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银兔:顾训中：成舍我与《立报》

顾训中：成舍我与《立报》时间:2010-09-25 09:16  　　上个世纪30年代，可谓国民党治理大陆时难得的升平时期，繁华的上海出现了文化事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其表现之一，便是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立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然而，至今依然鲜为人知的是，这份仅仅只有四开四版（后为四开六版）、仅仅存在了两年又66天的小型报纸，发行量竟然独占鳌头，压倒了上海滩无论份量还是历史都远远超过它的包括老牌大报《申报》、《新闻报》在内的所有大小报纸，成为上海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并破格为由各大报社组成的上海日报公会吸收为会员，创下了报界一大奇迹！
　　创办人成舍我
　　说到《立报》，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人——成舍我。
  六十年代时的成舍我
　　成舍我是位公认的资深报人。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他的主要头衔有“著名新闻记者”、“报刊出版家”、“新闻教育开拓者”。人们有所不知的是，由于家境贫寒，加之自幼随父迁徙不定，这位资深报人的学业竟然主要靠自学而成。据他的公子、现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回忆，直到成舍我在1913年15岁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第一次踏入新闻界时，“正规学历”只是在安徽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此之前，他只是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开蒙。正因如此，在成舍我1918年报考由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由于既无相应学历，又不会外语，无资格参加考试，只能由陈独秀破格批准为旁听生。然而，从第四公学读书时在课余为当地《长江报》等报刊写稿开始，到1915年在奉天(今沈阳)《健报》任校对、编辑，到1916年入上海《民国日报》任要闻及副刊编辑，再到1917年发起筹办上海记者俱乐部，并参加柳亚子、陈去病等主持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任《太平洋》杂志助理编辑，凭着这些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的丰富阅历，成舍我刻苦自学、努力奋发，练就了犀利的文笔、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得到了众多学长如陈独秀、李大钊、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由此可窥见成舍我自强不息的非凡气魄，也可窥见当时学界宽容、开放的风气。他在北大经过半年的苦读，补上了英语等科目，终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生。在北大学习的课余，经李大钊推荐，他到《益世报》北京版兼职，通过这种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学业。北大毕业后，他继续在《益世报》工作，曾任主笔、采访主任、直至总编辑。
　　此时北京的报纸多为军阀所掌控，当然也为他们张目。在成舍我看来，经济的不独立是这些报纸为虎作伥的“命门”。有鉴于此，他决心办一份经济独立、见识也独立的报纸。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于是，他断然辞去《益世报》职务，用自己辛勤工作仅存的200元大洋，于1924年4月创办了《世界晚报》，成为他后来的“世界报系”中的第一份报纸。200元钱就办起了一份报纸，这是成舍我的奇迹，也是他的魄力，在当时的新闻界传为美谈。他给《世界晚报》立了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这些宗旨成了他无论办报还是办学，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新闻理念，从未更改。一年之后的1925年2月和10月，他在北京先后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四年之后的1928年3月，他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2年，他创办了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为自己的报社培养新闻初级人才。如果加上后来于1935年创办的《立报》，这“五报一校”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人报业集团。而此时，他还只是个刚过而立的年轻人。
　　在民国初期强权横行的年代，成舍我特立独行，刚正不阿，崇尚独立、自由的性格，无可避免地会遭致压制，甚至迫害。1926年，占据北京的奉鲁军阀张宗昌对“大逆不道”的报馆负责人进行整肃，先后杀害了新闻界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也曾突遭逮捕。只是在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鼎力相助下才得获释。可成舍我初衷不改，“仍然故我”，难免又会得罪权贵。这就要说到《立报》的创办了。
