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扣发型剪烫视频:岳健勇：全球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吗？

10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出现持续高速增长。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对中国崛起尚存疑问，那么，2005年之后，中国崛起则成为了全球共识。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令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唯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国内产业发展却愈加艰难，产业升级遭遇巨大困难，面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全球压力，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生死关头。

　　这一切与中国入世究竟有何关联？全球化对于中国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岳健勇博士对于全球政治和发展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他认为全球化的一整套规则就是排斥发展和阻碍发展中国家赶超的，中国的深度全球化战略存在严重缺陷，目前国内产业发展遇到的种种困难，恰恰说明中国已深陷全球化陷阱。如果不从理论和政策上对全球化深刻反思，将导致中国丧失自主发展的基础。

　　近日，《凤凰周刊》记者对岳健勇进行了专访。

　　《凤凰周刊》：国内外一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初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您对此有何看法？

　　岳：经济增长仅仅是衡量发展的一项指标，而不是唯一指标。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完全等同。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是因为发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消除贫困和赶超。

　　就消除贫困而言，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是明显的，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数亿人口得以脱离极端贫困的状态，全球消除贫困实际上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外很多人一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问题是，中国在消除贫困上的“例外表现”不足以得出全球化能够促进发展的结论，因为像中国这样不计生态、资源、乃至人的生命的代价，所换取的出口导向型高速增长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难以效仿的。更重要的是，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实现赶超，即工业化，全球化是不是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

　　在前不久结束的G20峰会上，中国再次遭遇美国等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坚决予以抵制。从国际经验看，快速工业化必然带来本币升值，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工业化大国在1980年代都经历了本币大幅升值，升幅均在50%以上；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大幅提高，但迄今，日本和德国依然是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因为它们的制造业靠的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工资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这些发达国家通过把制造业的部分生产过程迁移到低工资国家，继续保持本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与此相比，人民币升值更多是来自贸易顺差过大这一技术指标的压力，与工业化几乎无关。这可以从按企业分类的出口产品结构上看得很清楚。今年10月中旬，温家宝总理视察广交会，参会企业向他大倒苦水，认为人民币再进一步升值的话，企业就得大批垮掉。那么，我们的企业能否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化解成本压力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喊了好多年，却始终成效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相当缓慢，企业严重缺乏创新能力，以至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既然如此，所谓“走出去”往哪儿走？走得出去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既然走不出去，那么，维持出口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汇率的稳定。

　　这实际上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中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导致中国成为先进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是脱节的。

　　国际舆论以及西方学术界动辄把中国比喻成战前的德国。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德国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远在美国之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业中心。德国模式被形容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这一模式对一系列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周边的中欧国家，中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大洋彼岸的拉美国家等，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均产生了很强大的亲德势力。

　　中国迄今则依然是个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外资和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科技发明和创新方面远未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在争夺外资和出口市场上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处于零和竞争的状态，因而很难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此外，当时的德国是世界一流强国，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而当今的中国则处在美国支配下的单极国际体系内，中国高度依赖这一体系，通过“搭便车”，也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经济规则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中国既无愿望，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很显然，德国工业化的本质是自主发展，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也无不如此。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赶超能力不足，徒有高速增长外表的依附发展。中国竭尽全力抵制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有唯一的比较优势，即劳工成本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尽管这一优势正在烟消云散。这一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难道是中国获益于全球化的证明吗？！

　　《凤凰周刊》：您曾在2009年1月的《南风窗》上发表了“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一文，引起极大反响。您认为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陷阱，这与十年前的中国入世谈判有何关联？

　　岳：“无技术工业化”是对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一种理论概括，描述的是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外部市场的扩大，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自由化则确立了外资在国内市场的全面优势，导致国内产业被全面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使中国的工业化受到严重抑制。

　　“无技术工业化”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中国在某些尖端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而是指就整体而言中国高技术领域被外资牢牢控制、本国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因而严重依赖技术引进或外资技术转让，由此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一不争的事实。

