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发蜡烛表情啥意思: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巨笔绘兴衰——班固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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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赟 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
目录
第二部分
千古才情——贾谊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绝代奇书——《淮南子》
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巨笔绘兴衰——班固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文坛三父子——三曹
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集鬼神于一身——《搜神记》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古代文学的奇葩——《木兰诗》
大乘佛学之颠峰——僧肇
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1、千古才情——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2、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3、绝代奇书——《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高诱《淮南子注·叙》
惜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己《史通·自叙》
“绝代奇书”乃是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为《淮南子》下的评语，而此书的作者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刘安本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因为谋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后汉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都城寿春。
淮南王刘安同一般的皇亲贵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他博学多才，在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多有建树。他在寿春会聚了一批“俊伟之士”，一起探讨天下大事，研究学术。于是作《内书》21篇，《外篇》甚众，还有《中篇》8卷，一共20余万言。对于刘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评价，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刘安企图谋叛，在武帝时阴谋外泄，于是在被捕之前自杀身亡。从《淮南子》书中的观点来看，它承继黄老之说，而汉朝的中央统治者实行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种道家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史记》中记载刘安曾自称：“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能北面臣事竖子乎？”显现了他觊觎皇位的野心。但是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叔侄俩之间的政治斗争无法影响《淮南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淮南子》20篇的总体结构上可以看出它的严谨和立意的高远。刘安自己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以看出刘安意在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一个整合，建立一套天、地、人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全书20篇在总体上是一个总分总的关系：第一篇《原道训》总的把握“道”的精义和真髓；然后《俶真》《天文》两篇写宇宙生成和天体运行规律；《地形》讲地学；第五篇《时则》综论天象、地象和人事；第六到第十九篇分别论述了各种人事和政治方略；最后一篇《泰族》总结全书。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在哲学和政治主张上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此外本书还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以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淮南子》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在上古时代，世界一片混饨，没有形状。不久之后混沌转化为宇宙，而宇宙产生气，接着气一分为二，清而轻的气上升为天，浊而重的气下降为地。后来，水神共工（传说是一个地方的部落首领，但是有引起洪水的本领；在上古时期，人和神似乎是分不开的，部落的先祖一般都成为某一方面的神祗）不满火神颛顼（黄帝之孙）的统治，与他争夺帝位，结果共工失败，怒而头撞不周山，撞断了支撑天的柱子，切断了系大地的绳子。这样，天倾斜向西北方，太阳、月亮、星星也都移至西北方；而大地的东南方变为空虚之地，所有的河川转向东南流。这些事情记录在《天文训》中，表面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在宇宙、天文、地理等等问题上的探索成果。
接下来是太古时代，因为共工把天柱撞断了，天上出现一个大窟窿，大地上也出现了许多裂缝，山林中火光冲天，蔓延不止，地底下喷出水来，形成洪水之祸。而原本生活于山林之中的猛兽、野鸟也纷纷逃窜出来，为了果腹残害人类，使整个人类陷入危机之中。女娲创造了人类，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如此大祸，决心修补苍天，拯救人类。她把五色的石头溶化，用来填补天空的裂缝；切断大龟的脚，当做天柱，竖立在天地的四角；杀掉引来洪水的黑龙，用炼五色石剩下的草木灰，来挡住泛滥的洪水；最后驱散了猛兽恶鸟，人类得到了拯救。此外还有名射手后羿的故事。据说他把10个太阳射落了9个，拯救了人类；西王母于是赐给他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他的妻子因偷食了仙丹而奔向月宫，变成了嫦娥，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在这些美丽的神话中，人们通过他们感性而质朴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然界，同时也含有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同自然界做斗争的精神。
4、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刘熙载《艺概》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前几年，电视剧《还珠格格》在全国热播，紫薇对尔康的一句：“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打动了乾隆皇帝，也打动了无数情侣的心。然而也许大家不知道，这句话早在汉代已有，并且表达得更为挚烈，那就是汉乐府诗之一《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个痴心女子的爱情表白，浓烈滚烫，一连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示爱情的坚决和生死不渝。
“乐府”最初是指主管乐舞的机关，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汉代人把乐府用来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魏晋时期称为“乐府”，同时在魏晋时期按照这些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管能不能用来歌唱，也都称为“乐府”。汉朝是赋的时代，如果说赋是描绘宫廷生活、歌颂盛世、表达士人心境的话，那么汉乐府则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与真实情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乐府诗在语言方面的主要特点是：质朴自然、清新刚健、自由灵活、充沛有力，诗中多杂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汉乐府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揭露战争的灾难，武帝以后汉朝的战争就连绵不断，名篇《战城南》给人们描绘了一场战争后的惨状：“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谓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战士们战死边地却没有人掩埋，乌鸦随意啄食人肉，死者为了得到一点点慰藉，竟只能请求乌鸦多为自己哭嚎几声，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汉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尸骨堆出来的呀！二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会盛事只是属于统治者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对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多有揭露，如《东门行》：“东门行，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面对妻子上指天、下指儿保证安分于穷困的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于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现实还是把他逼上了“拔剑东门去”反抗官府压迫的道路。三是反映爱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还有《饮马长城窟行》、《江南》等，或绵长或奔放，描述了悲惨生活中的纯真爱情。然而爱情不都是美好的，当时广大女性已受“三从”、“四德”的压迫，在男权面前毫无地位，面对比比皆是的负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白头吟》），还有《有所思》：“问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出失恋后内心的复杂心情，既爱又悔，将寄托爱意的信物“催烧之”，“扬其灰”。最能控诉封建礼教扼杀人情的当属哀婉动人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刘兰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相亲相爱。刘兰芝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可以说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可是并不能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无奈只得相从。分别时俩人相约永不相负，可是兰芝回到娘家后，就有太守为其儿子求婚，其兄长逼她再嫁。她深知需“处分适兄意”，但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爱情，便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诀别后自杀身亡，焦随后也自缢殉情。合葬后，两个人的冤魂化作一对鸳鸯，永不分离。
全诗热情歌颂了焦刘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当焦仲卿送别刘兰芝时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负”，而刘也表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的，然而焦母和刘兄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绝不允许他们破镜重圆的，于是他们只能相约黄泉下，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爱情的尊严，这样的爱情悲歌、爱情颂歌震撼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汉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过独尊儒术，将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改造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权力一级级集中于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却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婚姻生活的至上权威。焦仲卿和刘兰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刘兄的逼迫，但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背后的整个封建礼法制度，所以俩人双双殉情的结局，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血泪控诉。
5、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文心雕龙》
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方冬树 《昭昧詹言》
在楚辞以后，经历了散文和词赋兴旺的时代，然而文人诗却出现了断层。在汉代的乐府中有大量五言诗出现，由于五言诗的表现力强，所以东汉以后有许多文人开始尝试写五言诗，比如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等，但是论成就之高却还要数“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者不可考，都为无名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产生在汉末桓灵之世。《玉台新咏》收录了其中八首，并且题为枚乘所作，后来南朝萧统将它们合为一组，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东汉桓帝、灵帝时，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常年纷争弄权，他们垄断仕路，胡作非为，而正直的官员和敢于议政的大臣却遭到禁锢和杀戮。由于汉朝实行的是举孝廉制，士子必须通过上层权贵的保举才能进入官僚系统，所以许多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拜见官僚权贵。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出仕的门路被堵死了，往往求仕无门，一事无成，只得滞留京师或是周游彷徨，只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抒发了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无常的忧虑、相思离别的愁绪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古诗十九首》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两类：游子诗和思妇诗。游子诗抒发仕途碰壁后的人生苦闷和失望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寄世如同行客，时光荏苒寿命短促的感伤。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等。社会的没落造成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种颓势，当孔子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抓紧时间立德立功，而同样对白驹过隙的感伤到游子这里却激发出他们对及时行乐的赤裸裸的向往。既然人生如此短暂，而道路又如此曲折，那又何必枉费心机去求功名富贵呢？还不如抓紧时间在美酒佳人间享受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生年不满百》）
