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卡通图片:粟裕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原创）

2006-11-11　17: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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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
(节选自＜走近粟裕大将军＞
张雄文
一、毛泽东：原拟粟裕
（一）、毛泽东再次点将
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０年６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攻台作战的指挥重任，同时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在整整一年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攻打台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正当他率领三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１６个军６５万人，积极准备发起“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４年９月，第一版，第２２页。)”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随从美军出兵朝鲜的决议。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于7月14日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于8月4日抵达台湾，同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面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于同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显示了中国政府毫不畏惧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心。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出兵朝鲜与台湾，使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7月7日，受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李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铁道部部长藤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参加会议。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等方面的安排。会议对这些做了初步的决定后报毛泽东批准，并着手实施。７月10日，在增加了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等四位与会人员后，周恩来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略加修改。同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部分会议内容：“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正式稿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第一次会议草成之决定，业经主席批准，着手实施，嗣谭政、赵尔陆、贺晋年、万毅四同志来到开第二次会议，略加修改，遂成此稿。现缮好送阅，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实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２８页。）。”同一天，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3页。）
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在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从《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兵团机关同时建立，明显是两级机构。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的。第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而已。与其同时第一批编入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即有：第四野战军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若干出版物中，往往将东北边防军等同于第13兵团，将粟裕的职务等同于邓华的职务，显然是有违客观史实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8页。）。历史史实也清楚地说明，在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四野战军第42军及第50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第三野战军全军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被调往东北。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对东北边防军早期的安排与１９４８年１月组建东南野战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虽然叫“东南野战军”，但实际准备执行南进任务的是由华野3个纵队组成的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毛泽东决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并说明人选临时决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计划在粟裕的建议下很快取消了。
“国难思良将”。粟裕再次被毛泽东点将，从原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南调往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充分说明，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受到了相当器重。接着，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８５４页。）。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里的攻台战役和抗美援朝，粟裕两次与肖劲光成为搭档，显示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知人善任的卓越用人艺术。
肖劲光与粟裕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两人感情很好。１９５８年粟裕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当毛泽东向肖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时，肖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１４页。）”，毛泽东点头赞同。从而使粟裕免于被进一步打成敌我矛盾。１９８４年粟裕逝世后，肖劲光动情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１４页。）井冈山时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６月，粟裕任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肖劲光任支队长，曾一起率部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１９３３年２月粟裕任红11军参谋长，肖劲光为该军政委。同年10月至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为红七军团政委。此后，两人分开了。粟裕于1934年７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寻淮州离开中央苏区北上，而肖劲光则被“左”倾主义者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红军主力长征。粟裕主持攻台战役，“实际困难为过海”。1950年3月，攻台总指挥粟裕即与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的海军司令肖劲光会商，两人再次合作共事，最终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全部50万人分一、二梯队攻台，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
肖劲光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将领。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肖劲光被博古等人说成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这种路线从本质上说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团长寻淮州、政委肖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先后遭遇黎川失守、八角亭失利。“左”倾主义的领导人不去追究军事主官寻淮州的责任，却追究政委肖劲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左”倾主义者抓住红七军团作战失利大作文章，将肖劲光撤职，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肖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判5年徒刑，且无上诉权。肖劲光在关押期间，已经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肖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肖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肖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肖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遵义会议后，肖劲光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将领。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人数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１１５师、１２０师、１２９师的人数不相上下，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其信任程度之高。解放战争中，肖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肖劲光于1950年1月担任海军司令员，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的1967年，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策划打倒肖劲光，毛泽东将肖劲光召回北京对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事，谁要夺权就让他夺去，你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工作以后有你做的，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因为海军的批示都是我做的。”后来毛泽东多次力保肖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肖劲光来当，肖劲光是终身司令!”（肖显社：《名将风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毛泽东在“文革”中公开说“终身”不能打倒的，只有肖劲光一人。
此次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又选中肖劲光作粟裕的搭档呢？
我军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政首长合作不融洽的问题。比如新四军前期的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后期的代军长陈毅与政委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总司令林彪与第一政委彭真等；即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之间也曾有较激烈的争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鲜战场上呢？
