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粒的歌曲:魏得胜：另类人生（二）

《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回目录

另类人生（二）
魏得胜
叔孙通与杰弗逊
刘邦打江山那阵子，儒家学派中有个叫叔孙通的博士前来献策，结果被刘邦羞辱一顿后给赶了出去。刘邦乃流氓出身，和他一同打江山的那些高级将领，自然也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哥儿们，这样一个流氓集团，蔑视知识当不在话下。后来，刘邦当上了皇帝，他的那些哥儿们一如过去在刘邦家里那样，在皇宫内海吃海喝，醉了就淫声荡调，甚至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刘邦是流氓，但不是白痴，他知道皇宫内乱糟糟的局面，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想改又无计可施。这时，叔孙通又来了，说自己设计个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保证能帮老人家改变这个混乱的局面。刘邦欣然接受。
叔孙通领命后，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朝仪”规章，并照章彩排晋见皇帝的各个细节。一个月后，又集合大臣将军们彩排。我们常说人生如戏，大概就从叔孙通这里论起。“朝仪”彩排后期，专门为“朝仪”兴建的气势磅礴的长乐宫刚好落成，叔孙通就跑去告诉刘邦，说万事俱备，只等朝仪。刘邦满不在乎地说，那就选个日子赶快把事办了吧，于是中国就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是相沿了两千多年的“朝仪”！以下是这次“朝仪”的分镜头：
第一幕：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的引导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群；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两班在两厢坐下（当然是坐在自己跪着的双腿上，直到纪元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和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
第二幕：一连串的官员由远至近，用清亮亮的嗓音传报：“皇帝驾到。”
第三幕：国家元首刘邦坐着专车（人拉“辇车”），适时缓缓而现，主角登场。刘皇帝落座，整个宫殿沉静肃穆。这阵势，这气氛，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恐，包括设计这一仪式的叔孙通在内。
第四幕：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员的大小顺序，向国家领导人刘邦献上他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颂词，不外乎伟大、英明、正确之类。
第五幕：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趴到地下，仰颈上望。这真“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猥琐的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1〕。宴会中，再顺序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柏杨语）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
第六幕：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御史（监察官）出现，把动作不合规范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或指控他们犯了“失仪”罪，或提出弹劾，或要求罚款（明万历年间的御史似乎更加苛刻，他们甚至记下“朝仪”过程中咳嗽和步履不稳等官员的名字，予以参劾）。皇帝老儿往往借此良机，将他所不喜欢的官员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再敢喧哗吵闹。“朝仪”大出刘邦所料，难怪他在“朝仪”后兴奋地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于是立即提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亦一一升官发财（叔孙通成为门徒眼里的“真圣人”）。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儒家的这种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独裁专制遂走进一条万劫不复的死巷。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难找出和叔孙通的设计“近似”但结果却正相反的例子来，找来找去，以为只有托马斯·杰弗逊（他曾代表新生的美国与英国在巴黎签订独立条约）为华盛顿设计的退职仪式相对接近，即二者都有为初期政府做行为设计的“共性”。杰弗逊为华盛顿设计的这个退职仪式很短，前后只有几分钟。步骤如下：
第一步：1783年12月20日中午12点整，华盛顿将军走进大陆会议厅，在议员们的对面就座，那个位置是专为他设立的。
第二步：议长作简短介绍，华盛顿起立，向议员们鞠躬，以示尊敬。而议员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
第三步：华盛顿发表简短演说，口头辞去他执掌了八年的军职（大陆军总司令）。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方式，口头表示接受。
