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失的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四处“化缘”的办学狂人们

20世纪初，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当年在为建立燕京大学筹款时的真实感受。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他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目下仍为泡影。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覆盖全国的教会大学网络

在华的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齐鲁、东吴、岭南、金陵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

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除此之外， 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很多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在1952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熡勺诮淌乱刀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热潮。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材，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当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宋子文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