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sf是什么意思啊:段祺瑞公馆见闻 王楚卿 （首发）

                                                                          段祺瑞公馆见闻      王楚卿

8801注：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原名启瑞，字芝泉。皖系军阀首领。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896年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段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段与冯国璋、王士珍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1912年，袁世凯为总统。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1913年，段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镇压二次革命。1915年5月，不满袁世凯帝制自为，称病辞职。后历任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17年，平息张勋复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败北，段去职移居天津。1924年，段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6年3月18日，段竟然唆使执政府卫队向北京各界人民反帝请愿队伍开枪，死伤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王楚卿，1912年起在段祺瑞公馆打杂，十几年功夫升为段府总管，他的见闻资料详实、丰富鲜活，惟篇幅太长。网上木有全文。

                               
                                                                          俺是怎样进了段公馆

     1912年冬天，俺才21岁，从家乡来到北京城，想找个小事。有个亲戚在袁世凯的大太太于夫人那里当保姆，我便去投奔她，找她给想点办法。她说：“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太太张夫人，是俺们夫人的干女儿，俺跟她说说，介绍你到段公馆里当差去吧。”经她跟张夫人一说，小事一端，自然一说便成。俺就到段公馆，见着了管事的孙荣贵，他派俺先到马号里帮忙，说有机会再安置俺。
    当时段公馆还在西堂子胡同，转过年来，就搬到了府学胡同，我仍在马号打杂。段祺瑞有三辆马车，养了六匹马，用了十几名马夫，有赶车的，有跟车的，还有个号头。俺当时只是吃三顿饭，不拿工钱。宅子里的罐头盒、破鞋、烂纸，这些破的烂的都归俺，每月拿到街上卖个块儿八毛的，便是俺的零花。再有就是马夫们夜间短不了打牌，每天打个三十五十铜子儿的头钱，也归俺们三个打杂的平分，贴补着零花。
    这样干了一年多，人缘总算不错。当然，公馆里面当差的谁都管得着俺，都是俺的“婆婆”，只要谁一张嘴俺就得滚蛋。为了吃口饭，俺当然不敢得罪人，一味卖力苦干，日子长了，大家便夸俺不错。厨房里先看上了俺，把俺要到厨房里去打杂。木有两个月，号房又把俺要过去了。
    俺在段公馆里的头两年，全是光吃饭不开工钱。一天，俺和那位亲戚一提，她又向张夫人说了说。闹了半天，贵人多忘事，张夫人早把俺这个茬给忘了。经俺的亲戚一提，她才跟管事的提了一声，算是正式把俺安插在号房里了，每个月可以领两块钱工钱。

    当时段公馆里当差的人可真不少，光是号房就有内号房、外号房，一个号房里都用着好几个人。外号房里有个传达长，是山东人，名叫张秀峰，遇见有神马人来拜会段祺瑞，都是他拿着名片进去回事。俺在号房里仍是神马活木人干俺就拾起来干。晚上，这些号房门都凑到一块打小牌了，俺还得把白天来过的客人一个一个往号簿上面填写。管事的看俺办事挺要强，便又给俺弄了一份津贴。俺和外号房的姓杜的、姓计的一共三个人共领一个兵的饷银，还起了个名字叫“王杜计”，按月领下饷来由俺们三个人平分。这就是管事的对俺们格外体恤了。
    自从安排到号房以后，除了按月领工资和津贴外，还有一个指望，那就是分头钱。原来段祺瑞好打牌，每天晚上都有人陪他打牌，输赢差不离都是千八百块，每天抽的头钱积累下来，按月一分，这个数目应该也很可观了。自打俺进了号房，就盼望着分头钱，可是每月分到手里，也不过块儿八毛的，微乎其微，使俺很失望，日久天长，俺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幕。
    原来每天打牌抽下的头钱，都放在段祺瑞的内客厅里，说是归他自己掌握，其实就是随随便便地放在那里。在他客厅里专有几个跑上差的，都是一些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这些家伙讲究吃穿，还在外面胡嫖乱赌，钱不够花了，就从头钱里偷，你偷三十，我拿五十，段祺瑞也不觉察。不但跑上差的随便偷，有时候段祺瑞的姨太太，也从头钱里拿上几十，段看见了不过问。这样一来，上差们浑水摸鱼更是随便拿钱了。因此，俺们分的头钱还多的了么！每分一回头钱，俺就生一回气，俺想段祺瑞这么大的人物，连家里这么点小事都管不清楚，还能把国家大事办好吗！
    当时俺出来做事，出了为挣几个钱，当然还盼着有个出头之日。段祺瑞当时是陆军总长，后来又当上了国务总理，总算是政府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俺进了他的公馆以后，也抱着一种幻想：只要俺把差事干好了，跟着他，总能慢慢混起来，弄个一官半职。可是俺这个幻想不久就破灭了。

    有一天，有个上差来找传达长，说：“总长找你哪!总长说把那个黑家伙找来。”张秀峰听了很不高兴，说：“人有名，树有影，怎么管俺叫黑家伙呀！”那个上差也回答得好：“总长那么忙，他知道你是谁呀！等着你问话呢，快去吧！”这一来不但把张秀峰气坏了，俺们也都寒心了。张秀峰是个传达长，每天要去见段回话。从号房到内客厅要经过三道岗，他能够长驱直入，虽然不能算段的亲信，总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可是这位总长居然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叫他作黑家伙，像俺们这些人就更提不起来了。这还指望跟他混出神马前程来么！
    后来俺才知道，早年跟在段祺瑞左右的当差、马弁，还有几个被他提拔起来，比如阎繁瑞、阎繁敏哥俩，原先都是在他手下当差的，经他提拔在李长泰（北洋第八师师长，其部是参与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的主力--8801注）部下，一个当了旅长，一个当了团长。还有曹一青和一个姓姜的，现在也都当上了营长。可是自从他的官大了以后，对手下用的人就不重视了，常说：“给你个差事也干不了，给你几块钱，吃碗饱饭，就不错！”
    他说的也是实情。在当时，俺要是离开段公馆，想找个地方混碗饱饭，还真不易（8801：可见就业难是个老大难问题了），所以俺就不敢再有神马奢望了。不过，当一天和尚还得撞一天钟，混下去再说，木想到这一混就是几十年。一直到段祺瑞被蒋介石邀请到上海，俺才正式离开了段公馆。

