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安阳到长治大巴时刻表:老实人华国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8:50:57
华国锋真是老实人
华国锋走完了人生，去和他最想见的毛泽东和最不想见的邓小平在另一个世界又见面了。8月31日，华国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携政治局全体常委为他送行。
民众的印象
50岁以上、对文化大革命已有切身感受的人，大多对华国锋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华国锋解决了令大多数人反感的“四人帮”，结束了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人们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我相信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在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反对华国锋的老人们相继去世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说明，华国锋在党内，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40岁到50岁的，多数人知道华国锋，但是对华国锋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太深的印象，而华国锋短暂的执政，也不会使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40岁以下的人，要不是赶上了华国锋去世，可能大多数都不知道历史上有个叫华国锋的人，更不知道这位华国锋曾经是建国以来唯一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实权领袖的人。少数知道的，也就是从带有演义性质的文革传记里读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加上当时对华国锋的负面宣传，有点印象也未必是好印象。
据新华网报道，8月31日上午参加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的人约有近两千人，几乎全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礼堂外的广场上，民众亦自发地拉起横幅、举起画像，向这位前中共领导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评价的区别
从新华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题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可以看出，现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对华国锋的评价，与邓小平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华国锋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1、在粉碎“四人帮”方面
过去的评价：他（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
现在的评价：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里，还原了历史面貌：是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不像某些传记里写的是其他人提出来的；而且明确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只是“有功”。
2、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
过去的评价：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现在的评价：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3、在个人品德方面
过去的评价：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现在的评价：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4、经济建设等方面
过去的评价：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现在的评价：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5、其它罪状方面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关于华国锋的几条主要罪状，即：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华国锋的《生平》里都没有提及。
相比之下，赵紫阳去世后的评价就远不如华国锋了，在新华社简要报导赵紫阳的生平中，只字未提赵曾担任国务院总理、党总书记、以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活着的领导和华国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也许是他们能较为可观评价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小平欠公正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邓小平的做法过头了，为了逼华国锋让位，他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采用非组织手段。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又把一个刚上台毫无建树的的江泽民封为第三代领导的核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抹掉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
1、邓小平为了贬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其他人的功劳，否定华的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这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华国锋下台后，这段历史被改编为，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华国锋谈到，最初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李先念听后开始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后来他答应华国锋，去和叶剑英联系。
陈云、王震等人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抢功，似乎粉碎“四人帮”，他们也有功劳，而当时他们自己还没解放。为了达到抢功的目的，他们还把邓小平捎带上，说他们和邓小平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许多拍马屁的人甚至出书杜撰的有鼻子有眼。
在陈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被软禁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手中，有一本邓小平在世时（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在1976》的书，书中提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暗访过叶剑英。作者为了证明其有根有据，还提到由叶剑英的秘书范硕撰写、王震作序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也有类似情节：邓小平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故事编得太离奇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不得不出面澄清。她指出：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2、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讲话里确实都提到过“两个凡是”，但他是否坚持“两个凡是”，应该客观地分析。
按江青的说法，“主席尸骨未寒，就对她下手”，华国锋面临的压力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华国锋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经过几十年对毛泽东的神化，如不高举毛泽东的旗号，他很难站住。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里，对毛泽东无比崇敬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邓小平掌权后，虽然把毛泽东建国以来搞的那一套全推翻了，他不是仍然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吗？
实际上华国锋对扣在他头上的这几顶帽子并不服。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华国锋讲的有道理。毛泽东临终前，之所以剥夺叶剑英的军权，让陈锡联取代，就是不信任叶剑英。华国锋依靠叶剑英，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虽然开始华国锋对解放邓小平有顾虑，但他最终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解放了邓小平，并让他掌握了军权（兼任总参谋长）。如果没有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华国锋不让邓小平掌实权、军权，邓小平也难有所作为。就凭这一点，邓小平就应该感谢华国锋。其他所有的平反，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胡耀邦等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华国锋批准，也是难以解决的，这都反映出华国锋并不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指示不变。
3、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华国锋主政期间，是中国政坛最宽松的时期。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讲了几句公道话：“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相反，华国锋以后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在这之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因某种原因，当时有机会看到会议的所有材料。华国锋主持会议，会上明确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会议每天出简报，刊登大家的意见。会议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及建国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与会者还批评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华国锋不但没有为此动怒，堵塞言路，而且就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这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宽松、民主的会议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今许多人还认为，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是难能可贵的，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包括邓小平本人。
历史选择了华国锋，在关键的时刻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决断，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历史造就了华国锋的老实，当他感到因他的思想和能力都不及邓小平，历史要求他让位时，他拒绝某些人建议他采取的政治手段，平和地退出历史舞台，为邓小平执政让路，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华国锋有他的不足和问题，但是他的民主作风及亲民形象，是后来的历任一把手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应忘记这位老实人。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华国锋为毛泽东重孙毛东东题字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华国锋与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后在天安门庆祝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吕相友 摄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华国锋走完了人生，去和他最想见的毛泽东和最不想见的邓小平在另一个世界又见面了。8月31日，华国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携政治局全体常委为他送行。