　　1934年，成舍我被当时任国民党副主席、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下令逮捕，起因是他所办的南京《民生报》刊登了该报记者采访的汪精卫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巧得很，这位彭学沛还是成夫人萧宗让的姑父。事先一些亲戚曾力劝成舍我不要刊登这一消息，因为无论予公予私都有所不便。但成坚持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仍然义无反顾地决定在报上予以揭露。汪精卫得悉后大怒，让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妨碍名誉”。开庭之日，成舍我亲自到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权大势大的汪精卫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日后终于借故下令逮捕成舍我，将他囚禁了40天，并查封其报馆，不准《民生报》再在南京复刊。成出狱时，有朋友建议他向汪精卫赔罪，并表示竭诚拥护，以示转寰。成舍我当即严词拒绝，并十分乐观地留下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南京不能办报了。于是，成舍我来到时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于第二年--1935年9月创办了一份新的报纸--《立报》，继续实践着他“做一辈子新闻记者”的诺言。
　　有人称，《立报》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极富悲壮色彩和叛逆精神。以此背景来看，似乎不假。
　　众星拱月
　　新闻界久已流传着对成舍我的美誉，称他“有识人之眼，有用人之心”。从《立报》的创办即可窥其一斑。
  1990年，成思危赴台湾探亲时与父亲成舍我在家中合影留念。
　　《立报》的创办采用的是股份制公司形式，与他一道出资的是萧同兹、严谔声、吴中一等。其中，严、萧均为新闻界名人。萧是中央通讯社刚刚上任不久的社长，而严则以“小记者”笔名闻名，已是众望所归的资深记者。另一位吴中一君虽亦被有的资料称作“新闻界人士”，并有在上海创办“大中通讯社”的纪录，却在各种新闻志从未见其踪影。据考，当时上海确有一位亦名为吴中一的闻人，却是著名实业家吴昆生的公子，此时刚从英国波而顿专科大学纺织系学成而归，并抱着实业救国的勃勃雄心，继承父业，进入了上海荣家开设的申新九厂任职。这两位“吴中一”是否为一人，待考。如是，则实业家对新闻事业情有独钟，倒是颇很意义的研究课题。其实，吸引众位股东的无疑是成舍我本人。因此，他们一致推举成为《立报》社长，而严谔声则被举为总经理。
　　《立报》初创时的首任总编辑是张友鸾。他与成舍我“骂”出来的“交情”还有一段趣事，值得一引。当年成舍我创办北京《世界晚报》时，因编辑副刊《明珠》的张恨水意欲辞职，在他亲自挽留的同时，为不致影响报纸的正常出刊，不得不请北大同学吴范寰物色时下正在平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学生张友鸾来接办。由于成舍我言辞恳切，且成、张间又有着多年友谊，张恨水情不可却，终于答应留下继续工作。于是，成便又请吴范寰辞退了张友鸾。张友鸾本与吴范寰的弟弟是同学，此时还只是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所谓血气方刚，少年气盛，哪里受得了这腌臜气，于是抓起笔来写信大骂成舍我，称成“无道”，是“狐埋狐搰，反复无常”。这本是出自《国语·吴语》的典故，谓“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指狐性多疑，才埋藏一物，又掘出来看，喻人多疑而无以成事。谁知不打不相识，一骂倒骂出了成张“交情”。成看了张的信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欣赏其文笔犀利，是个人才，立即亲笔通知张友鸾，说编社会版的陈大悲要走，请张友鸾继陈接编此版。从这一事例亦可看出成“识人”、“用人”的为人和性格。因此，当成舍我到上海创办《立报》时，便也请来张友鸾出任要务。
　　《立报》最出名的总编辑却是张友鸾的继任、蒙古族“名记”萨空了。虽说萨空了出身书香门第，却因家道中落、母亲40余岁便守寡，他15岁便中缀学业，外出谋生，以微薄薪资承担家庭重负。与“成老板”相似，他的“学历”也只是私塾，新闻职业的功底都是在自学中打下的。或许是“惺惺相惜”，1929年，他被成舍我的《世界日报》聘为兼职编辑，后又成为其创办的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兼任讲师、教授，开设《艺术概论》、《新闻学》等课程。随后，萨空了出任了“世界报系”中《世界画报》的主编。因此，当成舍我来上海创办新报时，再创新天地时，萨空了便随之来沪。据说成舍我最初是邀萨主持《立报》编务的。但萨空了提出，为了熟悉陌生的大上海，先做些研究工作。正好此时副刊《小茶馆》缺少主编，于是，他先主政《小茶馆》，直到第二年才接手报纸。
　　《立报》的采编人员及印务、行政人员大多来自成舍我亲自主政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可谓人才济济。而《立报》主笔和副刊主持者也都是成舍我亲自物色的十分了得的高手。