狄马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议员“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的深刻含意。他认为这恰恰“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2〕。其实早在1776年，华盛顿在军队中的声望达到最高峰时，他就有过这样的庄重承诺，在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说：“承蒙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给我，不胜荣幸之至。我决不认为，由于大陆会议这样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一切公民义务，相反，我要时刻牢记：由于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权利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我们的自由权利牢牢确立，首先丢在一边的就是刀剑。”〔3〕华盛顿不仅兑现了他的承诺，还坦然地接受了杰弗逊为他设计的那个极其简短的退职仪式。我们说，也只有具有如此伟大人格魅力的华盛顿，才配那一简短、干净的退职仪式。换句话说，也只有流氓出身的刘邦，才配叔孙通那么大气魄的“朝仪”。虽然不能说有什么样的掌权者就一定有什么样的追随者，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追随者卑劣的，相信被追随者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反过来说，被追随者卑劣的，追随者更是好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说追随了流氓的叔孙通也流氓了，但我始终认为，追随流氓的学者，即使他本人在品性上变不成流氓，他的皇权思想也非常可怕，其毒其害甚至比流氓政权还广泛和深远。
康熙与蒋介石
电影《英雄郑成功》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康熙得报，说据守厦门前线的明末将领郑成功，准备起兵收复台湾。在前线和郑成功对阵的大清将领认为，这是全线收复福建的最佳时机，请皇帝恩准他们一举破敌。
这里有个背景必须交待一下。明末的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后，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是个真心抗清的人，一心想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出兵。过了一年，清军进军福建时，派人向郑芝龙劝降。郑想，连钱牧斋(钱谦益)那么有名望的明朝老臣都降了大清，自己有什么不以识时务为俊杰呢？于是抛弃他亲手扶上皇帝宝座的隆武帝，降清了，隆武政权也就此灭亡。然郑芝龙之子、二十二岁的青年将领郑成功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不肯降清，相反还招募了几千人马抗清。清王朝知道郑成功是个干将，几番诱降，甚至拿他父亲的生命相威胁，但均未果。对峙期间，郑成功的兵力日渐强大，甚至一度兵临南京城下。战术上失败后，郑成功回到厦门，经权衡，决定于1661年3月，开始收复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
清福建前线将领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派快马报告了康熙。此时此刻，确是一个全线攻克福建的大好时机，但康熙想了想后对来报者说（大意），无论明将领郑成功降不降我大清，他收复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毕竟是我族之大事。因此，我命令前线将士后退四十里，以便让郑成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一心收复台湾。就这样，郑成功率领他的水师两万余人，历经八个月的苦战，终于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
从这一电影资料来说，康熙算是一个懂得民族大义的人。推而广之，三百年后的蒋介石亦属此列。“1974年1月西沙之战，中国反击越南侵略，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以前是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人多担心，毛泽东回答说：‘蒋先生是讲民族大义的。’果不出所料，蒋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4〕
何为民族大义？就是在御外上，心是一致的，即使存在民族内部的分歧也一样。
冯梦龙与伏尔泰
说冯梦龙与伏尔泰，不能不欣赏他们以道德入手的爱情故事。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两位文学家笔下的同类爱情故事，虽出自不同世纪、不同文化区域，但其框架结构却惊人一致，而所要表达的思想又正相反，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先来看冯梦龙先生编纂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5〕的故事（简本）：
一日，庄生（庄子休）出游山下，忽见一新坟，封土未干。一少妇浑身缟素，坐于冢旁，手执齐纨素扇，向冢连扇不已。庄生怪而问之：“娘子，冢中所葬何人？为何举扇扇土？”
