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手机实名的网贷:1750-1950的中国-开篇：1750年-汪中求-读吧

 《1750-1950的中国》内容简介：
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17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辉煌犹如过眼云烟，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有人会认为，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输了，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有的是，而我们从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头。并且从大量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中不难得出结论——战争失败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帝国衰落的结果。正应了一句平常语“落后就要挨打”。开篇：1750年(1)

　　公元1750年，爱新觉罗·弘历坐上大清帝国的龙床、成为万人景仰的乾隆皇帝，已经十五年了。依明清两代计年之法，这一年为乾隆十五年。

　　这一年的冬春之际,北京城寒气逼人，冰雪遮盖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正阳门外一向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路人稀少，喧嚣尽失。正阳门内的皇宫里，则是别样景致，融融的暖意让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们忽略了户外的酷寒。勤勉的皇帝陛下一如既往地在为帝国操劳着，定期上朝听政、召集群臣议事、阅览各类上呈的奏折、颁布军务政务诏书，繁忙而纹理不乱。时下域内升平，颂歌四起，虽然西北地区时有动荡，然而以帝国之辽阔，这些灾患自然不免，况且，此等小灾小患于帝国的太平并无大碍。各地不断有报喜和赞颂的奏章呈上，皇帝陛下常常喜不自禁。这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细心的太监在侍候起居时发现，皇帝陛下的龙体微微地发福了。

　　日子过得如此舒坦,不是没有缘故。二百多年以后，一个名叫贝罗克的外国人作了两个“天才的计算” ，（注: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用语。下面引用的数据也出自该书。）为皇帝陛下的快乐找到了充分理由。第一个计算说：1750年，清帝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为32.8%，比整个欧洲高出近10个百分点；九十年后（1840年）用钢铁船舰撞开帝国大门、让帝国政府和臣民吃尽苦头的英国，同期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只不过可怜巴巴的1.9%。如果考虑人口的因素，就可以用第二个计算来说明：1750年，清帝国和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大致相当；假设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100，那么，175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1750年清帝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也为8。

　　乾隆皇帝和他的文武百官们当然无法知道这样精确的数据，但这无关宏旨。快乐并不由漂亮的数据带来，帝国的辉煌才是皇帝陛下“龙颜大悦”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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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心的事不是没有。最近三年米价“连岁递增，有长无落”，就是一件较为头疼的事。令皇帝陛下困惑不解的是，以往都是因为天灾致粮食减产而造成米价上涨，而这几年里，即使是粮食丰收了米价还照样上涨。英明的皇帝陛下当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多次召集户部主管官员以及相关的高级幕僚商讨米价的问题，并降旨各省督抚，命他们陈奏米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及应对的策略。但这些论议并没有取得令人兴奋的成果，最后，他们只好认同了康、雍两代的解释——米价的上涨是由人口的增加造成的。到1750年，高层关于米价的论议便不了了之。

　　远离北京的广州，洋人的商船开进了黄埔港，洋货源源不断地运来。1750年一年之内，从欧洲各地运到黄埔码头的货物超过2350吨。（注：引自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广大臣民对洋人们运来的铅、锡、铜、铁、毛呢、棉花这些洋玩意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黄金白银。洋商们倒也爽快，他们接着又运来了大量的金银，以换取在欧洲市场走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大量白银哗哗地流入，让清帝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心花怒放。

　　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僚们，即使动用他们的全部智慧，也不会把上述两件事联系到一起。“通货膨胀”只是后世经济学家们经常念叨的一个名词。四十多年以后，当英国访清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北京访问期间提出大量白银的流入是物价持续上涨最为直接的原因时，帝国的大小官员们还大大地不以为然。而在此时，帝国上下只对白花花的银子保有浓厚的兴趣。乾隆皇帝比他的臣属们则要清醒许多，贪婪的目光紧盯黄金白银的同时，内心却对洋人们在境内的经商活动持有高度的戒备。1750年夏秋间，南方数省不断地奏报，广州的一些洋人希望把他们的商船开到宁波、厦门。皇帝的神经立马紧张起来：广州开埠通商后，原本平静祥和的帝国陡然间风生水起，如今居然还要到宁波、厦门来惹麻烦？如此一来，国门洞开，那还得了！金銮殿上的皇帝陛下眉头紧锁，苦思良策。