民众的印象
50岁以上、对文化大革命已有切身感受的人，大多对华国锋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华国锋解决了令大多数人反感的“四人帮”，结束了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人们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我相信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在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反对华国锋的老人们相继去世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说明，华国锋在党内，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40岁到50岁的，多数人知道华国锋，但是对华国锋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太深的印象，而华国锋短暂的执政，也不会使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40岁以下的人，要不是赶上了华国锋去世，可能大多数都不知道历史上有个叫华国锋的人，更不知道这位华国锋曾经是建国以来唯一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实权领袖的人。少数知道的，也就是从带有演义性质的文革传记里读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加上当时对华国锋的负面宣传，有点印象也未必是好印象。
据新华网报道，8月31日上午参加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的人约有近两千人，几乎全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礼堂外的广场上，民众亦自发地拉起横幅、举起画像，向这位前中共领导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评价的区别
从新华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题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可以看出，现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对华国锋的评价，与邓小平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华国锋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1、在粉碎“四人帮”方面
过去的评价：他（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
现在的评价：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里，还原了历史面貌：是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不像某些传记里写的是其他人提出来的；而且明确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只是“有功”。
2、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
过去的评价：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现在的评价：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3、在个人品德方面
过去的评价：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现在的评价：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4、经济建设等方面
过去的评价：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现在的评价：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5、其它罪状方面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关于华国锋的几条主要罪状，即：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华国锋的《生平》里都没有提及。
相比之下，赵紫阳去世后的评价就远不如华国锋了，在新华社简要报导赵紫阳的生平中，只字未提赵曾担任国务院总理、党总书记、以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活着的领导和华国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也许是他们能较为可观评价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小平欠公正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邓小平的做法过头了，为了逼华国锋让位，他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采用非组织手段。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又把一个刚上台毫无建树的的江泽民封为第三代领导的核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抹掉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
1、邓小平为了贬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其他人的功劳，否定华的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这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华国锋下台后，这段历史被改编为，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华国锋谈到，最初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李先念听后开始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后来他答应华国锋，去和叶剑英联系。
陈云、王震等人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抢功，似乎粉碎“四人帮”，他们也有功劳，而当时他们自己还没解放。为了达到抢功的目的，他们还把邓小平捎带上，说他们和邓小平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许多拍马屁的人甚至出书杜撰的有鼻子有眼。
在陈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被软禁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手中，有一本邓小平在世时（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在1976》的书，书中提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暗访过叶剑英。作者为了证明其有根有据，还提到由叶剑英的秘书范硕撰写、王震作序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也有类似情节：邓小平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故事编得太离奇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不得不出面澄清。她指出：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2、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讲话里确实都提到过“两个凡是”，但他是否坚持“两个凡是”，应该客观地分析。
按江青的说法，“主席尸骨未寒，就对她下手”，华国锋面临的压力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华国锋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经过几十年对毛泽东的神化，如不高举毛泽东的旗号，他很难站住。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里，对毛泽东无比崇敬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邓小平掌权后，虽然把毛泽东建国以来搞的那一套全推翻了，他不是仍然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吗？
实际上华国锋对扣在他头上的这几顶帽子并不服。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华国锋讲的有道理。毛泽东临终前，之所以剥夺叶剑英的军权，让陈锡联取代，就是不信任叶剑英。华国锋依靠叶剑英，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虽然开始华国锋对解放邓小平有顾虑，但他最终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解放了邓小平，并让他掌握了军权（兼任总参谋长）。如果没有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华国锋不让邓小平掌实权、军权，邓小平也难有所作为。就凭这一点，邓小平就应该感谢华国锋。其他所有的平反，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胡耀邦等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华国锋批准，也是难以解决的，这都反映出华国锋并不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指示不变。
3、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华国锋主政期间，是中国政坛最宽松的时期。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讲了几句公道话：“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相反，华国锋以后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在这之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因某种原因，当时有机会看到会议的所有材料。华国锋主持会议，会上明确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会议每天出简报，刊登大家的意见。会议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及建国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与会者还批评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华国锋不但没有为此动怒，堵塞言路，而且就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这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宽松、民主的会议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今许多人还认为，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是难能可贵的，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包括邓小平本人。
历史选择了华国锋，在关键的时刻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决断，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历史造就了华国锋的老实，当他感到因他的思想和能力都不及邓小平，历史要求他让位时，他拒绝某些人建议他采取的政治手段，平和地退出历史舞台，为邓小平执政让路，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华国锋有他的不足和问题，但是他的民主作风及亲民形象，是后来的历任一把手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应忘记这位老实人。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华国锋为毛泽东重孙毛东东题字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华国锋与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后在天安门庆祝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吕相友 摄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