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剪掉的头发图片:极为悲壮的辽北抗日义勇军

辽北抗日义勇军史料

                                                  武宇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铁岭、开原等地两天之内即遭日寇侵占，整个东北也很快沦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的殖民地。东北大地，山河变色，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辽北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为挽救祖国危亡，赶走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不屈的辽北各行各界人士冲破“不抵抗”禁令，自发地拿起简陋的武器，纷纷组织起抗日义勇军驰骋于辽北山川，演出了一幕幕极为悲壮的抗日救国史剧。

一 第七旅溃往东边道  赵亚洲回乡举义旗

    1931年“九·一八”之夜，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步兵第七旅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在参谋长赵镇藩带领下，被迫退到东山咀子东北讲武堂。随之，东山咀子东北讲武堂的学兵也随第七旅的一部分经辉山、铁岭东部的三岔子、大甸子、南杂木撤往山城镇，投奔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东边道是—个历史地理概念，来源于北洋政府1914年公布的法令。当时把东北划为三个省，下设十个道，东边道是其中之一，管辖着现今辽吉东部交界的新宾、桓仁、通化、磐石、集安、柳河、清源等二十余县。这时的于芷山，有实力一旅之众。

    第七旅和讲武堂学员在撤退路上，部分下级军官和爱国士兵，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相继脱离部队，有的弃枪械回家；有的携械和当地民众结合，建立抗日武装；有的成为地方民团骨干。日伪也发现“王以哲部由上月失散者确有百余人，分为四股，在抚顺北境横道河子、砖台子、武家沟、镰刀湾、会元堡各处……”溃散者何止百余人，特别是第七旅及讲武堂学员队到山城镇后，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只答应给他们解决部分给养和冬服，不允许第七旅和讲武堂学员队留在东边道，而要求他们“离开此地!”第七旅及讲武堂学员队只好又经东丰、清原进入铁岭东部山区大甸子、鸡冠山一带。王以哲率第七旅及讲武堂学员队准备在这山峰绵亘的地方坚持抗日。他们驻足铁岭东山的打算，构成了对沈阳的威胁。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为巩固对奉天的控制，于9月20日命在郑家屯的日军第二师团所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平田幸弘大佐的第二十九联队本部，及第二大队步兵炮队；野炮兵第二联队一中队；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个小队，20日到达奉天，协同重松支队(重松支队本队兵力为步兵第七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第二炮兵队；骑兵第二十八联队第二中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七中队；无线电话一班)向铁岭东部的东北军“败残兵的扫荡”。

    重松支队30日从沈阳出发到开原，10月1日向清河河谷“扫荡”。铁岭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东部在步兵大尉中山孝一的率领下，协同重松支队向凡河、柴河河谷地带进攻。第七旅及讲武堂之一部在鸡冠山与日军展开激战，打死打伤日军多人。在日军优势兵力进攻下，第七旅主力要退到南满铁路附近，破坏了大凡河、乱石山附近的敌军电线及铁路，于10月21日夜经乱石山、虎石台一带越过南满铁路要去山海关内。撤退时，离掉队人员无数，枪械遗弃遍地。日军获胜后，留清水支队驻铁岭各要地，主力分批逐次撤回沈阳。

    “九·一八”事变时，在辽北昌图红顶山兵营、八面城兵营驻有东北军步兵第二十旅常经武部。日军为清除北进障碍，保证铁路运输线的畅通，对驻防在昌图站附近红顶山的常经武部第十七团发动进攻。9月20日，在日军野炮兵第二联队重炮大队轰击和步兵进攻下，红顶山兵营一片火海，十七团稍事抵抗后即向郑家屯(双辽)一带撤退。午前七点三十分，日军完全占领了红顶山军营。日军对常经武部实施了追击。追至郑家屯一棵树北铁老爷窝棚附近，部分爱国官兵在营长于澄率领下，不顾上级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打死打伤日军多人，其中有日军中队长粟原大尉。

    第七旅、第二十旅及讲武堂学员队部分官兵离队后，与“所在地不正规军及马贼合一”。  正当铁抚交界山区农民拣起溃兵武器和散兵结合成众多支小股武装，群龙无首时，沈海铁路押车警、二十八岁的赵殿生与同乡杨景良、杨振东于“九·一八”事变十天后，带三支短枪，一枝长枪从铁路警务段弃职回到家乡富尔哈、三岔子一带，组织武装，举旗抗日。赵殿生是铁抚交界山区的富尔哈村人(现归抚顺市管辖)。举义后报号“亚洲”。与主张抗日的警察同事，再串联务农时好友、铁岭境内四冲人王树林、后营盘人东北军旧部肖品三及第七旅、讲武堂部分爱国官兵后，拉起了二三十人的抗日武装。先收缴了三岔子警察分所的枪。接着收编了后营盘一带的地方武装郭连田等20余人；三岔子民团长赵横连等20余人及想儿山的李虎臣大刀会；武家沟兴玉生民团、朴起屯董二虎民团、洪兴屯刘洪图民团、大靠山屯刘横山民团、小靠山屯刘海蛟民团等地方武装，拉起了“大绺子”。这些地方武装多者二三十人，少者三五人。因多数都拣到了溃兵武装，又从当地自带马匹，故大部分枪马齐全。不到二个月的功夫，赵亚洲的抗日大旗下，队伍就已有骑兵三百余人。(虽为骑兵，因人多马匹少，骑骡子及毛驴者也间而有之)为了掌握部队的领导权，整顿部队，赵亚洲在花豹冲枪毙了与其争夺领导权、骚扰百姓的给养处长郭连田(报号大亚)，巩固了领导地位。王树林也因帮助赵亚洲争夺领导权而得号“帮亚”。之后，赵亚洲根据黄云阁等人的建议，在三岔子对所部进行了整编。队伍改大绺子为“抗日总队”，提出口号是：“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赵亚洲当乘警时，受过红色人物熏陶，认为抱定红色，必定胜利。故规定所部一律戴红袖标，袖标中间写一行大字“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下写一个“亚”字。同时，制做了一面大红军旗，军旗正面上书“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旗杆旁边白布上书黑字“抗日总队”。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

    抗日总队根据东北军习惯，仿东北军条例，成立总队部。总队部设八个处：参谋处，处长黄云阁，参议刘横山；秘书处，处长王子安；副官处，处长董武臣；给养处，处长刘海蛟；军法缉察处，处长刘长江；传达处，处长王志安；军医处，处长王立中；总炮头(前线指挥)肖品山(报号连畦)。赵亚洲自任总队长，部下称他为总司令。总队部下设八个中队，各中队长所率多系子弟兵(家乡兵)，人数三五十人、五六十人不等。第一中队长为四冲农民王树林；第二中队长为三岔子民团长赵横连；第三中队长为武家沟农民兴玉生；第四中队长为小会试屯人李士武；第五中队长为洪兴屯人刘洪图；第六中队长为下哈达村人杨玉山；第七中队长为富尔哈村少年胡兴武(号飞龙)；第八中队长为朴起屯村矿工董二虎。第七、八两中队长是抗日总队中年纪最小的带兵军官。抗日总队的纪律是：“不杀不抢不威胁百姓，不准强奸妇女，不准翻箱倒柜，不准强要饮食，违者枪毙。”由于打出抗日旗帜，又有严明的纪律，东山人民视抗日总队为自己的子弟兵，踊跃参军支前，队伍不断壮大。

    在组织队伍过程中，抗日总队与日伪发生了几次战斗。1931年11月，铁岭县伪保安总队长李万忠听说赵亚洲在三岔子李千户拉起了队伍抗日，即派保安第三队长齐乃昌带兵60余人，到李千户附近的车夫屯、崔山屯寻找抗日总队踪迹，进行讨伐，日军派军官左宅督战。中午时分，在崔山屯与抗日总队之一部十余人遭遇。双方交火不久，伪保安队逮捕了抗日总队战士尹富山、胡养富、陈永发三人，缴得大盖枪二支。正当齐乃昌得意忘形之际，小队长王龙跑回大队带来援军二百余人，将伪保安队包围。这次战斗击毙伪保安队队兵李恩吉等五名，伤十一名，伪保安分队长于佐臣突围逃跑时，手枪卡壳，被抗日总队战士击毙。抗日总队反讨伐首战获胜。崔山屯战后不久，抗日总队在抚顺境内谢家堡子同抚顺敌伪军交战一次，俘虏六名，缴大盖枪五支，匣枪一支。1932年初，抗日总队之一部60余人在总炮头肖连胜率领下，正在锻木冲吃午饭，伪保安队齐乃昌部邱局员带队来袭。双方交火后，抗日总队战士一阵猛打，击毙了伪警局局员邱振东，伪警士杨中兴、李玉勤等五人，缴获大小枪十三支、马三匹、子弹1，500余粒。几次战斗获胜，抗日总队士气高昂，声威大振。

日本侵略者素不相信中国人，对讨他们喜欢的汉奸也是一样。为了摸清铁岭东部山区的抗日义勇军底细，在1932年阴历正月初，特派了一名叫安次武太郎的日本特务，化名郭学礼，装成一个要饭的中国人，手提要饭篮子，一身乞丐打扮，窜到铁岭城东南约五十华里的大靠山屯村(今属李千户乡)。此时，村中正好有人结婚办喜事，安次武太郎借人多混乱之机，向正在给结婚人家帮工的二十九岁的青年农民刘鸿田打听消息。一口结结巴巴的中国话，称义勇军为“马贼”，引起了刘鸿田的警觉。恰在这时，刘的儿子来找他说家里来了八名义勇军，让他回去接待。刘鸿田立即回家，向义勇军报告了敌情，并说那个日本特务刚出村不远，过北岭往山后去了。义勇军战士闻讯立即出动，四名战士持枪骑马追赶，不一会儿追上了安次武太郎，喝令他站住举手，当他们验明这个要饭花子确是日本特务后，就地把他枪毙了。义1勇军在刘鸿田家吃饭时，夸奖他说：“老乡，你今天办了一件好事。”