诗中批判了那些总被琐事所困扰、忧虑重重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长生虚妄、生命无常的现实，进而强调人们要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享受，也不白来人间走这一遭。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所写的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是最为美丽动人的吟诵。《涉江采芙蓉》通过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明月何皎皎》以思妇在闺中望月的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行行重行行》写一个妻子因丈夫很久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客从远方来》抒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心中充满的喜悦；《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将情、景、事巧妙地融合起来，抒发人间的离别愁苦：“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最为艳丽直率的当推下面这首《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皽。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楼外迤逦的春光逗引得楼中美女春情荡漾，以至于极力怨恨丈夫的不归，还发出“难独守”的呼唤；女子本来是歌伎舞女，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繁华热闹生活，却偏偏嫁给一个经常不回家的荡子，倍感寂寞难奈，于是在守节与不守节之间进行着苦苦的挣扎。然而这些古诗的作者们哪一个不似这“娼家女”？在社会急剧没落的年代里，他们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挣扎着，承受着内在人格分裂的痛苦，在堕落与非堕落、沉沦与非沉沦之间进行着苦苦选择。读这些诗常能给人以直叩心灵的震撼感觉。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趋向成熟，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一个诗歌盛世的到来。
6、巨笔绘兴衰——班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汉书·东方朔传》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似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睡。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宁教匈奴惊心破胆，拱服汉德威。”这首《胡笳十八拍》，多数人在小时候都曾经学唱过，它传颂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东汉大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苏武传》。
班固（公元32年—93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家是诗书继世的书香门第。班固的父亲班彪，博学多才，因见《史记》纪事只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采集旧事，写成《史记后传》65篇。在家父的影响下，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6岁进入洛阳太学，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并开始致力于汉史的研究。班彪去世后，班固回乡守丧，承继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后来有人上书朝廷，恶意中伤，告他私改国史，班固因此被明帝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闻讯，急忙赶赴宫廷，替他辩白。这时地方官也将书稿送到，明帝看后，非常赞赏班固的才华，不但没有加罪，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不久，又迁升郎官，典校秘书，奉诏修书。在景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但有些篇章还在继续补充和修订中。和帝永和四年（92年），班固因受窦宪一案的株连，先被免官，随后又遭仇家捕系，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
《汉书》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四史”之一，但一般认为它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修《汉书》实际上是奉旨进行，并且班固本人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文风也较为“醇正”，他对《史记》的评价是：“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所以，在《汉书》中很难看到司马迁那种深刻的批判意识。但班固仍不失为一个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汉书》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李广苏建传》、《张禹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汉书》的语言风格有骈俪化的倾向，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趋势。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于用排偶，喜欢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李广苏建传》感情色彩较浓，感人至深，堪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写苏武被流放牧羊的一节，写得可歌可泣，饱含深情，苏武持节不辍、大义凛然的节气扑面而来。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其中还写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当初领兵5千敌匈奴8万骑兵，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汉武帝却将其家满门抄斩，定其为叛国罪，这样李陵再也无法像苏武那样归汉了）以老友身份来看苏武，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继自杀、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来说降苏武，但是苏武毫无所动，说：“武夫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听来让人肃然起敬。当苏武“苦忍十九年”终可归汉时，李陵来为他送行，此节写得异常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一节尽管是用对照的手法进一步突出了苏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将李陵的悲惨命运和投降匈奴后的复杂心情，人物描写鲜活真实，读来让人嗟叹不已。
班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赋作家，以《两都赋》最为有名，它通过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论辩，展开了对西都景象和东都气象的描述，探讨了返都长安和定都洛阳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体制和手法上《两都赋》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开拓性，比如在赋作中引入了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增宽了视野，不仅描写天子游猎，而且描写了两都的日常生活。
7、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王充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8、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有个卓王孙家资巨万，他的女儿就是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于是就弹起了这曲《凤求凰》，意欲挑逗文君。当时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后相如又通过侍女向文君大献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与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贫如洗，怎么能养活得起娇妻呢？文君将情况告诉父亲，希望得到资助，但是卓王孙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家门，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文君乃富家女子，过不了这穷日子，所以从去了成都后就没有高兴过；她想让相如和她回临邛，向兄弟姐妹们借贷一点也足以度日。相如答应了，但是回到临邛后却把仅有的家产变卖了，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自己穿着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说，还让卓文君坐柜当炉（温酒），这就又有了“文君当炉”的美谈。此举将卓王孙羞得连门都不敢出了，最后给了相如100万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后来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相如召回长安。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词赋名家，史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另一司马为司马迁）之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传，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6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两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赋中，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得到确立。
这两篇赋的内容前后相连，都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赋中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齐王面前大肆吹嘘楚国云梦泽广袤、丰饶和楚王到云梦泽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批评子虚说：“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说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中，曾不蒂芥”，又夸耀了一番齐地的风景。听完俩人的夸耀，在旁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无知，根本不知道齐楚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接着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绘了那里的壮丽景象和天子游猎的盛举，铺陈出一个总揽天地万物，吞吐世界的去处。表明了诸侯在天子的威风和气概之下根本不足与论。
这两篇赋写得极为铺张扬厉，用了4千余字，以写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后傲视天下自豪。也只有这种铺张扬厉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子虚》和《上林》在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修辞艺术。它们将辞赋注重修辞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司马相如在这两篇赋中，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在形式上重点已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数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
其他几篇赋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赋》借助描写旅途风景，伤今怀古，开了纪行赋的先河。《大人赋》通过描写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辞传统，下开游仙文学之先河。《长门赋》细腻地描写了陈皇后被幽禁长门宫的孤独与悲哀，成为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的杰出才能，不愧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的称号。
9、文坛三父子——三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在连环大船上大宴群臣时即兴而就的，全诗从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写起，接着过渡到对宾客贤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归结为自己实现天下一统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显弥足珍贵；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业，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诗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洋溢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兄长曹丕，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诗》可谓是人口能诵：“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在曹操死后他遭到兄长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当场作出的。少年时曹植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可为证：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刻画了一个武功高强，可望为国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
10、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钟嵘《诗品》
古时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鸟啼莺鸣、四季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间，曾有7位名士会聚此地，他们在此饮酒做诗、谈玄论道，远离尘嚣，忘情于山水之间。这七位世称“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
这7位何以会聚于此呢？这要从正始时代说起了。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有“正始文学”之称，包括从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晋立国（265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经过沉闷的汉代经学之后，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中，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其思想基础，重点讨论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就是要用“自然”来对抗“名教”。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极为残酷的。正始十年，司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扫陵之机发动兵变，成功后大肆诛杀曹氏集团，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后来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别杀掉了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同时司马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残酷，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为了给篡权做准备，极力提倡儒家的礼法。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人们的性命都悬于刀口之上，他们只能消极避世，再也不敢或不愿涉足时政了。