　　国际新闻版主笔是恽逸群，并兼写社评。这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恽长安，此前的国共合作时期即于1926年参加中共，是位“老共产党员”，担任过几处县委书记、特委秘书长等，足迹遍布苏浙两省。“四一二”后他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便更名为恽逸群，于1932年8月27岁时进入上海最大的民办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也掀开了他一生中最有声色的一页。他对长江特大洪灾的报道、对1933年初杭州中国经济学会年会的采访，对《申报》已故翻译秦理斋夫人母子四人服毒自尽事件真相的连续报道，都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关注。《立报》甫一创立，他即被成舍我延为最重要的国际新闻版主笔。
　　《立报》的三个副刊《小茶馆》、《言林》、《花果山》，除《小茶馆》由萨空了亲自主持外，其他主编也都是圈内高手。
　　文艺副刊《言林》的主编是因其“沉着庄严的仪表”、又因其出自贵州而被茅盾戏称为“贵州将军”的谢六逸。谢为新文学运动名人，早年是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其在中国新闻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复旦大学时创办了该校的新闻专业，并首任新闻系主任。这是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新闻学系。谢还亲自制定编撰了必修课20余门，堪称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这样一位名人也应成舍我之邀而“屈居”这份“小报”的副刊。
　　另一副刊《花果山》的主编即为前已述及的张恨水。人们熟识的是小说家张恨水，其实他的编报功夫同样不凡。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创作得益于他的报纸编辑工作。为了吸引读者，他在编报纸副刊的同时写作章回小说，在报上连载，这一首创使报纸销路大增。成舍我与他在《益世报》即为同事，深知他的这一擅长。因此创办《世界晚报》时即邀他兼职主持副刊并写一连载小说，这就是他的代表作《春明外史》，发表在由他主编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小说果然引起轰动。据说每日下午两三点钟便有热情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晚报发售，以先睹为快。小说连载的5年中，有关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一直是北平街谈巷议的话题。《世界晚报》也随之受惠，牢牢吸引了一批老读者。《世界日报》上连载的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金粉世家》。正因如此，成舍我邀张恨水主持《立报》文学副刊《花果山》也在情理之中，照例又连载他的一篇新作《艺术之宫》，逐日刊登。只是张恨水不习惯于上海的“花花世界”生活，嫌它“太嘈杂、太乱”，一开始便与成舍我约定期限为三个月。期满后的1935年底，他与张友鸾一起离开了《立报》，自掏腰包，到南京创办了《南京人报》。临走前，他向成舍我推荐包笑天主编《花果山》。为此，他还陪同成一起赴包府游说，说动了包笑天，留下了新闻界的一段佳话。
　　这位包笑天也是位功夫了得的新闻高手。包乃苏州人氏，前清秀才，是《立报》同仁中岁数最大的，时年已近花甲。他曾任私塾先生、学堂监督。从1903年进上海时报馆工作开始，编过报纸、杂志难以计数，所编刊物均风行一时。《立报》能请出包笑天接编《花果山》副刊，不能不说是成舍我和张恨水极大的面子。包氏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1973年10月以97高龄在港逝世，一生著译达100多种。
　　在此期间，已是名记的曹聚仁经常为《立报》撰写评论和杂文，已小有名气的鲁少飞曾为《立报》创作政治漫画，后来成为名记者的舒宗侨此时刚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即加盟《立报》……
　　有了如此众多高手襄助，《立报》虽为小报，何以不能与大报比肩？
　　“立己”、“立人”、“立国”的宏旨
　　鉴于以往的办报经验，成舍我将《立报》定位为“小型报纸”，即开张为四开，且只有四版（后改为六版，仍然不“大”）。但是，报虽“小”，成舍我为它立下的宗旨却一仍“世界报系”时的主旨：“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并更明确为“立己”、“立人”、“立国”的三“立”。此即为《立报》报名之由来。他要求《立报》“新闻比同行迅速、准确、信息量大；排版、印刷更加生动精美；副刊突出多彩有趣”。他还立下了“发行份数不到10万份前，任何广告都一律拒绝”的原则。要知道，当时一般日报发行均仅在数万份徘徊。《立报》此后的迅速发展与不断受挫，都与成舍我的这些办报理念息息相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这是身处治乱相交之世的一位纯真报人的成功与悲哀。
　　《立报》的大众化、平民化是其迅速赢得读者的“法宝”。成舍我要求《立报》文字通俗，售价低廉，每份仅售一分钱。《立报》的口号是：“只要少吸一枝烟你准看得起，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也有人对《立报》报名的解释是：上班途中站着公共汽车上便能将文章看完。
