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漂泊半生无人可依: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下)

　　
　　文／刘梦溪　　
　　
　　·编者按·　　
　　陈寅恪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读陈寅恪，能够感受到他执著坚毅的精神，也慨叹于他自由独立的思想，还会感受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哀痛。
　　从清末戊戌变法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近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巨大变故都为陈寅恪所亲身经历，作为历史学者，他对这一切都有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样的“记忆”使得陈寅恪如此哀伤以至哀痛？从根本上讲，陈寅恪“哀伤”的“记忆”，都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遇有直接关系。
　　本期继续刊登刘梦溪先生的文章《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这里刊登的是文章的下半部分，详细讲述陈寅恪充满哀伤的记忆。
　　　　
　　6.《哀江南赋》：“今典”与“古典”重构历史的生命
　　　　
　　陈寅恪先生为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吾国传统解释学的丰富与发挥，也可以说他一手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
　　　　
　　王国维逝世的第二年，有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付梓，五年后又有胞弟王国华及弟子赵万里等编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问世，陈寅恪先生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撰之序言里，把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此人又被称为海宁——编者注)之学的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寅恪先生的为学方法自然也未“远出三类之外”，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吾国传统解释学的丰富与发挥。也可以说他一手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不妨先看看他为文本阐释设定的一种诠释理论，这就是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
　　这段文字中有三个关键语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了解之同情”，二是“窥测其全部结构”，三是“真了解”。“了解之同情”是今人对古人和古人的学说的态度，也可以叫做阐释的态度；“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是阐释的方法；“真了解”是阐释的目的。陈寅恪先生游学欧西有年，掌握多种西方文字，其受西学之影响自不待言；但其著述全然是中国作风，几乎看不到西学的痕迹。但此处讲阐释学的理论，其第二项关于阐释的方法，曰“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却无意中露出了西学的“马脚”。“结构”一词，出自西学原典，是西方解释学的关键语词，中国传统典籍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那么，怎样才能“窥测其全部结构”呢？寅恪先生提出一特异的观点，即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是我们无论在任何东西哲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命题。
　　陈寅恪一生为学不离“释史”两个字，而“释史”的途径就是通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的“残余断片”，来重建历史事实真相的全部结构。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专著以及许多单篇考辨之文，无一不是如此这般“释史”的典范，而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真了解”。时贤于寅恪先生释史过程所使用的“以诗证史”的方法著论较多，兹不赘论。仅就其“诗文证史”之“今典”和“古典”学说，略做陈述。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撰写的《读哀江南赋》一文，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
　　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
　　寅恪先生把“古典”和“今典”的义涵界说得很明确，即古典是词句故实之所从出，今典是作者所经历的当日之事实。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四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前两句用汉李广家居时夜猎灞陵的古典故实，后两句用楚顷襄王太子完在秦国为人质的故实，这对长期去国、羁留长安的庾信来说自是贴切。但寅恪先生认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当日之时事”即“今典”存在。就是当后来周、陈交好之际，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顼得以还国，陈宣帝提出羁旅关中的庾信、王褒等仍然有怀念故国的心情，所以赋中“犹是故时将军”，固然包含庾信自己曾是故梁右卫将军的“今典”，“布衣”、“王子”等说法，也是对陈宣帝“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的回应。这样，庾信在赋中就不仅表现出自己的乡关之思，而且流露出归心之疾了。陈寅恪就这样通过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古典和今典的疏解，重建了羁旅长安二十五年之久的庾信心理情境的历史真相。
　　《柳如是别传》对钱柳(即钱谦益和柳如是——编者注)因缘诗所涉古典和今典的辨认与疏解更具有系统性。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章提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明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不少都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关联，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一定困难。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是一显例。所以寅恪先生说：“细绎牧斋(钱谦益号牧斋——编者注)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柳如是别传》既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阐释范例。　　
　　
　　7.《柳如是别传》：“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其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
　　　　