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改变了文学的走向。同处乱世，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要人们及时行乐，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学则慷慨雄壮，激励人们通过建立丰功伟绩来延续自己短暂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两者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路径。但是正始文学却强调人生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压迫，所以他们强烈地抨击儒学名教，但是他们也无法找到出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危机四伏，所以正始文人们很少直接涉及现实生活，多是转向抒写个人忧愤或者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哲理性进行思考。
在“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旧赋》和《难养生论》，刘伶的《酒德颂》也比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少时就博览群书，对《老子》和《庄子》尤为喜爱，所以崇尚自然；他对曹魏末年的政治腐败深感不满，对名教道德礼俗更为不屑，史载他会“青白眼”，对礼俗之士就以白眼视之，对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作，表达了他对玄学的思考和对礼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个超然物外、与天地同生、与道合一的偶像，表达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赞美“君子”，实际上是描绘了“君子”的迂腐虚伪，又通过“大人”对“君子”的批驳，抨击了礼法的虚伪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能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吃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宇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
阮籍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整日以酒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极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会政治中无法施展的才华和雄心，在乖张的行为背面藏着的是无法宣泄的对社会对人生不满的苦闷心情。他一生作82首《咏怀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心中的孤独和苦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心生烦恼，夜不能寐，想起身弹琴排遣一下，看到的却是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这一片萧索冷漠的气象，反而使人更加伤心。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慰藉，只能够无可奈何地独自伤神，这就是我们的忧郁诗人。
嵇康，字叔夜，谯郡人，是天生奇才，可以无师自通。由于他少年丧父，少有人对他进行管教，所以形成了倨傲狂放的性格。他和阮籍一样对社会现实充满了不满，可是采取的方式却迥然不同；阮籍只是一味地消极避祸，但是言语非常谨慎，嵇康则公开对抗，直言不讳，出言不逊。后来阮籍为保全自己不得已入仕为官，而嵇康却毫不妥协，终究招来杀身之祸。《晋书》中记载了他行刑那一天的情形：嵇康看看日头，觉得时间还早，就和监斩官要了一张琴，神态自若地弹了一曲《广陵散》，并说道：“从前袁孝尼要向我学这曲《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可叹《广陵散》就此绝传了！”以此嵇康超迈的性格可见一斑。
嵇康的诗歌中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忧愤诗》和《赠兄秀才入军》。前者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回忆了他40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抒发了身在狱中的悲愤，最后表达出自己不改初衷，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本性。《赠兄秀才入军》是他送自己的兄长从军时写的组诗，共有18首，其中写事抒情，或激越或深幽，第14篇最受人们喜欢：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膽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就是山涛，阮籍入仕后他也去做官了，并且在升迁之后还推荐嵇康来顶替自己原来的职位。所以嵇康就作此书，表达自己决不屈节妥协的态度，更多的是借此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以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见解。
阮籍、嵇康的遭遇展示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哀。经过两汉经学的禁锢后，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完美、自由、真实的人生，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这种追求化为泡影。人们发现了真实的人，但是却发现人在茫茫天地间竟备受奴役、毫无寄托，于是在文人心中产生了无法抚慰、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11、集鬼神于一身——《搜神记》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民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鲁迅
“巧匠干将莫邪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山中遇侠客以求帮助，并将己头予客，客持头往见楚王。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飘出汤中，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落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此文为一篇古代志怪小说，它出自于干宝的《搜神记》。它描写了一个普通人反抗暴政的悲壮故事。他通过传说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凶狠和残暴的批判，讴歌了敢于向统治者复仇的行为。
志怪小说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描写的是鬼神怪的故事。它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古代的《山海经》中许多故事，已具有了志怪小说的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体系崩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陷入人生无常、社会动荡的痛苦、窘迫境地。由于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失望、灾难的恐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于是佛道思想得以兴起和传播。这就为志怪小说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魏晋以后散文创作风气的浑厚，更进一步促进小说的创作。因此，志怪小说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在此时期，志怪小说可考者多达八九十种，但成就最高的则数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河南人，东晋文学家。他少年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父、祖父分别任县承和三国时吴国武将军、都亭侯。东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年—322年）即位后，封干宝为著作郎，领修国史。干宝后做过山阴县令和始安太守。后因平杜韬有功，赐爵关内侯。经中书监王导推荐，被调回朝里。先后任过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职。他生平著作很多，有《周易宗涂》4卷，《春秋左氏义外传》15卷，《周官注》12卷和《晋记》，被时人称为“良史”。但这些著作多已散失。仅存影响最大的《搜神记》。
据《搜神自序》中讲，干宝创作的目的是“发神道之不诬”，即为鬼神迷信提供思想证明，宣传迷信思想。但由于干宝叙述故事来源广泛，和作者严谨的撰写态度。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已非单纯的鬼怪故事。而成为一部极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作品。
第一、描写反抗统治者和制度的行动和人物，来体现我国古代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几千年封建制度，就是人民的悲剧时代，作品中描写了诸多悲剧人物，大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干将莫邪》中侠客献身刺楚王，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在封建制度下的悲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另外，当统治者用大量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也产生了一些相对的不怕鬼、不信鬼的英雄人物。这些故事进一步反映出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制度的决心。
第二、作品描述了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古代，人类无法认识自然界的无穷变化和强大威力，以天真的想象来解释自然力，幻想天地万物都是由神在控制和支配。同时在自己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英雄。《二华之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擎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李寄》作品描绘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是劳动人民机智勇敢，战胜邪恶的英雄化身。她为保全百姓的生命，决心以一人之力除去危害人们的毒蛇，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勇敢的英雄气概。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人们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的不满。对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制度无疑是一个挑战。
第三、反映了青年男女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斗争精神。关于爱情，《搜神记》里也有感人肺腑的作品。其中《紫玉》的故事，记述了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恋，可是吴王拒绝了韩家的求婚，因此，紫玉愁闷而死。后韩重来紫玉坟前痛哭，她就以魂和韩重相见，并结为夫妇。其中紫玉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真情流注，生死如一的精神体现出人们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文章，充分揭露了摧残青年美好爱情的势力，表达出人们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
此外，《搜神记》在艺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它的许多作品篇幅短小，简洁明快，但叙事内容完整、曲折。文字有丰富的表现力，这在同期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二、许多篇章用了多种手段提高了故事描述的艺术性，在气氛的渲染、场景的描述和设置悬念方面开创了艺术小说的先河。三、对人物的塑造十分生动，有时用内心的情绪波动来表现人物，有时用环境和场面来突出人物，从而使所描述的对象愈加生动形象，神态鲜明。
《搜神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小说和戏曲都直接取材于它。而志怪小说也以其为传统延续下来，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高峰。
12、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乎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
——《彦周诗话》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方宗诚《陶诗真诠》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当时的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专事清淡。这种风气在文学上表现为文学内容空泛，形式主义倾向严重。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的贫困时代里，有一位诗人如同奇葩独放，以其鲜明的色彩和新颖的风格，一洗往日积垢，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异水之间，陶渊明勤读诗书，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陶渊明30岁开始步入仕途，但他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几次仕而归，归而仕，最后在担任彭泽令的时候，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从此，他告别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间，开始了“不以躬耕为耻”的幽居生活。隐居生活使陶渊明的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每日弹琴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时常与乡里邻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这样的生活使陶渊明对山水田园、风土民情有了真切的体会，他吟诵出一首首清新隽秀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田园诗约30首左右，数量虽少，却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石。诗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起来，描绘了优美清新的田野风光和朴实单纯的人际关系。一般人认为枯燥平淡的耕读生活，在他的笔下显得充实美好、摇曳多姿。《桃花源诗》（并序）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鼻祖，那首诗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绝好韵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桃花源诗》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渊明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结晶。诗序《桃花源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超过了正文《桃花源诗》，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为一个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文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欢乐，都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咏怀诗里。他的田园诗让人们看到一个平淡冲和的隐士风采，他的咏怀诗则让人看到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陶渊明少时即有热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万丈长虹”的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样的诗句里跳跃着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的身影。尽管经历了仕而归、归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渊明仍然无法熄灭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之火，他写下了30多首“火气”十足的诗篇，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组诗（十三首）等，诗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现出豪气凌云的气魄。朱熹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陶渊明还在哲理诗上作了大胆的尝试。魏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垄断诗坛，但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陶渊明的哲理诗却以浓郁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而大放异彩。陶诗的哲理往往从现实中领悟出来，好像在与读者促膝谈心，沁人心脾，警策动人。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在魏晋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传至今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绝唱。陶渊明继承了汉代辞赋结构恢弘、气势磅礴与魏晋辞赋短小精悍、纤丽严密的优点，走上清新自然、朴素平淡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开篇从决计归田叙起，接着写启程舟行，抵家见闻，扶策涉园，农事西畴，结以永不复仕之旨。环环相扣，剪裁取舍，恰到好处。宋代散文大师欧阳修称魏晋无文章，只此一篇。陶渊明的散文无论叙事抒情，都以意尽而后快，行文如行云流水，造语精到之至，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记》以外，寄托作者个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传》也是人们至今吟诵不绝的篇章。
