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2012-02-02 0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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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他山之石 记者李帆,在《人民教育》杂志2012年第1期的“理论”专栏中,以“寻找教育独特的灵魂”为题,对2011年的教育进行综述。这篇文章很长,其中有一个观点是: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针对这一观点,他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内容如下。
人本是能思考的,但若要独立思考、善于思考,则并不容易。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
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
答案恰恰相反。
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到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
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
此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
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
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
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
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
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
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
恐怕不是。
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
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
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
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
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
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
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把这个通过感悟、顿悟去形成自己思维方法的过程省略掉了。
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
“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
“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什么是“智慧”?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锤炼出来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工具箱”——思维方法或方法体系。拥有了它,我们就拥有了征服未知的工具。
方法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终极的和终身的意义。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才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而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则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思维方法课,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如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也许有人奇怪:哲学与思维何关?
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养成独到的思维方法。因此,哲学才会又被视为“大用之学”。
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他在幼时背诵《庄子》,书中的“攸”、“忽”、“混沌”等概念激发出了他的“介子”理论构想。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大成教育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所有知识分成了11个门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而与这11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的,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等哲学门类。
他说:“连思维都不科学,哪还有什么科学?”
如今,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已是大错特错,而把许多哲学范围的知识,当作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更是错上加错。
钱学森的话,实在是一声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