    事后，伪铁岭县长王者贵、日本参事官楠美省吾、指导官佐藤，为了寻找特务安次武太郎下落，指派伪满便衣特务在大靠山屯及左右村屯对老百姓严刑审讯，终于在一个姓吕的老头口中得知安次已被义勇军处决的消息。 1932年3月初的—天，伪铁岭县警察保安大队长王超山，带领几十名武装警察，赶着六辆大车，拉着安次武太郎的老婆前往大靠山屯，他们首先抓住正在往地里送粪的刘鸿田的二哥刘鸿章，用枪托、镐把把刘鸿章打得死去活来，逼他带领去起出安次的尸体。在山后一个叫滴水洞的地方，起出了日本特务安次的尸体，经他的老婆确认为安次武太郎，便用席子卷起装上大车拉走了。不久，刘鸿章被日伪军杀害，刘鸿田在1932年10月，赵亚洲抗日义勇军失败后，被其在村公所当会计的本家刘鸿奎告密，被伪铁岭县第四区范家屯的马乡团头子齐子卿率50余人抓去，献给铁岭城里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将刘鸿田押赴五叉沟刑场，砍掉头颅。刘鸿田壮烈牺牲了。

      本节史料出自：

      ①《东北义勇军》13页。

      ②辽宁人民出版社《东北抗日义勇军史》59页、80页、531页。

      ③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26页、22页、33页、34页。

④赵亚洲《抗日总队的兴起和失败》

⑤肖连胜档案(现存铁岭县公安局档案室)

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52页。

⑦《盛京时报》1931年9月27日、10月2日、1O月3日；1932年2月4日、3月1日。

      ⑧伪满档案《奉警情芬特14》—2—100卷222页，94卷60页（现存省档案馆）

      ⑨《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二  日寇策划伪自治  抗日烽火遍辽北

    1931年9月19日，日军驻铁岭的独立守备队、工兵队、宪兵队出动全部兵力，重点搜查了有反日情绪的学校、团体，由日本指导官接管铁岭县政府，遣散公安队；出动轮胎式轻装甲车数辆，架着机枪，沿街巡逻示威，一枪没放就占领了铁岭城。并相继控制了辽北各县政权。

    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9月20日改中国辽宁省为伪“奉天省”、改沈阳市为伪“奉天市”。25日，唆使汉奸袁金铠、赵欣伯、于冲汉、阚朝玺等人组织“地方维持会”，声言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建立“新独立政权”。不久，原辽宁省长臧式毅也公开投敌，摇身一变，成为伪奉天省长。11月10日，日本侵略者为控制市、县级地方政权，在沈阳市设立了“自治指导部”，为建立新政府进行宣传鼓噪。侵占铁岭、开原等县的日军头目，积极收买铁岭等县原政界上层人物，策划成立伪自治政府。日本驻铁岭领事馆向铁岭县派出参事官镰仓严，出面组织伪自治政府。辽北各县一些上层人物除少数响应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号召，组织抗日义勇军外，部分逃往关内，大部成为伪政权的成员。在侵略者的策划下，伪铁岭县自治政府拼凑成立。石之璋为伪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常郁栋为副委员长，王者贵出任伪自治局长，李世荫出任伪警察局长。(不久，王者贵取代石之璋为委员长)日方向伪自治政府派出纪滕义也、未广荣二、山田桂藏、西尾信等为顾问(后改为指导官)；甲斐政治等八名日本官员为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日本侵略者为牢牢控制伪政府，制定了“自治宪法”，共7章31条。其中第13条规定：自治政府的财政予算、重要官员的任免及其他重要事项，均须得到日方自治指导委员会同意；第21条规定：“县自治指导委员会，指导、监督县自治执行委员会一切应办事宜。”就是说，伪县政府自治委员会，必须听命于日本侵略者，是侵略者奴役铁岭人民的工具。

 铁岭县成立伪自治政府后，侵略者要求辽北各县效仿执行。于是，各县相继成立了伪政府，汉奸丁一青当上伪开原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泽生、梁维新交替任伪法库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县长)；栾自新当上了伪昌图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时梨树县、怀德县等亦属辽北范围之内，因现已归吉林省管辖，本书未收梨树等县内容)一些卖国求荣的政客，为了身家性命、荣华富贵，不惜出卖祖国、祖宗、灵魂，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率部分公安部队从沈阳退到锦州时，以省政府警务处长的名义，命令各地公安队，号召各地方政府官员，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侵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相继发出号召，并任命了一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人。各地的抗日队伍只要和救国会取得联系，坚决抗日者，即发给委任状，指定番号。“九·一八”事变后，辽北各地遍燃抗日峰火，抗日武装为救国会承认，先后发给委任状的就有十路义勇军之多。其中有活动在新城子、法库的于德霖第九路军；活动在法库、昌图的贾秉彝第十五路军；活动在法库、新民一带的范辅臣三十一路军；活动在开原的方振国第三十六路军；活动在铁抚边界的赵亚洲第三十九路军。上述五路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多数战绩辉煌。另五路军中，铁岭县警官陈济新领了第三十二路军司令委任状并未建军。崔殿华领了第四十三路军司令委任状后，曾组织起部分队伍。1932年5月13日，第四十三路军在铁岭县韭菜峪与伪军交战五小时，将伪军中的日本指挥官村田击伤，击毙其他的军官两名及部分伪军，崔部牺牲一名，伤一名，被俘三名。韭菜峪之战后，不见四十三路军活动。后来溃散，余部东下参加了栾法章的自卫军。律师吕景新领了第四十四路军司令委任状和番号后，并没建成。昌图县公安大队长国强在事变初期，响应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号召，率昌图公安队及各地方武装约一千余人表示抗日。被黄显声委任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司令。国强把队伍建成后，只和日军交火两次，即叛降日本侵略者，当上了伪昌图县警察大队总指挥；铁岭县王超山领了第五十四路义军番号，刚组建成即变节投敌，当上了伪铁岭县公安大队总指挥，成为侵略者的鹰犬。

    除上述九路军外，爱国群众自发地组织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遍及辽北大地。日本人冈部善修编著的《满洲治安小史》中写道：“满洲事变的爆发，急剧地增加了大量的马贼、兵匪。也就是说，伴随着旧东北政权的解体，败逃的军队、警察变成了地方自卫团，乘着由于事变而引起的深刻的社会不安蜂涌而起的土匪、马贼等急剧地增加，并扩大势力。这些成为大小无数的兵团，组成了武装、徒党乃至部队，反对新生的国家，横行暴虐到登峰造极的限度。”许多地方民团，绿林好汉，把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劳苦农民、工人在困难当头时，往往拿起武器，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如昌图县四平街的李双仪第二支队，开原县李大方的第五支队，昌图县赵荣昌的第十六支队，铁岭县郑子营民团等数不清的小股抗日队伍，最后汇成几支强大的抗日力量，演出一幕幕悲壮的爱国史剧。

     本节史料出自

①《铁岭续县志》6一7卷。

        ②辽宁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65页、90页、106页、120页---122页。

        ③《辽北人物录》37页、72页。

        ④冈部善修《满洲治安小史》2—3页。

        ⑤敌伪档案《奉警情芬特14》一2及作者访问笔记。

        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抗日义勇军概况》

三 金山好威震嵩山堡 方振国占据天桥山

 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在铁岭东南部举旗抗日时，在开原境内活动的被日本人称为“积年悍匪”的占中原、金山好部在“九·一 八”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改“杀富济贫”口号为“抗日救国”。于1931年11月21日在二社窝堡击毙伪警察柏相林、苏德林等十余人。12月11日夜间，开原县公安局(后改为警察署)局长程星五令警察大队长韩蓉萱率步、炮队150人，冒雪偷袭金山好驻地孟家寨。金山好闻讯，先敌撤出，率300余人连夜袭击了嵩山堡伪公安七分局，并将该分局举火焚毁。

 嵩山堡之战后，金山好部军威大振。这时有开原四寨子人陆子猷，以为日伪扩充大团的名义，自任该大团团长，从各村抽得马丁六十余人，组成一支骑兵队伍。组织停当后，率部起义抗日，陆子猷自报山头“绿林好”，率部加入了金山好部。金山好部力量发展壮大，日伪惊慌已极，惊呼：“匪真大胆，敢袭警所!”叹道：“匪久扰铁开两界，屡经日军警痛剿，前仆后继，剿不胜剿。”金山好火烧嵩山堡伪公安分局等抗日活动，使开原日伪如卧针毡，席不安寝，于是派部分伪警换上便衣，四处查访金山好部行踪，并破获了金山好部在开原的内线据点——开原镇大西关月盎西胡同郑公馆。义勇军战士七人被捕，损失八音手枪、六轮手枪各一支，子弹200余粒。

 金山好部在开原境内与日伪鏖战时，原开原公安警察方振国响应警务处长黄显声号召，在开原庆云堡、天桥山—带组织警察、民团，拉起抗日队伍，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辽宁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三十六路军司令。方振国的队伍开始人数不多，后来，一些绿林队伍如“海龙”、“大魁字”、“青山好”、“平满”等都在共同的抗日目标下，捐弃前嫌，加入了方振国的队伍。但由于装备差，在与日伪作战中经常失利，方振国决定与昔日治安对手、声势较大的占中原、金山好部合作抗日，将所部合并于金山好的队伍。 