                                                                            段公馆里的上上下下

    段公馆里当差的、号房、马号、厨房、花把式裁缝师傅、理发匠、当上差的、打杂的，再加上内宅里的女佣人，老老少少，总有百十口人。俺初进段公馆，就认识个孙管事，以为他是公馆里的总管，当然这些佣人都得听他的了，日子长了，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就那厨房说吧，段公馆里有两个厨房。大厨房里，打下手的不算，大师傅就有好几位，红案白案，手艺都不错，神马燕菜、熊掌，样样都拿得起来。还有一位西餐厨子叫杨瑞祥，公馆里宴会要用西餐，就归他操持。厨房里有两个头儿，一个姓倪，一个姓张。每月伙食开支，由这两个头儿轮流管事。这两个头儿据说都是有功之臣。怎么叫做有功之臣呢？原来段祺瑞在清江浦当江北提督的时候，有一个协哗变了，这两个厨子随着段的家属逃难，很卖了分力气。因为有这场功劳，所以在公馆里态度蛮横，有些事都得他俩说了才算。孙总管不过是按月由张夫人那里领几百块钱，随时开支，随时报账。有些事，总管做不了主，跟总管说不算数，还得听这两位厨房头儿的。公馆里的伙食都由厨房承办，大米白面是由陆军部运来的军粮，每天都用大锅煮饭。后宅的副食虽然也归厨房经手，一桌一桌按顿开上去，可是后宅的主食，在后院里还有一个小厨房承做。小厨房的大师傅是哥俩儿，姓段，山西人，俺们都叫他们作段聋子、二聋子。后宅的小厨房专做好米饭、熬好米粥，伺候段祺瑞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们。
    段公馆里的有功之臣，还不仅仅这两位厨房头儿，后宅里有几位老妈子，也是由清江浦提督衙门带来的，跟随多年，在太太面前都能说得上话。
    除了这几位功臣，就得数跑上房的小当差们了。他们每天在段祺瑞身边伺候，自己觉得腰杆挺硬，瞒着段祺瑞在外边花天酒地胡来，钱不够花，就从头钱里偷。公馆里的当差们明知道他们胡搞，楷了大伙的油，可是又木办法对付他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这几个跑上房的越搞越不像话，后来有一个家伙因为犯了白面瘾，死在街上了。大伙听了，不但不可怜他，反而个个称快，都说这才是报应呢。
    另外还有几个人，都是在段祺瑞他爹手里当差的，现在老了，干不了什么活，留在公馆里干点轻活。俺记得有一个邢宝斋，就是段父亲手里的老人，现在只管出门买点笤簸箕什么的，每月拿十块钱，吃碗现成饭。
    号房、马房，各部分的饭食都是按顿从厨房打回自己屋里吃去。可是在东院单有一桌饭，天气热的时候，就在当院天棚底下摆上个圆桌面，大家围着一吃。当差里面，能够上这桌上吃饭的，只有号房、马房的头儿们（俺们称号官、马官）和那几位老陈人。东院离段住的楼房比较远，他们几个在吃饭时，就东拉西扯，开个小玩笑。俺因为常在那儿伺候他们吃饭，日子长了，倒从他们嘴里知道了不少事儿。
    比方说吧，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这几天厨房里开出来的菜净是萝卜，号官就说：“怎么大师傅净给俺们萝卜吃呀？”旁边有人就用手往里边指着段祺瑞他们吃饭的地方说：“你想吃好的，到那一桌吃去！”另外又有一个搭茬了：“他呀，木有那个能耐！”说着用手一比划鼻子：“人家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你，成么？”
    用手一指鼻子，俺知道，就是指段祺瑞。因为段有个特点，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俺们常说“把鼻子都气歪了”，原是一个比方，可是段祺瑞一生大气，鼻子真会歪了。所以俺们都在背地里称呼他歪鼻子，有时候还不用明说，只用手一指鼻子，就是指他了。
    可是神马叫“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呢？当时俺还不明白，一问别人，才知道在前清末年，段祺瑞带兵去打汉口的革命党，他忽然带头给清家打来一个电报，说神马兵力单薄，粮草缺乏，劝清家皇上退位。这一来就把清朝给交代了（8801：根本木有革党的啥事！），成立了民国，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也当上了陆军总长，执掌全国兵权，称得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当时俺们提到这一点，都对他挺心服。

    可是邢宝斋这几个老人，提起段祺瑞来，都仿佛挺不佩服似的。邢宝斋常提：当年段祺瑞的父亲在军队里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邋遢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神马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是段祺瑞总不改。邢宝斋气极了，就说：“你这个吊样！”
    邢宝斋常提当年这些事，有的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买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木话说了，只好结结巴巴滴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日久天长，俺就从这些老当差的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段祺瑞早年的历史：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大桃崮的人，兄弟三人，段行大。老二段碧清，久住在合肥家乡，每年难得到北京来一趟，他的儿子段宏纲却跟着段祺瑞在外边做事。老三段子酋，曾经做过井陉煤矿总办等事。段还有一个妹妹，嫁给陈家，不幸丈夫早故，她便回到段家来，依靠段祺瑞过活，俺们称她做姑奶奶。这位姑奶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陈宗友，曾经当过旅长。老段对于妹妹，感情很好，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对于姑奶奶也都另眼相看，不敢怠慢。
    听说，段祺瑞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长大以后，就跟着他爹在营盘里。他姥姥家姓范，每年不断有人从合肥来看段祺瑞，大概都是段的舅舅、表兄之类，满嘴合肥土话，穿着打扮也是乡里乡气的（8801：宰相家门七品官，一个段府家丁，竟敢瞧不起段家亲戚！）。他们来到北京，在公馆里住上几天，段祺瑞就给个一百八十的，把他们打发走了。

