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短发造型图片:一定要把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一定要把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姜英爽访谈
　　●“对话”的精彩一定要把人物做透，做到淋漓尽致，不在于文章长短，关键在于采访对象的性格、内心想法要跃然纸上，要让他们说真话，要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的位置摆得跟对方不平，你很容易被对方左右，或者你会遭到对方的心理排斥。时刻记住，你是个记者，客观是你的追求，所以，“对话”一定要有新闻感。
　　●妞妞的报道最后能发出来，反映出《南方都市报》做新闻的特点：一则，体现了敢抢新闻、追求独家新闻的传统；二则，维护了报纸一贯的形象；三则，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但我们都感觉像“打了场大胜仗”。
　　●《南方都市报》跟其他报社在做新闻方面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像和洪水抢时间一样，有敢“闯”的主动意识。
　　●有时候想想，媒体是个青春饭，等我们都老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不可能呆一辈子。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新闻民工”，的确跟民工一样，没有三险，吃青春饭。这种情况是不够合理的。
　　姜英爽，女，山东平邑人，2000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现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对话栏目记者，从事新闻人物专访工作。曾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深度报道作品，如《妞妞资产大起底》、《阿星杀人事件透视》、《罗刚：我不后悔接这个电话》等　　让人物的性格和想法跃然纸上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你在《南方都市报》做了多年“对话”记者，肯定积累了不少报道经验。你觉得，做“对话”最关键的是什么？
　　姜英爽（以下简称“姜”）：“对话”的精彩一定要把人物做透，做到淋漓尽致，不在于文章长短，关键在于采访对象的性格、内心想法要跃然纸上，要让他们说真话，要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真的不容易。所以，“对话”真的不好写。
　　不要问那些枯燥的话题，要把文章当作电视节目，想想假如你在电视机前，看到这样问答的电视节目，会不会转台？能让你看下去的是什么问题？那就是个性化的、生动的、感性的问题。这里头，包括问题的提出，也包括受访者的回答。这就是对话写作的要点。我的经验是，在采访写作时不断提醒自己：你看看你的稿子，有没有人会看？一个问题，可能采访对象100句话，但你用的只有三四句。盲目拉长对话是最可怕的，平庸的对话会伤害到这个人物。我的体会是，越高明的人要我删除的回答越少，像吴仁宝、王宏斌这类人物，几乎从来不加任何删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象他们那样。
　　张：你们一般怎样选择对话人物？
　　姜：我认为，新闻人物也好，新闻事件中的小人物也好，必须要有把握，很清楚要去跟他谈什么，只有预测出彩的几率是80％才去采访。有一次，同事建议我去采访湖北立川投毒的老太太，我说不好做，她是个农村老太太，刚刚死了丈夫去投毒，可能思维混乱什么想法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对话。她又问我，为什么可以确定江西矿难生还的人可以做对话？我根据自己看到的报道做了这样的判断：他们现在头脑很清楚，可以记起来井下的事情，而且一个领头的人在这八天里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有报道说，他兴致很高，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此其一；四个活人，在井下的八天，经受饥饿、死亡、黑暗的考验，到获救，经历了大悲大喜，肯定有感受、有情绪。怎么熬过来的？这些都是对话的内容，哪怕他不擅言辞，也一定有故事可讲，此其二。基于这两个判断，我决定去采访他们。事实证明，成功了。
　　张：做“对话”，记者和采访对象的交流或交锋很重要，采访现场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最后报道的效果。说说你的感受和经验吧。
　　姜：前期准备很重要，如果采访对象觉得你很无知，连一些基本常识都要问，你的采访八成不会成功。所以，一定要有备而来。问些什么问题呢？不要像新闻发布会。记者的态度很重要，无论高官还是平民，都要保持不卑不亢，不要被对方的态度所左右。对方是个你敬仰的大英雄，你不能随着他的思路走，对方是个你讨厌的大恶徒，你不能怀着厌恶的心情去居高临下。如果你的位置摆得跟对方不平，你很容易被对方左右，或者你会遭到对方的心理排斥。时刻记住，你是个记者，客观是你的追求，所以，“对话”一定要有新闻感。
　　捕获采访对象话里任何有用的信息
　　张：具体来说，你是怎样向采访对象提问的？
　　姜：有这么几个原则。
　　一、尽量少问人家问过的问题，否则，采访对象尤其来头比较大的人物很容易看不起你，或者至少不会对你侧目。你要先摔出几个重磅问题，让他重视你。如果必须问旧问题，那就放在最后问，而且要说明，我知道其他人问过这个。