本节史料出自：

①《盛京时报》1931年11日28日、24日、2月19日。

②《辽北人物录》32页

③辽宁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04页

四 吴兴周车店聚群英 救国军谋攻沈阳城

 1931年冬，原东北讲武堂学员辽中人方鲁，西丰人李士廉不满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看到水深火热的东北父老乡亲无人解救，国土沦丧无人收复，愤然离开退到关内的部队，乘火车潜回沈阳，他们以太清宫附近的同仁堂药铺为活动据点，开始了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他们和吴兴周、张静超一起，四出联络爱国人士、抗日力量。方鲁和李士廉去抚顺联络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在抚顺东的一个小火车站向铁路工人打听赵亚洲时，被他们骗到一个院里，出来七、八个拿短枪的壮汉，把他俩绑了起来。原来，这些人是赵亚洲的卫兵。方、李称是赵亚洲的朋友，要求见。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笑着给他们松绑说：“委屈二位了，我就是赵亚洲。”就这样，他们先后和活动在铁抚交界的赵亚洲部，活动在新民的小白龙部，活动在铁法的老来好部，活动在开原的金山好部取得了联系，在抗日的目标下，共同联合起来。1931年底的一天晚上，各支队伍的领导人潜来沈阳，在北市场附近的一个大车店，召开了各支抗日组织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为抱团抗日，共同救亡，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并成立了以吴兴周为总司令，方鲁、张静超为副总司令，李士廉为参谋长的总司令部。司令部下设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为“小白龙”，在沈阳西部开展抗日活动；第二支队为“赵亚洲”，在铁抚一带活动；第三支队为“金山好”，在辽北活动；第四支队司令为张涛，在沈阳以南活动。通过吴兴周个人关系，前来参加救国军成立大会的还有一位伪靖安军的炮兵中队长，会议对他没加委任，让他继续在伪军中潜伏活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一周后，由总司令吴兴周主持，在离城较远的一个大车店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吴兴周总司令宣讲了抗日救国道理，颁发了各级官员的委任状。大家在几张香案的香炉里，点燃了许多黄裱纸，共同宣誓：“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反对日寇积极行动起来，为驱逐日寇、保卫家乡而战斗……誓死不当汉奸，永不出卖兄弟、同胞……”

抗日总队还特别打击了佩戴红、白袖标，冒充抗日总队士兵抢夺民财，败坏抗日队伍声誉的土匪。有一次，章党百姓到抗日总队司令部告发其部下在章党持枪威吓妇女，当众抢劫民财。赵亚洲派卫队长李虎臣查明此事，李虎臣很快将作案人追上并击伤，经查竟是冒充抗日总队士兵的土匪。由于抗日总队纪律严明，连日伪也不得不承认， “赵、金现有众二千人，以大甸子为大本营，颇有纪律，不准招扰百姓……日闻滋事者三人，当场枪决云。”

 为雪马家寨之恨，解救被俘战友，打击敌人气焰，金山好、方振国部乘铁岭县“警队多派出分防四境，城内仅有百余人”之机，于1932年1月11日夜，分三路攻破铁岭城。主攻铁岭监狱的一路，于十日晚即潜入城内，隐蔽在东门里金店后院。午夜，与另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主攻部队打开铁岭监狱，救出方振国老父及被俘战友，共开放人犯二百余名。另两路攻下了西门警务所和西关分所。日伪“张督察被打伤，分所警士死一名……”“二名看守受伤”，日本巡查部长郡山敏夫被击中眼部，第二天“贯目而亡。”放狱后，金、方所部纵火焚烧了狱署和监房。缴获长短枪107支，子弹一万六千发，奉洋及大洋二万余元及大量衣物装备等物。经过一番巷战，拂晓前，金、方部撤出铁岭城，向中固方向运动。

 当时，日本铁道独立守备队驻铁岭公园附近，宪兵队驻中央街。守备队长丸山定、宪兵队长藤川九十九、警察署长山猪重、日军驻铁工兵联队长成泽清命全城日伪“非常出动”，派日军150人和部分守城伪警尾随追击。为甩掉追击，11日，金山好部袭击了尚阳堡伪公安分局，焚烧了伪公安分局及日本殖民者在尚阳堡的房屋后，撤往八棵树一带山区，甩掉了铁岭日伪追击。一月中旬，金山好、方振国部从容地开赴沈阳附近，准备与友军共同进攻沈阳，攻沈阳计划夭折后，金山好率部返回开原马家寨活动。

 2月14日，开原伪警察大队长韩蓉萱率步、炮、骑兵200余人来攻。金山好部与之在马家寨展开激战，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三时，伪警队渐渐不支，这时伪警察署长程星武率队来援，金山好部以伤二人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撤出战斗，向抗日总队本部靠拢，于16日到达铁岭东部的大甸子附近。伪铁岭县警务处长李世荫、区警务局长王德振闻讯，会同伪保安总队长李万忠率队前往围剿。金山好派部分队伍将敌伪主力引开，于第二天早六时，突袭防守空虚的大甸子。大甸子警务所只有留守之警察数人，闻金山好部鸣枪进村，“逃往民户避险，见众匪举火到职局，将上屋五间房焚毁，将官发各种物品、文卷烧掠一空……”此战，金山好部所获甚多，缴获了警务所所有枪支弹药、器械、被装等物。

 为策应金山好部，赵亚洲抗日总队本部于2月初把日本大队及伪军主力吸引到铁岭东部，在鸡鸣屯与日本第五大队、第O联队及伪警察队展开激战。日本守备队开来了铁甲车助战，但铁甲车在山区作战，威力不大。赵亚洲部先打跑了斗志较强的伪警察队，然后与日军开战。此战打死日军巡官1名，士兵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战斗结束后，抗日总队任命石门寨人、东北军旧部老潘为班长，利用缴获来的迫击炮，成立了炮兵独立班。赵亚洲、金山好、方振国会合后，李世荫伪警队与之交火，敌发现“铁县东南有匪二千。公安队四百名，日本守备队十名，二十三日抵城东南小屯交火，因匪势众，退回熊官屯……”，铁岭东部“山峰绵亘，树木参天，正是匪之根据地，”从此，他们再不敢出战。大甸子、催阵堡、李千户、三岔子、鸡冠山、白旗寨、上哈达、黄旗寨等大片山区，成了抗日总队的根据地。

 本节史料参见：

 ①《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9日；]932年1月15日，1932年2月23、24、25日各版。

 ②赵亚洲《抗日总队在三岔子的兴起和失败》

 ③《奉警情芬特》14—2—94卷44页《铁岭盗案》

 ④《铁岭续县志》卷十灾异志。

⑤冯兆福回忆。

七 赵亚洲东山大扩军 老来好聚众闹铁法

 1932年初，活动在沈南、辽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刘海泉部三千余人，因在平原地带活动不便，在日伪进攻下，逐步向沈阳东郊肥牛屯及抚顺郊区镰刀湾一带退却。

 刘海泉早年参加过东北军，后投身绿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施用“以华治华”的阴谋，委任刘海泉为日伪招降的匪首王国臣的龙武军司令部下旅长。刘海泉在得到枪支、给养补充后，在救国会特别调查员赵殿良的联络下反正，打出抗日旗帜。日伪得知刘海泉脱离龙武军抗日，遂组织日军及伪军王殿忠等部联合围攻刘海泉部。辉山一战，刘海泉部几乎全军覆没。这时，他得知赵亚洲、金山好的抗日总队在抚顺北部及铁岭东部山区站住了脚，并声势浩大，便且战且走，向抗日总队靠拢，最后率一千余人到达大甸子、三岔子，开始与赵亚洲部合作抗日。

 与此同时，清原县人、绿林出身的邴桂武，因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不服，报号“不服劲”，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由于他抗日态度坚决，活动在清原、西丰边界的许多绿林队伍及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不断加入他的队伍或接受他的领导。队伍发展很快，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人之众，但队伍组织松散，人数不稳定，邴桂武部开始被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十一路军司令赵殿良收编为第一支队。活动范围扩大到开原等地，之后和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取得了联系，进入铁开边界山区，成为活动在辽北的一支重要抗日力量。

 东北军步兵第七旅及东北讲武堂学员队撤往关里时，有一姓陈的讲武堂学员，激于爱国义愤，当队伍行至鸡冠山时，与几位战友离队。在鸡冠山的长寨子、榛子岭一带举义抗日。报山头为“爱民”，占据棒子岭、龙王顶一带险要山地为根据地，展开抗日活动。因客籍在榛子岭，号召力小，活动不便，听说当铺屯村有个崔德生，早年当过兵，能使双枪，在大甸子、鸡冠山一带很有名气，即主动下山到当铺屯村，请崔德生上山当他这支义勇军的领导人。