魏晋两代的文学以华丽的骈文著称，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文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佳品。直到南朝萧统搜集陶渊明的诗歌、辞赋、散文，为之编集作序，陶渊明的诗名才渐渐兴起。至唐宋时名声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才华。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苏辙诗》）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夜读陶诗，乐以忘食。朱熹更是视陶渊明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说，陶渊明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唯其如此，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渊明的作品，在国外也有广泛的流传。朝鲜文学家许筠、朴厚享深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了许多与陶诗风格颇近的诗文（《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载《文艺报》）。公元８世纪左右，陶渊明的作品流传到日本，日本著名诗集《万叶集》里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诗的影响。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说：“长期以来，陶渊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各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极为推崇陶渊明清高、贞洁的人格，十分爱好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接受过陶渊明的熏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陶渊明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诗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3、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读其寓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两汉魏晋时代一些人物的轶闻琐事。这种“琐言”体小说，创始于西汉刘向，而盛行于魏晋，西晋郭颁撰《魏晋世语》、东晋袁宏撰《名士传》、裴启撰《语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这些书皆已散佚。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集其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世说新语》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世说新语》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世说新语》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世说新语》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世说新语》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世说新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
14、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文心雕龙》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龙》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15、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著述甚丰，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年间的诗文752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著名的《文选》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16、古代文学的奇葩——《木兰诗》
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民歌兴盛的时期。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内容和风格上南朝和北朝的民歌也呈现出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南朝民歌内容较狭窄，多侧重于爱情方面，比较活泼，缠绵；北朝民歌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对游牧生活，战争，人民生活以及爱情婚姻等都有一定的描写，它体裁多样，自由且灵活，体制更丰富多变，总体风格古朴悲凉、粗犷豪迈。其中最为杰出的为《敕勒歌》和《木兰诗》两首。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这是一首只有27个字的北朝民歌，包含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静山、平川、苍天、茫野，加上清风掠过时所现之牛羊，动静结合，描述出北国草原的富饶和壮丽。同时也抒发出北国人民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对游牧生活的热爱之情。
另一首《木兰诗》同样出自于北朝，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支奇葩，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它通过描述一女子替父从军的故事，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它全篇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即开头至“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引起读者的好奇：木兰为何叹息？后引出可汗点兵，家中无男儿，父亲年迈的现实情况和决定替父从军。运用东、西、南、北排比，表现出战争的迫近和出征前的忙碌。最后用了“旦辞……不闻……但闻”来写路程的遥远和木兰对家乡和父母的惜别之情。主要描写了木兰的焦虑、思考、准备和出征。其中对儿女情怀的述写表达木兰对父母之孝，军书急迫，而替父从军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塑造了木兰的善良。
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分简洁的笔墨，描写了木兰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战争的可怕和残酷反衬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花木兰。
三、从“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木兰完成使命，并且立下战功，面对天子的赏赐而不为所动，只求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兰替父从军，为国效力，并不是为功名利禄。进一步刻划了木兰的正直和淳朴。木兰还家，“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描绘了家人的快乐的兴奋。木兰恢复女儿面目，同伴的惊诧以及表达出的对这位女中豪杰的赞叹，一切都让人感觉喜悦轻松。
四、即最后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文章的结尾之处，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写出了对木兰从军12年，但未被发现女儿身的赞颂，表现出木兰的谨慎和机敏。
该诗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首先木兰是一位纯真朴实的少女，另一方面又是一位跃马疆场而不为功名所动的英雄。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者的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的精神，而且她的形象不仅在于善良和勇敢，同时是智者和理性的体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哲学中的高度的人生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入有道，进退自如的人生观，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做出了极好的诠释。
《木兰诗》不仅思想意义深刻，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它作为一首叙事诗，详略得当。为突出木兰的形象，作者选取了长达10年的背景，并对这丰富的材料，作了细致的剪裁。着重于木兰从军、离家、辞官、还家四部分，使全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对军旅生活相当简略，叙事粗细恰到好处，从而把一个十分感人而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塑造的完美得当。二、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作者没有刻意描述木兰怎么英勇，如何坚强，而是多了一些“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的思念之情，来表现爹娘与女儿间的深情。叙事与抒情交叉进行，真正做到了融情于事。三、《木兰诗》用词丰富多彩，极富韵律。诗中古朴自然的口语和精妙绝伦的律句相结合，既有五言，又包含杂句，并且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有比喻，如“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有夸张，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有对偶，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有排比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生动性。另外作品的韵律有民间歌谣的特点，以平声韵为主，不避重字，几句换一韵，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流畅和谐，极富音乐之美。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远，影响十分广泛。后被改为多种戏曲形式，久唱不衰。它不仅代表诗歌艺术的水平，更主要的是塑造了木兰这个人物形象，她已经不只单纯地代表一个代父从军的英雄，而是一个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和寻求女性解放的人物的典型。《木兰诗》代表着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我国诗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对后世文学和后世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7、大乘佛学之颠峰——僧肇
僧肇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
——冯友兰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观世音受如来之命化身为一名老和尚来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人。“取经”，取的是什么样的经呢？观世音在和身为名僧的唐僧讲经辩论的时候，指斥唐僧所传之“经”，为小乘佛经，只可度己难以度人；西天如来佛祖处，有九九八十一卷大乘佛经，可普救天下众生。那么何为大乘佛经呢？
公元5世纪，在中国的佛教大乘一宗大师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印度人，出生的国家在今新疆省内。他于401年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在这13年中，他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此后，小乘、大乘的经文都陆续被翻译过来，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鸠摩罗什教了许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僧肇，大乘佛学的水平在僧肇那里达到巅峰。
僧肇（公元384年—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领会了魏晋玄学的存在本质论，学会了鸠摩罗什传译的龙树系中观空宗的哲学思辨，并且又“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将二者加以融汇贯通，创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学体系，从而把中国佛教哲学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佛家讲“三法印”。首印“诸行无常”，无常即迁流不息之意。今讲不迁，正是针对小乘执着无常而不懂其真义者而言。论中有云：“必求静于诸动”，“不释动以求静”；又云“静而常往”，“往而常静”。均主张动静一如。往即不往之意。他根据龙树的“不去不来”的理论，以破斥小乘有部执三世恒有的主张。其中“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这是在讨论世界的运动问题。它认为事物的流转变化是假象，其本质是不动的，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故曰静而非动”。“不迁”就是不动。它只肯定事物变化的间断性而否定其连续性。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中还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去的梵志，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是真谛。
《肇论》第二论是《不真空论》。“不真”指“假名”。万物以假名盾来是不真，执着假名构画出来的诸法自性当然是空。所谓“不真空”，就是“不真”即“空”。当时三家讲般若都以无解空，而对于“无”和现象之“有”的关系，解释各有不同。《不真空论》将“有”与“无”两方相统一，而批评三家的说法。认为有是有其事象，无是无其自性。自性并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假名所具有的。因此，假象之相非无，但所执自性为空，这就叫做“不真空”。另外，小乘讲空，是“析色明空”，以事物帐本有微积成，经过分析，才见其为空无，这叫“待宰割”以求空。说不真即空，就是讲万物原来是空，不待分析。其中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这是在讨论世界的存在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说一切人和事物都生灭无常，缘会则生，缘了则灭，所以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后世的三论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论》卷中将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直至明末，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土论》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原经精神。