　　不久，皇帝就有了绝妙的计划。他要到南方去转一转,到洋人们感兴趣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计划虽然因洋人而起，想法却由来已久。自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天起，乾隆就立志做一名像他祖父那样的伟大君主。康熙曾六下江南，乾隆岂可不去？1749年的十月初五、十七两日，乾隆皇帝就连下两道上谕，表达了去江南巡视的强烈欲望。皇帝经常憧憬着出现在江南时那万千景仰的场景，心潮澎湃的时候，连近侍们都能感觉到他怦怦的心跳。1750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在群臣的“万岁”声中度过了四十岁寿辰。四十岁，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年龄。对于从事皇帝这种特殊职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有的年盛力壮，大展宏图；有的则对政治产生倦怠。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四十岁时已经做了三十二年皇帝，但国家的内忧外患让这位英明的君主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乾隆的父亲在四十岁的时候，距离他登上皇帝宝座还有五年的时间，此时正在为未来的皇位与其他皇子们明争暗斗。血雨腥风之后坐上龙床的雍正皇帝如履薄冰，自然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在风平浪静中承继大统的乾隆皇帝，凭借祖、父两代打下的牢靠基础，顺风顺水，到四十岁时，在皇帝的宝座上舒舒服服地坐了十五年。此后，他对政治产生了明显的厌烦情绪，转而沉湎“下江南”的游荡生活。

　　皇帝出巡江南，自然不是一件小事。紫禁城外户部、工部、礼部等各部衙门，紫禁城内的内务府高效地运转起来；即便军机处这样的机构，筹备皇上出巡也成了首要任务；后勤供应、御膳安排、安全保卫方面，自是不在话下。帝国的中枢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浩大工程之中。对于京杭沿线的各省官员来说，“接驾”更是事关重大，正夜以继日地精心筹划。

　　就在举国上下热切期盼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早日到来的时候，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钮祜禄家族却迎来了他们家族激动人心的一刻，1750年九月初一，这个家族增添了一名男丁。钮祜禄为八旗之显赫家族,当今圣上的生母就出自这个家族,然而添丁加口这样的小事实在没有必要惊动日理万机的皇帝陛下，皇上眼下对这个新出生的旗人同胞没有丝毫的兴趣，宫廷内也只有与钮祜禄家族沾亲带故的人在传递着这个男孩出生的消息。二十多年以后，男孩长大成人。某天，步入老年的乾隆皇帝在他的仪卫队中发现了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侍卫，圣心大悦。于是，这个名叫和珅的校尉军官时来运转，一路飚升。神圣的皇帝陛下恐怕在做梦的时候也没想到，位极人臣的和珅对财物的极度贪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恶劣政风，在此后的官场顽强地延续，二百年来，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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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年，大清帝国以外的世界，可以说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北美地区时而传出几声枪响，那是北美移民的后代们反抗宗主国的声音。零星、清脆的枪声给这个寂静的世界凭添了几分生气。

　　在英国，确定国会权威和议员言论自由的《权利法案》已经被执行了66个年头了，因为国会有了最高权力，议员就不是举手表决的摆设，民主政治已经初步确立,公民的人身权利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在工业进程方面，十多年前不到30岁的钟表匠凯伊发明的飞梭在纺织机上被广泛运用，纺织的效率成倍地提高，以至纺织的原料棉纱供不应求。1750年的夏天，英国各地的许多市场上，棉纱脱销。英国人从飞梭的发明和运用中看到了工业化的影子，他们坚信，这将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此刻，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探索……
开篇：1750年(2)


　　与英国人隔海相望的法国人，此时正在争相传阅一本名叫《论法的精神》的书。孟德斯鸠这本后来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划时代巨著出版已经两年了，仍在市面上热销。法国的知识阶层都在热议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分权政府和法治社会，人们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充满了向往。