　　二、不问大的、空的问题。什么职务，工作数据之类，尽量不要问，这些写出来很枯燥无味。
　　三、敏感的问题后问，而且要艺术的问，比如，这个人有很多争议，你也可能反对他，但你要这样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让他感觉你站在他那边的，他肯定会驳斥你提出的“那些人”的看法，也就达到了你的目的。而且最好是面带微笑甚至是用轻松的口吻去问，即使是咄咄逼人的问题，也不要丧失你真诚的目光。我个人很不喜欢居高临下、先入为主的口吻去采访、逼问别人。
　　四、把对方当成一个最平凡的人，换位思考，把你自己假设成他。如果你是他，处在他的位置，你最痛苦最在意的是什么？你会在哪个地方犹豫？事实上，他即使再有名，也跟你有一样的情感，你拿这些问题去问他，一定可以成功。
　　五：多问细节上的心理变化。如果你采访一个官员，那么要多问“你觉得呢？”“你的想法呢”，这些问题可能会有意料不到的回答，而且这种方式会很可能会把对方的官腔十足的回答抛弃。
　　六、巧妙设置“圈套”。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会向你谈敏感问题，或者你虽然说服他接受采访，但你感兴趣的却是那些敏感的问题，怎么办呢？你要动脑筋先设置“圈套”请他跳进来。
　　比如，因为广州留交会我去采访广州常务副市长林元和，可我很关心他自己的故事。他是上海知青，在安徽插过队，几年前从安徽调来广州。我很想知道，一个上海人在广州做市长是什么感受？他肯定不会直接回答我这些问题的。怎么办呢？我就设计了个问题问他：“林市长啊，我去问过好多留学生，他们说，不喜欢广州，是因为广州讲白话，他们觉得听不懂白话会吃亏，不如深圳，都是讲普通话。”他果然听了摇头说：“不会，不会嘛！我就是上海人，也不会讲白话，怎么没有觉得在广州受歧视啊？”我们的话题，就很自然就转到了他的上海人身份上……所以，在采访过程中你的头脑一定要清楚，捕获采访对象话里任何有用的信息，然后步步进逼、诱导深入。
　　张：再举个例子说说你是怎么“步步为营”的如何？
　　姜：举南街村对话的例子吧。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段：
　　记：许多老的南街村人可能会做到一心为公讲奉献，可是现在有一些人反映，南街村的许多年轻人距离南街村精神越来越远。反正工资都是一样，分配实行供给，他们都在混日子，吃大锅饭，甚至损公肥私，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出现在南街村呢？
　　王：这种现象不但年轻人有，中年人、老年人也有；不但过去有，现在有，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有。
　　记：关键是这样的趋势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呢？
　　王：我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少数的，个别的，不是大多数的，不是主流。如果南街村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那南街村不会有今天。
　　在这里，我的第二句问话肯定是事先无法准备的。我问他第一个问题，他回答很狡猾，说自古就有，但我没有上他的当。记者如果敏锐些，文章的精彩也出来了。
　　再举个例子：
　　记：我有个很强烈的想法啊，你现在跟我在谈这个永动机，谈到这泼出去的２０００多万元，你能够一笑了之；如果是别人，你身边的其他人犯了这样的错误，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你会怎么处置他？
　　王：我会免他的职。让他赔偿是赔不起的。
　　记：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呢？
　　王：我在村民大会上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所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记：大家最后原谅你了么？
　　王：算是原谅了吧。
　　记：你呢？你原谅你自己了吗？
　　王：我不能去原谅自己。可以说这个错误永远在我脑海里不会忘记。
　　在这个时候，我就巧妙的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别人犯了此类错误会怎么样？然后忽然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且在他说村民原谅了他之后，我追问了一句：“你是否原谅了自己？”自然把他的回答引向了深入。
　　张：有时候碰到一些比较“麻烦”的采访对象，老跟你东拉西扯，怎么办？
　　姜：的确很多人喜欢把话题扯来扯去，跟采访的主题无关，这是最头痛的。比如，我采访过的罗刚，他有很多偏激的废话，根本不能用。怎么办？这时候，要及时而温和地打断他，告诉他：“我们的栏目是这样的，交谈的原话要登到报纸上去，所以你要斟酌每个回答，不要太罗嗦了，否则就不精彩了。”有一次，我采访河北被关十二年救出来一案，电话采访免费为之代理五年之久的牛炳宜女律师。她很热情，也很健谈，结果从晚上八点一直聊到十二点，把我家的电话费都打爆了。好在她的回答很精彩，刨去那些不能用的，还是可以的。所以写稿的取舍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对话”，普通人的比例更大些
　　张：同样是做对话报道，不同的媒体形态肯定有不同的要求。你怎么看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节目形态和特点？