　　“无技术工业化”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放弃自主发展的目标直接相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就已清楚地意识到，要获得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出口市场，就必须加入国际体系，与西方发展关系。

　　入世谈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当时中国希望通过谈判稳定两国经贸关系，走出1989年事件造成的外交困局。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与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两者相互影响，前者涉及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后者涉及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在中美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在短时期内大幅降低关税，取消全部的进口许可证和数量限制（配额），并要求中国不对任何产品实行进口替代。中国没有同意短期内取消全部非关税壁垒的要求，但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并同意不再搞进口替代。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替代是工业化的基础，所谓进口替代就是能够生产原来必须进口的东西，尤其是关键产业必须由国家独立拥有，如果始终依赖进口，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之为大国。产业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进口替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体制，有很强的国家能力，具有通过产业政策实现自主振兴的巨大潜力。因此，美国力压中国放弃进口替代，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赶超，成为新的工业化大国。

　　其实，西方国家在战后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这是1944年英美在谈判创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达成的一项妥协，那就是，为稳定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允许各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就业的考虑，对经济实施干预。换句话说，战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非那么自由，而是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妥协的产物。

　　重商主义不等于闭关锁国，其核心内容是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如果采取完全的自由贸易，就可能形成对先发展起来的强国的依附。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实际上是强调自主发展的经济学说。20世纪的新重商主义已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奖出限入”，而是包含了税收、信贷，以及政府采购等一整套内容的产业振兴措施。

　　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像新加坡那样非常小的城市国家经济体之外，所有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全部经历了长期的产业保护，都是先工业化，然后再开放国内市场，实行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主要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承诺实施激进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其本质就是要削弱产业政策的原有功能，否定进口替代。中国承诺的市场开放的条件之苛刻，超过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迄今，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不仅超过印度，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的大国，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与当今的工业化大国不同的是，中国是在没有远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就全面开放了国内市场。既然WTO的一整套规则就是要否定进口替代，限制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中国何以能成为“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实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成功例外呢？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脱节的现实已对此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凤凰周刊》：1992年中国同意放弃进口替代意味着什么？有何后果？

　　岳：中国同意放弃进口替代，不等于中国放弃工业发展。问题是，如果不立足于自主发展，工业发展的技术从何而来？中国政府当时想当然地以为通过出让市场，引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可以获得先进技术。这表明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的技术转让上。

　　为贯彻这一战略，中国于当年修改了《外资法》，大大放宽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允许外方出任合资企业董事长，并允许外商独资经营。这个政策本身很矛盾——合资倒罢了（其实也照样得不到核心技术），独资则很难让中方得到技术，因为独资企业是外国企业保守技术机密最有效的组织形式。

　　允许外商独资的结果是，独资企业数量猛增，很快就占到一半以上。为了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又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在企业所得税税率上，国有企业为55%，外资企业33%，特区外企是15%。外资企业本身就有技术、品牌和管理上的优势，加之我们给予的税收上的种种减让，因而形成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与80年代以两头在外，从事“三来一补”的港台企业不同的是，1992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外资是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主，这些企业看中的恰恰就是中国庞大的城市消费市场，因此，它们直接与国有企业产生竞争，这是导致国有企业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到1995、96年，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作为中国正规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大削弱了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

　　凤凰周刊：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与相关国家进行了马拉松谈判，其中以和美国的谈判最为艰难。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协议最关键的内容是什么？

　　岳：中美协议的要害不在于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也就是贸易自由化，而在于投资自由化。中国承诺一旦加入WTO，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施加的几方面要求：

　　首先，不得提出“当地含量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国产化率。“当地含量”（local contents）的意思是，假设现在有一家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我们作为主权国家可以要求其零部件全部在中国采购，甚至强制其向我国零部件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外资企业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考虑，就会对上游国内企业进行严格的标准化考核，按照国际标准对其工作流程、生产过程、质量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规范化要求，由此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这才是引进外资的真正意义所在。工业化最终反映在终端企业的系统集成能力上，但它的基础是整个供应链的现代化。这条冠之以“自由化”名义的规定对中国的产业升级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第二，不得提出出口实绩和出口比例要求。这样中国就难以通过规定外资产品的出口比例，并要求其自我实现外汇平衡，来防止外资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以保护本国产业。