    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就是吴光新的姐姐，在俺进段公馆的时候，早已故去了。吴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段宏业。段祺瑞对儿子管教很严，十几岁了，还用鞭打，可是长大以后，很不成器。段宏业当时在陆军部执法处挂名当了个提调，可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去，有时不去，平时总在外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儿大不由爷，段祺瑞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干生气。段宏业的老婆，姓秦，江苏人，带着孩子住在公馆里。可是段宏业却在外面另有小公馆，三天两头，难得回家一趟。他娶得小老婆，都是从窑子里面接出来的。他又喜新厌旧，过不了几天，玩腻了，就把姨太太往济良所一送，让她再也见不着天日。吴夫人所生的女儿，嫁给合肥李家，李经羲的侄子（李鸿章的孙子），名叫李国垣，生了一儿一女。段大小姐死得较早，她死后，灵柩还是由俺护送到合肥的。李国垣后来又续娶了陈籙（陈曾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驱逐过陈毅等回国--8801注）的妹妹。
    前面说过，俺进段公馆是由于张夫人的关系。张夫人名叫张佩蘅，原籍陕西，大概也是官宦之家，和袁世凯是世交。袁世凯的大太太于夫人只生袁克定一个儿子，木有闺女，就把张佩蘅认作义女，张佩蘅见着袁世凯夫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非常亲热。段祺瑞断弦以后，便由袁世凯主婚，把张佩蘅嫁给了段祺瑞，从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的袍泽关系之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这和袁世凯给冯国璋撮合婚姻一样，都是他笼络部属的惯用手段。当时张佩蘅经常到总统府里去。那时袁世凯住在怀仁堂，于夫人住在福兴居，尽管当时总统府门禁森严，可是张佩蘅一打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从福华门进去，通行无阻。后来每逢张夫人进总统府，总派俺跟着车前去。马车一进福华门，就有老妈子们迎出门来说：“大姑奶奶来了！”真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一去就是大半天，俺们跟随前去的人，也木有在总统府里少吃了饭。
    张佩蘅嫁给段祺瑞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老母亲也跟着进了段公馆，一块过活。张夫人姿色平常，人却挺正派，脾气也很好，操持家务，井井有条，遇事处理公平，因此在公馆里上上下下，对她还都心悦诚服。过门以后，生了四个女儿，木有儿子。不过这位张夫人有一个毛病，抽大烟。经常和外老太太两个人躺在烟床上，对着烟灯，吞云吐雾（8801：把娘俩两个烟鬼的丑态勾画的惟妙惟肖），还专门雇了一个姓刘的女工给她烧大烟。段祺瑞本人不抽大烟，而且最腻味别人抽大烟。张夫人抽烟，虽然背着他，可是日久天长，木有不发现的道理，而段祺瑞也就装着木有看见，并木有认真制止。
    段祺瑞的大姨太太姓陈，1914年就死了。她留下了一男（小名小七）一女（小名小五），也木有长大成人。不过这位姨太太到死得正是时候，由陆军部庶务科经手办的白事，真是轰轰烈烈。庶务科长杨子明就因为这一场丧事办得好，当上了山东省济东道的道尹。
    二姨太太姓边，保定人，只生了一个闺女。三姨太太姓刘，俺们背后称她作六三，一胎生了两个儿子，小名十一、十二。十一死得早，十二至今还在。四姨太太也姓刘，俺们称她作六四。五姨太太姓李，俺们就称作李五。
    刘三、六四、李五，都是段祺瑞花几百块钱买来的，大概出身都不怎么样。二姨太、三姨太的出身如何，俺们虽然不很清楚，可是大姨太的父亲陈亚泉、二姨太的哥哥边少卿，都在陆军部里挂了个咨议的名义，不用上班，每月可以收入120块大洋。外边的看法怎么样，俺不知道，可是俺们公馆里就有人看着不平，说：“当年的旧部下，前来报效的，申请多少次，碰上好运气的，才在陆军部里批个差遣的名义，一个月拿个30、40的。这都是当年出生入死，有过汗马功劳的人，不过如此。这些姨太太的亲戚们，膀不动、肩不摇的，一个月倒是白花花的一百多块！”
    段公馆里面，除了上边的太太、少爷、小姐们和下边的当差、老妈子之外，还养了好些介乎上下之间的人。偶然来闲住的不说，经常住在公馆里吃闲饭的就不少。其中有几位是以客礼相待的，也许可以说是客卿吧。
    一位是西席老夫子，姓张，名汉元，听说是前清的一位翰林。除了教少爷、小姐们读书之外，在段祺瑞邀人作诗的时候，这位老夫子也被邀参加，一同吟风弄月。
    还有一位是个大夫，名叫罗朗斋，丰润县人，俺们称他为罗师爷。罗当时虽然双目失明，可是医德很好，曾经给袁世凯治过神马疑难大症。罗师爷很得段祺瑞的信任，邀他住在公馆里，上上下下有了神马头疼脑热，就找他开方子，抓剂药吃。这个人脾气古怪，外边有人请他看病，他却架子挺大，轻易不肯出马；要是事先约定时间，而家里下人有病，跟他一说，不管神马时候，他让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过来给你看病来了。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脾气，最烦病人向他叙述病情，要由他先诊断，看说的对不对。如果你先说病情，他就不开方子了，说：“你自己都知道了，还用俺看病做啥子？”他双目失明，医理中的望、闻、问、切四项里“望”字首先不能做到，不过他只要一把脉，就能把病情判断的八九不离十，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对于这位罗大夫到都十分相信。
    罗师爷的儿子罗凤阁，号慰生，是自小在段公馆里长大的。段看他聪明伶俐，相貌也长得不差，便认他做干儿子。罗管张夫人就叫妈。当时陆军部有四个副官，罗凤阁也是副官之一，但他不到陆军部去办公，而是在公馆里替段祺瑞办事。有些来客，段本人不愿意接见时，便由罗代见。公馆里面收到的信件，照例先送到罗的办公桌上，由他摘由以后，再送给段祺瑞过目，等于是段的一个随从秘书。这个人性情很温和，在公馆里人缘很好。在袁世凯当权后，段祺瑞乘坐军舰到武汉迎接黎元洪，罗凤阁也跟着去了。途中罗凤阁乘坐的轮船发生事故，罗看情势危急，便用军刀将救生艇砍倒，放到水里去，想坐救生艇逃命。不料轮船倒木有酿成神马大灾，罗凤阁却掉在水里淹死了。罗凤阁死后，曾经改派陆军部副官韩宾礼到公馆里来替段看公事，但只来了一个很短时期，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木有另派人来接办这些事了。