　　《立报》的平民特色在副刊《小茶馆》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副刊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按“茶馆老板”萨空了的解释，是为了面向下层民众，让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聊聊。他以“了了”为笔名，每天写一篇杂感，与读者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严谔声也在这里用“小记者”的笔名每天写几行议论。他们的文章虽小，却受到读者关注，每天都会有几十封读者来信涌进报社，向“了了”、“小记者”诉说不平、痛陈疾苦。而萨空了他们几乎每信必读，或直接作答，或选择发表，甚至约读者面谈。萨空了的评论许多正是依据读者来信有感而发，更使《小茶馆》成了与读者交流心声的园地。
　　有一次，《小茶馆》刊出了《一个女人的求救》的来信，反映一位被遗弃女子的遭遇。萨空了同时写了《女人只应求自主》的评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引起社会广泛注意。许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那位女子渡过了难关。又有一次，一位读者来信讲述了一对拉车父子贫病交加、无钱医治的惨剧，《立报》不仅及时刊出，还由“了了”写了《穷人的生病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坐视许多穷人有病不能医治而死的现象！”《立报》受到从青年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的欢迎，并非偶然。
　　《立报》为下层民众仗义执言，自然会经常受到黑社会份子的威胁恐吓。当时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曾发生漏税案，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向各报打招呼，以致上海无一家报纸敢登此消息。然而，唯独《立报》不信邪，照登不误，于是报社备受帮会压力。成舍我严词勉励报社同仁：“在上海滩上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让步。”《立报》和成舍我敢于同上海帮会恶势力对抗，一时间声誉雀起。
　　《立报》按照成舍我“新闻比同行迅速、准确、信息量大”的宗旨，对抓新闻从来舍得花力气。以新闻为先的原则，使这份“小”报曾是上海新闻最多、最为迅速、也最为引人注目的报纸。　1935年冬，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发起赶赴南京请愿。《立报》闻讯立即派记者随学生离沪。当所乘火车受阻于无锡、昆山学生们转而向当地群众宣传爱国抗日时，《立报》记者现场采访，及时发回了许多生动的消息和通讯。同时，《立报》对上海的学生运动也作了及时、充分的报道。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上海的学生、妇女、文化、职业、新闻等各界救国会蜂涌而起，并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公推沈钧儒为主席，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立报》组织力量进行了跟踪，几乎每天都有翔实的报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故于上海。主要为工人和学生、包括小学生的16000余市民自发结队，在肃穆、哭泣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缓缓为鲁迅送行。《立报》为悼念鲁迅逝世专门出了特刊。
　　尤为引人注目、也为《立报》赢得极大声誉的是《立报》对“七君子案”的报道。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著名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7人在上海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对《立报》的信任，事发后，章乃器夫人胡子婴立即赶到位于市中心二马路（今九江路）的《立报》馆，向正在当值的总编辑萨空了报信。由于当时报纸开印在即，详作采访已来不及。萨空了当机立断，决定先发一短讯，在第一时间将消息报道出去。当天早上出版的《立报》头版右下方在《今晨七人被捕》的标题下，加黑框发布消息：“今晨二时半，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逮捕七人。上午解法院。”寥寥30字，第一次向社会揭开了“七君子案”。此举引起了全上海的震动，也让同行们惊讶。此后，《立报》调动各种新闻手段，又作了大量跟踪报道。譬如，《立报》全文刊登了政府当局的《起诉书》和沈钧儒等人的答辩状，让读者得到第一手资讯；派出记者追踪到囚禁“七君子”的苏州司前街监狱，编发了大量专访、消息、特写；逐日报道庭审进展，并配发评论和读者来信，予以评说。《立报》还连续刊出“七人家属访问记”，先后刊登了李公朴子女的呼喊《爸爸，快快回来吧！》，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女士《含着眼泪的话》，史良母亲的访问记《一个拥护正义的母亲》，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立报》对“七君子案”的报道持续了240多天，直到1937年7月31日7位爱国人士胜利出狱，才告一段落。
　　《立报》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迫近的侵略危险。而国际法西斯力量也正在麇集，全世界笼罩在战争乌云之中。人们对时局的关注空前未有。《立报》围绕“爱国”、“救亡”主题，做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评论，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也成就了《立报》的辉煌。
