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低层次发型长发视频:上海滩黑道传说2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6:20:38
日本人本希望杜月笙以“抗日救国会”副会长的身份出面,更不愿意外人参与其事,但架不住杜月笙坚持,也只好如此。
  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且蛮不讲理,而杜月笙爱惜羽毛,无论如何也不肯做丝毫妥协——当然他也没那个权力——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也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但好歹开启了官方谈判的大门。
  1月31日,经请示已经躲到了洛阳的吴铁城回到上海,邀同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来到英国驻沪领事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派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就中日停战问题进行正式谈判。参加会议的还有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租界英、美、法防军司令、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
  尽管中方做了让步,谈判依然没有取得进展,日方表示一切须向上级请示,建议继续停战三天,也就是到2月3日前双方互不进攻。

  2月2日13时20分,获得人员及补给增援的日本军队,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在北四川路一带,突然向十九路军发起猛烈进攻,上海再次笼罩在硝烟之中。

  三.3.04.
  军队在打仗,民间也没闲着,上海市总商会联合上海工人组织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两个团,每团一千余人。主要任务是救护伤兵、运送弹药及食品、药品、慰问品,抢救及护送灾民。第一团团长是杜月笙三大弟子之一的朱学范(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团团长周学湘,虽不是杜门中人,却也对杜月笙言听计从。
  战争进行得激烈而胶着,一直打到27日,杜月笙凭借耳目众多,掌握了一条情报,这情报让他勃然大怒。

  原来日军攻击十九路军,主要以英租界为基地。英租界官称公共租界,法律上说有日本的一小份,他们这么折腾,租界当局没话说。但是到了24、25、26日三天,因为日军屡攻不下,再次临阵易帅,白川义则大将亲赴上海指挥(这厮后来将被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给炸死),心生一计,派了上千日军,趁着黑夜登陆,潜伏到了法租界,分散在日侨家中或店铺里,企图待机由法租界打入沪西,包抄十九路军右翼。这事如果得逞,中方军队必将崩溃。

  杜月笙立即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然后紧急赶往法国驻沪领事馆,找到甘格林当面质问。甘格林承认确有这么回事,但以日军全副武装,若干涉恐激起变故为由,表示只能听之任之。
  杜月笙急了:“好,你不管,我来管!我请你下令把法租界的武器都交给我,从此这块地盘,我来负责把守。”
  甘格林无奈,只好跟杜月笙商量办法,议定第二天开会解决。
  第二天一早,各国驻沪领事全部应邀来到法国领事馆,中国政府代表是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杜月笙则以法租界华董的身份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露面。

  会上日本领事村井态度嚣张,大肆威胁恐吓,逼迫各国领事承认日本有在法租界驻军的权利。而各国领事慑于日军的存在,都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连事关主权的甘格林也漠然置之。这场景,很有点像纳粹德国讹诈捷克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会议。有所不同的是,慕尼黑会议上,捷克代表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隔壁会议室等消息,而这次会议,中方有代表俞鸿钧到场,只是我们的俞秘书长跟个SB似的,不知道在那儿该干什么——不得不再次感叹,肉食者鄙啊肉食者鄙!

  这时杜月笙拍案而起,对着村井高声说道:“好!你们可以进驻租界,利用租界来打中国人!”然后扫视全场,豪情万丈的说:“你们,也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只要议案通过,不妨让日本军队大大方方的开进来,你们最好也不要走。杜某今天放话在这里,我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毁灭租界,大家要死一起死!”说罢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杜月笙在上海势力之强大可以说无人不晓,“两小时毁灭租界”这句话,逼急了他真不一定就做不到。会场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所有日本兵,全部悄悄撤离了。
  虽然日军不断增兵,也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当初“四小时占领闸北”的狂言,成为了一个笑话。最后是激战月余,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在付出惨重的伤亡后,才撕开了国军的防线(后来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也加入增援),但十九路军只是退让,并未退缩。
  杜月笙交游就有这么广,他和十九路军的幕后老板陈济棠、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都是很好的朋友。尤其蔡廷锴,还在当师长的时候,就和杜月笙一起嫖过娼,关系没的说。