                                                                         段祺瑞和袁世凯

    公馆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段祺瑞能够起来的这样快，全靠袁世凯一手提拔。可是俺们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当上大总统，也靠段祺瑞大力拥护，木有段祺瑞领衔发出电报，推翻清朝，袁世凯也不会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自从张佩蘅嫁给段祺瑞，两家就成了亲戚，关系当然更近了一步。张夫人不断进总统府见于夫人，段祺瑞也经常在袁世凯左右。谁都认为，段总长是袁总统跟前数一数二的红人。
    可是他们俩人中间也免不了矛盾，听说有一次段祺瑞还气歪了鼻子。那就是袁世凯计划成立陆军模范团的时候，袁世凯本意叫袁克定当模范团的团长。段说：“俺看他不中吧。”段坚持不同意，谈了半天，木有结果。最后，袁说：“你看俺中不中呢！”这一来，段祺瑞就木话可说了，于是模范团的团长就由袁世凯自兼。段祺瑞口头上虽然说不出神马，心里可在生暗气。别人生气可能不形于色，而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
    到了1915年，袁世凯当大总统还嫌不过瘾，又想当皇上了。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听说他曾向袁世凯说过：“现在不可能，外面空气太坏。”可是段祺瑞本人就在那里造空气。他和江苏督军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他俩就常有电报来往。大概段祺瑞以为，只要我在这儿采取反对态度，外边谁也不敢承认。
    蔡锷离开北京的时候，是见过段才走的。陈宦到四川，临行时也来见过段。他俩后来宣布独立，反对帝制，都可能和段有关系。
    段祺瑞因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坏，于是段推说有病，躲在家里，不出门，不办公，也不见客了。
    有人说，袁世凯为了叫段拥护他当皇帝，还曾亲自到段公馆来过一趟，这不是事实。因为俺在号房里，公馆里有这么大的事，俺不会不知道。又有人说，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就派人送了一碗鸡汤给段，表面上说是慰问他的病，其实鸡汤里下了毒药，不料这碗鸡汤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了下去，立刻毒发身死了。这也是捕风捉影的话。因为段祺瑞的姨太太里面，只有大姨太太死在1914年，正是袁世凯当总统的时代。可是当时还木有搞帝制，段和袁的关系也木有发生裂痕，所以大姨太太的死，与袁世凯毫无关系。还有一位二姨太太后来死在天津日本租界，那已经是袁世凯死后的事了。其余三位姨太太，都死在段本人之后，可见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不过，在段祺瑞最初称病请假的时候，袁世凯倒是不断派人往公馆里送东西。神马鸡汁呀、参汤呀，差不多见天就有人送过来。段的病假是请一回，续一回。袁世凯的吃食是送一次，又一次。可是大家都知道老袁的手段毒辣，国务总理赵秉钧就死得不清不楚，不晓得他这些鸡汁、参汤是不是下了毒，所以段祺瑞当然不敢吃，公馆里也木有人敢吃，只有倒掉完事。当时又木有经过化验，其中是否下了毒，那就无从知道了。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越来越僵。起先张夫人和袁夫人还不断通电话，后来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关系几乎断绝了。最后段祺瑞还搬到团河养病去了。
    袁世凯病危的时候，又把段祺瑞找去了。那一天，张夫人也去了。俺跟着张夫人坐马车进福华门到福兴居去见于夫人，段祺瑞则坐汽车到怀仁堂去见袁世凯（段的汽车是冯国璋送的，连起车夫一块送到了段公馆）。随后俺又跟张夫人到了怀仁堂。段的汽车搁在怀仁堂的东边，一排还放着几辆汽车，记得是徐世昌、王士珍、段芝贵等人，其余的就记不起来了。俺们大伙跟汽车的人，也很不少，聚在一块，你一言，俺一语，议论老袁的病情：
    “总统怎么样了？”
    “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
    “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待了好半天，段祺瑞才从里边出来，脸色阴暗，显得非常沉痛。本来嘛，自打北洋练兵，他跟老袁就是一个劲，时常往来，一见面就是一天。就为搞帝制，两人才闹翻了。段祺瑞请病假，日子久了，就跟革了职一样，到末了老袁又把他找回来。听说老袁表示很难过，段祺瑞也表示很难受。现在两个人一见面，就把从前的事一笔勾销。老袁向大家表示：“以后一切国是，都听芝泉处理。”暗含着就算托孤了，北洋的大权交给段祺瑞了。当然段祺瑞自己也意味老袁一死，以后天下大事非他莫属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总览国家大权。老袁闹了半天帝制，不但木问罪，还给来了个“国葬”。到1918年6月5日，黎元洪还颁了一道大总统申令，说：“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袁世凯死后，在怀仁堂开吊，虽然中华民国了，应该行三鞠躬礼，但有些人感到“受恩深重”，不行跪拜大礼，似乎心里头有点过不去。所以靠近点的人，都在灵前按着前清的仪注，匍匐磕头。
    开吊后，灵柩送回河南彰德安葬，不但段祺瑞亲自送到彰德，连张夫人也以义女的身份一同前去送灵。俺也跟着张夫人去了一趟彰德，看了一次热闹。
    移灵那一天，六十四台大杠，由怀仁堂直奔前门。孝子袁克定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难为他打个幡，一步一步走到西车站。从北京挂了一列专车，政府要人中关系较近的都随车到了彰德。彰德当地，就像办庙会看大戏似的，从四乡赶来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袁世凯的茔地在彰德西北角，离他宅子有二三里地。坟园的布置：两旁站着好些个石人石马，石人有文有武，松柏成行；有正殿，有东西配殿，上面都铺着琉璃瓦，完全是皇帝陵寝的派头。灵就放在坟地里一个大井口上，外头是洋灰铁筋做的，十分坚固。上祭时候，一律磕头。葬后，就把坟茔的门砌死了。当晚大伙就乘专车回到北京。事后由北京前往祭奠的人，三十、二十的很有不少，一直热闹了不少天。
    袁世凯办帝制，听说都是袁克定的主意。袁克定从前还常到段公馆里来，因为张夫人的关系，管段祺瑞叫大哥（8801注：应该叫大姐夫才对）。自打一闹帝制（这个“闹”字，真是用绝了--8801），两人就成了水火，完全敌对。这一回由于段祺瑞一手操持，给袁世凯办了国葬，袁克定似乎很感激。俺曾听他再三向段祺瑞致谢，说：“得亏总理！”

