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视频电脑配置:毛泽东论教育的双重身份及对中国学校教育的影响

来源：　时间：2009年09月01日 作者：徐卫红　 编辑：admin 字体：【 大  中  小 】
徐卫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部，北京 100088
[摘  要]毛泽东曾对学校教育进行过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发生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作者从社会角色理论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在建国后发表教育评论时的双重身份：社会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毛泽东晚年论述教育问题时虽然身份是国家领袖，但却总渗透着他个人对于教育的态度和情感。毛泽东个人对教育的态度和情感，深受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形成的影响。作者指出，了解教育事实既要重视主观陈述，也要重视客观陈述。
[关键词]毛泽东 双重身份 学校教育
毛泽东，毫无疑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对20世纪中国学校教育的影响也同样极为深刻。
毛泽东曾对学校教育进行过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发生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对中国学校教育发生深刻影响的正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发表教育评论时，有着双重身份：社会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社会角色身份是指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评论教育，教育观点和态度当属于党或国家政府，其本人只是代表。个人身份是指脱去社会角色扮演的那个真实的本人，不代表他人而只是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扮演着社会角色，而且同时或不同时地扮演着许多社会角色，如一个人既扮演儿子的角色，也扮演父亲的角色，或者领导的角色，或者下属的角色，角色都是相对的，因时因对象的。但众多角色都有着同一个扮演者，这个扮演者则是绝对的，我们称之为其个人。如果一个人按照角色期望，即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的人规定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要求来做，而且做得恰如其分，就说明他的角色扮演是成功的。如果他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能成功地扮演好，他就相当于一个实力派演员，有着娴熟的高超的演技。如果一个演员个性很强，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则他往往不受角色要求的约束，角色表演中始终展现的是他的本来面目，则他属于偶像派演员，或者本色演员。“人生如戏”，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消极，或者玩世不恭，但从社会角色理论角度看来，这恰恰是人生的现实。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时刻展示着他自己飞扬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他在晚年论述教育问题时，虽然总的说来身份是国家领袖，但言论中却始终渗透着他个人对于教育的态度和情感，而且由于发表议论的场合有时是正式的、公开的，有时是即兴的、私下的，所以社会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总是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在实践中却又总是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发生效力。因此，毛泽东论教育的身份问题颇有研究的价值。
一
毛泽东个人对教育的态度和情感，深受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形成的影响。
毛泽东从小便显示出强烈的叛逆性格和反抗意识，不喜欢束缚，讨厌陈规陋习。在南岸私塾读书时，他十分讨厌学生背书时的那一套礼节，并对老师只教学生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十分厌倦。他在延安时对斯诺回忆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i当年纪稍长时，毛泽东开始反对父亲的“专制”。对于父亲不合理的责骂、惩罚，毛泽东要么引用经书里的话来作自己的论据，予以反驳，要么联合母亲和弟弟，在家里组织“反对党”反对他父亲这个“执政党”。ii
毛泽东很聪明，读书很勤奋，但并不喜欢学校，特别不喜欢学校的死板的课程和教学。“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游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iii
上课时用课本遮住看课外书，许多学生都这样做过，我自己从小学直到大学也是这样，而且是越到后来越肆无忌惮。毛泽东的自述很实在，富有人情味。正因为如此，他晚年的许多批评学校教育的话才那样的能引起人们的同感。他从小形成的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深深印在他心里，终身不灭。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起小时候湖南发生过的多起反抗事件后，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iv
进入青年以后，他到长沙继续求学。他一连报考了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但都不随心，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省第一中学。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令老师赞叹不已。毛泽东虽然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但到了秋天，他还是退学了。他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v
1913年春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对学校仍然不满，感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vi后来他对斯诺回忆道：“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vii
请特别注意引文中我加了着重点的句子，后文中的着重点也是如此。这些句子的语气，表明了毛泽东强烈的个性和情感。青年时的求学经历使毛泽东相信：学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自学是最有效的。他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尤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育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戕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怡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viii
二
四十多年过后，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在谈论学校教育时依然流露出年轻时那样的个人鲜明态度和强烈情感。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十六人。毛泽东这天的谈话，成了著名的“春节谈话”。他说：“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ix
1964年3月7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的内容进行了正式的传达。“学制太长。究竟怎么改法，经过这几年试验，可以搞出个头绪来。教学方法，现在就是灌的方法。课堂上尽讲尽讲，一字能够讲一节课。作业统统留在课外，结果学生倒霉。”“课程设置毛主席提出砍掉一半，我们已经削了一点，以前还要繁琐，地理过去就有五门，现在削成两门。编教科书时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考试办法问题，毛主席特别提出。他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是突然袭击，临场考了，还不知考什么东西。要改变办法，采取人民内部的办法，不搞突然袭击。”“毛主席还提出，上课时允许打瞌睡。教员教课教不好，就睡觉，何必听他滔滔不绝的废话。”x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xi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上写的批语。这一期《群众反映》摘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1964年2月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这个批示成为著名的“三一〇”指示。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说：“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全班里水平最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xii
1964年2月，中央成立了学制改革研究小组，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学制改改方案，缩短全日制学校的年限。1964年9月，高等教育部提出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和教改的步骤，先普遍实行“小改”（局部），有重点的实行“中改”，进一步研究“大改”（全面改革）的方案。1965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选定43所中小学为“大改”试点学校。“大改”试点，即学校在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考试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劳动以及学校体制等方面，不受教育部过去一切规定的限制，进行大胆改革。