 崔德生此时已五十多岁，人称老崔头，早年家贫，从军吃粮，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夜里只要听到声音，就能打中目标。离开旧军队后，在黑龙江省龙江县李三店镇，去警察局以查找人的名义，赤手空拳缴了该局户籍警察的手枪，用这支枪又缴了正在赌博、睡觉的其他十余名警察的大枪十余支。靠这些武器，在龙江县干起劫富济贫的绿林行当。洗手回乡后，务农为业。因无子嗣(只有一侄)，恰“九·一八”后，“爱民”下山相请，便又重入山林。崔德生上山后，自报山头“保国”，意与陈“爱民”合作，共同保国爱民。就这样在榛子岭、龙王顶以黄色袖标为标志，建立了抗日武装“保国队”。崔保国上山后，当铺屯村张士林(崔保国姑舅侄)等村民及附近村屯许多人参加了保国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这时，赵亚洲率部进入大甸子、当铺屯一带活动，到当铺屯村大会捐项三千元。取款时，在当铺屯听说该村人崔保国在龙王顶拉绺子抗日，就派当铺屯村人张士信给崔保国送信，请他下山来当铺屯关帝庙相见。崔保国见信后，制止了部下要求一齐下山保护他的要求，仅带两名警卫（土匪黑语称崽子，社会上称马弁）下山，到关帝庙与赵亚洲相见。见面后，崔保国行江湖礼，用绿林黑话与赵亚洲交谈。赵亚洲本是警察出身，不大懂黑话（当时土匪黑话很复杂，无规律可循，如称大米饭为“伸腰子”、高粱米饭为“大粒丸”、小米饭为“星星散”、饼为“翻张子”，饺子为“漂瓤子”、马为“连子”、驴为“鬼子”、信为“海叶子”等）让崔保国随便谈，不要讲黑话。这时，赵亚洲身边的几个警卫见崔保国的两个警卫的手枪击发机呈待发状态(俗称击发机为狗头，待发状态为叫起狗头，这是有敌情时的临战状态，一抠板机即可打响)，便亮出枪来相持。赵亚洲喝退左右说：“他们刚来，不摸底细，加点小心是正常的。”并称崔保国为老哥哥。崔保国见赵亚洲够朋友，亦让警卫收起枪说：“我是个穷胡子，不但不抢老百姓，还得保护这一带村屯的乡亲们，因此，人没钱，马没镫，枪没弹。”赵亚洲当即给崔保国及警卫每支枪20粒子弹，赏给崔的两个警卫大洋各20元。崔保国确实是个义匪，手头仅有十元钱。为从面子上过得去，他暗中从两警卫员手中将赵亚洲赏的钱要下，加上他手头的十元，凑了50元，赏给了赵亚洲的警卫。二人谈到抗日救国，很是投机，赵亚洲遂请崔保国加入抗日总队，崔保国慷慨应允。赵亚洲遂委任崔保国为抗日总队第九队队长(先为王亚范)。

八 兴玉生袭破抚顺城 金山好火烧柴河堡

 抗日总队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对日伪作战也接连获胜。1932年2月下旬，金山好之一部在开原半拉山与日本守备队交火，击毙日军两名，日军败退，义勇军无一伤亡。2月23日，赵亚洲之一部在抚顺前甸遭抚顺县公安队追击，该部奋起反击，将伪公安队击退，并俘获伪公安队李中队长及伪警五人。“战胜得势之方、赵等匪，聚集二千扰城南”。“匪已达三千二百名。”

 由于伪奉天省政府组建各县卖国政权，从1932年1月到2月，更换一批不甘当亡国奴的县长，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县已发生反对者，达铁岭以下五、六县之多，更有扩大之势……”抗日总队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挺进铁岭、抚顺、开原及南满铁路附近。“金山好、赵亚洲、方振国等三帮联合匪众一千三百余名，遍扰铁岭城东方一带，并扬言拟袭县城，又于八日午前三时许，有三百余匪结为一队，袭破八里庄，破坏公安分署及村公署，劫掠一空，至八时许退去。又一千余名之主力部队于八日午前八时进入得胜台、殷家屯……闻该匪团携有迫击炮六尊、机枪三架……田下守备队协防中。”

 2月28日，赵亚洲部之第三队骑兵队长兴玉生攻陷了抚顺城。攻城前，兴玉生派出侦察兵进行了必要的侦察。“月之二十七日由会元窜来马贼三十名……意在哨探。”派人割断了抚顺城守敌千金寨守备队的电话线，并派十五人于前两日潜入城内做内应，同时，派四名妇女准备27日夜间以去车站赶火车为名骗开城门，智取抚顺城。可是由于抚顺城伪商团武装夜间实行戒严，任何行人不能上街走动，更不能靠近城门，兴玉生在城内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于1932年2月27日夜率所部二百余人，占据了城北高尔山，对抚顺城发起强攻，终于攻破城墙高厚的抚顺城。守城敌人除被击毙者外逃散，有的则去千金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求救。兴玉生部进入抚顺城后，“放火焚烧了商团的南关福源油坊，日伪夏木铺电话局，”“占据十五小时”。早八时，千金寨日本守备队长川上，抚顺县伪警察署长寺内率日军百余名及抚顺县公安队八十名，因电话不通，得到败兵徒步报告后迟迟赶到，见到义勇军不敢接近，先在浑河岸边放“二巨炮”壮胆。兴玉生听到炮声知敌主力赶到，即行分路撤退。从北大岭由队副侯凤林(山头报号双河)率领撤退的一路，以巨石塞路，日军“追至北岭，因系马匪，乘车越岭非易，遂中止”。向施家沟退却一路，与追击之日军交火，队长兴玉生左臂受伤落马，被日军俘获。日军对兴玉生施用了严酷刑罚，压杠子、灌辣椒水、上大挂等，但兴玉生始终坚贞不屈，因义勇军在交火中，兴玉生的卫兵、李千户人汪金龙也俘获日军中队长一名，所以，战后经抚顺城北马金庄绅士陈晶三为中人，达成互换队长协议，兴玉生始得生还。抗日总队派人扬言，过几天派大部队攻占抚顺城……。抚顺日伪惊慌已极，乃将边城用刺线围绕，城头安装探照灯，并给守城日伪军“配备机关枪、手榴弹。每人增发子弹500粒。日军以枪声为号，守桥（永安桥）之守备队听到枪声，电告日军齐来，以备不虞……”“城门用土填塞，有事系绳而引。”成为当时莫大笑闻。

 在兴玉生袭破抚顺城后，驻铁岭日军守备队三百余人，伪县公安大队马、步、炮队四百余人，“携带大炮六架，铁甲车一辆，往催阵堡一带剿匪”，对抗日总队发起进攻，其中一路在“陈千户屯与匪五十人遭遇，交战数刻，匪退走，匪损五人云。”从熊官屯进攻大甸子的一路在开原伪公安队韩小个子配合下，在大甸子“获金山好旗二方，抬枪、套筒数杆，毙匪甚多，活捉九人交铁。”伪铁岭县公安队“得匪马车一辆，捉匪二名。”“29日晚4时，中日军六百余抵张楼子村西，见有匪迹，乃鸣炮十余响，以寒敌胆。”（实则为自己壮胆），发炮后却不敢进攻“即时抵辽海屯，恐城内发生危险，是日晚中日军警如数返铁云。”敌人虽气势汹汹，来势大有一举剿灭抗日总队之势，但在抗日总队的反击下，在夸大战果，不报自己死伤数字的战报中也不得不承认：“本县大部队虽剿多次，皆未得胜。”只好龟缩城里，铁岭东部山区仍是义勇军的天下。 

抗日总队在反围剿初战告捷后，为巩固铁岭、开原边界山区根据地，报义勇军在柴河堡被八区联庄会拦击之仇，抗日总队发动了对柴河堡的进攻。

 金山好、方振国、绿林好在马家寨与日伪作战失利，向铁岭境内赵亚洲的抗日总队靠拢时，途经柴河堡、靠山等村，在柴河堡遭到以伪警署长陈老麻子为首的伪八区联庄会的拦击。小头目江北被八区联庄会打成重伤，抬到李千户屯时死去；队员刘海被俘。刘海因是柴河堡村人，求村里会首李子元出面做保，免于一死。

 开原县伪政权成立后，日伪为加强对基层的统治，深入侵略，按伪奉天省统一规划，在农村实行区、村制，即把全县划分若干区，区设区官和警察署。以下肥地为中心的附近村落马家寨、柴河堡、靠山屯、黄旗寨、曾家屯等村划为开原县第八区。八区以区官和警察署长为头，成立了反动武装八区联庄会。联庄会在日伪授意下，名为保境安民，向老百姓任意摊派粮饷，实则是为日伪服务的反动地方武装。因此，在金山好打出抗日旗帜后，在马家寨与日伪军作战失败时，八区联庄会拦击了突围经过柴河堡的金山好部。八区联庄会当时在各联庄会中是势力较强的武装，有团丁（又称乡勇）三百人。直至后来栾法章自卫军抗日时，八区联庄会仍是抗日义勇军的一大威胁。时八区联庄会由各村会首带队，正驻柴河堡。

 金山好、方振国、绿林好败退中遭受拦击，因损失了一些队员和小头目江北记恨在心。在攻破铁岭城放狱后，驻扎在铁岭大甸子一带。为报开原八区联庄会乘危拦击之仇，拔除伸入铁开边界山区的钉子，赵亚洲、金山好、方振国在大甸子召开会议，决定进攻柴河堡。他们先派队员、柴河堡曲六子回村侦察敌情，然后于3月3日夜，挑选六百名枪法好、身体好、胆子大的队员，分两路进攻柴河堡。

 3月4日（阴历正月二十八）晨六时，抗日总队以金山好、绿林好为指挥，发起对柴河堡的攻击。八区联庄会为防备金山好骑兵队，早已在村边大路上设下木栅栏等路障，金山好部在正面发起攻击后，遭到八区联庄会的顽强抵抗。村中百姓听到枪声，多数逃往山里。正在相持中，另一路从村北沟攻入村内，并放起大火来。靠山村会首戴明阳，下肥地会首韩秃子见状带队先逃，义勇军攻入街里。柴河堡会首李子元自恃枪法好，退到村里的大庙内顽抗，打死打伤了几名义勇军战士，被激怒的金山好命战士在村内要害部位联庄会办公的村公所及会首家放起火来，那天“风大道泞”，大火烧起后因风大连带烧着了三百余间民房，村北整个一条街全被烧毁。战斗至十点钟，靠山联庄会的金林芳带人在柴河堡村东山上放了几排枪，金山好恐开原县城日伪军来援，在击毙十余名团丁，缴了柴河堡联庄会的枪后，俘获了会首李子元（因曲六子死命保李子元不死，李子元幸免于死）。并俘村中大户人家及平民百姓家妇女十一人，俘团丁裕殿照等八人撤走。被抓去的妇女及人票当天到太平沟即大部放回，十一名妇女除一名姓王的家中无亲人跟人走外，全都放回。金山好部本系胡匪出身，为泄愤，竟对俘获团丁采用了残忍手段，在“江北”死难地李千户屯将团丁裕殿照双脚捆住倒吊在树上点天灯活活烧死，以祭“江北”。