　　主持国际新闻版的恽逸群每天写四五百字的评论，分析为当时国人最为关心的时局变幻，“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民众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连续发表《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等一系列评论，准确地预见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恽逸群这些见解独特、举世无双的时评成为《立报》的一大亮点，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从此他名声大振，被称为舆论界的“彗星”。苏联塔斯社奉命每天一字不漏地向莫斯科发送《立报》评论。这也成了恽逸群新闻生涯中最灿烂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而此时的恽逸群已重新接上了中共的组织关系，新闻职业只是他的身份掩护而已。
　　《立报》对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大力报道，编辑部充满了全民动员、一切为了抗战的气氛。在《立报》的版面上，“上海市青年救亡协会成立”、“中华战时妇女服务团成立”、“救亡演剧队组织就绪即赴前线”、“沪市总工会暨工界救亡协会组织战时服务团业已赴前线服务”、“上海各团体联合发动保卫大上海运动”、“十三岁报贩陈振发捐款抗日”的大字标题比比皆是。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形成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立报》立即报道了当时上海鲜为人知的华北八路军抗敌情形。10月上旬，连续报道了朱德、彭德怀就职、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消息；10月13日，报道了“晋北我军改复平型关”的捷报；10月23、24两天以《在晋北抗战的一群：某路军将领剪影》为题，并配以插图，生动地介绍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等。这类报道理所当然引起了读者注意。
　　《立报》对抗日救亡的关注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表达心声。1935年12月6日，远在北平的朱自清《立报》副刊《言林》主编谢六逸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为华北事变前夕日寇的猖狂和汉奸群丑的无耻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心情。信里这样写道：“记者先生：……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5月（指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长城抗战--引者注）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北平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二九”运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使《立报》更是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新闻报道立即转入了战地实况为主，几乎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各地特别是上海战况进展，及时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和上海民众的奋力支援。当时名记者曹聚仁随军抵达闸北前线，萨空了即邀其采写战地新闻。此后不到两个月里，《立报》采用的他写的战地新闻即达50多篇。上海沦陷前一日--11月11日，《立报》还发表了曹的战地通讯《石湖荡大会战》。
　　此前，在报社同仁的齐心协力下，创立仅仅一年，成舍我的愿望即告实现，《立报》发行量突破10万。此时由于《立报》在“淞沪抗战”中精彩的战地报道，其发行量每天都在20万份以上，创下了中国有报纸以来日报发行量的纪录。
　　没有结尾的尾声
　　国运衰，何谈人运？报运？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
　　在日本侵略军的高压下，租界当局终于下令取缔抗日组织，关闭抗日报馆。积极宣传抗战的《立报》自然难逃厄运。
　　11月24日，《立报》宣布停刊。
　　同日，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停止发稿。
　　与《立报》同时停刊的还有：
　　11月22日：《救亡日报》；
　　11月24日：《民报》；
　　11月27日：《时事新报》；
　　11月29日：《中华日报》；
　　12月1日：《神州日报》；
　　12月15日：《大公报》；
　　12月15日：《申报》
　　《立报》总编辑萨空了在最后一期报纸上以“了了”笔名发表了《最后的希望》。文中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向读者写我的意见了。我觉得最应该向大家说的，就是请所有的民众，都认识自己的责任，勿妥协，勿苟安，永远继续奋斗下去。”这些话或许说出了《立报》同仁的心声。
