郸城县光明学校剪头发:文明的细节:台湾自由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2:02:10
明的细节:台湾自由行(二)
作者:吴清
来源:作者赐稿,原载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10: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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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懵懂初开年纪的时候,台北之于我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琼瑶用她如诗的妙笔堆砌出来的“爱的世界”,一个邓丽君用她美妙的歌喉缠绵出来的“温柔之乡”。但是很快地,一个叫做龙应台的女作家彻底颠覆了我对台北的全部美好幻想。她在1983年留学后回到台北,把她所见到的台湾和台北写在了一本叫《野火集》的杂文集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台北:
一个“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奶粉”的台北;
一个“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的台北;
一个“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奇异颜色”的台北;
一个人们“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的台北;
一个去政府部门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随意对市民们呼来喝去的台北;
一个孩子被汽车碾压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的台北;
一个肇事司机撞了人不但不下车施救而且会“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的台北;
一个“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台北;
一个“蟑螂比坏人更容易生存”的台北!
尤其令她惊异的还不是台北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的城市。最令她惊骇的,是她“不敢相信人们对于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竟可以如此忍受、如此苟活”?!她把她的全部愤怒凝结成一句话“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多年之后,我自己跨洋越海出国留学,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十几年里,隔着太平洋,我每天注视着这个被国际媒体称作成功的“民主台湾”。我没有看到民主的美好,看到的全部是“民主的丑陋”:锣鼓喧天、旗帜遍地的选举背后,是黑道、黑金用金钱与暴力绑架民众的选票,是“立法委员”们在庄严的议事大厅里大打出手,是夫妻亲友同事为投票给谁而争执反目,是街头冲突不断、时不时听到“中国猪滚回去”的叫嚣,是执政者想尽办法不但阻止台资登陆大陆,甚至连两只熊猫登陆台湾都要阻挠,是“总统”可以靠“两颗子弹”才能当选而政客们却要百般阻挠真相的调查……。在我眼里,这里的选举到处充斥着扒粪式的揭弊,泼墨式的抹黑,强辞夺理的狡辩、挖空心思的污蔑。
这哪里是我所熟悉的民主?这哪里有与民主相随的文明?这哪里有与文明相伴的温情和自由?和很多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主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帮外表光鲜内心阴暗的流氓说客”留给普通人民的“自主的幻觉”。一切的一切都在印证着龙女士曾经的断言:台北确实是一个“充满着暴戾与怨气”的城市!
带着这样的印象,三十年之后,我第一次踏上了这个小岛。在我短暂停留的三个星期里,我无法相信我所见到的一切。
徜徉在台北的街道上,我极少听到早已习惯的汽车刺耳的鸣笛,更没有令人揪心的紧急刹车,车辆礼让行人、红灯停绿灯走早已是人们的习惯和本能。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哪怕是路边街角的一家小小的7-eleven,进门时你一定会听到“欢迎光临”,结账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接到面带微笑双手递给你的物品。在马路上问路,十次有九次你会遇到路人微笑耐心的解释。在捷运车厢给老弱病残幼弱势群体让座,已经是最起码的教养,有好几次我甚至看到车厢里的一群乘客自己站着,却让“爱心专座”空着留给需要的人。在银行或其他机构办事,对应窗口的职员正在忙着的时候,会有其他窗口的职员迎上来,微笑而恭谨地询问你需要什么服务,而且很多时候是小跑着上前来为你服务。在并不繁华的大街小巷中,我没有看到一个“严禁乱扔垃圾”的警告、找不到一个垃圾桶,而街道的干净整洁却不逊于任何一个国际都市。没有一个警示、没有一个垃圾桶,满大街到处都在卖各种各样的奶茶、果汁,但马路上却看不到随手丟弃的一张纸屑、一块果皮、一个装奶茶的纸杯!
台北人对于服务的热诚,他们热心、贴心与细心以及对细节的关注程度经常会超出我的预料。在捷运站询问“故宫怎么走”,不但会得到详细解答,而且还会收到一张事先打印好的小纸条,详细列明乘车信息。有一次乘捷运询问工作人员转车路线,感觉她指的路与事先了解到的信息有出入,没想到她解释说“你手里拿着这么重的行李,从这个口出去会有电梯,就不用爬楼梯了,会省很多力”。你能想象一个普普通通的车站工作人员对于毫不相干陌生人的这份细心与关心是从哪里来的吗?