　　第三，中美协定特别规定，中国不得以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对进口和投资的批准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含量、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要求。这意味着从前“以技术换市场”的做法将被禁止，中国不得找各种借口强迫外资转让技术。

　　此外还规定，中国一旦加入WTO，将立即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1995年，WTO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大、保护期限大大延长、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这就导致中国通过仿制方式发展本国工业的传统捷径走不通了。

　　中国在2001年入世议定书中还承诺，最终将参加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这一协定参加国很少，甚至许多发达国家都拒绝加入。该协定的要害是规定政府采购不得对非本国产品加以歧视。这些承诺表明，中国几乎完全放弃了产业政策。

　　凤凰周刊：WTO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发展隐含了怎样的陷阱？

　　岳：1986至1994年，关贸总协定进行了最后一轮也是最重要一轮的多边谈判，决定成立有着强大约束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在发达国家的压力和操纵下，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三大框架协定，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协定被称为“顶石协定”。

　　战后发展中国家除了“四小龙”之外，工业化发展并不顺利。80年代初，拉美陷入了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之际，顺势把经济自由化的制度框架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施加于发展中国家。

　　凤凰周刊：中国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在国际透明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是繁荣之路。各国只要坚守各自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

　　岳：这是一种拒绝面对现实的无稽之谈！自1990年代全球化兴起至今，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从中获益，全球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世界银行曾在1993年发布报告，总结东亚模式，认为东亚模式就是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制度，也就是国家基本不干涉企业，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并非实情。但是，正是这种自由主义信条自9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主流，并且误导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取向。

　　世界银行和美国的一些经济研究机构把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解释为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是，你的资源禀赋适合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因此，重工业、化学工业、战略工业、高科技等一概不要发展，尤其不要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一切等有了钱再说。这种似是而非的理念至今还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上被反复灌输。

　　实际上，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美国，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都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都是通过国家扭曲资源配置，优先发展重要产业来实现技术自立的。

　　凤凰周刊：中国政府后来提出自主创新，算是对当年入世政策的某种纠正吗？

　　岳：2005年春，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谈到这样一个情况：国内某部委不久前写了一份重要的分析报告，认为入世三年来，国内产业受到的冲击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当年的媒体披露，国内集成电路的85%、高档数控机床的70%、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与纺织机械的70%依靠进口。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篇文章称，中国产业极度依赖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设计、关键部件以及制造装备”，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外资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中国产业一败涂地。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称中国26个行业已有21个被外资主导，各个行业的前几名全部是外资，中国的品牌几乎全军覆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国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的技术依赖度从2006年的70%降低到30%，建成创新型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恰恰是国际上“中国崛起”甚嚣尘上之时。国内有人提出“和平崛起”，以求得美国的释怀和容纳。国际政治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沾沾自喜，以为中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全球化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此，他们积极酝酿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遗憾的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远非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依然是技术引进。实际上，自主创新对于已经开放的产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产业的市场已经让出，我们已经没有东西来交换技术。自主创新利用了中国入世承诺中的某些灰色地带，提出了当地含量（国产化）要求，但这一要求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尚未开放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和高铁。那么，“自主创新”在这些领域取得的实际成效如何呢？

　　以风能发电技术为例，当时掌握风能技术的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德国、美国、日本和丹麦等国。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反应各不相同，丹麦公司宁可失去中国市场也不愿向中国转让技术。德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态度相对较为积极，不过，由于风力涡轮机与航空发动机在技术上相通，受到美国贸易法的限制，通用电气公司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比它当时已掌握的技术落后了整整两代。即便如此，通用公司依然有三项关键技术不转让给中国：冷却系统、第一排旋转片以及这些旋转片的热保护层。