　　姜：我曾经刻意研究过央视的《面对面》，尽量看他们的节目，没时间看的就看他们文字版，而且由于陆步轩，高耀洁、吴仁宝等人，他们和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做过采访。我从受访者口中也问了些《面对面》的录制时间、人数等情况，初步作出一些总结。他们那个节目的定位和《南方都市报》的“对话”几乎完全相同。他们的定位也是新闻人物，准确的说，是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哪怕是小人物。他们大部分还是做名人但有一些也涉及普通人，比如一个为了讨工钱把老板告上法庭的民工带头人。
　　我们的“对话”，普通人占得比例大一些，因为相对而言，他们媒体优势大一些，采访对象好约一点，我们约到得名人少一些，并不是我们不想约。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为什么呢？他们可能不屑于做小人物，可能怕不出彩，怕受访者素质不高，节目不精彩，没人关注，但实际上有些事件中的小人物真的很感染人，比如矿难中的矿工就是如此。当然，做小人物的对话要冒一定的风险，《面对面》的风险比我们更大，他们成本更高，而且上电视声画俱备，小人物很可能在聚光灯前失态。但是面对我，他们可能更放松，也更容易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关于制作模式，他们为了采访一个人，王志要带着七八个人的摄制团，包括三个摄像，其余是编导。王志其实只是他们的代表，是编导们智慧的体现，但这不能说明王志没有头脑。准备再充分，现场反应如呆瓜，也不行。编导们做的事先准备是成功的一半，但采访者的现场反应、挖掘、追问，应该是另外一半。我的感觉是，《面对面》节目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因为每周两个人物，的确，密度比较大。他们很难保持节目的一贯的高质量。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物采访类题材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采访对象的谈话智慧水平的高低。
　　张：你肯定也过看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觉得怎么样？
　　姜：《鲁豫有约》的良莠不齐更是问题，而且定位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甚至是不统一，比如他们曾经一度做名人的情感问题，现在什么人都上了，什么内容都有了。比如，近期他们也做娱乐界的人物访谈，包括曾志伟，却再没有毛阿敏、金星、杨钰莹上节目时那种动人心魄的感觉了。不过，他们每周一期倒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鲁豫在节目中也更多是一个倾听者，新闻味道和交锋味道已经逐渐淡化了。
　　张：你做的“对话”报道，在《南方都市报》属于深度报道小组，能介绍下你们报社“深度”和“对话”的简史吗？
　　姜：《南方都市报》是从2002年3/4月，推出“焦点”“时评”和“对话”。当时的焦点和对话都做本地题材，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州和深圳两地的新闻本地化，深圳和广州各做各的。我在广州做，两地读者看到的内容不一样。到2003年3月，《南方都市报》正式成立深度小组。2003年4月1日，报社取消“焦点”，正式推出“深度对话”，开始走全国化道路。
　　“妞妞事件”报道像“打了场大胜仗”
　　张：你和同事合作的有关“妞妞事件”的报道曾经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请介绍下这个报道出笼的过程吧？
　　姜：这篇报道2004年11月5日见的报。我们的编委方三文比较擅长从网络上获得新闻线索，11月3日，他打电话给我，说当时网上流传一封信，一个家长写的，关于自己的孩子被要求看电影《时差七小时》，还要买书，电影女主角的父亲是深圳某市委副书记。方建议我找妞妞做个对话，一则给予她解释的机会，二则采访到这样的人物有新闻价值（之前深圳报纸报道她是少年作家，大篇幅宣传她的书《长翅膀的女儿》）。
　　根据方给我提供的电话，我联系上妞妞，约定后天接受采访。但接下来传言四起，再联系妞妞时，她又谢绝了采访，我拼命争取，说要给你澄清的机会，最后约她在深圳书城“得意堂”咖啡厅采访。采访时，我很委婉含蓄地提到这个事情，她讲述了不少关于她父亲的事情。
　　第二天，媒体的关注从网络蔓延到平面媒体，各媒体都纷纷开始质疑。妞妞希望这个对话稿能帮她澄清传闻，希望报社早点发稿。但考虑到事情的敏感，以及担心读者会以为报社在给妞妞粉饰，总编辑不同意发这个对话稿。这时候，深圳记者站的记者傅剑锋在他一个跑工商的同事建议下，从网上查出给妞妞电影投资的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妞妞本人。再逐个查实，发现这个妞妞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于是，方三文让我们去调查，希望我再对妞妞做个对话，就以报社名义联系妞妞的经纪人，解释下上次对话没发的理由，希望补充采访下。第二天，妞妞在机场用IP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做了一个补充对话。根据形势判断，我感觉这个稿子很难见报，方三文说“做好随时发稿的准备”。后来终于见报了，让我们都很激动。
　　张：当时，这篇报道发出来后，效果怎么样？