 金山好、绿林好火烧柴河堡后，日伪大为震怒，立即派伪警队出剿。“月之四号，接有匪耗，马贼绿林好等众匪三百余名，由铁界窜至柴河堡。乡团势单，匪众披狂，昨日早晨已攻入，程警察局长得耗，大为震怒，立即调兵遣将……”“警队云集剿匪，大队长韩蓉萱氏（韩小个子）等于客冬率队在屯设立临时剿匪司令部……于昨（日）突闻柴河沟柴河堡于是晨被大股马贼侵入，该氏立统带骑兵二百名，追击炮两门，星驰往剿，于上午十时出发，一时至抵孙家台，飞奔柴河堡，谅此乌合之贼，不难刈除焉”。在伪警队赶到堡时，抗日总队金山好部早已撤回大甸子、李千户一带。可日伪竟吹嘘说：“县境各乡安堵，匪气消殇”。

 事后，当时的日伪报纸《盛京时报》以“匪扰柴河堡暴行续志”为题报道：“本月4日早7时，被贼头目金山好、绿林好等率匪一千余，攻陷该村，伤民八名，烧房二百三十余间，掠去团丁十余名，架去美女十名，奔铁岭大甸子盘踞。”日伪大肆渲染柴河堡事件的目的在于离间老百姓与抗日义勇军的关系，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和他们一样把义勇军称做“匪贼”“马贼”，当做“胡子”，以孤立抗日义勇军，达到最后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而素质低，成份复杂的义勇军队伍中的一些人，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及乱杀乱烧的盲目行动也确实给了日伪以口实，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内部的这种内耗恰是中国人民对外战争中最可悲的一页。

 本节史料参见：

 ①《盛京时报》1932年3月1日、2日、3日、4日、5日、12日、7日、9日

 ②访兴玉生之子女，武家沟村民兴瑞莲，兴志友谈话记录。

 ③访抗日总队老战士姚永富(82岁，现住武家沟)谈话记录。

 ④访柴河堡村民王敬尧(80岁)，刘长璧(82岁)谈话记录。

 ⑤兴玉生回忆

 ⑥赵亚洲《抗日总队兴起与失败》

⑦见《肖品三档案》，现存铁岭县公安局档案室。
此时，义勇军获悉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3月9日要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改长春为“新京”，改民国二十年（1932）为伪“大同”元年，定伪满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为打击日伪气焰，义勇军决定3月10日晨进攻沈阳。9日，赵亚洲在彭楼子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10日拂晓，金山好、长江好率先头部队从小北门、大北门进攻工业区，然后直取浪速通大街，攻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活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实际此时本庄繁在长春，不在沈阳）赵亚洲率大队从小东门、大东门进军兵工厂，然后会攻浪速通大街的关东军司令部。

 3月10日拂晓，义勇军发起了对沈阳的进攻。金山好部窃取了敌人岗哨的口令，化装成伪靖安军，穿伪军服装，佩戴伪警备一旅臂章，由反正的梅翻译做向导，提前于晨三时冒雪迅速混进了大北边门。缴了守城门日军岗哨的械后，把尚在梦中的伪警队缴了械，并乘机占领了伪沈阳市第十一警察分局，击毙了伪分局长张振东、董建业，击伤伪警及日军哨兵十余名，将该分局所有警察全部缴械。金山好命将缴获的150余支枪及各种器械装上随来的马车和缴获来的汽车运往东山。沈阳市人民听到义勇军攻入城里的消息后，抗日情绪顿时高涨，他们张贴标语，欢迎义勇军攻打沈阳，有的积极支前……

 金山好对被俘的二百余名伪警察训话说：“我们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来接收沈阳，与你们警察无仇，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伤害……”日伪《盛京时报》载文说：“赵之副首领金山好，对警察演说，振振有词，堂皇正大，足以欺骗头脑简单之警士……”；随后，金山好部张贴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和警察汉奸不得为非做歹的布告和“打倒满洲国！”，“驱逐日本人！”等标语，吹起了进军号。军号“发音甚正，”义勇军发起了对城内的进攻。天亮时，赵亚洲部从小东门攻入沈阳城，在城门附近，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

金山好部虽攻入城内，但因提前抢先攻城，后续部队未展开发起攻势，形成孤军深入，也过早地暴露了攻城意图。使日军得以调动守备队、伪警队及前几天从营口调来加强沈阳防务的汉奸王殿忠正规伪陆军一旅，组织反击。致使从西面进攻的耿继周的“君子仁”部经三家子、塔湾久攻小西门不下，转攻大北门又受阻，激战三小时不得进展，只好退回新民。南路刘海泉部攻入市区不远，即斩杀头几天俘获的两名日军祭军旗。然后挺进小河沿一带，但由于和友邻失去联系，情况不明，不敢冒然深入，不战而退。东路赵亚洲部前锋经王子安引路，掐断东门一带电源线后，进到小东门，在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后，守城门警队在队长率领下将枪架起投诚。部队顺利通过小东门，但尚未进到兵工厂，就遭到汉奸王殿忠部伪奉天暂编陆军步兵第一旅的阻击。后续部队又因在旧站袭击了日军正在运行的军列，暴露了集结地点和进军路线。日军遂派飞机七架轮番轰炸后队义勇军。炸得战马狂奔，冻块乱飞，义勇军除少数东北军旧部外，多系由农民组成，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顿时溃不成军，各部之间失去联系……之后，留下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

 项青山、老北风部在约期根本没出兵攻沈阳，各路义勇军无法在沈阳会师，相继退出沈阳。金山好部在攻到太清宫和交通银行胡同时，遭到日军守备队、伪奉警在厅长齐恩铭乘车督战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金山好部虽击毙日军数十名，俘十余名，遣散、击溃伪警无数；缴机枪四架，载重汽车三辆，小汽车一辆，电汽自行车两辆（摩托车），但因后队长江好、于德霖部没跟上来，所部均系骑兵，巷战不便，弹药将尽，加之一部分胡匪出身的士兵在战斗间隙离队向商号、居民行抢，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不得不退出沈阳。撤退时，天已近午，金部扬言说：“我们回去吃午饭，吃过饭还来！”吓得沈阳日伪心惊肉跳，又气又恨，军警每日戒备森严，“城门延至九时开放”。伪奉天市长、汉奸赵欣伯发布布告恶狠地说：“不峻法不足以寒匪胆，拿获匪徒就地正法。”并调王殿忠的伪奉天暂编陆军第一旅“拱卫奉天市”；调伪靖安军汉奸李寿山部开驻辉山。

 这次进攻沈阳，抗日义勇军伤亡较大。抗日总队里黄中队长等牺牲，秘书处长王子安等十几人被俘。此次进攻沈阳城，虽因友军失约，没有重武器及充足的弹药，伤亡较大；加之联络手段落后，纪律松驰等没有成功，但却沉重打击了日伪气焰，显示了辽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尤其战斗发生在溥仪就职伪执政的第二天，国联李顿调查团即将来沈之际。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主动进攻日伪盘踞的大城市，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也在3月16日显著位置报道了“东北义勇军大举进攻沈阳”的消息。

 本节史料参见：

 ①赵亚洲《抗日总队的兴起和失败》

②《盛京时报》1932年3月1l日、13日、15日、19日。

③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2期56页。

④辽宁人民出社版《东北抗日义勇军史》283页。

⑤《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

⑥《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

⑦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东北义勇军概况》。

⑧高树桥《血肉长城》128页。

十 大甸子反围剿获胜 清柴沟义勇军遭劫

义勇军进攻沈阳失利后，赵亚洲部撤回到三岔子，金山好部撤回柴河沟一带休整；刘海泉部退往康平、开鲁；长江好撤回法库；于德霖第九路军解体，辽北抗日义勇军活动进入低潮。

 赵亚洲、金山好部为补充弹药、装备，派出部队先后攻破并收缴了宿老屯、鸡冠山、白旗寨、收养政、茨榆台等伪警察分所的枪支弹药、服装等，但所获难以满足部队最低需要。抗日总队进攻沈阳的行动，使伪奉天省当局十分恼怒，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汉奸李寿山的伪靖安军为讨日本主子的好，将在沈阳俘获的二十余名义勇军战士就地正法后，用刀将首级割下；把在东部肥牛屯—带逮捕的一批义勇军战士用铡刀把人头切下。为恐吓人民，将二十多颗人头分挂在沈阳城各关、边门，“每处九、七个不等。”因一时抽不出兵力围剿抗日总队，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伪省长臧式毅、总务课长金井章二打电报给伪铁岭县自治执行委员长王者贵、副委员长常郁栋，责令“合兵围剿，务期将此股帮匪一鼓荡平。”

 3月21日，伪铁岭县头目王者贵闻赵亚洲、金山好在大甸子及附近村屯驻扎，在日本守备队长丸山定、宪兵队长藤川九十九、参事官镰仓严的督促下，任命王超山为指挥，率警务处长李世荫、保安总队长李万忠、保安第一骑兵队长董熙侯等倾全县伪警察及五个保安中队，加上叛徒王超山本部骑兵队，计步、炮、骑四百余人，前往东山围剿。