毛泽东确定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后，剩下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安排谁来当政委。最后的结果政委也由粟裕兼任。粟裕在红军时期提拔较慢，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即指出：红军时期的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166页）由此显得资历稍浅，且没有参加过长征，属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孟良崮战役时即有“老资格”部下甩电话，直至在粟裕指挥下连战皆捷的情况下，部下们才最终服气。而东北边防军几乎将集中我军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假如与美军交战，出现个别将领不那么听打招呼，人事关系不容易理顺，问题显然即更加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强化主帅的权力，即让粟裕兼政委。古人早就强调“兵权贵一”，如果实际指挥作战的人被授予了最大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再群策群力，全军在指挥上就会产生最大的效能。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也是有先例的。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６年６月，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彭真对战局的看法与决策屡有争议，为强化林彪的权力以应对东北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６日致电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陈云、高岗、罗荣桓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一版，第８９页）”。在资历浅的林彪与东北局书记争议时，毛泽东不是调开林彪而是相反地提升其为东北战略区的一把手，而将１９４５年９月起即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降为副书记。如此，林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此举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拘一格用人的魄力。同理，面对将与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交手的态势，在东北边防军问题上，要想让粟裕压得住来自各个野战军的“骄兵悍将”，最好的办法也是强化粟裕的权力。
但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如果粟裕专注于作战，那么副政委必不可少。毛泽东看中了颇受青睐的爱将肖华。肖华是中央苏区一个红小鬼成长起来的将领，此时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搞政治工作很在行，后于１９６４年创作了《长征组歌》。他还有一个优势：在解放战争中与此时毛泽东中意的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是老搭档。肖劲光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时，肖华为政委。两人主持接近朝鲜的南满军区，共事很融洽，在东北野战军“南拉北打”的战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毛泽东最终决定让肖华离开总政治部，出任东北边防军的副政委。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边防军的副司令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应该考虑到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此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我军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人数最多，兵力占了近一半，其次才是三野，且边防军所属第一个兵团是四野的第１３兵团；第二、此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级别要够高，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第三、此人应是毛泽东充分信任的人；第四、此人与粟裕有良好的关系。如此，与粟裕关系良好、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东北野战军原副司令员肖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有肖劲光的得力辅佐，凭借粟裕杰出的军事才能，与美军交战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只要开局一顺，以后人事关系就容易理顺了，主帅个人的军事才能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粟裕、肖劲光、肖华三人的东北边防军统帅班子搭配，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7月7日国防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即经过精心、慎重考虑的。《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披露说，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毛泽东对粟裕的大兵团军事指挥才能是相当信任与欣赏的，同时也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因而在粟裕长期以副司令员或者代司令员身份实际统率华野和三野之后，第一次任命粟裕为野战军的军政正式一把手。并且在肖劲光新任海军司令员，组建海军工作千头万绪以及肖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均被安排为粟裕的军政副手，精心为其搭配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也指出：
“早在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之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出国部队的统帅人选”，“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就想到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粟裕。”
“毛泽东同意的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指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人选），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很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的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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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文
2006-11-11 17:15:33
（二）、“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然而遗憾的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吕尔氏综合症等病症复发，时时折磨着他，每天头痛头晕难忍。
粟裕曾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其中最严重的是水南战役中那次。1930年2月下旬，年仅23岁的粟裕作为支队政委与支队长肖劲光率部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突如其来的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身旁爆炸，使其头部受了重伤。粟裕治疗了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但是有三块未被发现的残碎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直到54年后的1984年2月，粟裕逝世后遗体被火化时，他的家人才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因此，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使刚到中年的粟裕就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头痛，靠戴着健脑器工作。半年前的淮海战役中，战况紧急时，粟裕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血压高达180至200毫米水银柱，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警卫员只得反复给他摁头，或用凉水冲头以分散疼痛。实在支撑不住时，粟裕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尽管如此，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粟裕仍然坚持在抓紧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当得知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交给他抗美援朝的新任务后，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但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下面就难以指挥了，要误大事。因此，粟裕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８５４页。）
张雄文
2006-11-11 17:16:03
粟裕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令自己主持的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选配边防军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主力第９兵团（辖第20、第23、第26、第27军，共１５万人）参战。粟裕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８５5页。）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粟裕不得不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
因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去青岛治病，毛泽东专为他配备的两个副手也就可以不急于到职了。副司令员肖劲光在海军司令员任上，副政委肖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都有自己一摊子事情。因此，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也就建不起来。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周恩来深为焦虑。7月22日，他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自己对边防军工作的建议：
“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⑴、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⑵、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⑶、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毛泽东于23日复电表示同意，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工作暂由第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可见，此时中央军委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尔后前往东北组建指挥机构，因而一切只做临时性的安排。
张雄文
2006-11-11 17:17:10
但是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他心急如焚。8月1日，粟裕特地托到青岛探望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主席，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信中说：
“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但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据医生及一些患神经衰弱症之同志谈，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职以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此请求能批准职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４年９月，第一版，第５３页。）
粟裕在信中所说的“新任务”即指抗美援朝指挥作战（见《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４年９月，第一版，第５４页。）。尽管病情严重，他还是表示：在“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认为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请假休养较长时间后，能早日恢复工作，即履行东北边防军兼政委的职责。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强调了出兵朝鲜的必要，毛泽东还再次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出动时“用志愿军形式”。
