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同庆的含义:别把考试当回事(中国青年报 200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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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人物
他不让8岁的女儿参加学校的考试；他说：现在是惟分数是图，长大就会变得惟利是图，惟权力是图；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你不就是希望我快乐吗》，另一本是《我就是希望你快乐》。两本书其实表达了一个想法――
别把考试当回事
2005年10月26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刘书宏，周一我不想上学。”上周五回家的路上，刘真然用商量的口吻认真地说。她穿一件粉色外套，扎两只羊角辫，坐在副驾驶座前，将安全带扯出老远。
“为什么呀，宝贝？”刘书宏一边开车，一边问。他身边的这个8岁小丫头常常这么叫他，“刘书宏”、“书宏”、“老刘”，或者在她生气时，还会在这些称谓前面再加个“臭”字。当然，还有一个称谓是“爸爸”。
“因为周一的课太没意思啦。”刘真然掰起手指，“哎，你看，英语、数学……咱们周一能玩一天吗？”
类似的要求，从刘真然上幼儿园起，已经许多次得到过满足。甚至，有的时候，早晨她还在被窝里，她爸爸就会告诉她：今天你不用去上学了。
尤其是，一旦有出远门的机会，她爸爸会毫不犹豫地帮她向老师请几天假。因为，“出远门比坐在课堂里重要得多”。
刘书宏个子不高，头发剃得像刚收割完的庄稼地，只剩青黑的发茬，穿一双布鞋，有些懒懒地倚在驾驶座上。无数家长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考试、分数，这位父亲却满不在乎。
刘真然上小学后的一天，早上洗脸时，她哭了起来，告诉刘书宏明天要考试了，她说数学算法太难了，她怕考不好。
她爸爸想了想，告诉她：“那明天我们不去了。”“不去可以吗？”“当然可以。”“明天不去考试真的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事实上，几个月前，当刘真然快要读完二年级，她的同学们都在准备期末考试时，她却提前放假了，被刘书宏带着旅行去了。
刘书宏不太清楚刘真然的学习成绩，也不关心她在班里能排第几。从二年级开始，刘真然就不再参加期中期末考试了。
有一次，刘真然问爸爸：“如果我考了双百分，你能不能带我去公园玩？”爸爸回答：“不能，得了双百分没有什么意义。”女儿问：“那以后得个博士或者硕士，总可以了吧？”
爸爸回答，我随时可以带你去公园玩，但跟双百分、博士和硕士没关系。“双百分只是一种说法，博士硕士只是称呼而已，”他向这个小屁孩解释，“一个人获得什么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的能力为他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刘书宏也承认，分数的意义在于让老师和家长了解孩子掌握知识的程度。但显然，相比之下，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其他表现更令他欣慰。比如，一次临睡前，女儿突然问他：“爸爸，萨达姆抓到了吗？”或者，一天早上，女儿披着小被子跳到爸爸床上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什么总是打仗？”
“学习本来应该是快乐的。”刘书宏说，“为什么要在孩子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把考试和分数看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让他们对学习感到恶心和恐惧？”
他甚至觉得，现在的教育弄得孩子们惟分数是图，长大以后容易变得惟利是图，惟权力是图，“因为他们从小就没什么别的可图的。”刘书宏说。
刘真然曾在一家昂贵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学前班。这家“贵族学校”让刘书宏感到失望。
一次，这个学校的老师向刘真然借《三字经》。这让刘书宏感到愤怒，就像听说木匠铺子没有锯子一样诧异和愤怒。
所以，当刘真然要上小学时，他拒绝让女儿继续在这里读下去。那时，他甚至想过让刘真然离开天津，到安徽黄山脚下一个乡村小学去读书。许多邻居都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进“重点学校”，可刘书宏坚信重点学校制度是“愚蠢的”，因为，它会把孩子从精神上跟普通学校的孩子划出等级，并且跟这个社会割裂开。
在考察过几所小学之后，刘书宏选择了一所最便宜、离家最近的小学。这里的学生大多是附近外地打工者的孩子。每天他去接刘真然放学时，会看到她的同学们挤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挥着手喊：“刘真然，再见！”
亲友们对刘书宏的选择感到震惊。但刘书宏却觉得刘真然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的同学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从小，她就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刘书宏说。
刘书宏有个愿望，如果条件允许，他希望能让刘真然读遍从贵族学校、重点学校到简陋的乡村小学各种学校，因为“人需要流动”，“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也“需要扩大见识”。
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刘真然读过不少学校，但刘真然的学校教育始终让刘书宏感到失望。
比如，刘真然告诉爸爸，老师说她“讨厌”、“烦人”，“老师总是说我，总是不夸我”。