 这王超山是新台子南的沙岗村人（今属新城子区石佛寺乡），“九·一八”事变时任法库县公安大队副大队长。事变后，原公安队被日军遣散，他曾一度响应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号召，组织抗日义勇军第54路军，后见张学良大势已去，日本人占了上风，旋即投敌变节，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被日伪政权任命为伪铁岭县保安大队长兼剿匪总指挥。(王超山靠镇压抗日义勇军起家，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信任，后来官升到辉南县任伪警务厅长、伪通化地区警务科长。)

 王超山沿途召集各区村伪马乡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共组成十二个分队，携带机关枪、迫击炮，欺赵亚洲、金山好部是疲惫之师，向大甸子发动了进攻。抗日总队在大甸子北山、磨石岭等处凭险据守。伪警务处长李世荫督队，携带机关枪由大甸子北绕山而上，遭到了抗日总队迎头痛击，退回山下。伪第四分队炮兵队长修万福及第二分队长阎英魁率队在与金山好部相遇后，展开激战。伪炮队“在冰洼村(现该村已动迁)西南岗架炮射击，发炮四十余发，匪仍不退。”义勇军与伪军激战7小时后，天色渐黑。赵亚洲调集分驻附近各村的优势兵力发动反攻，对伪军采取三面包围之态势，伪军见势不妙，“奉王指挥令，退入熊官屯集中。”抗日总队虽反围剿获胜，但因弹药奇缺，未能大量杀伤敌人，经此一战，抗日总队弹药基本耗尽。

 王者贵在围剿失败后，惊慌失措。3月25日打电报给伪省长臧式毅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王者贵在围剿失败后，惊慌失措。3月25日打电报给伪省长臧式毅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称：“县城难保，请派正规陆军(伪满国军)来合剿。”由于日军主力忙于进犯吉林、黑龙江两省，与李杜、王德林等部义勇军作战，不但抽不出兵力围剿辽北抗日义勇军，而且还从铁岭调走了日军清水支队。为清除“肘腋之患，便策划了一个以伪军为主的大规模讨伐计划：在命关东军第十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团从沈阳向东，策应伪军的同时，调原奉张通辽巡阅使、大汉奸张海鹏（时任伪满蒙边督办，因其一脸麻子，时人称其为张大麻子，他的骑兵部队也被叫做张大麻子队）所部郭宝山蒙古骑兵旅、铁岭日本守备队，伪满国军曹团长正规陆军一个团为主力，由西向东讨伐；命开原县伪警察大队长韩蓉萱（因其生得矮小，又一贯与抗日军民为敌，时人称其为韩小个子或韩小矮子）牵头，组织铁岭、开原、西丰、东丰、清原等五县联防队，对活动在清河沟、柴河沟（当地人们习惯上把分布在柴河流域各村屯称做柴河沟，分布在清河流域的各村屯称做清河沟，因此，柴河沟、清河沟是地域概念，而不是两单一村名）一带的赵亚洲、金山好、方振国部采取四面包围之势；又命原奉张时期东边道镇守使、汉奸于芷山向西出兵清源、西丰共同围剿抗日总队。日伪为围剿抗日总队动员总兵力达一万多人，于三月末至四月初，对抗日总队发动了空前大讨伐。

 此时的抗日总队，在大甸子反围剿后没得到任何休整和补充。粮草、弹药耗尽，附近又无友邻义勇军支援。为了获得弹药补充，决定向伊通县方向突围，向活动在吉林伊通的果立轩部靠拢。抗日总队从大甸子出发，且战且走，在上韭菜峪与伪军交战一天，义勇军损失惨重，只好继续向东突围。张大麻子沿张楼子、催阵堡、大甸子、鸡冠山、柴河沟一线紧追不舍，抗日总队行至清河沟、柴河沟上游，在开原、西丰、清原交界地带，被敌人完全包围。三千多义勇军将士在内无粮草弹药，外无任何救援的绝境下，与数倍与我的优势兵力及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了浴血苦战，终因敌众我寡、优劣悬殊，血战失利。义勇军战士在清、柴河沟一带“遗尸遍野，河水尽赤……”

 赵亚洲率部分队伍撤到清原县夏家堡附近的下老坎一带时，被张大麻子队、曹团陆军、于芷山伪军包围。在此关键时刻，日伪又调来铁杆汉奸邵本良部投入战斗。邵本良是兵痞惯匪，“九·一八”事变后，认贼做父，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特把从沈阳兵工厂劫收的新式步枪——韩殿春造大盖（因设计者韩殿春而得名）数千支装给邵本良汉奸部队。这时的邵本良子弹充足，其基本队伍多卖国投敌的死硬分子，对抗日军民危害极大。（邵本良后由独立营长升到东边道剿匪少将司令，1936年6月在本溪附近赛马集一带，被我抗日联军第一军包围击伤，所部一千余及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全部被歼灭。邵本良是抗日义勇军的劲敌、死敌，多次参与对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讨伐”，深得日本主子信任。赛马集一战，邵本良本人受伤后逃往奉天，渐渐失去日本人信任，成为一只癞皮狗）。抗日总队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部队思想素质差，迷信思想重。早在年初，有一阴阳先生号叫“刘大美人”，又称“大佛像”，自称神算。曾预言说赵亚洲、金山好部在惊蜇打一仗胜一仗，春分后打一仗败一仗。战事偶应其言，一些人对此迷信说法深信不疑。这时，队伍退到下老坎的一个烧胡子沟的地方，一些人迷信思想大发，认为犯了“胡子忌”（因日伪称抗日义勇军为胡匪，不明真象的老百姓也称他们为‘胡子’），进入死地、绝地、斗志顿泄，又遇敌优势兵力，部队大部溃散、被俘。

 附：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歌谣

 正月里正月正， 赵亚洲铺局抖抖威风，

头一仗打的柴河堡， 二一仗打奉天捎带东陵。

二月里开杏花，杏儿如豆， 金山好、绿林好才往东游，

张督办大兵随后追赶， 一仗打到烧胡子沟。

三月里开桃花，桃叶儿尖， 跑的跑，颠的颠，

如不藏、不躲、不供， 马步队抓去命归阴间。

四月里开梨花，梨花甚香， 方振国死去抛下爹娘。

五月里开榴花，榴花甚红， 催阵堡大团活捉小五龙，

丁麻子将他送到城里去， 托监督保留性命县长不容。

……

注：此歌谣是武家沟村民武庆勋、武广才、武广贵、王玉民等老人回忆的；末尾句“县长”指的是当时新任铁岭县长杨宇齐，所用时间为农历。

 赵亚洲仅与警卫刘德子、姚海青等三骑突出重围，逃往抚顺；金山好率二百余骑向西突围，越过辽河，退往法库；方振国率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回到老根据地开原天桥山。

 此役，许多义勇军战士牺牲。日伪《盛京时报》称：
“漫散各沟，无地无之，沿道匪尸横卧，令人见之可恨亦怜……”“乃胡匪一场大劫。”计死伤在千人以上。

反“讨伐”失利，是抗日总队的一场大劫难，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场浩劫。张海鹏、于芷山、韩小个子等日伪武装，攻义勇军名曰“讨伐胡匪”，而实质上，他们才是真正匪帮。日伪军所到之处，人民苦不堪言。张大麻子队进入辽北后，一路抢掠。在进入开原、铁岭东部山区后，大开杀戒，随意诬指老百姓为匪，随意指某村为“匪窝”，任意烧杀抢掠，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的枪毙，有的刀劈，有的铡头，有的用战马拖死……为夺民财，不择手段，有举火烧房相要挟者，有射杀人之父老者，有以掐死襁褓中婴儿相威胁者，这些丑行，“胡匪”何曾有之！而在伪军却屡见不鲜。

 这一灾难场景的历史记载，在日伪官方文件中是不难看到的。在抗日总队失败后的1932年5月，伪铁岭县政府执行委员会呈文伪奉天省公署的报告中说：“职属夏家楼村呈称，为军队往来食宿贵重……民村地处铁法县道中间，自本年二月间蒙边军来境剿匪，分住各户，日用膏（高）伙，非肉即面，民等只得竭量供给，犹恐威吓，该军多系骑兵，喂养草料又须特别多费……民等不敢发言讨索……来时必令农民溜马，否则即打骂临身……”。亡国之民族，安有人权可言，失去祖国之人民，只有任人涂炭！

 本节史料参见

 ①赵亚洲《抗日总队的兴起和失败》

 ②《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228页

 ③《奉警情芬特14》—2—94、95卷

 ④《盛京时报》1932年3月19日、3月31日

⑤《伪满洲国史》

⑥李延禄《过去的年代》221页

 ⑦访赵亚洲遗孀周洪琴老人录音及访姚永富等老战士记录

⑧访石佛寺二村老人迟向久谈活录音，迟当年任伪警士参与了对义勇军的五县会剿。

十一 董二虎刑场亢悲歌 方振国血洒天桥山

 在镇压了抗日的总队之后，张大麻子队、曹团伪军将俘虏移交地方，撤回原防。韩小个子在镇压义勇军中卖力很大，深得日本主子欢心。4月6日，在日本侵略者倡议下，所有参加镇压、屠杀抗日军民的伪警队长以上头目，在开原城与日本宪兵队长、参事、教官合影留念，并将马、步、炮队排列共同摄影，以庆贺“胜利”，宣扬“亲善”，随即对被俘的义勇军将士继续展开屠杀。

 抗日将士在柴河沟被俘三百余人，在开原上顶子、铁岭韭菜峪一带被俘二百余人，在清原下老坎被俘二百余人。当时，各部日伪为争夺俘虏虚报军功，竞相动武，俘虏苦不堪言。被移交到开原的抗日义勇军将士首先遭到屠杀。4月12日，伪开原县县长（伪满洲国成立后，各地方自治委员会改为县公署，委员长改为县长）丁一青迫不及待，用电报请示伪省长臧式毅：“值地方不靖，深恐迁延时日发生危险，用敢先行正法，籍昭炯戒而保安全……”。臧式毅电准：“先行处决。”开原日伪得令，便开始了血醒的屠杀。这些禽兽采用了最残忍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战俘，用枪毙、喂狼狗、铡刀铡、小刀凌迟……然后以人头、耳朵报功请赏。许多义勇军将士就义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抗日总队第八队队长董二虎，是抚顺矿工出身的硬汉子，素以作战勇敢闻名于抗日总队，曾多次冒死身临前敌，英勇杀敌。在被铡前大声喝道：“国都亡了，我死有什么?我要唱一首歌再死!”监斩日军军官很是欣赏，允其唱。董二虎随即引亢高唱—段“卖油郎独占花魁”，引颈就铡，使在场日伪亦为之惊叹，真乃气壮山河!