　　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实。当然寅恪先生不会同意易名，他宁可叫做《别传》，也不愿意修一部类乎所谓“正史”的史著。论者多有为陈寅恪先生未能写出一部通史而遗憾者，可是这部八九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其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虽然通史之作和断代史之作，在书写体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价值却可以比较。《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别传》也是陈寅恪一生学问的结晶，此有第一章“缘起”所说，著书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可证。虽然，《别传》的资料排比和诠释方法与已往著述一脉相承，但所涉内容的复杂以及历史场景的范围，前此任何一部陈著都不能与之并观。《别传》同时也是著者寄托遥深之书，这有“缘起”章自述撰著目的时所说之“温旧梦，寄遐思”为证。
　　至于《柳如是别传》的卷首和书的中间，何以插入众多著者的诗作，只要知道《别传》不是寻常的史学著作，而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一种史著新体例，就不会感到诧异了。关于此点，笔者曾撰《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对之析论甚详。而最早研究陈寅恪史学的余英时先生，不久前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的“书成自述”里，写下一段极有体会的话：“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可谓知者之言。
　　诗无定式，史无定法。“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然包括传写之不足，则论议之，论议之不足，则感叹之，感叹之不足，则歌之诗之等等。《别传》卷前最后一首题诗的尾联云：“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则寅恪先生不仅有预期而且有预见也。　　
　　
　　8.“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　　
　　
　　陈寅恪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苦痛，说到底，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世间凡读寅恪之书者，知寅恪其人者，无不感受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苦痛，而且哀伤的意味大于苦痛。按心理学家的观点，“哀伤”和“记忆”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使得陈寅恪如此哀伤以至哀痛呢？说到底，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义宁陈氏一族的事功鼎盛时期，是1895年至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当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湖南新政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邹代钧、熊希龄、皮锡瑞等变法人士，齐集右帅(陈宝箴字右铭，因此又被称为右帅－编者注)麾下，以至于有天下人才都到了湖南的说法。改革措施不断出台，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成绩斐然。更有时务学堂之设、湘报馆之办、南学会之开，一时名声大震。义宁父子“营一隅为天下倡”的理想实现在即。
　　但百日变政、一日政变的戊戌之秋突然降临，慈禧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师菜市口，通缉康、梁，陈宝箴、陈三立则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一年的冬天，陈宝箴离开长沙抚院，携全家老幼扶夫人的灵柩迁回江西南昌。当时陈三立大病，三立大姊痛哭而死，寅恪长兄师曾之妻范孝嫦(清末杰出诗人范伯子之女)不久亦逝。陈寅恪这一年九岁。而190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刚住到南昌西山肙庐仅一年多的陈宝箴，“忽以微疾而终”(笔者曾撰文《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对此一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辨析考论，载《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合刊)。突如其来的“重罚其孤”，致使陈三立锻魂？骨，悲痛欲绝。如果不是有所待，他已经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此后每年春秋两季都到肙庐祭扫哭拜。眷属和子女暂住南昌磨子巷，主要靠亲友借贷维持生活。一个家族的盛衰荣悴之变如此之速，其所给予年幼成员的影响势必至深且巨。
　　而国家在戊戌之变以后大故迭起。1899年，慈禧大规模清剿“康党”，欲废掉光绪未果，义和团开始变乱。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激化了与西方诸国的矛盾，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签定“议和大纲”，重臣李鸿章病死。1902年，仓皇出逃的两宫还京。李鸿章之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打起，结果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清廷在这一年开始赦免除康、梁之外的戊戌在案人员。1905年，废科举，设学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1907年，张之洞入军机。1908年，慈禧和光绪均逝，宣统即位。1909年，张之洞病逝。1911年，辛亥首义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尔后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溥仪出宫，国共合作，北伐战争。1931年，日本占据东北。1937年至1945年，全民抗战。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五十年代以后，则土改，镇反肃反，三五反，院系调整，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合作化，科学进军，大跃进，锄四害，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反苏修，城乡四清，文艺整风，直至“文革”大劫。此百年中国之一系列大变故，均为陈寅恪所亲历，早为目睹，后则耳闻。如果是普通细民或庸常之士，可能是身虽历而心已麻木。但陈寅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特殊家世背景的极敏感的历史学家。他对这些愈出愈奇的天人变故能不留下自己的记忆吗？能不为之哀伤而叹息吗？
　　抑又有可言者，同为哀伤，宜有深浅程度之分别。陈寅恪之哀乃是至痛深哀。其所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有言：“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故此语虽为静安而设，其普世价值与寅恪亦应若荷符契。所以《陈寅恪诗集》中，直写流泪吞声的诗句就有二十三联之多。兹将相关联句依《诗集》所系之时间顺序摘录如下，以见其至哀深痛之情状：(括弧内是诗句的写作年份)“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癨\澜”(1913)，“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1927)，“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1938)，“眼泪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1945)，“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1946)，“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流命见升平”(1948)，“惟有沈湘哀郢泪，弥大梅雨却相同”(1951)，“葱葱佳气古幽洲，隔世相望泪不收”(1951)，“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1953)，“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1953)，“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1955)，“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1957)，“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1964)。