　　1750年，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应邀来到柏林。在这里，他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最终完成并出版了其倾注了十数年心血的《路易十四时代》。他极为热情地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推销书中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制度，鼓吹言论自由。他向周围的人反复说起他那句经典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法国一百六十多位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此时也正在他们各自的书房里伏案疾书。1751年，由狄德罗主编、伏尔泰等积极参与编写的《百科全书》开始出版。同样是鸿篇巨制，该书与《古今图书集成》（康、雍时期）、《四库全书》（乾隆时期）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线——《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旨在思想禁锢，而《百科全书》旨在开启民智。二百余年以后，人们从《百科全书》中仍能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和理性的巨大魅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狄德罗们也不能免俗，在“中国”条目中对中国民族大大地恭维了一番：“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大清帝国自乾隆皇帝以下，此时正陶醉在这样的恭维之中。帝国巨舟茫然地飘荡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舵手飘飘欲仙，对海底暗礁以及远处正在形成的风暴，浑然不觉。

1、春到江南(1)

　　1751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江南各地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新年刚过，杭州西湖岸边的柳树，就吐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春风里，人们纷纷走出户外，探亲访友。然而，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自督抚以下的大小官员们，此刻却无心贪恋春色。他们在和家人短暂地团聚之后，即提前结束假期，步履匆匆地赶往衙门。他们要在这里紧张地工作，迎接另一个春天的来临——皇帝早已颁下谕旨：今年春天巡视江南。虽然离圣驾莅临尚有时日，但“接驾”这样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大事，哪敢造次？还得早早地精心筹备才是！对于他们来说，沐浴皇恩远比沐浴春风要快乐一万倍。焦头烂额的官员们，每每想到浩荡的皇恩，忙乱的脚步就轻盈了许多。

　　距江南万里之遥的北京，皇城内外，更是忙乱一片。尽管准备工作已持续多日，然而皇帝出巡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月十三日，皇帝陛下南出正阳门，“南巡”伟业正式开启。太后、皇后、若干王公贵族随驾南行，大量政府官员、仪仗侍卫、兵丁仆役恭奉圣驾。2000余人的队伍绵延数里，迤逦而行，前方仪仗去正阳门已有一里多地，尾部尚在城内。皇帝出巡期间被委以代理朝政的大学士刘统勋、总揽军务的大学士史贻直，一大早就率领留守京城的官员们到正阳门恭送圣驾。长时间跪在冰冷的石板上，两位大人的膝盖隐隐作痛。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们也纷纷拥上街头，一睹皇帝出行的壮观，只不过北国凛冽的寒风吹散了他们的新年喜庆，留下了一脸僵硬和麻木。

　　运河内外，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千多艘大船首尾相衔数十里，整装待发。皇家精锐的骑兵部队夹岸护卫，旌旗招展，万马奔腾。皇帝陛下及王公贵族、随行官员所乘船只不用篙浆，而用人力，为此征调纤夫三千六百人。水路之外，陆路也不甘其次，马匹六千、车辆四百、骆驼八百、民夫一万随途听候调遣。惊心动魄的声势之下，威风八面的乾隆皇帝向传说中美丽如画的江南进发。

　　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各省官员和富豪，施展平生之才智，竭尽全力地向皇帝陛下展示帝国的盛世气象。其想象力之丰富、浮华之盛，即便二百余年之后，也令人不免咋舌！大兴土木，沿途修建行宫三十所。道路两旁的民居、店铺全部用油漆刷新，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河道里游弋着灯舫龙舟，两岸用翠柏松枝搭建彩棚，各色旗帜迎风飘扬。皇帝所到之处，三十里以内的政府官员、地方绅士、读书人、年长百姓一律到现场排队跪拜迎驾。为吸引眼球，镇江城别出心裁：一枚巨大的桃子用红绿绸缎装饰而成，远在十多里外即隐约可见，圣驾临近，焰火四发，巨桃开裂，数百名演员在桃子里载歌载舞。唯恐皇帝陛下对周围环境不适，扬州官商不辞辛劳，建造一座喇嘛白塔，让北京南海的“琼岛春荫”胜景一夜之间即在扬州的大虹园内再现。