在西丰县境内被俘及移交过来的被俘义勇军人数较多，达四、五百人。伪县长冯广民原籍是铁岭县催阵堡人，而抗日总队的主要成份是他家乡催阵堡、李千户、大甸子、三岔子、白旗寨等村人。冯广民早年曾参加过爱国活动，日伪为稳定统治秩序，将他留任伪西丰县长。他见到众多乡亲面临屠杀，于心不忍，故意以依法审讯为借口拖延时间。这时，冯广民的堂妹吴冯氏从铁岭县李千户老家赶到西丰，委其在日本人面前为被俘乡亲求情，出面保释。冯广民先保释出与之有亲戚瓜葛者十余人，求情者更多。4月6日，冯广民以被俘者多系被胡匪抓来赶车喂马者或车、马被征用，怕车、马损失，跟匪前来追讨为由，给伪奉天省长臧式毅及总务课长金井章二(日本人)打电报。称：“查此项降匪其中情形颇有可原者，因被匪迫胁入帮者，因寻觅马匹未得走出者，又有为匪人强迫御(驭)车喂马者。如依法惩治未免可惜。拟援照钧署前颁之匪人自新办法，将胁从各犯分别取保于释，俾资安业。倘其中有确系匪首，罪在不赦者，拟依法呈请惩处，以肃人心。”这呈请虽获准，但冯广民与日本驻县参事官矛盾公开化，日本人提出保释一人须有三村联保。即有三个村子(当时伪满实行的基层政权制度是区村制)的头面人物签字担保，方可保释。这样，铁岭籍的战俘很快取保放回，抚顺及其他县籍的战俘如排山屯、黄旗营子、会元、富尔哈、哈达、前甸、望宾等地的义勇军战俘，也托称铁岭东山人，冯亦不追究，有保即放。尽管如此，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保人、保村，不得开释。冯广民又网开一面，“准自新人(先释放的战俘)三人以上出面担保，可以开释。”于是，在西丰境内所剩之抚顺矿工、铁路工人及山东难民出身的战俘竟全部被开释，一个未杀。至今在铁岭东部山区，老辈人还常念及冯县长的恩德。

 当部分义勇军战俘获释后揭竿再起抗日时，日伪抱怨冯广民说：“前在西丰被冯广民县长缴械释放之匪羽，以图死灰复燃，冯县长徒因识者多义，为妇人之仁，行将养痈成患，今果然矣……” “赵匪失势后自行藏匿者有之，被开原丁县长明正典刑者有之，唯窜至西丰一股，虽经缴械，而冯县长体好生之德，概行赦放，以期自新，实则治乱世宜用重刑，放虎归山，终必为患也。被放初归时，犹知悔作，近因东边刀匪猖獗，又俱怀有异志……”。 

突围到开原天桥山的方振国，率残部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但张大麻子骑兵队及开原日伪军穷追不舍，并将“剿匪司令部移驻西镇庆云堡。”“该部军队(张海鹏蒙边骑兵)到县分投(头)堵剿，几次与匪接仗均获胜利，股匪金山好、方振国二人当场枪毙(其实金山好已突围)，旋经该队将尸体送县验证，查方正(振)国原在本县充过警差，各方均已认识，尚属实在。金山好系属外县人氏，究竟是否该匪尸无从认定……”方振国牺牲时是4月8日，一腔忠于中华民族的热血，洒在天桥山上。

 日伪在击溃抗日总队后，向辽北人民大施淫威。他们把方振国等抗日志士的首级砍下，悬挂在铁岭城门口，借以恐吓人民，并大肆搜捕义勇军。日本驻铁岭领事馆开原出张所领事关山顺作亲自“查案”。在开原将“掏鹿”《广合顺》商号执事、49岁的马海亭以“接济匪械”罪名逮捕，并逮捕“逃犯二名。”铁岭、开原两城“夜间戒严，有行人格杀勿论”！“公路两侧，禁种高禾”……。加之当时水灾及霍乱流行，无人赈济，辽北大地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世界。

 抗日总队在日伪优势兵力“讨伐”下失败了，队伍除战死、被俘、杀害外，部分退入黑龙江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队伍，大部又随赵亚洲、金山好等领导人展开了新的抗日斗争。抗日总队这一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队伍，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虽仅半年时间，却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砸铁岭、抚顺、攻沈阳的爱国壮举，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鼓舞了辽北乃至东北人民的抗日勇气和信心。他们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浩然正气，与辽北大地同辉，永世常存。

本节史料参见：

①《盛京时报》1932年4月12日、5月2日、3日、4日、5日、10月15日。

②《东北血泪大画史》。

③《奉警情芬特》—2—85卷。

④义勇军老战士姚永富兴玉生之子女兴志友、兴瑞莲回忆记录。

⑤访崔景芳回忆记录（崔曾任西丰县伪警队班长）。

⑥《辽北人物录》33页。

⑦辽宁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04页。

⑧李千户乡朴起屯《村史》。

十二 高文彬组织蒙边行署 刘振玉血战王家油坊

 抗日总队失败后，辽北地区辽河以东的抗日斗争进入低潮，辽河西的抗日斗争却方兴未艾。康平县高家窝堡人、原东北军事委员会少将步兵组长高文彬（荫周）痛心家乡陷落，同胞涂炭。鉴于日伪在其家乡康平、彰武一带挑动蒙汉纠纷，施展分而治之的阴谋，心急如焚，在北平主动找张学良，陈述抗日主张，自报奋勇回东北组织蒙汉武装团结抗日。

 1931年9月末，高文彬通过蒙古族亲戚、达旗统领刘振玉，联络了卓旗统领李胜，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表示抗日救国，甘为前躯。李胜在会见东北军高级将领时语惊四座，对在场的万福麟等高级将领说：“你们住在高楼大厦，还有娇妻美妾，一生吃穿不尽，能去抗日吗?看我们傻蒙古去干吧！”在张学良受命和支持下，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带领王化南、关翼青、赵龙涛、王云汉、张子振等三十余人，潜行出关，在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高文彬任专员，领导法库、康平、昌图、梨树、怀德、彰武、通辽、辽源等地（时上述地区均属辽北）抗日事宜。他说服、团结、改编了在蒙边有很大影响的包善一、韩色旺的部队，形成了一支由蒙汉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

 韩色旺幼年曾在达尔罕王旗出差，通晓蒙汉两族文字。此前受日本人挑拨，仇视汉人。高文彬派与其交情较深的关翼青前往说服，韩色旺表示愿听从蒙边行署改编，与汉人合作抗日。高文彬当即委任他为辽北蒙边骑兵副司令。之后不久，韩色旺又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准备进攻尚在我手中的通辽城。高文彬考虑到韩色旺在当地蒙古族中影响较大，便亲自前往说服其不要为敌所用。高文彬同韩色旺谈了一夜，韩终于醒悟说：“这回我想过来了，我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日人对蒙人绝无好意。蒙汉两族本是兄弟，日军是我们的敌人。我是读书人，尚知大义，绝不做历史罪人，要为蒙汉留下一点‘青名’。”从此，韩色旺抗日坚决，许多蒙古族同胞受其影响，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

 话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吴俊升剿灭蒙匪巴布扎布时，日本人就抢走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日本抚养。此时甘珠尔扎布长大成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娶满清一亲王之女金璧辉(日本名叫川岛芳子)为妻，积极为复辟清王朝和日本侵华效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把他运回东北，利用他为蒙族首领，把从沈阳兵工厂掠夺来的十万支步枪发给他，让他召集蒙古人组织队伍，策划蒙古“自治”。 辽北蒙边专员行署的成立，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分而治之阴谋的障碍。日伪为消灭辽北这个抗日领导机构，于1931年10月中旬，派日军顾问和田劲，策动蒙奸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古自治军”一千余人进攻通辽，遭到了蒙汉义勇军和驻守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的猛烈反击。迫使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军及和田劲等数十日本浪人退出通辽。

 日伪并不甘心失败，关东军头目之一板垣征四郎派松井清助大佐为顾问，把伪蒙军用迫击炮、机关枪重新武装起来，重返通辽。高文彬为避开敌主力，将行署移驻开鲁。

 1932年2、3月间，松井清助大佐亲自带五十余名日军和伪蒙军骑兵五百余人进犯开鲁，在开鲁东的抬头营子附近，遭到义勇军伏击。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军不甘为日本人驱使、卖命，临战一哄而散，日军只好单独应战。百余名义勇军骑兵从侧面突然冲入敌阵，在两小时激战中，轮番冲击。此战共射杀、刀劈日军数十名，松井清助大佐被打下马生俘。因松井被俘后企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甘珠尔扎布败后逃往大连。

