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踝内侧骨头突出:中国国民党军统(39)大案之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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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127)
  胡宗南当了师长,大家都来投奔他。前面说过,这个时候的戴笠,还在以“密查组”的名义,义务为老蒋搜集情报,既无报酬,更无工作经费,办公地点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还在胡宗南当旅长的时候,他就在南京设立了第1旅驻南京办事处,此时已升级为“第1师驻南京办事处”,地点就在在鸡鹅巷53号。于是,胡宗南给戴笠安排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等于无偿地为戴笠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

  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谓“十人团”终于有了个待的地方,连带着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脚的地点。
  这时,马志超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驻京办”来盘桓,
  一来二去,与戴笠混得挺熟。他看到戴笠没钱买办公用品,于是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时候,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记得最清楚的。等人家发迹了你再往上贴就晚了,不值钱了。
  到1932年4月01日,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调前往鄂豫皖“剿共”。临走,除了将鸡鹅巷53号送给戴笠以外,还送他两个人,一个是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了。
  魏大铭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马志超嘛,虽然没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期“学长”,他的存在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将马学长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陕西华阴长大的,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临走,戴笠与马志超谈话,说派你去西北工作,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觉得挺突然,说我哪会当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吧?会吃大餐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说,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

  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说那好吧。
  考虑到马志超没有受过谍报工作的专门训练,戴笠给他派了一个帮手,让岳烛远去给他当书记。
  岳烛远,河南确山人,1903年生。岳烛远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与另一个军统特务龚仙舫是同学。
  马志超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时,特务处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
  史铭,原名史书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1923年,史铭中学毕业,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按:“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在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创办的。由于程潜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负责招生的的李明灏和柳漱风也是醴陵人,结果这个学校招来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学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几乎把陆军讲武学校办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广东的“子弟学校”。为了避嫌,程潜有一段时间曾硬性规定不得再录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学,结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贯,像陈明仁就是把籍贯改成浏阳才得以入学的。

  1924年底,陆军讲武学校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了安置这个学校的学生,黄埔在原有的4个大队以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大队。所以军校第一期独缺五大队,就是为了区分原有的学生和后转进来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当然,在待遇上并无分别。
  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军校一期的湖南学生中,醴陵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出名的,除了史铭、陈明仁以外,还有左权。
  史铭在陆军讲武学校就读期间,黄埔军校建立。可能是看着黄埔更好吧,年经轻轻的史铭,居然带着几个同学,跑到黄埔去见蒋介石,说陆军讲武学校在办学中存在许多问题,要求蒋录取他们进入黄埔学习,可想而知被蒋拒绝。
  不久,史铭“吃里扒外”的行为被被陆军讲武学校得悉,当即将他和那几个同学全部开除。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蒋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几个铁杆“粉丝”,一问说早就给开除了,于是蒋责令找回史铭他们几个人,编入六大队。
  史铭崇拜蒋介石,但他入的却是共产党,毕业以后,史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副党代表。1927年春,史铭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名将许继慎,后许在战斗中负伤,史铭升任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史铭随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装斗争。
  1929年,史铭被派到广西,因在“百色起义”中工作不力被上级领导批评,怀恨在心,旋即投入国民党怀抱。1932年,史铭加入特务处,任“浙警”训练处主任、学生总队长。
  1934年,史铭被戴笠派到兰州担任甘肃省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衔。
闲话军统(128)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派驻为西北负责人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2月1日,蒋介石复出,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

  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
  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
  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第三把手”的位置上。

  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张毅夫枪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
  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
  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

  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
闲话军统(129)
  张毅夫临行前,戴笠特别叮嘱他:“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
  这里要说明一下,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在名义上统辖三部分兵力,一是他自己的西北军、二是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三是胡宗南的部队。但他上任之时,蒋曾明确告诉他,胡宗南的行止,由“中央”直接决定。因此,推而及之,在名义上归西北“剿总”的张毅夫,与胡宗南并没有任何统属关系。
  但特务处上下无不知道戴、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要在西北混,非得求得胡的支持不可。于是,甫一上任,张毅夫便去拜会胡宗南,把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汇报给他,并很谦虚地请他“指点”。
  对此,胡宗南自然非常得意,他对张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笠字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
  此后,张一直与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凡西北区所获得的情报,都同时报胡宗南一份,如果是涉及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况,干脆连特务处都不报,只告诉胡宗南,由他自己去处理。胡宗南也让自己的手下经常与张毅夫通气,有时还让张帮他查一些案子。
  尽管如此,张毅夫对胡宗南却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一样去向他请示。
  1936年1 月,张毅夫离职另有任用(张曾三次任西北区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此位置),接替他的,是江雄风。
  江雄凤,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三期毕业。
  江雄风也曾是共产党员,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侠父,不仅如此,1924年,宣还携江雄风一同赴广州报考黄埔。结果,宣进入一期,江不知怎么到三期才进入黄埔,1926年毕业。江雄风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特务处的同事邱开基、翁一揆、翁光辉、柯建安等人,其中,江雄风是政治科的,邱开基是学财会的(当时叫经理科),其他几个人都是步兵科的。
  江雄风曾经是共产党员,水平自然不一般,没干多长时间,胡宗南看着他不错,跟戴笠商量,想把江雄风要走。戴笠和胡宗南的关系,到了那种“干部如衣服”的程度,彼此交换一下是常事。前面说了,马志超就是他的人,给了戴笠。另外,“浙警”的校长赵龙文,后来则到了胡的手下。还有梁干乔,抗战开始以后,不安于特务处的工作,一心想带兵,也投到了胡宗南的手下。
  既然是这种关系,胡宗南要江雄风,戴笠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就答应了,西北区长换成了王天木。
  前面说过,王天木因“箱尸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回,借着对日形势吃紧,戴笠把他给放出来,派到西北工作。
  这还不算完,王天木西北区长的位子还没焐热乎呢,戴笠又换人了。1936年底,华北形势危殆,戴笠觉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况,把王天木调回华北区当区长去了。西北区长,换上了跟张学良关系极其密切的原上海区长王新衡。
  要说呢,戴笠想的是不错的,王天木去华北,王新衡来西北,都是用人所长,但问题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西北区长居然三易其人,不可避免地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你想啊,张毅夫、江雄风、王天木、王新衡,固然都是一时之选,但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没有在西北工作的任何经历,三、四个月的时间,还不够熟悉情况的呢,连手下有几个特务都数不清楚,当什么区长!
  况且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不可能马上见成效的,情况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在在都需要时间。西北区本就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工作基础可言,这时需要的是静下心来,一竿子插到底,这样频繁换马,当区长的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抓情报,不出事才怪!
  这些都是情报工作最基本的原则,戴笠自然不可能不懂。但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他坚持要实行“干部”轮换制度。
  在戴笠看来,他觉得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弊端,比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拉帮结派;比如长期从事过于熟悉的工作会产生惰性,没有创新精神等等。另外,外勤干部的轮换有助于了解全面的情况。
  这些道理,说着都对,问题是具体到西北区,干部的轮换,似乎稍微勤了点,换来换去,把正事全给耽误了。
  另外还有一点,最后换的这一次,王天木已经到北平上任去了,可是王新衡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到任,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偏偏就在王天木走了,王新衡还没到的这个“掯节儿”上,“西安事变”发生了。
  你说这事赖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