那妇人道：“冢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于此。生时与妾相爱，死不能舍。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直待葬事毕后，坟土干了，方才可嫁。妾思新筑之土，如何就干，因此举扇扇之。”
庄生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将妇人扇冢、要土干改嫁之言向妻子田氏述了一遍。田氏闻言大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哪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睡两家床？若不幸轮到我身上，这样没廉耻的事，莫说三年五载，就是一世也成不得。梦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
过了几日，庄生忽然得病……气绝。田氏扶尸大哭……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少年秀士（自称楚国王孙）拜在门下，特来相访。见庄生已死，口称：“可惜！”向灵前四拜……田氏一见楚王孙人才标致，就动了怜爱之心，只恨无由厮近。楚王孙道：“先生虽死，弟子难忘思慕。欲借尊居，暂住百日……”田氏道：“通家之谊，久住何妨。”
约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马，按捺不住，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俏后生俊脚，扯将入来，搂做一处……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携楚王孙正欲上床解衣就寝，忽然楚王孙眉头双皱，寸步难移，登时倒于地下，双手摩胸，只叫心疼难忍。随楚王孙而来的老苍头言：“无药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田氏急问：“所用何物？”老苍头道：“生人脑髓。”田氏道：“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老苍头道：“凡死未满四十九日者，可用。”田氏自己寻了砍柴板斧，往后边破屋中先夫的棺材停放处走去，觑定棺头，双手举斧，用力劈去，棺盖便裂开了。只见庄生从棺材内叹口气，推开棺盖，挺身坐起……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觉无颜，悬梁自缢。庄生见田氏已死，解将下来，就将劈破棺木盛放了她……庄生取火从草堂放起，屋宇俱焚，连棺木化为灰烬。只有《道德经》不毁。山中有人捡取，流传至今。庄生遨游四方，终身不娶，后得大道成仙。
再来看伏尔泰《查第格》〔6〕的简本故事（主选《鼻子》一节）：
有一天，阿曹拉散步回来，怒气冲天，大惊小怪地直嚷。查第格问她：“亲爱的妻子，你怎么啦？谁把你气成这样的？”她说：“唉，我亲眼目睹的事……我本想去安慰高斯罗的年轻寡妇。前两天，她才替年轻的丈夫盖了一座坟，坐落在那片小溪环绕的草原上。她悲痛万分，向所有的神明发誓，只要溪水在旁边流一天，她就在坟上守一天。”查第格说：“好啊，这才是一位可敬的女子，真正爱她丈夫的！”阿曹拉回答：“你可想不到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在干什么呢！”查第格道：“那么她在干什么呢？”她说：“把溪水引到别处去。”阿曹拉接着把那青年寡妇破口大骂。
查第格有个朋友叫加陶，就是阿曹拉认为比别人更老实更优秀的那种青年。查第格把计划告诉加陶，送了他一笔重礼，希望他对自己忠心。阿曹拉在乡下一个女朋友家住了两天，第三天回来；仆人们哭哭啼啼对她说，她的丈夫上一天夜里得了暴病死了，他们不敢给她报告凶信，已经把主人葬在花园尽头的祖坟上。阿曹拉哭了，扯着头发，赌咒说要寻死。当夜加陶来要求和她谈谈，两人都哭了……
夜饭吃到一半，加陶忽然叫苦，说脾脏剧烈作痛。那太太（阿曹拉）又着急，又殷勤……她甚至不惜高抬贵手，摸摸加陶痛得最厉害的胸部侧面，很同情地问道：“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加陶回答说：“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止痛，就是要找一个上一天新死的人的鼻子，放在我胸部侧面。”……于是阿曹拉拿了一把剃刀来到丈夫坟前……预备割他丈夫的鼻子，查第格却爬起来，一手按着鼻子，一手挡住阿曹拉的剃刀，说道：“太太，别再把那年轻的高斯罗寡妇骂得那么凶了；割我鼻子的主意和把溪水改道的主意还不是半斤八两。”
……过了一些时候，阿曹拉的脾气变得太不容易相处了，查第格只得把她退婚……查第格的最后一桩婚姻，使他成为巴比伦的国王。
冯梦龙编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时间，约在1625年；六七十年后的1694年，伏尔泰才在巴黎出生。等到伏尔泰写出中篇小说《查第格》时，东西方这两个酷似的爱情故事，其成文时间差不多已相距一个世纪。假如在这二者之间存有某种关联（比如影响）的话，伏尔泰肯定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受益者；不妨进一步假设，中国的宋、元、明时期的小说，已经流传至中东地区和西方世界。如果否定这些假设，我们无法想象相隔一个世纪的东西方，何以出现两个框架结构如此相似的爱情故事（如下表）。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查第格》
庄生出游见新坟；少（寡）妇扇冢为新欢。
阿曹拉散步见新坟；少（寡）妇引走溪水为新欢。
庄生回家，将所见所闻向妻子田氏说了一遍。
阿曹拉回家，将所见所闻向丈夫查第格说了一遍。
田氏闻言大怒，痛斥“这样没廉耻的事”。
阿曹拉怒气冲天，把那青年寡妇破口大骂。
不日，庄生假装暴亡，田氏扶尸大哭。
不日，查第格假装曝亡，阿曹拉赌咒说要寻死。
田氏思慕的美男子——楚国王孙出现。
阿曹拉思慕的优秀青年——加陶出现。
楚王孙暴病，言只有人之脑髓可治。
加陶暴病，言只有死人鼻子可治。