　　江山如画，心旷神怡的皇帝陛下流连忘返，数月之后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五月初四，乾隆和他的南下大军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京城。然而，美不胜收的江南风情，令皇帝陛下魂牵梦萦。象一个“瘾君子”抑制不住对瘾物的迷恋一样，第一次下江南之后的不足三十年间，乾隆皇帝居然又五次巡视江南。后五次的时间分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最后一次下江南，皇帝陛下已经是74岁的老人。如此高龄仍乐此不疲，不免让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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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江南的前两年，乾隆皇帝在两道圣谕中陈述了“南巡”的四大理由：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地方军民多次恭请圣驾临幸，盛情难却；二是循圣祖康熙皇帝南巡之例；三是考察戎政，问民疾苦；四是遂母后游历江南之愿，以尽孝道。于国家治理而言，除第三条之外，其他几条实在不能成为如此重大行动的理由。故而，自有“南巡”之议，便有若干反对声音。大学士讷亲，最早被指派为未来的“南巡”勘察道路。讷亲对皇帝的“南巡”计划颇有腹议，他装模作样地在江南各地转悠了一圈之后，用一种婉转曲折的办法向皇帝奏报：苏州的虎丘就象一个大坟堆，实在不能算作是名胜；城里的河道狭窄，大小船只拥挤不堪，河面上漂浮着粪便，臭不可闻。闻听此言，皇帝陛下暂时失去了南下的兴致。但讷亲的智慧只不过使“南巡”的计划稍稍延迟而已，乾隆皇帝迈向江南的坚强步伐，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

　　作为一代明君，乾隆深知，象“南巡”这样的伟大事业，绝不能给世人留下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糟糕印象。每次南巡，最为重要的日程就是视察河工海防，“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注：《南巡记》）尤其是江浙两省的河防海塘工程，大多都留下了皇帝陛下亲临阅视的足迹。第三次南巡到达浙江海宁的时候，正值水情告急，皇帝陛下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即亲临海防现场，亲自试验打桩，并最终作出了修筑柴塘、装石加固的英明决定。此时的乾隆，不仅仅是一位万众景仰的皇帝陛下，而且还是一个精于水利工程的专家。他在河防海塘工程方面的勤奋和热情，就是圣祖康熙皇帝也难以企及。至于河工兴修的规模以及为此而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更令历代帝王不能望其项背，仅每年固定的“岁修费”一项，即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朝廷“岁出”额数1/10强。

　　对于所做的这一切，皇帝陛下自然不会谦虚。每到一地视察过后，都忘不了题辞赠匾、刻碑纪念。面对自家的秀美山川，伟大的“诗人”乾隆还免不了诗兴大发，写下了很多自以为得意的诗篇。（注：乾隆帝一生诗作甚丰，已留给了我们便达9000余首，近于一部《全唐诗》的分量。所以称为“伟大的诗人乾隆”。)不过，在后人们看来，这种帝王体的诗词除了矫揉造作之外，实在没有太多的诗词韵味，不读也罢！五六十年以后，国力渐弱的朝廷已经无力顾及水利工程，江浙一带海塘失修。诗人陈文述（注：清朝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对此大发感慨，作诗一首，跨越时空，好好地溜了一回龙须：

　　《议修海塘》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现就是蠲免赋税。这是历代封建帝王维系民心的惯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此时的清帝国国库充盈，钱银颇丰。皇帝陛下财大气粗，所到之处，信口蠲免。南巡途经山东、 江苏、浙江四省各州县的应征额赋，皆蠲免十分之三， 受灾歉收地区达到十分之五；同为江苏省省会江宁(南京)、苏州，浙江省省会杭州，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和附郭诸县在皇帝南巡之年的应征地丁银两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谕，总共蠲免赋税折合白银在1000万两以上。对于乾隆这个满洲肥佬来说，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银自是不在话下。

　　江浙向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其他省份。有清一代，全帝国的状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两省；历任现任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等帝国重要官员，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渊薮，不容统治者有丝毫忽视。于是，笼络江浙地区知识分子成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