　　姜：权衡再三，我们没有在报道中点出妞妞父亲的名字。但是报道出来的当天，2004年11月5日，报纸在深圳卖“疯”了，几乎所有深圳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这篇报道出来后，深圳本地的报纸不再象过去那样大篇幅的报道妞妞。之前，当地报纸报道《时差七小时》在深圳大学搞活动时，曾用“时代的榜样和青春的偶像”来分别形容妞妞和陈冠希。
　　妞妞的报道最后能发出来，反映出《南方都市报》做新闻的特点：一则，体现了敢抢新闻、追求独家新闻的传统；二则，维护了报纸一贯的形象；三则，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但我们都感觉像“打了场大胜仗”。
　　张：这个新闻的线索最早是从网上来的。能否简单介绍下，网络媒体对你们做深度报道的影响？
　　姜：网络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
　　1、获取线索。我们深度报道的很多报道线索都来自网络，平常不采访写稿的时候，也会经常上网浏览。我个人经常去的站点有猫眼看人、凯迪网、新浪和天涯社区等。妞妞事件、黄金高等题材，都是来自网上的。当然，我们更倾向于做本地题材。
　　2、报道反馈。过去，我们集团的网站更新很慢，新闻要到下午才出来，也没怎么跟新浪等网站建立协作机制，现在要好很多，比如搜狐会经常注意我们的稿子。一般新闻出来当天，我们会上新浪看看，有没有被转载或上首页，阿星杀人的事情他们就做了个很大的专题，妞妞事件的报道也被转载到各大论坛，网上反馈非常热烈。猫眼看人论坛上还有网友把当天报纸都拍了照片传上去。我们非常注意网上的反响，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反馈，也是支持。当然，网友有时候的反映是偏激的，而且网友往往更偏爱某一种类型的新闻，不能作为一篇稿子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
　　南都做新闻有敢“闯”的主动意识
　　张：很多人说《南方都市报》有敢“闯”的新闻意识，除了“妞妞事件”的报道，也许还有很多事情能让你感觉到这点吧？
　　姜：当然能。《南方都市报》跟其他报社在做新闻方面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像和洪水抢时间一样，有敢“闯”的主动意识。这点我们跟上海、山东等一些同行记者交流时深有感触。就算是平常发通稿，我们报社也总想做独家。程易钟主持报社工作的时候，就形成了强调“接近事实本身”的传统。这一点，既有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在里头，也受到西方和香港媒体的很大影响。
　　2003年9月份，我们做刘涌案的报道。虽然不能从正面做这个案子，但可以采访这个主辩护律师，所以我去北京采访了他。稿子上版后，值班总编辑要撤这个稿子，但我们深度的主管坚持应该发，后来对稿子做了些处理后还是见报了。稿子里头没有正面提“刘涌案”，只说“黑社会头子”等。篇幅有两个版，对话文字从6000字减少到4000字左右。
　　2004年，我们做黄金高的稿子也是这样，时间上非常抓紧。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的消息，跟领导沟通选题后，马上赶到福州连江县去采访。我周日下午6点多接到编辑部电话要求，当即从深圳赶到广州，坐飞机去当地，晚上12点赶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点赶到连江，周一下午4点做完采访，9点就把稿子赶出来，传给编辑部。十分钟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稿子不能发。我们做深度记者的，经常要面对这种情况。
　　张：你的有些深度稿件写完后，被“毙”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姜：主要是两方面原因，政策因素和时效因素。比如，以前做的“黄金高的对话”和“锦州交通银行案”等稿子，也因为各方面的政策原因最后没出来。最近写的一个关于“魏书生住豪华宾馆”的稿子没发出来，因为中间隔了五一，时效性不强了，也没有新的由头。
　　张：象你这样的深度记者，在报社的薪酬和待遇怎样？包括最“毙”的稿子是否有稿费的适当补偿。
　　姜：如果因为政策原因没发出来的稿子，报社是会有补偿的，虽然稿费会比见报稿打个折，但是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有些内容的稿件的确是我们报社没有办法发的。待遇？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包括我们报社现在正在推行首席记者制度，这也是对我们优秀记者的一个尊重和认可。
　　张：象你这样年轻的记者，在报社专职写“深度”，应该说还是很受重用的。你觉得，《南方都市报》这方面的用人策略如何？
　　姜：在都市报的四年，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提高最快的四年。我们报社很善于挖掘和使用年轻人，只要你有能力有特点就有发挥的空间。不会论资排辈，不看重背景，而看重能力。学历有一个基本要求，本科，有些优秀记者想来《南方都市报》，但一般情况下，报社非本科不肯。都市报的机构设置不算臃肿，因为每天有100多个不同的版面，那么大的信息量要处理。中层干部多些可以保证每个编辑记者随时能找到领导沟通。
　　我觉得都市报更像一个公司，而不是一个机关。工作对我们来说，既是事业，也是饭碗。在深度做跟跑条线不太一样，我们完成稿子就很自由，可以自己安排。
　　（本文选自《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着，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