台北人对工作的敬业与热忱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职业需要的范畴。有一次去台大总务处交纳住宿费用,事先没有预约直接便去了出纳会计组,对方问我有没有“财务单据”。我只是路过顺便询问,自然没有事先去开什么单据,当我准备去开了单据下次再来的时候,一个主管上来对我说:“没关系,你先请坐,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数分钟之后她回来告诉我:“麻烦你再坐一下,总务处那边马上会把单据送过来,不好意思”。你能想象他们对于工作的这份敬业精神和这份热忱是从哪里来的吗?在台大图书馆询问借书到期忘了归还怎么处理。没有逾期一天罚款多少之类的规定,因为遗忘是人之常情,因此遗忘的前三天是不会罚款的。我去过很多国家的图书馆,这样的体贴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这哪里还是我印象中的台北?这哪里还是那个“没有气质的”、“丑陋”、“杂乱”的台北?这哪里是那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生死关头”的台北?我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琼瑶与邓丽君勾画出的那个梦幻台北,那个充满文明、自由与温情的台北,这里不仅有我在美国所遇到的礼貌,还有美国也罕见的温暖。
今天的台北已经再也找不到30年前龙应台描绘的那个粗俗、没有教养、混乱、人心躁动的台北的影子,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台北?那些蕴含于最普通民众心中的文明、教养与温情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
在我短暂逗留的三周时间里,令我讶异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台北普通民众的文明与教养,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法治的严明程度。我曾经看到一则社会新闻,小吃店里一位顾客买了一杯大约三十台币的饮料置于桌上,从卫生间回来后发现不翼而飞,于是报警处理,令我惊讶的是警察居然出动到现场,调看录像带后当场进行处理。三十台币仅相当于不到2美元,而台湾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二万美元。仅只这一件小事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警察、法律与政府机器不再只是为保护少数人的特权而存在,而是为保护最普通的民众哪怕最微小的自由和权利而存在,“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已经不再是一句空话,那个曾经是“坏人比蟑螂更容易生存”的台北已经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仅是法治的严明程度,新闻媒体的自由程度也令我刮目相看。政治与社会时事评论节目之发达比美国和欧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在一个晚上同一个时间段里,最多时看到五、六个频道、二十多个“名嘴”们同时在电视里对大大小小的政治与社会新闻进行七嘴八舌的臧貶。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宣示,只要占据媒体新闻与评论头版一周以上,就有官员出面解释、说明或调整。
曾看到有官员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由于预算花完,政府或将不再补贴低收入家庭儿童牛奶,立即引起一片抨击,迫使“行政院长”赶紧“灭火”,宣布补贴仍将继续。教育部官员在立法院答询时宣称为了保护学生的利益,将出台规定“禁止教师与学生恋爱”,本来出于保护学生的良好愿望而出台的政策,却没有考虑到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年轻博士后及教师们的自由恋爱权利,不仅招来大学校园的“违法”质疑,而且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多管闲事”,弄得官员们只好赶紧宣布“规定只是针对中小学校,不会在大学中执行”。治理一个现代社会是复杂而困难的,因为利益群体是高度分化的,但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尊重并保障民众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权利,永远应该是政府最基本的准则。
不仅政策被置于放大镜底下仔细审视,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是被置于显微镜下仔细审查。访问期间正遇上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搭档苏嘉全的占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苏在台湾经历过多次竞选从未发现有假公济私的事件,更不用说贪腐等不法行为,在台湾政坛上被公认是有才能、有操守的职业政治人物。但在蔡英文公布他为竞选搭档之后,国民党的“报料大王”邱毅立即跳出来揭发其居住多年的别墅,盖在本应为农田的规划地上。苏自然全力否认,激情地宣称是国民党利用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政治迫害”、“打压”。这套说辞放在十年前台湾一定是会激起政治立场不同的蓝绿阵营的选民、媒体与政治人物间的对立。但是今天台湾人的“觉悟”早已经今非昔比,这是一个可以把贪腐的“总统”关进大牢的社会,更何况区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苏的占地事件激起了全社会一致的反响,不仅泛蓝阵营的媒体与媒体评论人一致谴责,即便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与“名嘴们”也要求苏嘉全赶紧“说清楚讲明白”,民进党内对苏的质疑甚至提升到了"固可全党为一人,岂可一人误全党”的层次。面对新闻界与社会强大的质疑压力,当地“乡公所”赶紧会同相关行政部门介入调查,整个查验过程都有新闻媒体全程“看护”,最后认定“确属违建”。在顽强抵抗党内与社会强大压力一个月后,苏不得不最后宣布“捐出别墅”以求自保。在这里,官员的事究竟是大是小,要由民众说了才算。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里,你应该可以明白:要想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要想真正预防和制止官员的腐败,你无需大动干戈、大费周章、大力宣传、大力呼吁,更不用建立叠床架屋的(监察)部、(反贪与预防贪污)局、(纪律检察委员)会、(人民信访)处,只要让“官员的小事成为人民的大事”,官员的操守、人民的小事自然也就成为了政府的大事。
当然,并非所有媒体、所有的名嘴都能秉持“公益”的立场针砭时事和政策。当“人民”被赋予了权利和自由的时候,自利、自私的本能不可能不驱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无视“自由同时也要求自律”的事实,开始滥用他们得之不易的自由和权利,而所有“滥用”之中最大、最可怕的滥用,莫过于以“爱我国家、爱我民族”的煌煌之名,满足个人追求功名与权力的欲望。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当我们看到有人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家乡的本土领袖”,公然叫嚣“中国猪滚回去”而政府与社会对之视若无睹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正滑向族群对抗、社会分裂的深渊。类似的“爱国主义”鼓噪曾经激活了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它已经成为阻碍我们推动民主化的最大恐惧。当你看到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甚至是堂堂最高学府的大学教授也热衷于送人“汉奸”、“带路党”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国”的人、并且公然鼓噪“杀汉奸”的暴力文化的时候,你不能不承认这些满脑子漿糊、一肚子野心的人其实是分不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与“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区别的,你不能不承认“自由、民主”搞的不好确实是有可能会堕入社会分裂、族群对抗的深渊的。