  朋友在前线打仗,杜月笙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了积极奔走,联合上海各界领袖、名流,以“抗日救国会”为基本班底,成立了“上海抗敌后援会”,《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虞洽卿、秦润卿、林康侯、张啸林,钱新之、朱吟刚、刘鸿生、徐新六等为理事。办公地点设在福煦路181号——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所在地。

  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时,杜月笙了解到,十九路军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等种种原因,官兵已被欠饷数月,现在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去年年底经蒋光鼎、蔡廷锴多方奔走交涉,好不容易上面同意发放二十几万元,最后拿到的却是军需署的白条,相当于废纸一张。
  于是抗敌后援会的首要工作便是为十九路军募捐,干这事儿,杜月笙轻车熟路,加上史量才新闻界老大的身份,各路媒体更是热情配合,民众响应相当热烈。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富豪大亨,无不踊跃捐款捐物,钱且不说,吃的、穿的、用的,甚至打仗需要的医疗用品、沙包麻袋等,潮水般涌进了抗敌后援会的办公地和仓库。基本上只要上海抗敌后援会说一声“抗战需要”,立刻就会有大量所需物资像小山般堆积在该会门前,以至于当时的报纸电台经常会发表如下声明:“昨日本报(本台)说十九路军需要某某物品,现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东西真的实在太多,仓库根本装不下,十九路军便特地在法租界成立了驻沪办事处,专门和后援会对接处理,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多到什么程度了呢?单说钱吧,到了四月下旬,军部只是从捐款中拨出一部分,便将全军所欠累计9个月的欠饷,一次性付清。
  打到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战争终告结束,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前,所剩现款达到了上百万元这样的天文数字,怎么用也用不完,军部便将其中大部份存进了上海国华银行。这笔存款,将来会引出一些麻烦,这是后话。
  对于杜月笙在此次淞沪抗战中的表现,1932年4月,广州《银晶日报》出版的“十九路军特刊”,其中载有“杜月笙小史”,赞扬杜月笙“能率其徒侣共赴国难”。
  战争结束,十九路军开拔前,军部答谢并宴请给予了巨大帮助的各界代表,总指挥蒋光鼐向杜月笙敬酒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最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杜月笙先生。”蔡廷锴更称其为“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
三.3.05.
  十九路军的撤离,标志着淞沪抗战告一段落,上海滩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杜月笙的生活也回到了过往的轨道,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想要办一所学校。
  这个事跟陈群有关,所以得从遥远的过去说起。
  话说1927年412清党之后,蒋介石的北伐并没有一帆风顺,反而屡屡受阻。在徐州大战败于张宗昌的同时,国民党内的斗争持续升温,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的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甚至派出唐生智、张发奎两路大军东征,剑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虎视眈眈,李宗仁、白崇禧虽袖手旁观却绝不会是蒋的盟友,局势对蒋介石极为不利。

  不得已,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辞职,黯然下野,回到老家奉化溪口“隐居”。这段时间不长,很多党政军界重量级人物纷纷前往密谋,杜月笙也前去拜访过。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央军将领都是出自黄埔军校的蒋校长嫡系,中央军依然效忠于他们的校长,除蒋介石之外没有人能指挥得动。此时,各军阀各派系间的明争暗斗更加激烈,汪精卫完全控制不了局面,终于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味道,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不得已自动下野出国远游。
  逼迫蒋介石下课的那些人总算认识到了,此时此刻,只有蒋介石才能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纷纷电请老蒋重新出山。连比吕布更善变的冯玉祥,也主动联合阎锡山,一再呼吁蒋重出江湖,于是1928年1月5日,蒋介石宣布复职。这时的蒋总司令,才真正开始有点大权在手,春风得意。
  据说在那段日子里,杨虎和陈群生活得很是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真恨不得向天再借五百年。两人一个是淞沪警备司令,一个是国民党宣传部驻沪办事处主任、26军政治部主任,大权在握,横行于世,无恶不作。人们习惯于把他俩合起来称作“狼虎成群”。
  两人最喜欢干的就是抓人。只要宣称谁是共产党或者亲共分子,无需证据,抓了就走,然后就等着亲属拿钱来赎人。两个人胃口都很大,耐心都很小,所以亲属只要来晚了或钱带少了,结果一律是撕票。名声传出,两人挣钱自然是又多又快,估计连索马里海盗都得自叹弗如。
  悲剧的发生缘于蒋介石复出后到杭州的巡视,在西湖边上他看到一座新起的硕大无比异常豪华的别墅,就问随从:“这是谁的别墅?”结果这别墅是杨虎刚盖的。蒋介石大怒,几乎就要下令将杨虎免职,又认为杨虎的堕落断然是出于陈群的教唆,就想把陈群免了拉倒,可考虑到陈群是胡汉民派系的人,而老蒋此时正跟胡汉民合作着,这才放过了陈群。