18、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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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千古才情——贾谊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绝代奇书——《淮南子》
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巨笔绘兴衰——班固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文坛三父子——三曹
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集鬼神于一身——《搜神记》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古代文学的奇葩——《木兰诗》
大乘佛学之颠峰——僧肇
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1、千古才情——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2、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3、绝代奇书——《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高诱《淮南子注·叙》
惜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己《史通·自叙》
“绝代奇书”乃是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为《淮南子》下的评语，而此书的作者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刘安本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因为谋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后汉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都城寿春。
淮南王刘安同一般的皇亲贵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他博学多才，在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多有建树。他在寿春会聚了一批“俊伟之士”，一起探讨天下大事，研究学术。于是作《内书》21篇，《外篇》甚众，还有《中篇》8卷，一共20余万言。对于刘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评价，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刘安企图谋叛，在武帝时阴谋外泄，于是在被捕之前自杀身亡。从《淮南子》书中的观点来看，它承继黄老之说，而汉朝的中央统治者实行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种道家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史记》中记载刘安曾自称：“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能北面臣事竖子乎？”显现了他觊觎皇位的野心。但是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叔侄俩之间的政治斗争无法影响《淮南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淮南子》20篇的总体结构上可以看出它的严谨和立意的高远。刘安自己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以看出刘安意在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一个整合，建立一套天、地、人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全书20篇在总体上是一个总分总的关系：第一篇《原道训》总的把握“道”的精义和真髓；然后《俶真》《天文》两篇写宇宙生成和天体运行规律；《地形》讲地学；第五篇《时则》综论天象、地象和人事；第六到第十九篇分别论述了各种人事和政治方略；最后一篇《泰族》总结全书。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在哲学和政治主张上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此外本书还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以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淮南子》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在上古时代，世界一片混饨，没有形状。不久之后混沌转化为宇宙，而宇宙产生气，接着气一分为二，清而轻的气上升为天，浊而重的气下降为地。后来，水神共工（传说是一个地方的部落首领，但是有引起洪水的本领；在上古时期，人和神似乎是分不开的，部落的先祖一般都成为某一方面的神祗）不满火神颛顼（黄帝之孙）的统治，与他争夺帝位，结果共工失败，怒而头撞不周山，撞断了支撑天的柱子，切断了系大地的绳子。这样，天倾斜向西北方，太阳、月亮、星星也都移至西北方；而大地的东南方变为空虚之地，所有的河川转向东南流。这些事情记录在《天文训》中，表面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在宇宙、天文、地理等等问题上的探索成果。
接下来是太古时代，因为共工把天柱撞断了，天上出现一个大窟窿，大地上也出现了许多裂缝，山林中火光冲天，蔓延不止，地底下喷出水来，形成洪水之祸。而原本生活于山林之中的猛兽、野鸟也纷纷逃窜出来，为了果腹残害人类，使整个人类陷入危机之中。女娲创造了人类，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如此大祸，决心修补苍天，拯救人类。她把五色的石头溶化，用来填补天空的裂缝；切断大龟的脚，当做天柱，竖立在天地的四角；杀掉引来洪水的黑龙，用炼五色石剩下的草木灰，来挡住泛滥的洪水；最后驱散了猛兽恶鸟，人类得到了拯救。此外还有名射手后羿的故事。据说他把10个太阳射落了9个，拯救了人类；西王母于是赐给他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他的妻子因偷食了仙丹而奔向月宫，变成了嫦娥，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在这些美丽的神话中，人们通过他们感性而质朴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然界，同时也含有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同自然界做斗争的精神。
4、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刘熙载《艺概》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前几年，电视剧《还珠格格》在全国热播，紫薇对尔康的一句：“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打动了乾隆皇帝，也打动了无数情侣的心。然而也许大家不知道，这句话早在汉代已有，并且表达得更为挚烈，那就是汉乐府诗之一《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个痴心女子的爱情表白，浓烈滚烫，一连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示爱情的坚决和生死不渝。
“乐府”最初是指主管乐舞的机关，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汉代人把乐府用来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魏晋时期称为“乐府”，同时在魏晋时期按照这些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管能不能用来歌唱，也都称为“乐府”。汉朝是赋的时代，如果说赋是描绘宫廷生活、歌颂盛世、表达士人心境的话，那么汉乐府则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与真实情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乐府诗在语言方面的主要特点是：质朴自然、清新刚健、自由灵活、充沛有力，诗中多杂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汉乐府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揭露战争的灾难，武帝以后汉朝的战争就连绵不断，名篇《战城南》给人们描绘了一场战争后的惨状：“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谓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战士们战死边地却没有人掩埋，乌鸦随意啄食人肉，死者为了得到一点点慰藉，竟只能请求乌鸦多为自己哭嚎几声，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汉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尸骨堆出来的呀！二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会盛事只是属于统治者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对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多有揭露，如《东门行》：“东门行，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面对妻子上指天、下指儿保证安分于穷困的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于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现实还是把他逼上了“拔剑东门去”反抗官府压迫的道路。三是反映爱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还有《饮马长城窟行》、《江南》等，或绵长或奔放，描述了悲惨生活中的纯真爱情。然而爱情不都是美好的，当时广大女性已受“三从”、“四德”的压迫，在男权面前毫无地位，面对比比皆是的负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白头吟》），还有《有所思》：“问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出失恋后内心的复杂心情，既爱又悔，将寄托爱意的信物“催烧之”，“扬其灰”。最能控诉封建礼教扼杀人情的当属哀婉动人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刘兰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相亲相爱。刘兰芝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可以说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可是并不能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无奈只得相从。分别时俩人相约永不相负，可是兰芝回到娘家后，就有太守为其儿子求婚，其兄长逼她再嫁。她深知需“处分适兄意”，但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爱情，便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诀别后自杀身亡，焦随后也自缢殉情。合葬后，两个人的冤魂化作一对鸳鸯，永不分离。
全诗热情歌颂了焦刘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当焦仲卿送别刘兰芝时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负”，而刘也表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的，然而焦母和刘兄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绝不允许他们破镜重圆的，于是他们只能相约黄泉下，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爱情的尊严，这样的爱情悲歌、爱情颂歌震撼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汉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过独尊儒术，将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改造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权力一级级集中于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却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婚姻生活的至上权威。焦仲卿和刘兰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刘兄的逼迫，但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背后的整个封建礼法制度，所以俩人双双殉情的结局，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血泪控诉。
5、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文心雕龙》
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方冬树 《昭昧詹言》
在楚辞以后，经历了散文和词赋兴旺的时代，然而文人诗却出现了断层。在汉代的乐府中有大量五言诗出现，由于五言诗的表现力强，所以东汉以后有许多文人开始尝试写五言诗，比如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等，但是论成就之高却还要数“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者不可考，都为无名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产生在汉末桓灵之世。《玉台新咏》收录了其中八首，并且题为枚乘所作，后来南朝萧统将它们合为一组，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东汉桓帝、灵帝时，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常年纷争弄权，他们垄断仕路，胡作非为，而正直的官员和敢于议政的大臣却遭到禁锢和杀戮。由于汉朝实行的是举孝廉制，士子必须通过上层权贵的保举才能进入官僚系统，所以许多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拜见官僚权贵。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出仕的门路被堵死了，往往求仕无门，一事无成，只得滞留京师或是周游彷徨，只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抒发了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无常的忧虑、相思离别的愁绪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古诗十九首》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两类：游子诗和思妇诗。游子诗抒发仕途碰壁后的人生苦闷和失望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寄世如同行客，时光荏苒寿命短促的感伤。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等。社会的没落造成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种颓势，当孔子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抓紧时间立德立功，而同样对白驹过隙的感伤到游子这里却激发出他们对及时行乐的赤裸裸的向往。既然人生如此短暂，而道路又如此曲折，那又何必枉费心机去求功名富贵呢？还不如抓紧时间在美酒佳人间享受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生年不满百》）