　　陈寅恪不是一般的流泪，而是“泪癨\澜”、“溅泪流”、“泪不收”、“涕泗涟”、“泪湿巾”、“贮泪盈把”，可见悲伤之情状和哀痛之深。这是很少能在另外的文史学者的文字中看到的。即使是现代的诗人、文学家，也不多见。南唐后主李煜有“以泪洗面”的传说，但形诸文字中也没有写的如此泗泪滂沱。然则陈寅恪深度哀伤的缘由究竟为何？此无他，惟“家国”二字而已。故上引诗联有“衰泪已因家国尽”的句子，他自己已讲的非常清楚。
　　我十余年前写过一篇《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的文章，解析《陈寅恪诗集》里所反映的他的家国情怀，曾举出多组关于“家国”的诗句，如“家国艰辛费维持”、“死生家国休回首”、“频年家国损朱颜”、“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等。并且发现陈三立的诗里面，也不乏类似的句子，如“羁孤念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百忧千哀在家国”等，父子二人都在为家国的不幸遭遇而流泪。陈三立的诗句是：“百忧千哀在家国”，陈寅恪的诗句是：“衰泪已因家国尽”，其措意、遣词、指归，以及情感的发抒，完全一致，哀伤的程度似乎也大体相同。所以然者，则是与陈氏一家在戊戌之年的不幸遭遇直接有关。故陈寅恪的诗句反复强调：“家国沅湘总泪流”、“泪与湘江一样流”，明确透露出与此哀此痛直接相关的湖南地域背景。
　　陈氏家族的遭遇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慈禧政变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难以言喻，包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许多伤害国族民命的后续事变，都是那拉氏的倒行逆施结出的果实。因此陈寅恪作为历史学者，他不仅有“哀”，其实也有“恨”。所“恨”者，1898年的变法，如果不采取激进的办法，国家的局面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不赞成康有为的激进态度，而主张全国变法最好让张之洞主持，以不引发慈禧和光绪的冲突为上策。这就是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六节“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里所说的：“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也就是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里所说的：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对戊戌变法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作了严格区分，以追寻使国家“大局遂不可收拾”的历史原因。　
　　　
　　9.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如今沧海已桑田”
　　
　　正是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党争给国家造成了无数灾难，陈寅恪所哀伤者在此，所长歌痛哭者亦在此。
　　　　
　　1965年冬天，也就是陈寅恪先生逝世的前四年，他写了一首总括自己一生的哀伤与记忆的诗篇，这就是《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这是一首直接抒写戊戌政变对中国社会变迁以及对义宁陈氏一家的深远影响的诗。首句之班氏即汉代的才女文学家兼历史家班昭，作者用以指代珍妃。珍妃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牺牲品，慈禧因光绪而迁怒珍妃，故庚子西行先将珍妃处死。第二句说珍妃的故事已经很遥远了，国家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四两句是关键，句后有注：“玉溪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玉溪生是李商隐的号，寅恪所引诗句见于其《曲江》一诗，全诗为：“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鹤唳，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李商隐诗歌集解》)注家对此诗讽咏内容的考证结论不一，要以写悲惋唐文宗甘露之变者为是，寅恪先生采用的即是此说。
　　不过这应该是“古典”，“今典”则是文廷式的《念奴娇》词中与珍妃之死有关的“闻说太液波翻”句。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慈禧因不喜珍妃而牵及其师，早在政变之前就把文廷式赶出宫，并于政变后连发多道旨意，勒令地方督抚捕后就地正法。但当时正在长沙的文廷式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联手所救免，以三百金作为路资，使其先走上海，尔后逃赴东瀛。珍妃遇难，文廷式异常悲痛，作《落花诗十二首》为悼。另《念奴娇》两首也都关乎珍妃事。第一首有“杜鹃啼后，问江花江草，有情何极。曾是邓前通一笑，浅鬓轻拢蝉翼。掩仰持觞，轻盈试翦，此意难忘得”句，自是回念珍妃无疑。后者即是恪先生所引录者。至于“太液波翻”之典故义涵，只有用来比喻宫廷政争一解。所以李商隐用此，指的是唐代与牛、李党争有关的文宗甘露之变。文廷式用此，指的是因帝、后党争引发的戊戌政变。那么陈寅恪诗中所伤心者(“伤心太液波翻”句)，实与文廷式同发一慨，正是戊戌惨剧而非其他。故第四句由戊戌之变想到了东汉的党锢之祸，那次党祸接连两次，杀人无算。盖义宁一家最恶党争，陈三立说：“故府君独知事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正是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党争给国家造成了无数灾难，戊戌之年的所谓新党和旧党、帝党和后党之争，则使中国失去最后一次渐变革新的好时机。陈寅恪所哀伤者在此，所长歌痛哭者亦在此。
　　所以《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的第五六两句尤堪注意：“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此不仅是这首诗的点题之句，也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全部诗作的主题曲，同时也是我们开启陈寅恪精神世界隐痛的一把钥匙。明乎此，则其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有解矣，他的一生著述有解矣，他的哀伤与记忆有解矣。诗的最后一联：“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盖寅恪先生慨叹，熟悉晚清掌故的老辈都已作古，谁还说得清楚当时宫掖政争的历史真相呢？当然我们的大史学家是洞彻当时的历史底里真相的，他晚年撰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就是试图重建历史结构的真相的重要著作，虽原稿多有散失，但我们运用陈寅恪的方法以陈解陈，应大体可以窥知。《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1965年夏至1966年春，《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在时间上，相当于《记梦未定稿》竣事之时，故不妨看作是对《记梦》的题诗。因此补写“西京外戚篇”的伟业，我们的寅恪先生事实上已经践履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