来中国也和老大哥翻脸了。但是，越南仗着新投靠的大哥实力超强，就要来动中国的小兄弟，那么中国不能不出手教训一下越南，维护一下自己的小兄弟。毕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些承诺做出就要遵守，否则就要失去了信用。

从当时国内的形势来说，在1979年之前的1978年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了。这次会议，世人皆知它对中国的影响就是确定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已经隔绝太久了，世界对中国的不了解也已太久。中国要向世界开放，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向发达国家开发以搞经济建设，而发达国家在当时从意识形态划分来看主要就是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和苏联都是一样的。那么，中国通过打一下苏联的盟友越南，就委婉然而却是明白无误地向世界清晰表明一个意思：我们虽然也是GCD执政的国家，我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与苏联是不一样的，我们建设的是跟他们不同的社会主义。从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来看，发动对越南的战争，对于中国争取美国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确实也是非常重要。事实上，1979年的对越作战之后，直到1989年，中美之间确实有着长达十年的所谓蜜月期。

从军事上看，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压力主要来自北方。在北方的兰州军区、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直接承受着来自苏联的沉重压力。因此，当时中国的国防资源主要投入于这一方向。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军队陆军中的大批人员、装备部署于这一方向，而且整个的装备体系也服从于这一战略上需要，如优先发展能在三北地形上对苏军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反坦克武器，而海军所能分到的国防资源就相对较少了。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必然不可能在南线投入更多的精兵利器。事实上，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当时解放军无论是军官训练还是兵员训练都已经荒废多年，武器装备弹药等后勤供应也有很多问题。一个例子是，当时的部队是有所谓的全训部队的。也就是说当时有不少部队全年的训练时间不多，更多的时间用于基建，全训的部队只是一些。在决定对越作战前不久，南线的部队才临战扩充，补齐战斗人员，落实编制，等等。这就导致了1979年投入对越作战的解放军部队在战力上应该是不能与北线常年担负对苏战备的部队相比。但最高统帅部做出的这个决策从战略上而言是没有错的。因为一方面而言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在北线，虽然因为国家大战略需要而要对越南用兵，但不可能将真正的精锐投入对越作战。另一方面，从综合国力与综合军力对比来看，越南和越军都不可能与中国和解放军相比，因此仅仅以南线2、3个军区的兵力为主实施对越作战，在战略上是可行的，在战略和战役上已经是对越形成了“牛刀杀鸡之势”。总起来说，当时对越作战的决策已经在用兵上的部署，符合任何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战略重点的原则。

从以上197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态势来看，我们就能明白了从中国当时的国家利益来说，需要打越南；但同样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打击越南的军事行动提出了有限时间、有限空间，快打快撤，以惩罚为目的，而不可能以占领越南国土为目的——这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策。1979年对越作战的目的和性质，在军事上就必然提出了控制战争的要求。中国在当时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战争控制，如果要谋求在越南长期占领是不符合中国的初衷的，而一旦苏联加入进来，或是在北方直接出兵，也同样违背了中国发动对越作战的初衷。中国在一开始就确定了选择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浅近纵深内若干目标为打击对象，在实现了惩罚之后即撤回中国境内。在对越作战发起之前，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国内外宣告了这一决策。因此所谓的中国撤军行动是越军反击之下的无奈之举是不成立的。

中国在当时采取的控制战争措施包括了不使用海军在越南登陆（当然，海军在1979年的4月，在西沙群岛的中建岛对越军进行了一次海战，防卫性质。），不使用空军越境作战。由于越南的国土地理条件使得它的首都河内距离中越边境非常近。河内距离中国广西最近也才约150千米。这完全处于中国空军的有效作战半径之内。但也正因为河内距离中越边境距离短，使得一旦中国投入空军用于中越边境作战，那么就会造成中国的空军将随时会被用于轰炸越南的态势。这在战略上对越南施加的压力太大，对苏联的刺激太大，在国际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太大。中国在对越作战中空军不越境作战，就是在战略上向越南、向苏联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中国对越实施的是有限的局部战争，中国不准备扩大这场战争。

然而中国空军不越境作战，并不意味着就任由越南空军出动夺取战区上空的制空权。当时中国空军集中大量歼击机在国境线我方一侧进行空中巡逻，形成盘马弯弓之势，实现了有效威慑，掩护了地面军队的作战行动。在1979年的对越作战中，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越军在我航空兵不间断战巡的强大威慑下没有出动空军对其一线作战部队实施对地支援。可以说，当时解放军如此地使用空军，达到了既能免去一线作战部队和战役后方的空中威胁，又能控制战争进一步升级的目的。从各方面的可信资料来看，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协同地面军队作战，遂行了航空侦察、空中运输等任务，对地面军队作战进行了协同。

而对于是否未使用空军而导致了1979年对越作战中我军火力不足而使伤亡严重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1979年对越自卫作战中，我们的作战对手火力不是很强，而我军在作战中投入的地面炮兵已经足够强大。在1979年对越作战中的许多次战斗，我往往都能形成数倍于敌的火力优势，有的战斗能形成我与敌炮兵兵力对比为7：1，有的战斗甚至集中了9倍于敌的火力。而在战后的总结中，我军一些高级指挥员有这样的检讨：“这次作战，我们炮兵配置存在过于集中的问题。军、师炮兵群在约XXX平方公里的地域内，配置了师属以上火炮XXX门，平均每平方公里13.8门，……”在西线，则有指挥员在战后如此总结：“……，师属以上炮兵共压制各种目标1335个，团营属炮兵压制各种目标938个，以主要火力支援步兵攻占主要制高点352个，均获得了良好的射击效果。”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1979年对越作战中我军不存在火力不足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以1979年我空军所具备的战力而言，如果要执行对地支援任务的话，所用武器无非是：机载航炮、火箭弹、航空炸弹。这些武器都不是精确制导武器，而且射程较近。越南北部是复杂的山岳丛林地，山高沟深，草深林密，山的比高一般为200到500米，大部地区是有山就有林，雨多雾浓，湿度大。这样的地理条件，航空兵活动受天候影响很大。如果使用空军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势必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步兵与航空兵协同复杂、困难，还不如炮兵直接支援步兵来得简便。

　　综合上述来讲，对于1979年对越作战中为何我空军不越境作战，从战略上讲，这是我军主动实施战争控制的措施之一；从战术上讲则是我军地面炮兵火力已经足够，而战场条件和当时我空军的技术水平决定了航空兵作战效率不高。而通过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上空组织大机群战巡的方式，空军既保护了我战役后方的交通安全，也使得一线战斗区域上空没有越空军投入战斗。因此，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空军的使用方式应该说是效益较高的一种方式。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用兵之一的1979年对越作战，我军不是没有教训。但对这些教训的讨论应该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而不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做的各种指责与嘲笑。批评是有益的，也是非常需要的。但网络上的很多言论总是给人滥用公民的批评权之感。为此草草写就此文。有关1979年对越作战中我国我军的各方面教训，有机会将另成一文与大家探讨。此外对越不仅仅是1979年2月到3月这短短几十天里的战争，还有此后前前后后长达十多年的各种军事行动。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要把1979年2月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与后面的各次军事行动区分开来的。有机会我也会另外成文与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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