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血案：明武宗廷杖大臣当场打死11人

　　明太祖起兵以后，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搜罗人才。他曾经下令相关部门每年向朝廷举荐人才，包括有勇有谋的武士和通晓天文的人，精通书史和廉正的官吏都能得到举荐。凡事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人，朝廷都给予重赏，但是滥举人才或者埋没人才的人朝廷也给予重罚。后来，朝廷又明定了文武科取士的办法。洪武二年，命博士孔克仁教授诸子经文，功臣的子女，也被令全部进入学习。又命所有市县全部设立学校。洪武六年二月，朝廷停止科举考试制度，改由相关部门推荐人才，而考核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这个人的品德，诗词才艺能力位居第二条件，而品德的考核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顺、勤于农事。人才分为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五个等级，全部以很高的礼遇送到京师，而各省的贡生也要先进入太学学习，由太学毕业的学生，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

　　洪武七年，朝廷重修曲阜孔子庙，树立孔子、颜回、曾子三人的雕塑。洪武八年，朝廷下诏命天下遍立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国子监祭祀孔子。同年八月，重开科举考试制度，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的占了大多数。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社学，民间设立的社学，有司(即指府、州、县等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凡是被政府判为有过失的人，不许担任社学的老师。并从民间选取俊秀通文义的士子，送充国子学生员。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名儒方孝孺为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方孝孺深为蜀献王赏识，被聘为世子师，方孝孺读书的书房被称为“正学”。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而朝廷所得到的人才也很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由于明朝大力提倡儒教，注重实行，勉励有气节的人，崇尚名节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所以当时的官吏都很淳厚，士大夫都很朴素。

　　惠帝即位以后，召方孝儒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又亲任他为文学博士。靖康之难，自孝儒以下共同殉国的臣子们非常多，这也都是太祖在位时养成的士风。成祖即位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颁布了《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学说于天下，令在校生员人人诵习。

　　英宗初年，王振乱政，末年，曹石乱政；宪宗时代，汪直乱政；武宗初年，刘瑾乱政。朝廷中但有触犯他们的，大多数都被关到狱中，或被廷杖责打，或被贬官外地，甚至被处以死刑。然而翰詹科道与部寺小臣却极力弹劾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都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又自身的人，他们只觉得奸人就应该被铲除，从不考虑自身的风险。

　　太祖即位之后的百余年间，人民尊崇节义，儒教学说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形成风俗。历代的贤相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李贤、彭时、商辂、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正直的大臣有诚意伯刘基、平遥训导叶伯巨、监察御史王朴、浙江按察使周新、侍讲邹缉、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监察御史罗汝敬、主事郭循、侍讲刘球、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大理寺少卿廖庄、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宪宗时等人；奉公守法的官吏有汉中知府费震、苏州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抚治荆襄副都御史原杰等人；道学名家有礼部侍郎薛瑄、江西征士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大学士王鏊等人，他们都是那些让贪官污吏听到名字就胆战心惊的人物，而这些人全部都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明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格耿直，多次和太宗辩论是非，太宗大怒，命令将他杀死，可是王朴刚被押到刑场，就被赦免了。太祖召见他，问他：“你现在能改掉和我辩论的毛病了吗？”王朴回答说：“陛下您并没有认为臣是错误的。如果我没有罪，怎能杀害我？如果我有罪，又为何赦免了我？我只求速死！”太祖大怒，下令立刻行刑。可是王朴在路过史馆的时候大声呼喊说：“学士刘三吾快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害无罪御史王朴。”

　　明成祖时，锦衣卫指挥纪纲得到重用，他派遣千户到浙中搜罗官员的罪状，然后从中收取贿赂，但是按察使周新却将这个千户给抓起来了，纪纲便诬陷周有罪，成祖不分青红皂白，将周新给逮捕了。周新被押到成祖面前时，大声抗议说：“陛下下诏让按察司抓捕奸恶之人，如今却为何又以此加罪于臣？”成祖大怒，命令将他立刻杀死，周新在临死前大呼说：“生时正直的大臣，死也要做正直的鬼。”

　　纪纲还喜欢广通声气，不避嫌怨。对于平日里不满意的人就上述弹劾，对于无罪受害的人，便假装上述营救，但在书中说他有结党之嫌，有营私的证据，故意引起朝廷误解。

　　孝宗时，岷王膺上述揭发武冈知州刘逊的不法之事，命锦衣卫把刘逊逮捕了。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人纷纷上书营救。但孝宗考虑因为是亲王亲自上书弹劾这个州官，就没有听取庞泮等人的意见，并且把庞泮、刘绅等人关到狱中。导致台谏官署空空如也。后来九卿力谏才将他们释放了。也未对刘逊进行处罚。

