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尼德奥康娜经典歌曲:从《王安石三难苏东坡》说开来

    在明末学者冯梦龙等人编撰的《三言两拍》之《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可以说是演绎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与苏东坡智力大比拼的绝世精彩的经典故事啦。开篇一首诗说道：“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这四句诗是奉劝世人“虚已下人，勿得自满”的。

    第一难：菊花究竟何时落？

    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才写了开头两句：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平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翰林学土，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上级，提起笔来，续诗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心里很不满意。他为了用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就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九月重阳，这一天大风刚停，苏东坡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往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苏东坡平时看到的菊花，都是只会枯萎，不会落瓣的，因此他就得出了“天下的菊花都是不会被秋风吹落的”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他用这个全称肯定判断来衡量王安石的咏菊诗，就认为王安石的诗写得不对。等他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黄州这个地方的菊花，是会被秋风吹落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极难出现的反例，但它又确实存在着。

    第二难：三峡之水谁能辨？

    荆公对苏东坡说：“老夫幼年寒窗灯下日久，染成陈疾。今觅得一偏方，须用中峡巫峡之水服之。”随请托其相捎。

    东坡回来时，正好从三峡经过。哪曾想东坡太专心于赏景吟诗了，及至忽然想起时，所乘船只早已过了中峡，而入下峡归峡了。正发愁之际，属下劝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上峡流入中峡，中峡流入下峡。本是一江水，咋分好和歹？”东坡思之再三，无奈之下随取下峡之水而归，意欲蒙混过关。

    荆公略试，直言道：“又欺老夫！此乃下峡之水，怎假名中峡？”东坡大惊，请教如何辨之。荆公细言道：“三峡之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过急，下峡又太缓，中峡则缓急居中。太医院医官乃举世名医，知老夫之变症居于中脘，故宜用中峡之水作引。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起，故知是下峡水也。”东坡至此对老师荆公佩服之至。

    第三难：蹊跷对联谁能对？

    荆公对苏东坡言道：“考别件事，又道老夫刁难！出个对子吧！今年润八月，正月十二月两头立春。出对为：‘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此联蹊跷，东坡久难对出。

    荆公又言道：“苏州金阊门外，至于虎丘一带，叫做山塘。其间约有七里之遥，名为半塘。润州古名铁瓮城，临于大江，有金山、银山、玉山，叫做三山。出苏州对儿为：‘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润州对儿为：‘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东坡思想多时，一个也不能对出，只得谢罪而出。

    这正是“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参不尽者，天下之理”啊！

    这“三难”很显然是以王安石的胜出为结局的。但是，你想过没有：王安石身为苏轼的老师，又贵为一国之宰相，何以要为难身为晚辈兼下属的苏东坡呢？原来是因为苏东坡自幼聪慧，少年成名，自恃才高，狂放桀骜所致啊！在王安石三难苏东坡之前，苏东坡狠狠地难了王安石一难的！

    话说宋神宗皇帝在位时，有一名儒，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氏。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此人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荆公甚重其才。东坡自恃聪明识广，对荆公反倒颇多讥诮。

    荆公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论东坡的坡字，从土从皮，谓坡乃土之皮。东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论及鲵字，从鱼从儿，合是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东坡拱手进言：“鸠字九鸟，可知有故？”荆公认以为真，欣然请教。东坡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荆公默然，恶其轻薄，左迁为湖州刺史。

    这一段典故据苏轼自己的《调谑编》也是有过记载的——

    其“字说”条下云：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又“水骨”条下云：“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苏东坡的这“一难”可以说是狠狠地“将”了王安石一军，击在了王安石的软肋上，戳伤了荆公的痛处！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上是无力反驳、束手无策的，他随后对苏东坡的“三难”让明眼人总感觉到有点儿像是围魏救赵似的权宜之计，仅仅起到了一个暂时的缓和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在实质上几乎上于事无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王安石的《字说》终究成了个历史的笑谈，并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咱们再来看看今人林语堂是怎样评价王安石的文字学思想的吧！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里面专门有一大章节是《王安石变法》，在这部书里，他是这样评论王安石的——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

    苏洵在他那篇《辩奸论》的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去。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社会政治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鹑”、“枭”、“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了。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种“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字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谑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以上红字部分摘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林语堂何许人也？恐怕人们并不太陌生吧！

 林语堂(1895．10．10-1976．3．26)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语堂的身份主要是文学家，他是写小说、散文及评论性杂文的。他写的《苏东坡传》是为东坡树碑立传的，因而，他得给苏东坡美言捧场。又因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基本上属于敌对势力，特别是苏东坡的老爸苏洵早就已经是王安石的宿敌了，苏东坡自然也就滑向了王安石的敌对阵营里去了。风花雪月的低俗文人们的惺惺相惜，自然会使资产阶级情调浓郁的海归派学者林语堂褒苏而贬王了。

 实际上，今人林语堂和一千年前的苏东坡一样，在思想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和突破。他们的眼光见识、博学广度、思想高度等方面和作为思想家、改革家、政治家及文学家的王安石先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同日而语的！他们既发现不了王安石思想的玄奥高深之处，也发现不了王安石的学识的真正的缺陷所在。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上的攻击，只能是属于人们世俗情感方面的且处于非常肤浅的层次上面的一类东西。

 我之所以这样断定，那是因为王安石先生的思想意识太过于超前了。超前多少年呢？我认为他最少超前了一千年！时至今日，仍无人能看穿王安石思想的高深和微妙，仍被人们用世俗和卑劣的眼光诟病着、排挤着……

 要想了解和掌握某一事物的实质，需要从两方面下手：即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的方面，就是把需要认识的事物看作是一个整体或一个点，看它在它所处的巨系统里所扮演的角色；内部的方面，就是把需要认识的事物看作是一个系统，然后看它的各个分子或元素是如何协助该系统完成它应该扮演的角色功能的。外部方面的审视，就是一种哲学高度上的把握和界定；内部方面的核查，就是一种具体的实验室式的分析和检验。

 王安石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已经完成了对汉字在其外部方面即哲学高度上的大致的把握和界定；他失败在对汉字在其内部方面各个具体文字的核查上面！而实际上，由于原始古文字材料的缺失，要想完成从内部方面对数目众多的汉字的逐个的核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王安石能够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做到对汉字在哲学高度上的把握和界定，就已经是十分地了不起和无比地伟大的了！

 我们永远怀念作为汉语汉字的先驱的理论学家的王安石王荆公先生！愿后人能沿着王安石先生所指导的科学汉字学之路继续开拓前进！为汉语汉字学在世界范围的光大复兴而发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