                                                                         号簿上面的头面人物

    段祺瑞是当时北京政府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不但北京军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到段公馆里问候起居，就是外省进京的大人先生们也免不得要到段公馆里禀见、禀辞、禀谢。当时北京拜客正时兴用洋式名片，，可是还有些老人仍沿用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红拜帖。这些名帖，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上面印着一行行的官衔儿、勋章、勋位（比如神马“巨大人物”、“副局级干部”、“手淫专家”等等）。还有的人为了表示恭敬，在名片上面亲笔恭楷写上神马“沐恩”、“受业”、“门生”等等字样。号房里面每天都要收进一大叠各种各样的名帖。按着段公馆里的规矩，每天晚上都应当把当天来访的宾客，按照名帖，一项一项誊录在号簿上面。有时还要把来宾的地址、电话登记上去。段公馆里，内号房、外号房，办事的人虽不少，可是大家白天忙活了一天，到了晚上都乏了，也懒了，抓这个功夫凑在一起总的来上八圈麻将。而这种例行而又繁琐的誊录工作，便落到俺的头上。自从俺调到号房，十数年如一日，每天晚上必须把这件工作做完，才算告一段落。
    段公馆号簿上面的头面人物，也是当时北京政治舞台上最活动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头面人物里面，给俺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徐树铮了。
    徐树铮是江苏铜山人，秀才出身。俺们背后都称他小徐，他与段祺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在北洋练兵的时候，他在段祺瑞手下当一名小小的司书，不知怎么被段祺瑞赏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留学。徐树铮回国后，就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头一名红人。俺们都说，段祺瑞起来得快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和袁世凯提拔他自已一样，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段祺瑞当陆军总长，徐树铮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宾，可是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俺记得有这么一件小事：有个姓李的在军队里被撤职了，穷的木有饭吃，写信到段公馆里来投效，在信上申述了他被撤职的原由，请求段给他个差事。段看他说的可怜，已经答应给他个事了，批交徐树铮办理。徐树铮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这件事就拉倒了。

    徐树铮到段公馆来，是随来随见，而且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他就扬长直入了。段祺瑞会见外客是在外客厅，而徐树铮可以一直走进内客厅，和段见面。不过徐树铮到公馆来，也是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他就走了，向来耽搁的工夫不大。他很少参加公馆里的宴会，也不大陪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
    徐树铮到公馆里来固然用不着俺们通禀，俺们大伙看他来到，也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俺们大伙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给你来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就许把饭碗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而他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沾他。
    不但俺们公馆里的人对徐树铮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段祺瑞左右亲信的军政界要人们对于徐树铮也很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因为无论是神马事，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起先俺也奇怪，为神马老头子对小徐这么信任涅？慢慢才知道，他不但对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还真有学问，才气过人。他能在会客的时候，一手批公文，一手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话，真是五官并用。再则他的记性也不比常人，可以说是过目不忘，神马公文、条例，他看的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头儿一问他，他总对答如流。谁要不信，找出公事来一看对，真是一字不差。所以俺们同事中常说：“这是人家特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要人，如王揖唐、曾毓雋、李思浩、梁鸿志、龚心湛、屈映光、曹汝霖、陆宗舆、吴炳湘（8801注：7.7事变后，介些政要大都当了汉奸）......当然都是经常在段公馆出现的人物。王揖唐是段的同乡，也是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除了小徐，就数他脾气大。