田氏持斧劈夫棺，夫坐起。
阿曹拉持刀割夫鼻，夫爬起。
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个爱情故事却在结尾处分道扬镳了。冯梦龙笔下的田氏自觉无颜，悬梁自缢，而伏尔泰笔下的阿曹拉只是被查第格退婚。两位男主角的结局也不同，庄生把田氏入棺后，一把火把家烧了。注意，屋宇以及装殓田氏的棺木，全都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道德经》不毁”。从此，庄生遨游四方，终身不娶，后得道成仙。查第格则再历爱情与婚姻，最终使他成为巴比伦国王。
两篇小说的框架看似如出一辙，实际在艺术构思上，却天壤之别。如庄生的那把火，什么都毁了，就是《道德经》不毁，暗示了道德的力量。我们也看到，作为丈夫的庄生，并没有对妻子田氏的所谓不忠给以责罚（说明他是一个讲道德的人），田氏就自觉无颜地悬梁自尽了。既然庄生被证明无罪，那么田氏就一定是死有余辜。这就是道德统慑下的社会，一个人的所谓不忠（即臣忠君、子忠父、妻忠夫的格局），既构成天大的罪过，违者自裁也就成了千百年不变的铁律。在这里，道德的残酷无情和道德作为隐形杀手的一面凸现出来。
伏尔泰未作相似的结尾处理，首先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不同（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国，接受为期三年的君主立宪制思想的影响），再就是来自他对道德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如在《查第格·殉夫》一节中写到：“那时阿拉伯有个惨无人道的风俗，源出大月氏，由于婆罗门僧的影响，在印度已经根深蒂固，大有蔓延全部东方国家的危险。一个已婚的男人死后，他的爱妻倘要成为圣女，就得当众抱着丈夫的遗体一同烧死（今之印度一些落后地区仍遗留着这一风俗——引者注）。”〔7〕
谈到殉夫一节，伏尔泰借商人赛克多的嘴说：“妇女投火的习惯已经有一千多年。经过时间钦定的老规矩，谁敢变更？还有什么东西比古老的陋俗更不可侵犯的？”伏尔泰又借查第格的嘴说：“要讲古老，理性更古老。”〔8〕这是伏尔泰小说思想的最基本主张，即无论什么人，也无论有什么样的人格缺陷，都有尊重他人和被他人尊重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伏尔泰的笔下才会有一个圆满的道德结局：既让查第格走向幸福，也不致因其前妻阿曹拉对丈夫有过所谓的不忠而落难。
同为道德，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它可以杀人；在《查第格》中，它却可以宽人待己。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文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作家。所以，读一国小说家的作品，大体可以知道它所背依的社会价值体系。研究一个社会，从小说入手无疑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但它同时也是最容易看到社会本质的一个窗口。
韦君宜与沈从文
韦君宜去世的时候，“留给”生者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上层）所一向在意的盖棺论定问题。具体说来，大致如邢小群女士所述：
1月27日晚，杨团来电话说：“我母亲去世了。”消息很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看你！”她说：“你来吧，有些文字上的事想和你商量。”杨团是韦君宜的女儿。我因为和孙珉编辑过《回应韦君宜》，同她有密切来往。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杨团，说这就动身去她家。她说，先传来两篇东西，让我帮她斟酌一下：一篇是《讣告》，一篇是《韦君宜生平》。两篇的开头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12时3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辞世。”
我将《讣告》开头一句改成“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杨团看了我改过的地方，说：“完全同意。”并立即给出版社传真过去。那边很快来电话，不同意改掉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并删去“人民的好女儿”。杨团在电话中一直和他们讨论，说到如果母亲在世，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都去掉了〔9〕。
我以为，去掉“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这样的“硬性”结论，不仅无损于韦君宜，相反倒使其与读者的距离更近了。然生活在传统意识里的人们，往往又特别在乎那些“硬性”的定论，以为谁一旦“优秀化、人民化”就身价百倍了。其实不然。以作家为例，读者看重的是作家的作品和人品。再“硬”的结论，没有作品，读者也不会买账；有广为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上乘的人品，没有“硬性”的结论，照样在读者中立得住。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去世的时候，新华社仅发《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一简讯，虽无任何“硬性”结论，但其民间基础，是许多挂满高贵头衔的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沈从文来自民间，又还原于民间，这在他的丧事上表现得十分得体——