诗中批判了那些总被琐事所困扰、忧虑重重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长生虚妄、生命无常的现实，进而强调人们要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享受，也不白来人间走这一遭。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所写的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是最为美丽动人的吟诵。《涉江采芙蓉》通过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明月何皎皎》以思妇在闺中望月的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行行重行行》写一个妻子因丈夫很久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客从远方来》抒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心中充满的喜悦；《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将情、景、事巧妙地融合起来，抒发人间的离别愁苦：“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最为艳丽直率的当推下面这首《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皽。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楼外迤逦的春光逗引得楼中美女春情荡漾，以至于极力怨恨丈夫的不归，还发出“难独守”的呼唤；女子本来是歌伎舞女，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繁华热闹生活，却偏偏嫁给一个经常不回家的荡子，倍感寂寞难奈，于是在守节与不守节之间进行着苦苦的挣扎。然而这些古诗的作者们哪一个不似这“娼家女”？在社会急剧没落的年代里，他们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挣扎着，承受着内在人格分裂的痛苦，在堕落与非堕落、沉沦与非沉沦之间进行着苦苦选择。读这些诗常能给人以直叩心灵的震撼感觉。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趋向成熟，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一个诗歌盛世的到来。
6、巨笔绘兴衰——班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汉书·东方朔传》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似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睡。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宁教匈奴惊心破胆，拱服汉德威。”这首《胡笳十八拍》，多数人在小时候都曾经学唱过，它传颂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东汉大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苏武传》。
班固（公元32年—93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家是诗书继世的书香门第。班固的父亲班彪，博学多才，因见《史记》纪事只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采集旧事，写成《史记后传》65篇。在家父的影响下，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6岁进入洛阳太学，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并开始致力于汉史的研究。班彪去世后，班固回乡守丧，承继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后来有人上书朝廷，恶意中伤，告他私改国史，班固因此被明帝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闻讯，急忙赶赴宫廷，替他辩白。这时地方官也将书稿送到，明帝看后，非常赞赏班固的才华，不但没有加罪，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不久，又迁升郎官，典校秘书，奉诏修书。在景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但有些篇章还在继续补充和修订中。和帝永和四年（92年），班固因受窦宪一案的株连，先被免官，随后又遭仇家捕系，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
《汉书》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四史”之一，但一般认为它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修《汉书》实际上是奉旨进行，并且班固本人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文风也较为“醇正”，他对《史记》的评价是：“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所以，在《汉书》中很难看到司马迁那种深刻的批判意识。但班固仍不失为一个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汉书》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李广苏建传》、《张禹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汉书》的语言风格有骈俪化的倾向，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趋势。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于用排偶，喜欢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李广苏建传》感情色彩较浓，感人至深，堪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写苏武被流放牧羊的一节，写得可歌可泣，饱含深情，苏武持节不辍、大义凛然的节气扑面而来。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其中还写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当初领兵5千敌匈奴8万骑兵，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汉武帝却将其家满门抄斩，定其为叛国罪，这样李陵再也无法像苏武那样归汉了）以老友身份来看苏武，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继自杀、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来说降苏武，但是苏武毫无所动，说：“武夫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听来让人肃然起敬。当苏武“苦忍十九年”终可归汉时，李陵来为他送行，此节写得异常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一节尽管是用对照的手法进一步突出了苏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将李陵的悲惨命运和投降匈奴后的复杂心情，人物描写鲜活真实，读来让人嗟叹不已。
班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赋作家，以《两都赋》最为有名，它通过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论辩，展开了对西都景象和东都气象的描述，探讨了返都长安和定都洛阳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体制和手法上《两都赋》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开拓性，比如在赋作中引入了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增宽了视野，不仅描写天子游猎，而且描写了两都的日常生活。
7、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王充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8、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有个卓王孙家资巨万，他的女儿就是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于是就弹起了这曲《凤求凰》，意欲挑逗文君。当时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后相如又通过侍女向文君大献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与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贫如洗，怎么能养活得起娇妻呢？文君将情况告诉父亲，希望得到资助，但是卓王孙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家门，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文君乃富家女子，过不了这穷日子，所以从去了成都后就没有高兴过；她想让相如和她回临邛，向兄弟姐妹们借贷一点也足以度日。相如答应了，但是回到临邛后却把仅有的家产变卖了，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自己穿着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说，还让卓文君坐柜当炉（温酒），这就又有了“文君当炉”的美谈。此举将卓王孙羞得连门都不敢出了，最后给了相如100万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后来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相如召回长安。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词赋名家，史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另一司马为司马迁）之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传，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6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两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赋中，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得到确立。
这两篇赋的内容前后相连，都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赋中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齐王面前大肆吹嘘楚国云梦泽广袤、丰饶和楚王到云梦泽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批评子虚说：“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说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中，曾不蒂芥”，又夸耀了一番齐地的风景。听完俩人的夸耀，在旁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无知，根本不知道齐楚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接着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绘了那里的壮丽景象和天子游猎的盛举，铺陈出一个总揽天地万物，吞吐世界的去处。表明了诸侯在天子的威风和气概之下根本不足与论。
这两篇赋写得极为铺张扬厉，用了4千余字，以写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后傲视天下自豪。也只有这种铺张扬厉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子虚》和《上林》在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修辞艺术。它们将辞赋注重修辞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司马相如在这两篇赋中，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在形式上重点已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数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
其他几篇赋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赋》借助描写旅途风景，伤今怀古，开了纪行赋的先河。《大人赋》通过描写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辞传统，下开游仙文学之先河。《长门赋》细腻地描写了陈皇后被幽禁长门宫的孤独与悲哀，成为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的杰出才能，不愧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的称号。
9、文坛三父子——三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在连环大船上大宴群臣时即兴而就的，全诗从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写起，接着过渡到对宾客贤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归结为自己实现天下一统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显弥足珍贵；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业，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诗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洋溢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兄长曹丕，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诗》可谓是人口能诵：“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在曹操死后他遭到兄长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当场作出的。少年时曹植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可为证：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刻画了一个武功高强，可望为国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
10、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钟嵘《诗品》
古时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鸟啼莺鸣、四季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间，曾有7位名士会聚此地，他们在此饮酒做诗、谈玄论道，远离尘嚣，忘情于山水之间。这七位世称“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
这7位何以会聚于此呢？这要从正始时代说起了。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有“正始文学”之称，包括从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晋立国（265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经过沉闷的汉代经学之后，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中，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其思想基础，重点讨论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就是要用“自然”来对抗“名教”。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极为残酷的。正始十年，司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扫陵之机发动兵变，成功后大肆诛杀曹氏集团，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后来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别杀掉了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同时司马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残酷，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为了给篡权做准备，极力提倡儒家的礼法。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人们的性命都悬于刀口之上，他们只能消极避世，再也不敢或不愿涉足时政了。
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改变了文学的走向。同处乱世，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要人们及时行乐，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学则慷慨雄壮，激励人们通过建立丰功伟绩来延续自己短暂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两者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路径。但是正始文学却强调人生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压迫，所以他们强烈地抨击儒学名教，但是他们也无法找到出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危机四伏，所以正始文人们很少直接涉及现实生活，多是转向抒写个人忧愤或者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哲理性进行思考。