  到了1931年1月,陈群就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厅厅长,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和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翻脸,老蒋很生气,把老胡给软禁了起来,陈群随之公开加入了反蒋的行列。
  各路反蒋势力立时联起手来,逼迫老蒋下课,双方对峙到了年底,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第二次通电下野,汪精卫登上最高舞台,孙科出任行政院长组阁,陈群因此升了官,成为内政部政务次长兼警察厅厅长。
  可惜离开了蒋介石,无论汪精卫、孙科还是其他任何人,此时都完全无法掌控局面,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汪、孙便辞去各自职务,黯然下野,蒋介石随即复出,陈群这官肯定没法干了,便辞职跑回了上海。
  可怜陈群有个昂贵的雅好:收集善本图书,所以有多少钱都花得出去,算个标准的月光族。突然之间就没得官当,这厮眼看就要沦落为啃老族了。
  山穷水尽之时,杜月笙不忍看把兄弟落难,亲自登门,盛情相邀,陈群要面子,非要等杜月笙好话说了一箩筐,才半推半就的住进了杜公馆,按月领500大洋。虽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大手大脚花钱,总算还是混了个高级白领待遇。
  患难见真情,此时的陈群自然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看到他非常热衷于教育事业,便建议不如办一所学校。


  曾经浦东有一个叫杨斯盛的人,泥水匠出身,后做建筑,因为手艺好,业务繁多,很有些积蓄。他很遗憾自己不识字,希望后人不重蹈覆辙,便个人出资兴建了几所学校,其中最大的一所建在浦东老家,取名“浦东中学”, 请了黄炎培做校长。学校占地十余亩,杨斯盛个人出资12万两银子(约合当时的18万元),因此成为浦东第一个捐资办学的名人,这是1904的事儿。那会儿杜月笙还在十六铺闯荡,正为生计而奔波,不敢想象自己以后也能有如此作为,但对杨先生极为景仰,视为偶像。

  1908年杨斯盛先生去世,浦东中学的办学经费就靠他留下的教育基金勉力支撑,基金越用越少,渐渐就有不支的感觉。进入1920年代,杜月笙开始成长为大亨,便自告奋勇补贴每年不足的经费,从此被浦东中学推举为董事长。这一切陈群看在眼里,便建议他自己也建一所学校,杜月笙早有此意,只是苦于手下没有方面人选,现在现成来了个陈群陈人鹤,就立即行动起来,先在法租界善钟路、后来又在上海西区法华镇买下五十多亩地,创办了正始中学。

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它的大礼堂,就为上海所有学校不及,而且它还设有停车场,在当时更是闻所未闻。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成立首届“市参议会”时,没有合适的的会场,最后就是假座正始中学的大礼堂开的。驻沪各国领事来参加会议,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无不感觉惊讶。
  正始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并从高一开始设日德两种第二外浯作为必修课,上海市每年的高中会考,正始中学总是第一第二,所以学校创办不久即声名大振。杜月笙对品学兼优的学生有特殊奖励: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大学或日本大学的,由他资助一切学习费用。后来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就是从正始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西南联大而得到资助,吴文俊曾说他的英文和数理基础都是在正始打下的。原北大副校长朱德熙是中国著名的文字学家,也曾是正始中学的学生。

  正始中学规章制度很严格,常年共有学生六千人。进正始中学十分容易,基本上报了名就能入学,但升学却不容易,只要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或品行分不足60分都要留级,即使是杜月笙的子女也不能免。
  学校最初自然是陈群当校长,教育专家陆澹任主任掌管教学。学费只是象征性收取,家庭困难的,一律免收学费,甚至连衣食住行都由学校负担——杜月笙小时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只上过4个月的学,他发誓不让自己的学生重演如此悲剧。
  学校对学生管理极为严格,校规由陈群亲手订定。因为他留学日本的背景,所以仿照日本学校的规矩,学生必须剃光头。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蕃读高三那年19岁,奉父母之命结婚,杜月笙包下整幢新新公司,光是堂会便有两台,梅兰芳、高庆奎等名角通通到齐。婚礼上新郎如果是个和尚头,难免有碍观瞻,但是陈群一点也不通融,杜维藩只好经父亲同意,向学校请了两个多月事假,一边在家蓄发,一边请家教补习功课。婚假一满,照样剃回光头去上学。