    段祺瑞是军人出身，北洋派的军人当然都要常到段公馆走动。每逢督军团在北京开会，段公馆里自然是武将如云了。平时常来的是：吴光新、陆锦、蔡成勋（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江西省督军）、段芝贵、付良佐（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吴光新是段祺瑞的舅老爷，俺们称他吴小舅子，性格非常蛮横，脾气大，嘴里不干不净，张口就是“好xx”，俺们常说段宏业脾气不好，就说：“跟他舅似的”。陈文运虽是军人，却木有武人习气，见了俺们总是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俺们也不称呼他陈师长，总管他叫陈二爷。还有个值得提一笔的就是段芝贵。当时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是小段。其实二人年龄仿佛，虽是本家，而论起来，小段还比老段长一辈。小段在前清末年官场中，比老段得意还早一些，可是因为杨翠喜的事情【注1】，声名狼藉，以后他的地位就比老段还差一头了。段芝贵的弟弟段承斌，曾经做过长芦盐运使之类的阔差事，也是段公馆中号簿上常见面的人物之一。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段的亲信，来到公馆可以在内客厅接见。至于一般来客，都在外客厅会面。段祺瑞的架子很大，一般来客，文官都是道尹以上，武官都是旅长以上。片子递进去，还不见得能见上一面。有时就由罗佩金接见，问问来意。因为段祺瑞不大见客，所以团长、县长之类的文武官员都很少来，因为谁也不愿意来找钉子碰。
    这些来客，即使见着段祺瑞，临走时候，他也就是坐在椅子上欠欠屁股，就代表送客了。靳云鹏后来也做到国务总理了，可是在段祺瑞面前，总是守着学生的规矩，毕恭毕敬，而段也始终把他当小学生看待，不讲神马礼貌。只有很少数来客，段祺瑞比较表示敬意，临行时送到二门看他上车，那就是以朋友相待了。能蒙段祺瑞另眼相看的来客，记得有王大燮、熊希龄、周学熙、陆徵祥、颜惠庆、李经羲、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一些所谓政客名流。王士珍和段是小站练兵时代的老同事，地位彼此不相上下，但很难到段公馆里来一次，不过偶然来走动走动罢了。

    段祺瑞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从来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说神马玩笑话。他对待来客，也是一概如此。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北洋老将姜桂题（8801注：姜是安徽亳州人，死后其家被孙殿英抄没，所存枪支弹药、金银财宝被掠夺一空），俺们称他为姜罗锅的。段祺瑞见者姜桂题，照例还要含笑问声：“老嫂子好！”在他说来，那已经是特殊亲昵地表现，不比寻常了。
    在段公馆中的号簿上，也不断出现外国人的名字。但其中米国人似乎木有，英国人也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介些日本人往往三五成群，有时一个人拿片子，而后面跟着一大堆。日本的外交官，神马小幡、重光，都常来走走。而来的最频繁、和段祺瑞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日本人，叫做城口。城口不像一般的日本人那么矮小，长相相当魁梧，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如果你不注意，很难看出他是日本人来。他总是一个人来见段，也不带翻译。见段之后，总和段个人密谈，也木有别的人在座。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这是老段的如意算盘。而日本人那边，当然又有他的打算。这个城口大概就是奉他政府的使命，专做段祺瑞的工作的。他来北京，传达日本政府的意旨，同时了解段这方面的情况。段和日本政府的勾结，据我所知都是通过这个城口来联系的。他和段的关系，始终不断。到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的遗族分配。这桩交易是由城口经手的。

                                                                         段祺瑞的一天生活

    一年365天，段祺瑞的一天生活，一般来说，都很少变化。
    他起来的时间倒不晚，不过他腿有病，因此虽然是军人出身，从木见过他打拳练功夫，他每天还得用冰冰腿，公馆里面，一年到头都有冰窖送来的冰，供他冰腿之用。有时候，冰腿还不解决问题，那就得叫姨太太们给捶腿了。
    老段起床后，吃过早饭，就在他书房里面看公事。当时，一般公事本来应当送到衙门里，可是有些公事却直接送到公馆，由罗凤阁看过摘由以后，送到他办公桌上等他批阅。此外，还有些公事是由衙门里派人送来或他自己带回来看的。看罢公事，就上衙门，中午照例回来吃饭。段祺瑞有个习惯，就是个人单吃，不和他的太太小姐们同桌吃饭，所以厨房里按时给他开上一桌饭。有时他留客人和他同吃，有时就自己单吃。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一般人家在辞岁拜年以后，总不免全家团聚一堂，吃一桌团圆饭，而段祺瑞却是在辞岁拜年的时候，虽然也把全家聚在一块，行礼如仪，可是行礼过后，便回到他的内客厅，仍是个人单吃一桌，并不和全家大小在一道吃饭。他为人古板，一向不与人说笑，所以家里人也乐得躲开他，面的拘束。

    午饭以后，他就在内客厅里睡个午觉。午觉起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这时也许会会来客，但照例是下棋的时候居多。他非常喜欢下围棋，为了陪他下棋，他养了一批棋手。最早是个乡下老头儿，名字叫做来顺，每天陪他下棋，一个月送他三四十块钱。后来也许是段祺瑞棋下的高了，不大喜欢和这个老头儿下了，，就另外邀请了一些高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等。这些棋手，互相介绍，越来越多，每天必到，伺候段祺瑞下棋。当然段祺瑞也不能叫他们白效力，都由陆军部按月送干薪，每人的薪水，少则八十，多则一百。刘有碧（安徽人）的薪水，每月一百多。单是这项开支，每月总在一千以上。后来有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年纪不大，招数挺高，老段挺喜欢他，总叫他陪着下棋。吴清源因此成名，后来到日本去，日本人也挺重视他，他竟入了日本籍，成了日本的国手了。
    下午除了下棋以外，有时还举行个诗会。段祺瑞左右亲信中，有不少当时有名的诗人。如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都是段公馆诗会中的座上客。西席老夫子张汉元，每逢举行诗会，也照例参加。在诗会上，段自己也作诗，请大家欣赏。总理作诗，大伙还能说不好么？自然极力恭维。后来，段祺瑞的诗还刻了集子呢。
    晚饭时候，也许留棋手或诗人们一同吃晚饭，也许段祺瑞专请人吃饭。好在公馆里厨房是现成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大师傅的收益比神马东兴楼、福寿堂还要高，只要有客人吃晚饭，一桌鸭翅席还不是顶起码的吗？不过，尽管段公馆里肴馔丰美，可是一般客人还不乐意在这里吃饭。因为据俺所知，由于段祺瑞为人古板，他自己不喜欢说说笑笑，也不喜欢别人插科打诨，所以在宴会上客人们都感到很拘束，远不如在外面吃饭，可以随意一些。