张雄文
2006-11-11 17:17:26
8月上旬，第13兵团第38军和第39军由河南、第40军由广东进至东北边境地区，完成集结任务。之后，军委又调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及部分高炮部队、工兵部队编入边防军。至此，边防军第一批各部已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毛泽东于8月5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显然，鉴于粟裕需休养，而各项准备工作又不容松懈，毛泽东只得令萧劲光、萧华先去部队熟悉情况，并做必要的战前动员。
８月８日，毛泽东收到了粟裕托罗瑞卿转交的信，对粟裕的病情十分关切。当即复信如下：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
粟裕将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保存了多年，于1983年4月赠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亲笔作了如下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 （《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８５６页。）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朝鲜局势不很明朗，毛泽东预计东北边防军“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还没有到主帅必须马上出马的地步，所以说“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要粟裕安心养病，以便尽快康复上任。
张雄文
2006-11-11 17:18:37
8月11日，根据毛泽东８月５日的指示，边防军所属第13兵团召开各军、师干部会议，听取部队情况汇报。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也遵照军委命令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会议，并宣布了边防军未来的作战任务是：“准备赴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部队出国作战时将使用‘志愿军’的名称。同时中国不准备对美公开宣战。”（参见《萧劲光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随后，高岗于8月13日至14日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高级干部会议，对边防军的任务、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军事准备的要求等进行了动员和部署。这两次会议连续在沈阳举行，通常被合称为“沈阳军事会议”。东北边防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均参加了会议，高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萧劲光、萧华和邓华均在会上作了讲话。高岗说：
“如果美国侵略者占领了朝鲜，毫无疑问，一定会准备力量，来进攻我们的东北与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们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让准备力量，增加气焰，等它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显然地，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的朋友，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的。”
“有些人怕原子弹，但实际上也不必害怕。1、原子弹不光美国有，苏联也有；2、使用于战场上，不光损伤对方，连自己也要损伤；3、全世界人民反对原子弹，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使美国不得不有所顾忌。”
“边防军出动时，到朝鲜去是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
“我们曾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消灭了八百万美蒋军队。现在党和人民要求我们去消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我们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的战斗任务。” （参见《高岗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
张雄文
2006-11-11 17:19:25
需要指出的是，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出席了沈阳军事会议，说明尽管海军与总政治部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们还是能丢开手中相对次要的工作，随时就任边防军新职的。最终志愿军出动时，他们没有到职，最关键的因素是粟裕因病未能到任，作为中央专门为粟裕挑选的“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的副手萧劲光、萧华，也就没有必要出动了。同时也说明，为有利于作战，方面军指挥机构的建立只能由主官牵头，否则萧劲光、萧华完全可以先行建立指挥机构，然后等待粟裕到任即可。
从７月７日周恩来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到8月4日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用志愿军形式”，以及萧劲光、高岗等人关于边防军准备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的讲话，均有力地说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曾考虑和提出，一旦赴朝参战，即采用志愿军的名义。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在７月７日提出“志愿军”的名称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援助朝鲜人民军作战。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说：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后说道：有道理！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这是民间的事，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毛泽东说着，拿起笔来将“支援”两字改写成 “志愿”。周恩来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此后，“志愿军”的名称就定下来了。
张雄文
2006-11-11 17:19:49
显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个重大策略是正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官方的，如果东北边防军以此名义出国参战，这就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而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国参战，是民间的，是人民群众志愿组织的。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比较策略，对中国有利。
美国军队与我志愿军直接交手后，他们知道遇到的是“中共正规军”，而不是什么“志愿军”。但是后来他们也承认了志愿军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害怕把战争扩大，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和新中国开战，中、美两国还未进入战争状态，以安抚其国内人民及其盟国。关于中国以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说：“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志愿军’。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两全其美。”
张雄文
2006-11-11 17:20:45
8月中旬，第三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至津浦铁路线，第一野战军主力第19兵团也奉命开至陇海线，均处于机动位置上待命。
出席沈阳军事会议的萧劲光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军事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并反映了东北边防军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据此于8月18日致电高岗，首先肯定了高岗在军事会议所做报告的正确性，同时决定边防军延长至9月底完成各项出动准备，这份《关于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给高岗的电报》中说：“萧劲光来告边防军的各项问题都可以解决；边防军完成准备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间，雷英夫将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2）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部队主动后撤或在仁川加强布防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3）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页。）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参加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并作了《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的报告。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强调边防军要加紧训练，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出动。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同时，因粟裕在休养，周恩来说明了东北边防军暂归高岗指挥，等正式开战时再派出高一级的指挥员，他说：“将来部队行动后，前线指挥要一个统帅去，萧劲光、萧华也是在部队出动时再去。”（《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萧劲光、萧华都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粟裕的副手，可见此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依然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
张雄文
2006-11-11 17:20:56
8 月底到9月初，毛泽东开始进一步着手充实东北边防军的力量，考虑在已集中的边防军第一批部队四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八个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８月 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60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含第42军)为第一线，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为第二线，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为第三线。并预定第一线部队出动后，第二线部队北上至第一线部队原驻地，第三线部队移至第二线部队原驻地，边继续训练，边准备参战。
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是粟裕麾下最精锐的主力，集中了第20、第23、第26、第27军四支劲旅，曾经分别在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淞沪诸经典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在朝鲜，第9兵团取得了志愿军唯一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成建制团的战绩。它此时作为边防军第二线部队配备，显然缘于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粟裕７月份的建议，同时也是为粟裕一旦上任后，能够有一支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使用而作出的情理中的举措。
张雄文
2006-11-11 17:22:32
本文是《走近粟裕大将军》的第六章，未经作者允许，任何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知我心
2006-12-20 23: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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