他生前屡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此句使人心生感动——引者注）。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10〕。
写这段文字的汪曾祺先生，在他去世的时候，也完全仿照了其恩师的丧事，简洁、优雅、人性。惟其如此，这对师生才久远地活在读者心中，而不是“活”在冷冰冰的“伟大、忠诚、杰出、优秀”般的石碑中。无论什么时候，活在石碑中的人与活在人心中的人，永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石碑中的人是死人；人心中的人是活人。臧克家的名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大意），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巴克利与蒋百里
有一天，我一打开电视，就非常好奇地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家伙正面带微笑地亲吻一头驴的屁股！嗬……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镜头加以评论，电视上就说了，那个亲吻驴屁股的家伙是NBA的老牌球星巴克利，起因是：他曾誓言，说新加盟NBA的中国籍球员姚明，如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单场得分超过二十分，他就去亲姚明的屁股。在巴克利迷看来，这不过是一句戏言。但当姚明真的为休斯敦火箭队拿下三十分后，巴克利老兄即告知媒体，说我决定去亲吻姚明的屁股，是以兑现诺言。且不说姚明是NBA的小字辈，就是他所接受的儒家文明，也不允许他去开那样的国际玩笑。在姚明不愿“奉献”屁股的情况下，巴克利变通地跑到乡下，花五百美元买回一头驴，在媒体的监视下，他亲吻了那头驴的屁股。现在回忆起来，这大概是2002年底或2003年初的事了。
巴克利的诚信行为，使我想起民国初肇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其女儿蒋英为钱学森夫人）。此人称得上是民国初期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又去德国第七军深造。二十九岁那年，蒋百里即担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其任期虽只有短短半年，但他的影响却无与伦比。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都记得，蒋百里在做简短就职演说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以自杀明责任”。在学员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过激的玩笑。然半年后，意外真的发生了。一天，蒋百里在召集学生训话时，有感于自己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不能实施建军报国大志，便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宣布：“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11〕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这是两则有关诚信的故事。我想说，类似佳话，在任何一种社会都会存在，然所不同的是，有的社会将诚信嵌入了法治的轨道，有的社会则自始至终都将诚信置于道德轨道内。前者框架下的诚信，可称之为“边缘性体制”，是对法治的辅佐与补充；后者框架下的诚信，可称之为“单元性体制”，即法治是法治，道德是道德，二者属于并行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法治与道德并行的社会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社会危机时就强调法治；出现诚信危机时就多强调道德。
将诚信嵌入法治轨道的社会则不同，首先这里没有权力杠杆，再就是人人都必须在法治框架下，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若以为道德是个小问题，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以美国为例，倘若一个人被证实有到保险公司诈保，或恶意透支信用卡之类的行为，那么这些便被记录在你的社会安全号簿下，从此你几乎就寸步难行。因为此后你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和交易（比如贷款、购房、买车、应聘等等），对方首先去电脑上查看你的社会安全号簿，一旦发现有不良记录，便拒绝与你合作。巴克利之所以要去亲吻驴屁股，不一定说他本人有多崇高的思想，是他自己怕这件事影响他的社会信用度，以免因小失大。在美国，没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也没人宣传和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那里的绝大多数人却都在按道德原则生活，目的就是要建立个人的社会信用形象，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些和幸福些。
彭德怀与比尔·盖茨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深情而又悲怆地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说着，泪水从他永远透着坚毅与刚强的眼里哗哗地流了出来〔12〕。