　　二、一个老太太引发的血案

　　明代的士大夫都喜欢意气用事。朝廷一有问题，他们就往往成群结队，吵吵嚷嚷，经常让皇帝感到难堪，甚至恼羞成怒，以至于到后拉力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酿成惨案。这在史书中是少有的事情。这些士大夫的忠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做事的手法却实在可笑。

　　宪宗成化四年，钱太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钱太后最后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心爱的明英宗葬在一起。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不想让钱太后入葬裕陵，就出面干预，皇帝没有办法，让太监夏时和怀恩召集大臣来商议。阁臣彭时、商辂、刘定之都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意思让钱太后合葬。宪宗很为难，说：“不遵从祖宗规矩是不孝，违背母亲的意愿也是不孝，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于是有一百四十七个大臣为此上了奏疏。后来，皇帝再次和大臣讨论这件事情，礼部尚书姚夔召集大臣九十九人商议以后，说“皇上应当遵守祖宗定的规矩，怎么可以之顺着母亲，而违反祖宗的规矩呢。”宪宗为此犹豫不决。仍然没有答复。

　　后来宪宗下旨，要给钱皇后另外选择安葬的地点。这引起了群臣的反对，给事中毛弘倡说“这是大事，我辈应当死争。”于是，百官在文华殿外边哭着劝谏皇帝改变主意。皇帝命令群臣退下，劝谏的众位官员向皇帝叩头，说不得到合葬钱皇后的旨意，不敢退下。到了申时，皇帝迫于压力，答应合葬钱皇后于裕陵，众位官员向皇帝山呼万岁。

　　武宗正德十四年，武宗下诏说想要南游，群臣纷纷上疏，劝谏武宗不要去，免得使天下劳民伤财。武宗对这些奏疏不予答复。于是兵部郎中黄巩、翰林院修撰舒芬、吏部郎中张衍等一百多人继续为此上疏劝谏。武宗大怒，传旨将上疏进谏的兵部郎中黄巩、兵部员外郎陆震等数人下诏狱，将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几天后，武宗又下令将以下诏狱的黄巩等六人予以廷杖，其中大理寺正卿周叙等三人各五十，另外三人各四十。同时被杖的还有姚继岩等二十二人。黄巩受杖刑后削职为民，遣送回原籍。陆震杖伤特别重，江彬又让人绝其饮食，第二天他就死在狱中。工部主事何遵被打得肢体开裂，两天后也撕了。大理寺评事林公辅身体虚弱，不胜杖而死。行司副余廷瓒等人当时就死于杖下。这两次被打的共一百六十八人，打死十一人。

　　三、给爹娘名分

　　明代士大夫书生习气重，喜欢在礼节上过于纠缠。常常在听到宫廷中有不合礼节的地方或者朝廷里的一些细枝末节于理不合的时候，就一定要争议。使得天子没有自由的空间。虽然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非争不可的，但是依后代的史学家来看其实是可以不去计较的。

　　武宗过世后，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外藩入京做皇帝不是很轻松的，毕竟没有那般皇太子的正统地位，被大臣拥立，很容易被大臣废，如霍光那般，或被大臣太后控制，如光绪那般。要确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皇帝地位，有时不得不依靠专断，这样才能经过无数的考验。

　　可是这位世宗即位后的第六天﹐就下令礼官集体和议他的父亲兴献王的封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为维持大宗不绝﹐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的故事﹐认为世宗朱厚熜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弘治帝朱祐樘，称皇考，并认为世宗应该称生父祐杬为皇叔父，称世宗的生母兴献王妃皇叔母。

　　儒家一统天下后，“礼”这一概念成为社会最高评价体系。理学又将“礼”拔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从此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明瞭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世宗在即位的第五天就要求为其父祐杬议定谥号，群臣也同意这是世间最大的政治。但时人哪里会想到，这样一个“叫爸爸”的问题居然会酿成轩然大波，绵延18年之久，影响及于后世。

　　按照宗法制原则，家族以嫡长子为大宗，余子为小宗，大宗不可断绝。一旦嫡长子无后，就要从小宗选择一子过继过来，承此宗祧。“为人后者为之子”，此人即成为被继大宗之子。廷和精娴礼法，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世宗当然应该叫祐杬为叔叔，并按道德预判指导政治斗争的法宝级传统断言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他甚至还周到地选择了两个前朝立藩王为太子，入继大统的成例作为佐证，以利世宗加深理解。

(编辑：琪琪)

文章摘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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