再比如，学校组织演讲，刘真然回家缠着爸爸帮她写演讲稿，歌颂一位用蹬三轮的钱资助学生的老人。刘书宏拒绝了：“你得自己想想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如果没有想法和自己的观点，就不要演讲了。”
但女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篇高年级同学写的稿子，里头有些字她还不认识。回家声情并茂地背了一晚上：“×爷爷，我们惦念您！……您老人家一颗无私的心在闪光，您老人家高尚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中小学生……”
在刘书宏看来，学校教育正一点点扼杀刘真然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刘真然四岁时，口述过一首几十行的歌颂大自然的长诗，由她妈妈记下。她还写童话，写了很多集。“可是现在，她连读书感想都写不出了。”刘书宏黯然说。一次老师布置写读书感想，刘真然竟然告诉爸爸她打算从别的书上抄，因为“没有感想”，而且同学们“都从书上抄”。
“你知道，文科有很多‘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但我们的教育却偏偏制定了许多标准答案。”刘书宏担忧，孩子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就像一只瓶子里的蛐蛐，它会蹦啊蹦，你非要拿盖子盖上，等你把盖子拿开，它就再也不会蹦了”。
刘书宏说，我宁愿选择创造力和想像力，为此可以暂时放弃知识和常识的积累，因为知识就在图书馆里摆着呢，创造力和想像力可不会在那儿等着你。
刘书宏不能不让刘真然上学，他只能做一点补救。
从刘真然第一天上幼儿园起，刘书宏就告诉她一个结论：“老师不全是对的。”
每次听到有家长斥责孩子“你怎么这么笨”或者“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的时候，刘书宏就会觉得难过。“你怎么就知道你是对的，你让孩子自己想一想不行吗？”
在刘书宏看来，刘真然将面对的世界可不像他小时候那么单纯：电视网络里什么都有；社会上有歌厅，有毒品，有性，有少年犯罪。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就需要从小开启她的心智，让她具有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刘书宏把35岁的自己定位成这个小屁孩的好朋友。“她是她，我是我，我们是两个平等的人。”刘书宏说。所以，很多问题，父女俩常要作一些正式的谈话。
“世界上根本没有代沟这东西，”他说，“你得尊重孩子，然后跟她交流。”
在刘真然满8岁时，她的父母已经达成共识，当她以后遇到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性、爱情之类，他们一定要成为女儿第一个倾诉对象。
在刘书宏少年时代，最初的性知识是从大院里一个著名的流氓那里获知。但刘真然不是，她妈妈已经正式跟她谈过，关于生命的秘密和一些粗浅的性知识。
刘书宏如今在天津经营着一家有20多名员工的广告公司。当年他从安徽老家初中毕业后，曾当过国有厂的工人，也当过“京漂”。他在34岁那年将自己19岁时写的小说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改成剧本。
8年前，“中国大地上像下雹子一样哗哗地出生了一批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刘真然，正好砸在他头上。
这个人放任刘真然穿着裤衩在动物园的水池里疯玩，而他则坐在一边从容地看报纸。她被允许玩沙子，玩得满头满脸都是沙子，或者在冬天的雪地里玩得浑身湿透，热气腾腾地跑回家。她两三岁时的涂鸦作品被装裱起来挂在客厅墙上，家里的一面白墙已经被她用彩笔画满了图案、文字和线条。就连她玩疯了时，将鞋子扔到天花板上弄出的脚印，也被这个人认为是一件“作品”。
不过这个人总是要求她独立做很多事情。比如在她五六岁时，就让她一个人到大超市里买东西；这个人到加油站加油，会让她去开发票，这个人带她去看电影，让她去排队买票；自己坐在座位上等着她去买零食和饮料。
前几天，这个人正式跟她谈了一次，认为她已经长大，不用再去接她放学，应该自己走过三条马路到他的公司。不过，到了放学时，这个人“心里像猫抓一样”，不放心地拿着望远镜盯着她放学的路。
这个人还告诉她：“你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这个人只希望她长大以后能身心健康，能够和善地与人相处，有爱心，有一颗平常心，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关键是，希望她能快乐。
这个人将她的成长故事写成书，第一本叫《你不就是希望我快乐吗》，第二本叫《我就是希望你快乐》，还没写完的第三本叫《我还是希望你快乐》。不过，这个人的教育方式引来很多争议，有人提醒他，这样会毁了刘真然。刘真然最喜爱的老师认为，她的优点是聪明、诚实、勇敢、能力强，缺点是任性、不认真、不合群、办事没长性。
现在，她正坐在这个人身旁，像往常那样，开始不停地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爸爸，脂肪和蛋白质哪个好？”。
突然，她惊叫起来：“臭老刘，你开到逆行车道上啦！”
老刘向她吐了吐舌头，说：“宝贝，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下次再也不会了，好吗？”
她又告诉老刘，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家乡的变化》，她打算“随便编几段，然后从书里抄点好词佳句，就行了。”
老刘抗议道：“宝贝，你可不能这么做。”
她甩过去一句：“同学们都这么干的。”
老刘一下子被噎住了，扔给她一个苦笑。
刘书宏把当下应试教育比作一股大潮，而他自己，只是想在这大潮中站定，然后试图往别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