在这里，东方的彭德怀所遇到的麻烦是不相信自己。而二十八年后，西方的比尔·盖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世界首富的头衔已保持多年。有人曾给他算过一笔账：说盖茨今年四十五岁（2002年），假使他还能活三十五年，那么他必须每天花七百万美元，见上帝时才一无所有。这说明，盖茨很有钱，但其财富主要来源于市场对微软的认可，那么盖茨的钱也就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干净钱。盖茨并不因为自己是世界首富了就忘乎所以，相反他还特具自律性，如平时生活俭朴，一顿饭常常是一块牛排打发了事：如近年先后向社会捐出两百多亿美元，列现代五十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之首；如他打算以后捐出大部分财产，只给三个孩子各留一百万美元（这点钱相对于他的数百亿美元资产来说，不过九牛一毛）。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不满意。微软垄断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舆论称他为‘数字时代的魔鬼’。可怜的盖茨动辄得咎，他向学校捐献了软件和个人电脑，人们指责他变相广告，想要向下一代推销产品；他向印度捐了一亿美元防治艾滋病，报纸批评他是为了获得免税权。实际上，盖茨的捐赠除了当事者感激外，舆论反响普遍不佳，媒体上充满了对他动机的猜测。”〔13〕时间一长，连“比尔大帝”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对自己拥有如此巨大的财产的确感到“内疚”。
普通人我们就不说了，对于经历非凡者如彭德怀、比尔·盖茨来说，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关乎革命非革命/正当挣钱多少的问题，的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仅就彭德怀而言，在他临终时，无论其内心怎么样，至少从他嘴里道出了对自我的否定。如其所言，两个弟弟“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最后一句“我玷污了他们呀”证明他对自己的不相信基本上是真实意思的表达（最重要的是包括这么一层真实：彭德怀不相信自己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对与错？历史早已证明，革命的彭德怀是对的，但处在长期的政治运动和一边倒舆论态势下的彭德怀，却无法不相信自己是错的、反革命的。话又说回来，像彭德怀这样刚正不阿、经历非凡的人，要让他心悦诚服地向指鹿为马的无耻政治认错，即承认革命的自己是反革命的，仅凭猜想就可以知道，在彭德怀那里具有异乎寻常的难度！历史恰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彭德怀竟然在临终前如泣如诉地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的。说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三人成虎的巨大作用力，它真的可以颠倒一切，即使处在西方民主语境下的比尔·盖茨也难逃其害。
彭德怀与比尔·盖茨所遇到的困境，使我想起朱学勤先生就传统社会问题曾谈到的“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他说英美采取的是有限革命，特征是“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即灵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法俄则采取无限革命，特征是“绕过制度，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杀戏’”〔14〕。朱学勤先生的这番话，我一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以他的“法俄革命对中国影响颇深”的说法，来套彭德怀的困境与遭遇，几乎没有什么误差。问题是，比尔·盖茨所遇到的困境又怎么解释呢？他可是处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语境下呀!惟一的解释是：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在哪里都不是一方纯粹的净土，所以才特别需要人们的倍加呵护。
注释：
〔1〕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66页。
〔2〕参见狄马：《伟大的几分钟》，2003年第2期《读书文摘》。
〔3〕《华盛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7页。
〔4〕参见伍立杨：《狭小的大人物》，2002年第12期《读者》。
〔5〕《警世通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5页。
〔6〕〔7〕〔8〕《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29～30页。
〔9〕参见邢小群：《为韦君宜送行》，2002年7月19日《湘声报·观察周刊》。
〔10〕《汪曾祺文集·散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1〕参见叶兆言：《闲话蒋百里》，2001年第14期《读者》。
〔12〕参见彭钢：《彭钢少将忆伯伯彭德怀》，1998年10月19日《瞭望》。
〔13〕参见郭松民：《比尔·盖茨的委屈》，2003年第3期《杂文选刊》。
〔14〕参见朱学勤：《朱学勤谈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2002年第2期《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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