1964年7月14日，教育部下达《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通知指出：“需要对目前中小学课程门类过多的状况加以改革”，“课程的彻底改革要与学制改革统一考虑”。调整课程的原则是：“适当减少课程门类，能集中一年学完的就不学两年”；“适当减少每周上课总时数，使学生有较多的课外活动时间”。具体调整意见有：高小课程由每学年6门减为5门，“历史、地理、自然、生产常识4门课程都可以按一年学完来安排”，每周上课总时数，三、四年级由原来的30节减为29节，五、六年级由原来的32节减为30节。生物课初中一年级集中学完植物和动物，历史课初中二年级集中学完中国历史。初中二年级课程由8门减为6门，初中三年级由9门减为8门。每周上课总时数，初中一年级由原来的33节减为31节，初中二、三年级由原来的34节减为30节。xiii可以看出，政府虽然迅速积极地执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但改革的动作还是相当温和稳当的。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xiv这个批示成为著名的“七三”指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大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xv
1965年12月25日至1966年1月16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教育）厅、局，中央各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共247人，会议确定：按中央指示“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地进行半工半读试验和对全日制学的改革。全日制学校认真改革，包括进行半工（农）半读试点，调整专业，教育内容贯彻少而精，进一步缩短学制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信中说：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经济、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要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xvi此信简称“五七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这封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研究，积极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xvii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十条“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xviii“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一个国家政令，其中的语言完全是毛泽东的谈话语言。文革的开始，使毛泽东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力。当然，这种效力是破坏性的。
“教育要革命”首先是在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提出来的，它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切入点和重要组成部分。xix1967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先后到北京草场地中学、二十三中、洩水湖小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视察，提出要批判“旧的教育”，“提出新的教改方案”，要补“阶级教育课”，要让学生讲课，说“小孩子也会讲课”，“让学生教学生”，“学制可以缩短”，“小学四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多快好省嘛！”等等。陈伯达的这些话，传向全国，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提出“教改方案”，改变学制，搞“小将上讲台”，请工农兵上课等等做法，风行一时。xx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印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毛主席论革命教育》一书是陈伯达等人摘编的，包括毛泽东有关教育问题的书信、语录等共51条。当时的通知说：这本书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各地要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伟大纲领的群众运动。此后，各级学校再次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历史就这样朝前发展了。
三
毛泽东的谈论学校教育的话，有的是即兴发言，有的则是正式文件的批示，无疑都体现了毛泽东个人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态度和强烈情感。但是，并不能说一个人的主观态度和情感所反映的客观情况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毛泽东对学校教育弊病的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他所批评的学校教育弊病在现今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困扰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过，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之间相去几何，我们如何从主观认识返回到客观事实。课业负担重，这是一种主观陈述；有多重，则是一种客观陈述。“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是一种主观陈述；经过严格的调查和计算，“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是合适的，则是一种客观陈述。对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主观体验都是真实的，他根据自己的体验而提出的主观陈述也都是适当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涉及到许多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差异，特别是涉及许多个体的内在体验，而一个个体的内在体验与另一个个体的内在体验是绝不相同的，最多也只是近似，则一个人的主观陈述就往往是不恰当的，需要一种外在于人（不受个人影响）的客观的陈述。教育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的活动，每一个人的内在体验都是真实的，而对他人来说又可能是不恰当的。因此，了解教育事实，既需要听取每一个人主观的对内在体验的陈述，又需要听取外在于人（不受个人影响）的客观的陈述。
当毛泽东的个人主观陈述被当成客观陈述理解后，其对中国学校教育的影响就很值得认真思考了。
i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06.
ii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06.
iii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08.
iv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11.
v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0.
vi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0.
vii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1.
viii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J］.新青年.1917（3.2）.
ix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49.
x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57.
xi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61.
xii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94.
x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95.
xiv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53.
xv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83.
xvi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96.
xvii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A］.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824.
xv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08.
xix 卓晴君,李仲汉.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35.
xx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A］.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824.
责任编辑：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