　　高铁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撇开高铁建设中的重重黑幕不说，在倾国家之力推动的高铁大跃进中，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始终控制在外资手中，关键部件如轴承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我们真正自主掌握的技术连20%都不到，即便是这部分号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也没有真正过关，这在7.23动车事故中暴露无疑。

　　因此，在全球化制度框架内推行自主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某些尚未完全开放的领域推行“市场换技术”，这是绝难成功的。然而，国内对于“大国崛起”的种种宣传及其在国民中造成的莫名的欣快感，则给跨国公司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他们大肆渲染，说中国在搞排外的“技术民族主义”。

　　不仅如此，从高铁项目引起的国际纠纷来看，跨国公司对中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获取技术也极为警觉，它们纷纷游说本国政府，并要求本国政府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协调对华经济外交政策，防止中国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榨取”先进技术。美国国会从去年至今已多次举行听证会，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提出质疑，指责中国推行重商主义，排斥外资，要求本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构成了中美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内容。在2009至2011年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尽快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协议（GPA）、开放高端制造业（包括放弃当地含量要求等）、开放股指期货等等。中国在这些涉及自主发展的关键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换取美国不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极端措施，以稳定出口和就业。

　　上述承诺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空间将进一步受到压缩。可以想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环境将越来越严酷。美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彻底堵死中国自主发展的空间，把中国锁定在依附发展的道路上。

　　《凤凰周刊》：今年1月，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期间首次提出中国将于2020年完成工业化，那么工业化具体将如何推进？政策上有哪些应改弦更张？

　　岳：我不太清楚这个时间表是依据什么做出来的。WTO 的一整套规则框架就是排斥发展和阻止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迄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意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修改WTO 这些不利于中国赶超的规则，相反，中国比发达国家都更起劲地鼓吹自由贸易，表示要更加彻底地开放经济，尤其是要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甚至还在政府采购这一最后“残留”的产业政策上也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对此，我们不禁要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的全球化将如何导致中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意味着赶超，在赶超阶段，产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在信贷、税收和政府采购等多方面采取一整套的产业振兴方针，通过扭曲资源配置，促进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的快速成长，实现技术自立。当然，产业政策绝不是单纯的产业保护，它提供保护的前提是本国产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形成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一个“强国家”。

　　市场统一就是通过对全国范围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是一个地理-人口规模极大的国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国内市场整合好的话，称雄世界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强国家”就是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后发国家在赶超阶段，国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今的工业化大国在其工业化完成之前，都无一例外长期推行了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即ITT政策）。

　　《凤凰周刊》：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国家主义，总是联想起贪婪自肥的垄断国企和政治腐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岳：的确，现在很多人一提起国家主义就深恶痛绝，就联想起靠垄断掠夺国民财富的大型国企、“国进民退”、以及因权力不受制约所引起的严重的官场腐败。事实上，这样的国家主义与发展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发展的障碍。

　　中国目前推行的国家主义典型地体现在中国政府极强的财政汲取能力上，这种汲取能力使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国家（superstate），而不是超级大国（superpower）。但这只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侵犯消费者利益的国家主义，对实现社会公正和促进国民的利益没有丝毫益处，它甚至起不到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所谓的国家主义反映出的恰恰是国家能力的下降，而非相反。

　　人们经常讲“政令不出中南海”，正说明国家现已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当然，在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主义往往是强有力的，无论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私有化，还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经济自由化。问题是，这是一种最糟糕的国家主义，前者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后者使中国丧失自主发展，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深度依附。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理性地看待国家主义，不能因为上述现象就轻易否定国家主义，因为国家主义可以与多种国家体制和多种经济思潮结合或共存，它既可以与经济民族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经济自由主义结合。前者如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以及20世纪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后者如尚未现代化的当今中国。美国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理念，但殊不知，美国就是个“强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强国家”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

　　因此，对国家主义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看国家的性质，由谁来推行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内涵究竟为何？就发展的本意而言，国家主义能够被用来促进发展的首要前提，毫无疑问，就是要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凤凰周刊》：您的一个判断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结果为依附性发展。但从目前现象来看，欧美债务危机鼎盛，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明显。两者似乎成为悖反？