 为报复抬头营子之败，消灭蒙汉抗日义勇军，日军通辽守备队长羽山指挥六、七百名日伪军进犯开鲁。刘振玉义勇军闻讯后在王家油坊设伏阻击。日军三面包围王家油坊，义勇军在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弹药将近；遂于当晚以一连兵力在王家油坊吸引敌人，掩护部队突围。日军发觉后，调主力追刘振玉部主力同时，分出小股日军围攻义勇军留守部队。双方在王家油坊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义勇军七十多人在弹药打尽后，以砖头、石块与敌人拼杀。打到第二天天亮，留下对付我义勇军留守连的八十多名日军，只剩六人逃生，其余全被打死。义勇军七十余人也只有五人凯旋，余皆壮烈牺牲。蒙古族义勇军兄弟的鲜血英勇地洒在蒙汉人民和平生息的辽北蒙边大地上。

本节史料参见：

 ①辽宁暨沈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97页、101—103页。

②黑龙江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52—156—160页。

③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二集66页。

④辽宁党史资料办《党史纵横》1988年第二期。

⑤高树桥《血肉长城》67页。 

⑥《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

十三 大刀会逞威通辽城 高文彬收复康平县

 1932年6月，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十九次常委会决定，对辽宁境内的五十余路抗日义勇军进行整顿，重新编制。全省共划五大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为第二军区；辽东为第三军区：辽北为第四军区；辽源蒙边为第五军区。每军区设总指挥一人，副总指挥一人，参谋长一人。下设参谋、总务、军务、副官、军法、秘书、交通等处。高文彬为第五军区总指挥。管辖辽北康平、法库、彰武及蒙边二十县。是年11月，救国会又将军区改为军团制，军区下各路军改为梯队制。全省划七个军团，军团下辖梯队。高文彬为第五军

团总司令。军团下设六个梯队，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梯队司令。热河民团司令解国忱不满热河省主席万福麟有意逃跑、消积抗日，随即率部脱离热河，参加了高文彬的第五军团，被任命为第五梯队司令。刘海泉与赵亚洲等进攻沈阳失利后，退入新民、法库一带。所部孔团被汉奸张海鹏部缴去枪械二百余支，刘海泉托高文彬往回要。张海鹏知高文彬是受张学良委派而来，为预防将来日本失败，自己留个后路，给了高文彬“面子”。刘海泉要回枪械后，率所部几千人加入了第五军团，被任命为第六梯队司令。第四军区（军团）管辖辽北的铁岭、开原、昌图、梨树、怀德、东丰、西丰、西安（辽源）等十余县。救国会曾任于德霖为辽北沈阳、抚顺、开原、铁岭四县抗日武装总指挥。后因于德霖失败，任命熊飞为第四军区总指挥。因熊飞在东北军中任团长，驻防白马关，未能出关任职，故第四军区没建立起来，辽北各路抗日义勇军不是投入第五军团，就是单独同救国会直接联系。

1932年5月26日拂晓，第五军团攻袭了通辽城。高文彬集中第四梯队刘振玉部和第五梯队解国忱部五个团的二千人的兵力，分两路进攻通辽。一路由高文彬亲自率八百人攻西门，另一路由刘振玉、解国忱率主力攻击东门。激战到下午三时，在义勇军顽强的攻势下，日军不支，放弃城门阵地向城内退却。义勇军乘胜攻入城内。一部敌人退入城内后，固守几个构筑牢固的炮楼；一部分约八十多人退入前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宅内。该宅高墙大院，易守难攻。义勇军解国忱部大刀队二百余人，搭梯翻墙而入，冒着敌人的手榴弹、机枪的反扑，奋不顾身，不停地向各屋冲杀，抡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退入该宅的八十余日本兵有六十余被大刀队砍杀，余者逃命，而大刀队仅伤亡八人。 

因敌人从郑家屯、钱家店调来援军，义勇军无重武器攻打炮楼，遂主动撤出通辽。此后从未能攻克通辽，但歼敌一百七十余人，缴枪二百余支，义勇军还是获胜而归，尤其是大刀队杀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使敌人心惊胆寒。

 1932年6月，日军在镇压了辽河东的义勇军后，先后占领了远离铁路线的蒙边各县，深入侵略,气焰十分嚣张。为打击日伪锐气，鼓励民众的抗日斗志，第五军团决定收复康平县城。7月，高文彬从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李胜等部各抽一个团，编成精悍的骑兵小分队。部队从开鲁出发，长驱三百里，沿途击溃了许多股日军后，到达大蒿子村。到达大蒿子后，高文彬召开了军事会议，命第一梯队司令包善一、第二梯队司令韩色旺游击于通辽地区牵制敌人，自率主力向康平推进。沿途日伪见势皆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战，第五军团也不理睬小股日伪，挥师东下。第五军团的东征，极大地鼓舞了康平人民，当地义勇军司今薛羽鑫率红枪会赶来协助高文彬部攻城，人民踊跃支前。康平城距铁道较远，盘踞城内的日伪军听说高文彬率大队来攻，自料后援不续，未敢抵抗，在义勇军进入康平县城时，早巳逃得无影无踪了。

高文彬兵不血刃收复了康平后，就把军团部设在康平。附近各民团、自卫团、山林队如薛羽鑫、李梅玉、王聘儒、窦介珍、张伯骞、谭惠凤等纷纷来投。五军团在原有的基础扩编了一个刘叙五为司令的第八梯队和于海川的一支队、田兴涛的二支队、张子斌的三支队、薛羽鑫的四支队、李梅玉的五支队、王聘儒的六支队、杨X的七支队、高荫堂(高文彬之弟)的八支队、窦介珍的九支队等十支队伍。在九个支队外，还扩编有三个独立团和一个卫队营，第一独立团团长白梦梅，第二独立团团长刘子恒，第三独立团团长王子印，卫队营长张伯骞。此时，第五兵团总兵力达二、三万人，在辽北蒙边，声势浩大。

 与辽北第五军团义勇军同时兴起的还有彰武一带的金子明所部第二十路义勇军。金子明乃彰武县苏合营子人，时任国民党彰武县党部主任委员，年令约五十余岁。他与东北民众抗日后援会的朱霁青交厚，且民族意识强，在家乡深孚众望。“九·一八”事变后，金子明在彰武招集其子、侄金玉宽、金玉山、金玉田等人，邀集彰武县内蒙、汉民众武装，组成了一支抗日队伍。他以保卫乡里为号召，响应者众。（金子明抗日活动也因此仅限于彰武县境内）

 1931年10月，金子明亲赴锦州，请领番号，被警务处长黄显声委为第二十路义勇军总指挥。之后，辽北的绿林英雄“大家好”、“齐南洋”等部加入第二十路军，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多系马队，军威雄壮。

 日军占领锦州后，为确保大虎山至通辽一线的安全，在大通铁路各据点的兵力逐次增加。第二十路军则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在新立屯一带不断出没，打击敌人。

 1932年1月9日，金子明派出一部分兵力将郭家店车站南的一段铁路扒毁，亲率三个支队进攻郭家店。郭家店日军守备队60余人在第二十路义勇军的进攻下死伤大半，残部狼狈逃窜。二十路军此战缴获战马五匹和大量弹药，占领了郭家店。1月11日，日军调来大批部队，在三架飞机的支持下，大举进攻郭家店。金子明率部避开日军主力，当日军扑空撤回时，第二十路义勇军却突然出现在泡子站，打得泡子站日军守备队死伤20余人，狼狈逃走。三天后，金子明部的一个支队又袭击了十家子车站。第二十路义勇军连续三次出击获胜，队伍得到了补充和发展。

当第二十路军乘胜转移时，与百余日军遭遇，义勇军骑兵首先发起冲锋，打乱了敌人阵脚。接着双方混战在一起，展开了肉博战。待敌人占领高地重新组织进攻时，第二十路军已从容远去。此战，第二十路军毙敌三十余名，缴获机枪二挺，步枪二十余支，战马十三匹。义勇军牺牲也较大，分队长王有财战死。

 1932年1月19日，金子明部再战郭家店，使日军大为恼火，立即采取报复行动。20日，日军精锐400余人，直扑第二十路义勇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河营子，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步步逼近。金子明见状，率队撤出东河营子。日军下很大力气，没抓住二十路军影子，便向附近各村盲目炮击，许多民房被炸起火，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恨，他们一呼而起，聚集起数百人，手拿各种简陋武器，准备与侵略者拼命。这时第二十路军闻讯回师，军民联合夹击日军，激战五小时，敌人被迫撤走。

 2月初，金子明调集彰武各部义勇军五千人，围攻彰武城。当时驻彰武日军有三百余人，伪军约千人。2月3日早晨，义勇军发起攻势，激战七小时，与汉奸张海鹏的第五旅骑兵增援部队汇合，又反扑回来。义勇军因弹药耗尽，有的部队又自行撤走，致使义勇军虽英勇奋战，终以寡难敌众而溃败。彰武一战，第二十路军元气大伤，不得不分散活动。在枪弹、给养奇缺的困难境地，金子明决定亲赴北平、南京寻求补给。1932年7月金子明不幸在北平因车祸负伤，不能出关回乡抗日，所部久无统一指挥，独立、分散作战，逐渐散失，有的投奔其他义勇军部队。待1932年热河失守后，金子明重返彰武聚集旧部时，受日伪追捕，几乎丧生，只好重新入关，第二十路义勇军从此不复兴矣。

 本节史料参见:

 ①辽宁人民出版社《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07—108页。

②黑龙江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60—164页。

③辽宁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02—103页。

④陈觉《国难痛史》14—20页。

⑤《党史纵横》1988年2期31页。

⑥高树桥《血肉长城》66页。

⑦《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二集6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