　　立志做一辈子新闻记者的成舍我更不会轻言放弃。尽管日寇的侵略使他在北平、上海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在香港复刊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的1942年，他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继续培养新闻人才。桂林失守后，1945年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当年随同父亲颠沛流离的成思危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这一不凡经历。他后来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亲眼看着他忍痛丢掉一个又一个辛辛苦苦创办的事业，但他从不在这些巨大的挫折面前灰心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重新创业。记得他在桂林办学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而当我们全家搬到新校舍刚一天后，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日本投降后，成舍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重新恢复了《世界日报》。此时的上海，《立报》也重新出版了。但此时的这份《立报》已是由杜月笙为董事长、由陆京士等人出版，与成舍我、原先的《立报》毫不相干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世界日报》被当作国民党CC系的报纸而被没收，政府有关方面还组织了对成舍我的“大批判”。此时正在香港观望局势演变的成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1952年举家迁台。成思危也认为，“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国民党撤至台湾，将1948年4月南京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带入台湾。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又开始实施戒严，此戒严令直到1987年才取消，实施期间长达38年。在此“戡乱”、“戒严”情形下，组党有“党禁”，创报有“报禁”。成舍我来到台湾之后，原拟复刊《世界日报》，却因报禁而不能遂其志。成思危回忆说：“1979年我在美国与他会面时，他告诉我他曾多次申请在台湾办报，但迟迟得不到批准。1959年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曾找他谈，说‘上面有意要让一些过去在大陆上有声望的报纸在台湾出版，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但父亲回答说：‘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能给蒋公写信’。据说陶向蒋汇报后，蒋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
　　“不舍其志”的成舍我转而创办新闻学校，这便是他于1956年创办的台湾“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是年他已是58岁了。他秉承其新闻教育的一贯主旨，以培养“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的“独立记者”为已任；同时又贯彻其“兼容并包”的一贯办校精神，广为收罗各方人才。甚至连当局心目中的“异端”份子，成舍我也毫无忌讳地接纳他们。在成舍我的努力下，“世新”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
　　1988年，台湾报禁一开放，成舍我以91岁高龄雄心勃勃地办起了台湾《立报》。虽然规模、声势已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立报》相比，但他一贯坚持的为百姓说话、说百姓的话的风格、气节犹存。
　　1991年，成舍我去世，其幼女成露茜接办《立报》。与此同时，“世新”也越办越好，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最近已扩展为“世新大学”。
　　《立报》的历史还在延续。
　　如果说报纸也有着“报格”的话，那么，成舍我的《立报》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其压不死、斗不垮的曲折经历，更是其始终不堕的独立、自由、挑战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为民鼓与呼的报业之志。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这位中国报业元老初创其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时定下的宏旨：
　　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
　　2004年8月28日定稿于上海
　　（本文在《温故》第五辑[2005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改名为《成舍我与〈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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