　　岳：这种话语权的增强是客观事实，这与西方舆论的夸大其词有关。问题可以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要购买美国国债并拯救欧元？很简单，我们的外汇储备过多，无处投资。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必然是高工资经济，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内需的推动，因而，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显然不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伟大进步，而是因为国内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制度性内需不足，加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产业升级遭遇巨大困难，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得不大量出口低端产品，同时大量引进外资，以致形成过大的贸易盈余和资本账户顺差所致。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出口并重，意思是要大量增加进口，那么进口什么呢？重点是三大类产品：先进技术和重大装备、关键零部件，以及能源和原材料。这不正是依附发展的最佳证明吗？我们在此不妨比照一下我们的邻邦韩国。11月12日这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发表专文，盛赞韩国的工业化成就，指出韩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令世界瞩目。

　　韩国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人均国民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一些非洲国家还要贫穷，可是韩国自1960年代初开始，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1996年，韩国被邀请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即“富国俱乐部”。

　　韩国面积不及一个江苏省，人口仅为江苏省的一半，可是，2010年，韩国人均GDP高达2万美元，是中国的近5倍，即使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也有中国的4倍，我们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不觉得汗颜吗？

　　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官员在多个场合高调支持自由贸易，但中国推崇自由贸易的背景与19世纪英国推崇自由贸易的背景是一回事吗？或者说，中国推崇自由贸易究竟是工业化成功的自然结果，还是依附发展的表现形式？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其实，中国大量购买欧美债券，也并非完全因为愚蠢或所谓的利他主义，这其实是中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投资欧美债券无非是在与有关国家进行利益交换，以换取他们少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中国反复纠缠。在当前国内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大批中小企业陷入新一轮倒闭风潮的情况下，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底线。这一点是中国与欧美领导人都心知肚明的。

　　因此，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并非想象中的中国国力的真实体现，而恰恰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困境，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国家对于中国投资其债券非但没有感激之心，反而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话语权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一个不能技术自立、连依附都难以摆脱，靠牺牲劳工权利和本国生态环境、把巨量低端廉价产品向世界市场倾销的国家拿什么来领导世界呢？！

　　《凤凰周刊》：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全球化的陷阱？

　　岳：非常难！这不单单是因为WTO的一整套规则制定得十分严密，令中国很难有空子可钻，还因为中国的依附发展本身造就了支持全球化的能量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如此，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过去几届政府还从舆论、外交以及国内体制变革等多方面对全球化做了全面肯定，这一切使得改变中国发展路径的成本极其高昂。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只有遵循既有路径走下去而别无出路？当然不是。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的精英、特别是官僚集团缺乏发展共识，认识不到全球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阻碍，相反，却依然视全球化为国家强盛之途，这只会令中国在全球化陷阱中越陷越深，最终错失扭转危局的最后良机。

　　当前中国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制度性内需不足不可能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提供动力，而对全球化的迷信和依赖只会令中国深陷全球化陷阱而最终难以自拔。从表面上看，对症下药的解决办法是调整社会政策以缩小两极分化，问题是，在权力的骄横无以复加的今天，如果不能对权力形成制约，调整社会政策恐怕是很难奏效的。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这种认识存在瑕疵，那就是，他们在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时几乎一致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以为政治改革就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部，而这一共识性看法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其实就是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度认同。

　　在我看来，政治改革仅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或者说它充其量是为中国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条件。如果在没有发展共识的条件下贸然推行政改，很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毫无疑问，新战略的确立和推行将因既往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彻底脱钩，但中国也将因在关键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部分脱钩”，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付出重大代价。

　　问题在于，无论是推动政改，还是调整发展战略，都是中国政治家无法回避、迟早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除非中国甘愿永远做一个二流国家。其实，中国的大国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降低风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自主发展，而大国规模本身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领导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好的筹码。另一方面，通过灵活高超的外交，辅之以政治文明的进步所展示出的“软实力”，为中国自主发展争取到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