    一到晚饭前后，那一班跑上差的就要忙起来了，因为晚饭以后，段祺瑞照例要打牌。如果这一天有宴会，来客中有现成的牌手，那自然顺理成章，晚饭过后，就可以接着铺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麻将。如果今天木有牌手，跑上差的就得各处打电话，张罗把牌手约来，好让段祺瑞在晚饭以后，准时过上牌瘾。这些牌手是在棋手、诗人以外，另有一些人物。当然，老段左右亲信也有些人常陪他打牌。例如付良佐就因为常陪段打牌，博得他的欢心，湖南督军出缺，段祺瑞极力保付良佐继任。俺们号房里面常在背后议论：“付良佐打牌打出来一个督军。”这个付良佐光杆一个人到了湖南，北京政府里面的军队因为派别关系，对他不出力支持，结果还是被南军给撵了回来。
    段祺瑞的牌手，到不仅仅限于政界的人，也有商界的人。如银行界有个金三爷，就是段公馆里的一位牌手，每天晚上输个一两千，面不改色。牌打得大，输赢多，头钱也就抽得多，所以公馆里面，从跑上差的开始，木有不盼着打大牌的。
    段公馆里牌桌上最热闹的时代，就是那两次督军团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督军团开会，常在段公馆里，开完会，就是几桌麻将。张勋、张怀芝（山东督军）、倪嗣冲（安徽督军），都是当时北洋军队里有名的将领。他们在战场上是否英勇，俺不知道，可是在赌场上，却是以一当十，很有英雄气概。张勋，当时大伙都知道是有名的辫子军的张大帅，每逢督军团开会，他总一早就来了，一来，必然先到段公馆。到公馆里，必吃饭，饭后必打牌。俺们看他见了段祺瑞，非常恭顺，都以为他和段老头特别接近，木想到后来他会闹神马复辟，而段祺瑞又在马厂督师讨伐张勋。
    总之，段祺瑞的一天生活，简单滴说，就是这样：早起，饭后看公事，上衙门，中午回家吃饭；午睡后，下棋或作诗；晚饭后打牌。连轴转，整套的活。一年365天，一般说来，很少变化。

 

                                                                          段祺瑞的家风

    在俺们眼里，段祺瑞不能不说是个规矩人儿。打头一样，公馆里头，内外界限分明。府学胡同公馆走进头一个院落，就是一座大楼，这是这所房子的主要建筑。前边的门，直通楼里边，可以走进段的外客厅、内客厅、书房。后楼是他们内眷的住宅，在他的书房有个后门，可以通到后楼。但后边的内眷老妈子要从后院出来，或者前院的当差、佣人要进后院回事，却不能打从前楼出入。在大楼东边另有个旁门，在门旁边有间小房，老段派了两个老头（孟昭勋、李梅斋）住在小房里，等于是后院的传达。俺们要有事到后院接头请示，都得请这两个老头代为通禀。这个后院，上面准俺们进去才能进去，谁要无故闯入内宅，让老段碰见，轻则申斥一顿，重则开除。后院的门禁是十分森严的。
    至于老段本人，在一般军阀政客里，还的说是生活朴素的。当时的阔人们，差不多都有鸦片嗜好，而他不但不抽大烟，还最厌恶别人抽大烟。民国初年，正是北京八大胡同盛极一时的时候，差不离的阔人都在胡同里花天酒地，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造孽钱，尽量在那里挥霍，有的还从胡同里把姑娘接出来从良，如王揖唐、王克敏都是胡同里面挺有名气的人物，但俺们从来木听说过老段去打茶围。
    当时一般阔人，还喜欢游山玩水，冬天温泉，夏天北戴河，修建了若干座别墅，把天下的好景致好山水，占为个人私有。老段不但木有修神马别墅，而且从来不去浏览神马湖光山色。据俺所知，他在原籍合肥既无房产也无土地。

    民国初年正是京剧有名的演员谭鑫培、梅兰芳、杨小楼等人在舞台上盛极一时的时候，可是老段不但从来木有到戏园子里听过一会戏，更木有在家里办过一回堂会。每逢老太太、外老太太们的生日，叫场杂耍来唱上半天八角鼓，就算是公馆里最热闹的场面了。至于老段自己，在这种场合，他向来是不露面的。他除了下棋、打牌，木有别的任何嗜好。
    段祺瑞从来木有搞过生意。家里需用的东西，都是到铺子里选购，逢节算账，最有来往的就是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银行方面的人有很多和他有联系，但木听说他在哪家银行里投过资本。可是在他经济上周转不灵的时候，就亲笔写张白条（不是支票）到金城、大陆就可以提个千儿八百的。俺就常替他办这些事。
    前面说过，老段年轻的时候，拉里邋遢，到中年以后，对于服饰也从不考究。老段在家里的时候穿便服，经常是一件长衫，头上戴个木有帽纥（读作“哥”，疙瘩）缝的瓜皮帽，别人看见，再也想不到这就是威加海内、赫赫有名的大总理。至于他出门的时候，当然也穿军装、礼服、西装，根据出席的场合，随时变换，不过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随随便便，有时西服的领带歪在一边。
    段祺瑞自己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对待别人要求也很严格。记得有这么回事：有个姓苏的军需，买了个小丫头，才五六岁。苏军需的太太对这个丫头非常虐待，常把这个孩子打得鼻青眼肿，鬼哭神嚎。这回事不知怎么传到老段的耳朵里了，他勃然大怒，立刻叫人把苏军需和这小丫头都给传来，他自己在大客厅里等着问话。两边都站着副官马弁，我们都围在客厅外边看，那个神气就彷佛衙门里坐大堂一样，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一会儿功夫，把苏军需和那小丫头带到了。老段坐在那里，桌子拍得山响，吹胡子瞪眼睛，把那个苏军需臭骂一顿，还直叫左右用军棍重责四十，苏军需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下，真是磕头如捣蒜一般，连声认错。老段骂了半天，气才慢慢消下去，吩咐把这个小丫头送到后院，让太太们把她收容下来。于是公馆里面的这场风暴才算平息下去。这个小丫头被派伺候六小姐，还取了个名字叫做如意。长大以后，由老段作主，嫁给了一个公馆里当差的。