但令我惊讶的是,台湾居然逃过了这个“现代化的诅咒”。在我逗留访问的短短三周期间,虽然时不时依然还会听到类似 “谁比谁更爱台湾”、“谁是台奸谁是汉奸”的激情鼓噪,但这种类似希特勒似的“爱国主义”的喧嚣,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难以招来热血的回应。
是什么原因让台湾逃过了迈向文明途中的这个最大的陷阱?看看台湾走过的历程你可以清楚明白的是,族群的动员与喧嚣不是什么人民的素质问题,而是政客和文人的素质问题。当人民的基本利益、权利、好处甚至政治的权力本身都被政客们依照族群身份、党派利益进行分配的时候,“人民”是不可能不响应政客们族群动员号召以维护自己的集体利益的。解决这个族群动员、社会分裂大患的根本途径,最终必须依靠政府的法治建设。而法治建设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彻底地落实全体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意味着民进党出身的法官必须勇于放弃他的“党性原则”、敢于质问民进党“总统认不认罪”,意味着自称“最爱台湾”的本省人“总统”贪污了也一样要被关进大牢,意味着所有民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不分族群背景受到一视同仁的保障,归根结底,意味着政府必须把所有的人民---无论他是“官”是“民”、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一律当平等的公民认真对待。当所有这一切成为日常生活中见怪不怪的常态的时候,就是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形成之时,也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公民社会里,社会全体的、而非族群个体的利益才能成为是非的唯一标准。
当你看到这个外省人口只占13%的社会里,外省人出身的人可以当“总统”、外省人的“县市长”比比皆是的时候,你知道“选贤与能”的选举文化正在逐步超越“谁比谁更爱台湾”、“谁是汉奸谁是台奸”的族群与意识形态的考量,这正是人民的利益超越政党的集团利益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的文明和教养才会出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炼成。当社会的发展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也就是政客们的族群动员走向末日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历史之潮流、大势之所趋。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坚信:“选举会搞乱社会”、“选举会让权欲横流、政治混乱、民族分裂”、“言论自由会导致妖言惑众、民众被蒙蔽、被蛊惑”、“司法独立不过就是权力从这只手转到那只手里、必然会导致法官腐败、社会失控”。早期的台湾这些确实都曾发生过,但今天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巩固的社会里,上述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在一个领导人的饭碗要由选票来决定的社会里,当领导人敢于用“权力的铁拳”打击任何试图以金钱与暴力挟持人民手里的选票、法官手里的小棰、记者笔下的真相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迈向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时候。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众完全有能力判断谁是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在这样的土地上,你不必担心赋予并保障人民选举自由、新闻与言论自由会带来如南斯拉夫、卢旺达那样种族屠杀与清洗。蒋经国就是这样不仅逃脱了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一样的命运,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人民心中“对台湾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今天的台湾如果有什么最令我感慨的,就是让我想起200年前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说过的话“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反观我们自己的社会,正如200年前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个贵族制下的英国与法国一样:“集极富与极贫于一身,其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国力和荣誉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是的,台北没有上海繁华,它的许多建筑已经陈旧,黄浦江畔那鳞次栉比直插天际的高楼群,不要说台北无法比肩,即便是纽约、巴黎、东京也难以忘其项背,但在这金碧辉煌的华丽底下,你能看到富足之后的安祥、宁静、平和与温暖吗?
如果你认为民主因其是西方的产物因而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应该到台湾去看看;如果你认为搞选举一定会天下大乱让我们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应该去台湾看看。事实是,中国人不仅有充分的能力建设好经济,而且有充分的能力建设好民主。在中国的大地上,民主曾经两次与中国人民插肩而过,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45年国共和谈,两次失败都曾经伴随着千百万的生灵涂炭。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将是大错特错。看看台湾人走过的历程你就会知道,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可以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在建设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所缺乏的,是30年前冲破计划经济符咒那样的勇气,是承认政治权力与一切经济资源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竞争与法治的基础之上的胸怀!政治文明是一切其他文明的基础,“天下为公”则是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础,是一切社会、一切政治共同体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前提。要实现“天下为公”,靠的不是哪个阶级的“先进性”或者哪个政党的“纯洁性”,靠的必须是、也只能是开放、平等、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民主和法治!
从台北直飞上海只有两小时的行程,俯瞰着机翼下海峡两岸这片美丽而广袤的土地,你不由得不会感慨:
台湾的未来确实在大陆,但大陆的明天会是台北的今天吗?
写于2011/11/15
改于2011/11/16及2012/1/13
注:本文曾以《官员的小事与民众的大事》标题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1月30日登载,特此向《经济观察报》致谢!原文登载时有所删节,此处为原始全文。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