  除了杜维蕃,杜月笙的二儿子杜维垣和三儿子杜维屏也在正始中学上学,而且都在初三时留级,没能升入高中。杜月笙也只能责怪孩子天资不够,学习不努力,并没向学校提出非分要求。
  杜月笙对几个儿子要求相当严格。杜维蕃高一时有次考试怕考不好居然逃考,陈群知道后打电话报告给杜月笙,结果杜维蕃在老爸的一个耳光加一阵痛骂后,整个高中期间再也不敢做任何违反校规的事情。老二杜维垣与同学在操场上用学校配备的玩具刀打闹时,不小心戳破了同学的脚,吓得当即下跪请求原谅,不要声张;陈群则立即派人到这个同学家中求情,说千万不能让董事长知道,否则杜公子可能会没命。

  在家里杜月笙更讲究身教。他在家吃饭的时候不多,但只要在家和家人一起吃,他从不剩饭菜,甚至于有时候一碟酱油倒多了,他都会小心翼翼的把它分成两碟,绝不浪费。
  作为京剧名票,杜月笙和梅兰芳私交很好,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一定会抽时间到杜公馆拜会,有时候大家兴致到了梅大师也会当场表演一段。每次唱完,杜月笙都会带着子女到后台致意,看到梅兰芳妆都没有卸,总是先忙着向琴师、伙计们和跑龙套的拱手道谢,连说“辛苦辛苦!”杜月笙就会趁此机会告诫他的孩子们:“你们看好,我要你们学的,就是人家的这种谦虚诚恳。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杜月笙教子有方,他的儿子们也都学有所成,事业也有所成,如他所愿展开的是平静从容的生活。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可供对比的是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那就完全被娇惯成了一个活宝。
  杜月笙一向很关心张二哥的这个宝贝儿子,早在1925年,就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一起,劝得张啸林把儿子送到法国去留学,学的是法律专业。
  张法尧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一到花都,没有人管,花钱便如流水自不必说。他在巴黎交了个很要好的朋友,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物以类聚,这两人自然就是一对宝物。汪精卫这人大事糊涂,小节无亏,不贪不占不近女色,也没什么钱,不过他老婆陈璧君出身南洋巨富人家,有的是钱,背着老公给了儿子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汪孟晋买车,只问希特勒坐的是什么车?别人告诉他希特勒是德国元首,当然坐的本国的奔驰,他就买最贵的奔驰。

  张法尧烧钱更猛,他的豪车好几辆,最夸张的一辆是经他别出心裁的改装之后,里面不说,上下左右前后都是灯,居然一共有18盏之多。那会儿连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博士出席一些大的活动,为了面子好看,都要向他借车用。
  张公子留学八年,一无是处,回国后张啸林一心想把他安排到司法系统工作,结果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关系还是杜月笙的关系,甚至杜月笙介绍了政府高官亲自面试,反正只要一面试,必然没戏,气得张啸林一边骂儿子,一边迁怒到了政府头上,认为政府对不起他,以至于后来当了汉奸。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杜月笙倒是在自己的各个公司给这个宝贝侄子安排过十多个职位,但是张大少爷一概不屑为之,从未上过一天班。
  张法尧下场很惨:因为迷上了鸦片,便天天和太太呆在一起吸食,一直到张啸林当汉奸被打死,两个人也无动于衷。很早以前杜月笙张啸林还未真正发达的时候,两个人合伙投资开了家临记香烛店,夫妇二人从此就靠着这个小店的收入,维持吸毒所需。再后来抗战胜利,小店被封,张法尧没钱吸毒,索性把张公馆卖掉了,跟太太搬到亭子间去住。随着烟瘾越来越大,两人开始改吸海洛英、白面、红丸,最后死在了毒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