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姐的回家和父亲睡:毛泽东反思“大跃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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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没有改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11日,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最近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对降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现行工资标准提出如下建议: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级降低百分之十;五级降低百分之八;六级降低百分之六;七级降低百分之四;八级降低百分之二;九级至十七级各降低百分之一。企业、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工资,应该同样降低。军队中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工资,也应该相应地降低。”而“非党干部的工资标准,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的措施,从今年十月份起执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的指示,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望即布置执行,并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1979年11月,邓小平专门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讲述的是发生在燕国的一个故事:燕国太子继位后,无论谁家有婚丧嫁娶等事,他都亲自过问,与百姓同事安乐和悲苦,最终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强,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