在“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旧赋》和《难养生论》，刘伶的《酒德颂》也比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少时就博览群书，对《老子》和《庄子》尤为喜爱，所以崇尚自然；他对曹魏末年的政治腐败深感不满，对名教道德礼俗更为不屑，史载他会“青白眼”，对礼俗之士就以白眼视之，对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作，表达了他对玄学的思考和对礼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个超然物外、与天地同生、与道合一的偶像，表达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赞美“君子”，实际上是描绘了“君子”的迂腐虚伪，又通过“大人”对“君子”的批驳，抨击了礼法的虚伪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能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吃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宇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
阮籍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整日以酒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极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会政治中无法施展的才华和雄心，在乖张的行为背面藏着的是无法宣泄的对社会对人生不满的苦闷心情。他一生作82首《咏怀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心中的孤独和苦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心生烦恼，夜不能寐，想起身弹琴排遣一下，看到的却是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这一片萧索冷漠的气象，反而使人更加伤心。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慰藉，只能够无可奈何地独自伤神，这就是我们的忧郁诗人。
嵇康，字叔夜，谯郡人，是天生奇才，可以无师自通。由于他少年丧父，少有人对他进行管教，所以形成了倨傲狂放的性格。他和阮籍一样对社会现实充满了不满，可是采取的方式却迥然不同；阮籍只是一味地消极避祸，但是言语非常谨慎，嵇康则公开对抗，直言不讳，出言不逊。后来阮籍为保全自己不得已入仕为官，而嵇康却毫不妥协，终究招来杀身之祸。《晋书》中记载了他行刑那一天的情形：嵇康看看日头，觉得时间还早，就和监斩官要了一张琴，神态自若地弹了一曲《广陵散》，并说道：“从前袁孝尼要向我学这曲《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可叹《广陵散》就此绝传了！”以此嵇康超迈的性格可见一斑。
嵇康的诗歌中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忧愤诗》和《赠兄秀才入军》。前者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回忆了他40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抒发了身在狱中的悲愤，最后表达出自己不改初衷，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本性。《赠兄秀才入军》是他送自己的兄长从军时写的组诗，共有18首，其中写事抒情，或激越或深幽，第14篇最受人们喜欢：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膽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就是山涛，阮籍入仕后他也去做官了，并且在升迁之后还推荐嵇康来顶替自己原来的职位。所以嵇康就作此书，表达自己决不屈节妥协的态度，更多的是借此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以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见解。
阮籍、嵇康的遭遇展示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哀。经过两汉经学的禁锢后，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完美、自由、真实的人生，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这种追求化为泡影。人们发现了真实的人，但是却发现人在茫茫天地间竟备受奴役、毫无寄托，于是在文人心中产生了无法抚慰、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11、集鬼神于一身——《搜神记》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民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鲁迅
“巧匠干将莫邪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山中遇侠客以求帮助，并将己头予客，客持头往见楚王。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飘出汤中，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落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此文为一篇古代志怪小说，它出自于干宝的《搜神记》。它描写了一个普通人反抗暴政的悲壮故事。他通过传说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凶狠和残暴的批判，讴歌了敢于向统治者复仇的行为。
志怪小说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描写的是鬼神怪的故事。它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古代的《山海经》中许多故事，已具有了志怪小说的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体系崩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陷入人生无常、社会动荡的痛苦、窘迫境地。由于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失望、灾难的恐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于是佛道思想得以兴起和传播。这就为志怪小说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魏晋以后散文创作风气的浑厚，更进一步促进小说的创作。因此，志怪小说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在此时期，志怪小说可考者多达八九十种，但成就最高的则数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河南人，东晋文学家。他少年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父、祖父分别任县承和三国时吴国武将军、都亭侯。东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年—322年）即位后，封干宝为著作郎，领修国史。干宝后做过山阴县令和始安太守。后因平杜韬有功，赐爵关内侯。经中书监王导推荐，被调回朝里。先后任过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职。他生平著作很多，有《周易宗涂》4卷，《春秋左氏义外传》15卷，《周官注》12卷和《晋记》，被时人称为“良史”。但这些著作多已散失。仅存影响最大的《搜神记》。
据《搜神自序》中讲，干宝创作的目的是“发神道之不诬”，即为鬼神迷信提供思想证明，宣传迷信思想。但由于干宝叙述故事来源广泛，和作者严谨的撰写态度。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已非单纯的鬼怪故事。而成为一部极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作品。
第一、描写反抗统治者和制度的行动和人物，来体现我国古代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几千年封建制度，就是人民的悲剧时代，作品中描写了诸多悲剧人物，大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干将莫邪》中侠客献身刺楚王，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在封建制度下的悲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另外，当统治者用大量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也产生了一些相对的不怕鬼、不信鬼的英雄人物。这些故事进一步反映出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制度的决心。
第二、作品描述了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古代，人类无法认识自然界的无穷变化和强大威力，以天真的想象来解释自然力，幻想天地万物都是由神在控制和支配。同时在自己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英雄。《二华之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擎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李寄》作品描绘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是劳动人民机智勇敢，战胜邪恶的英雄化身。她为保全百姓的生命，决心以一人之力除去危害人们的毒蛇，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勇敢的英雄气概。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人们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的不满。对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制度无疑是一个挑战。
第三、反映了青年男女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斗争精神。关于爱情，《搜神记》里也有感人肺腑的作品。其中《紫玉》的故事，记述了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恋，可是吴王拒绝了韩家的求婚，因此，紫玉愁闷而死。后韩重来紫玉坟前痛哭，她就以魂和韩重相见，并结为夫妇。其中紫玉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真情流注，生死如一的精神体现出人们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文章，充分揭露了摧残青年美好爱情的势力，表达出人们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
此外，《搜神记》在艺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它的许多作品篇幅短小，简洁明快，但叙事内容完整、曲折。文字有丰富的表现力，这在同期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二、许多篇章用了多种手段提高了故事描述的艺术性，在气氛的渲染、场景的描述和设置悬念方面开创了艺术小说的先河。三、对人物的塑造十分生动，有时用内心的情绪波动来表现人物，有时用环境和场面来突出人物，从而使所描述的对象愈加生动形象，神态鲜明。
《搜神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小说和戏曲都直接取材于它。而志怪小说也以其为传统延续下来，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高峰。
12、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乎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
——《彦周诗话》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方宗诚《陶诗真诠》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当时的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专事清淡。这种风气在文学上表现为文学内容空泛，形式主义倾向严重。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的贫困时代里，有一位诗人如同奇葩独放，以其鲜明的色彩和新颖的风格，一洗往日积垢，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异水之间，陶渊明勤读诗书，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陶渊明30岁开始步入仕途，但他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几次仕而归，归而仕，最后在担任彭泽令的时候，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从此，他告别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间，开始了“不以躬耕为耻”的幽居生活。隐居生活使陶渊明的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每日弹琴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时常与乡里邻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这样的生活使陶渊明对山水田园、风土民情有了真切的体会，他吟诵出一首首清新隽秀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田园诗约30首左右，数量虽少，却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石。诗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起来，描绘了优美清新的田野风光和朴实单纯的人际关系。一般人认为枯燥平淡的耕读生活，在他的笔下显得充实美好、摇曳多姿。《桃花源诗》（并序）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鼻祖，那首诗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绝好韵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桃花源诗》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渊明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结晶。诗序《桃花源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超过了正文《桃花源诗》，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为一个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文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欢乐，都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咏怀诗里。他的田园诗让人们看到一个平淡冲和的隐士风采，他的咏怀诗则让人看到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陶渊明少时即有热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万丈长虹”的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样的诗句里跳跃着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的身影。尽管经历了仕而归、归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渊明仍然无法熄灭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之火，他写下了30多首“火气”十足的诗篇，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组诗（十三首）等，诗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现出豪气凌云的气魄。朱熹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陶渊明还在哲理诗上作了大胆的尝试。魏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垄断诗坛，但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陶渊明的哲理诗却以浓郁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而大放异彩。陶诗的哲理往往从现实中领悟出来，好像在与读者促膝谈心，沁人心脾，警策动人。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在魏晋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传至今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绝唱。陶渊明继承了汉代辞赋结构恢弘、气势磅礴与魏晋辞赋短小精悍、纤丽严密的优点，走上清新自然、朴素平淡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开篇从决计归田叙起，接着写启程舟行，抵家见闻，扶策涉园，农事西畴，结以永不复仕之旨。环环相扣，剪裁取舍，恰到好处。宋代散文大师欧阳修称魏晋无文章，只此一篇。陶渊明的散文无论叙事抒情，都以意尽而后快，行文如行云流水，造语精到之至，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记》以外，寄托作者个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传》也是人们至今吟诵不绝的篇章。
魏晋两代的文学以华丽的骈文著称，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文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佳品。直到南朝萧统搜集陶渊明的诗歌、辞赋、散文，为之编集作序，陶渊明的诗名才渐渐兴起。至唐宋时名声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才华。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苏辙诗》）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夜读陶诗，乐以忘食。朱熹更是视陶渊明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说，陶渊明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唯其如此，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渊明的作品，在国外也有广泛的流传。朝鲜文学家许筠、朴厚享深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了许多与陶诗风格颇近的诗文（《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载《文艺报》）。公元８世纪左右，陶渊明的作品流传到日本，日本著名诗集《万叶集》里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诗的影响。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说：“长期以来，陶渊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各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极为推崇陶渊明清高、贞洁的人格，十分爱好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接受过陶渊明的熏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陶渊明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诗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3、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读其寓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两汉魏晋时代一些人物的轶闻琐事。这种“琐言”体小说，创始于西汉刘向，而盛行于魏晋，西晋郭颁撰《魏晋世语》、东晋袁宏撰《名士传》、裴启撰《语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这些书皆已散佚。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集其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世说新语》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世说新语》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世说新语》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世说新语》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世说新语》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世说新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
14、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文心雕龙》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龙》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15、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著述甚丰，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年间的诗文752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著名的《文选》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16、古代文学的奇葩——《木兰诗》
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民歌兴盛的时期。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内容和风格上南朝和北朝的民歌也呈现出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南朝民歌内容较狭窄，多侧重于爱情方面，比较活泼，缠绵；北朝民歌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对游牧生活，战争，人民生活以及爱情婚姻等都有一定的描写，它体裁多样，自由且灵活，体制更丰富多变，总体风格古朴悲凉、粗犷豪迈。其中最为杰出的为《敕勒歌》和《木兰诗》两首。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这是一首只有27个字的北朝民歌，包含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静山、平川、苍天、茫野，加上清风掠过时所现之牛羊，动静结合，描述出北国草原的富饶和壮丽。同时也抒发出北国人民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对游牧生活的热爱之情。
另一首《木兰诗》同样出自于北朝，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支奇葩，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它通过描述一女子替父从军的故事，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它全篇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即开头至“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引起读者的好奇：木兰为何叹息？后引出可汗点兵，家中无男儿，父亲年迈的现实情况和决定替父从军。运用东、西、南、北排比，表现出战争的迫近和出征前的忙碌。最后用了“旦辞……不闻……但闻”来写路程的遥远和木兰对家乡和父母的惜别之情。主要描写了木兰的焦虑、思考、准备和出征。其中对儿女情怀的述写表达木兰对父母之孝，军书急迫，而替父从军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塑造了木兰的善良。
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分简洁的笔墨，描写了木兰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战争的可怕和残酷反衬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花木兰。
三、从“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木兰完成使命，并且立下战功，面对天子的赏赐而不为所动，只求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兰替父从军，为国效力，并不是为功名利禄。进一步刻划了木兰的正直和淳朴。木兰还家，“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描绘了家人的快乐的兴奋。木兰恢复女儿面目，同伴的惊诧以及表达出的对这位女中豪杰的赞叹，一切都让人感觉喜悦轻松。
四、即最后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文章的结尾之处，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写出了对木兰从军12年，但未被发现女儿身的赞颂，表现出木兰的谨慎和机敏。
该诗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首先木兰是一位纯真朴实的少女，另一方面又是一位跃马疆场而不为功名所动的英雄。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者的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的精神，而且她的形象不仅在于善良和勇敢，同时是智者和理性的体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哲学中的高度的人生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入有道，进退自如的人生观，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做出了极好的诠释。
《木兰诗》不仅思想意义深刻，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它作为一首叙事诗，详略得当。为突出木兰的形象，作者选取了长达10年的背景，并对这丰富的材料，作了细致的剪裁。着重于木兰从军、离家、辞官、还家四部分，使全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对军旅生活相当简略，叙事粗细恰到好处，从而把一个十分感人而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塑造的完美得当。二、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作者没有刻意描述木兰怎么英勇，如何坚强，而是多了一些“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的思念之情，来表现爹娘与女儿间的深情。叙事与抒情交叉进行，真正做到了融情于事。三、《木兰诗》用词丰富多彩，极富韵律。诗中古朴自然的口语和精妙绝伦的律句相结合，既有五言，又包含杂句，并且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有比喻，如“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有夸张，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有对偶，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有排比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生动性。另外作品的韵律有民间歌谣的特点，以平声韵为主，不避重字，几句换一韵，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流畅和谐，极富音乐之美。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远，影响十分广泛。后被改为多种戏曲形式，久唱不衰。它不仅代表诗歌艺术的水平，更主要的是塑造了木兰这个人物形象，她已经不只单纯地代表一个代父从军的英雄，而是一个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和寻求女性解放的人物的典型。《木兰诗》代表着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我国诗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对后世文学和后世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7、大乘佛学之颠峰——僧肇
僧肇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
——冯友兰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观世音受如来之命化身为一名老和尚来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人。“取经”，取的是什么样的经呢？观世音在和身为名僧的唐僧讲经辩论的时候，指斥唐僧所传之“经”，为小乘佛经，只可度己难以度人；西天如来佛祖处，有九九八十一卷大乘佛经，可普救天下众生。那么何为大乘佛经呢？
公元5世纪，在中国的佛教大乘一宗大师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印度人，出生的国家在今新疆省内。他于401年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在这13年中，他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此后，小乘、大乘的经文都陆续被翻译过来，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鸠摩罗什教了许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僧肇，大乘佛学的水平在僧肇那里达到巅峰。
僧肇（公元384年—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领会了魏晋玄学的存在本质论，学会了鸠摩罗什传译的龙树系中观空宗的哲学思辨，并且又“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将二者加以融汇贯通，创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学体系，从而把中国佛教哲学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佛家讲“三法印”。首印“诸行无常”，无常即迁流不息之意。今讲不迁，正是针对小乘执着无常而不懂其真义者而言。论中有云：“必求静于诸动”，“不释动以求静”；又云“静而常往”，“往而常静”。均主张动静一如。往即不往之意。他根据龙树的“不去不来”的理论，以破斥小乘有部执三世恒有的主张。其中“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这是在讨论世界的运动问题。它认为事物的流转变化是假象，其本质是不动的，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故曰静而非动”。“不迁”就是不动。它只肯定事物变化的间断性而否定其连续性。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中还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去的梵志，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是真谛。
《肇论》第二论是《不真空论》。“不真”指“假名”。万物以假名盾来是不真，执着假名构画出来的诸法自性当然是空。所谓“不真空”，就是“不真”即“空”。当时三家讲般若都以无解空，而对于“无”和现象之“有”的关系，解释各有不同。《不真空论》将“有”与“无”两方相统一，而批评三家的说法。认为有是有其事象，无是无其自性。自性并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假名所具有的。因此，假象之相非无，但所执自性为空，这就叫做“不真空”。另外，小乘讲空，是“析色明空”，以事物帐本有微积成，经过分析，才见其为空无，这叫“待宰割”以求空。说不真即空，就是讲万物原来是空，不待分析。其中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这是在讨论世界的存在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说一切人和事物都生灭无常，缘会则生，缘了则灭，所以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后世的三论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论》卷中将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直至明末，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土论》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原经精神。
18、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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