    由于老段的脾气大，治家严，俺们一个个胆战心惊，惟恐出错。前清时代遗留下来一个陋规，一般宰相大官的门房，都有“门包”，真和戏台上打严嵩里的严侠一样，木有“大礼三百二，小礼二百四”，休想见着宰相的金面。但是段公馆里却从来不许来客对号房送门包、拉交情。有人来会，号房的传达长拿着名片上去回，见不见，完全由老段自己决定，谁也当不了他的家。俺听他们说，老段在前清时代，最恨这些“门包”，大概他自己曾经吃过这种苦头吧，所以后来官做大了，曾经给朝廷上过奏折（8801评：这比当今某些政协委员的“提案”实际得多！）。俺听说，老段不许号房向来客需索门包，说谁要有这个事，他真能把你枪毙了。因此，客人来了，连忙向他回禀，他说见就见，他说不见，还得用好话向来客道乏。
    老段不许门房收门包，他自己也表示决不收礼。每逢年节，北京的习惯，照例是要送礼的。外省的大员给京官送礼，也是前清时代留下来的规矩。可是段公馆里每逢有人将礼物送来，就由门房送到他内客厅的门口的条案上，等他亲自过目。他总是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捡一两样不值钱的东西收下，其余一概璧回。当年外省的督军、巡阅使常常送礼。俺记得有一次齐燮元（江苏省督军）送来的礼物，在礼单上面一样一样足有二十样，有几扇围屏上面都是用各种宝石镶嵌的，五光十色，俺们看了十分可爱，心想这份礼物送得不轻，老头儿不能不喜欢，不料他也照例璧谢。还有一次张作霖从东三省派人送来江鱼、黄羊等礼物一大堆。张作霖的副官再三请他赏收，他才勉强收了两条江鱼，这仿佛已经是很大的交情了。当时北京军政界中都知道他有这个脾气，所以大伙都不敢不送，又不敢多送。只有一次，冯玉祥派人给他送来一个大南瓜，他倒非常中意，一礼全收，木有璧回。
   
    在旧社会里一向有人走公馆的门路，托大官们的号房、当差、老妈子或者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瞧机会在大官面前美言几句，就能当上很好的差使。但是在段公馆里这条路子却走不通，因为他的事向来由他自己做主。公馆里面的日常事务，固然由张夫人当家，但是公事上，张夫人也说不进一句话去。就拿外边送礼说吧，收不收，得听他的，他说不收，别人谁也不敢收，张夫人说了也不能算数，公事就更别提了。要想靠太太、姨太太说句话，谋个事，那是准碰钉子，决办不到。象大姨太的爹、二姨太的哥，由他给个名义，拿点干薪，那还可以。如果姨太太想替谁谋个事，他准瞪着眼睛审你。听说从前有个老妈子托一位姨太太说句话，替他的亲戚找个小差事，这一来把他的鼻子都气歪了，说：“好哇！你们要卖官是怎么着？得了人家多少钱？快说！”自此以后，凡是在公馆里当差的，凡有亲戚朋友托找事，只可以找个机会跟旁人说。好在公馆里出出进进的大官们不少，跟谁提一句，谁不给个面子呀！不过要跟老段自己去说，谁也木有那么大的胆子。就连段宏业，当时赫赫有名的段大公子，可是也怕他爹，见了他爹，一样说不出话来。他不常在家，更不敢说公事。至于他在外面，怎样打着他爹的旗号，招摇撞骗，干些鬼画符的事，那又另当别论了。
    段祺瑞脾气大，不好说话，公馆里面，上上下下，大人孩子见了他都害怕，这是事实，可是结果咋样呢？他最恨别人抽大烟，但从张夫人抽大烟开始，一个个姨太太也都学上样了，背着老段，木有人不抽烟的。他的当上差的还因为犯了白面瘾倒卧在马路上。段宏业见了他爹固然和老鼠见了猫一样，但在外面狂嫖滥赌，窑子里接出来的姨太太，甩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公馆里面内外界限分明，可是他的姨太太们常常溜出公馆，听戏、看电影、逛市场、招蜂引蝶，他都和装在闷葫芦里一样，毫无觉察。他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那俺们就不知道了。

                                                                          两到天津及东山再起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可是不久段跟黎闹翻了，他的脾气上来，干脆把纱帽一撂，搬到天津住起来了。公馆里上上下下大部分跟着段祺瑞到天津，住在意租界二马路，府学胡同的公馆里只留下少数的人照料着。段到天津后，照样是下棋、打牌，可也免不了有人来找他，商量国家大事。究竟商量些神马，当然俺们一点也不清楚。有一次隐隐约约听说，张勋进京，准备把中华民国的招牌取消，请前清的小皇帝重登宝座。就在这两天，俺们看见段祺瑞面色阴沉，眉头紧皱。本来他就板着一张脸，轻易不见笑容，这一来，更透着阴森森的。俺们都躲他远远地，怕他找着你发一顿脾气。
    1917年6月里的一天晚上，突然梁启超来找他。两个人在里面秘密商量了好半天，就听说总理跟梁总长要出门。当天半夜，段和梁启超带着少数所从就离开了公馆，第二天才回来。俺们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得神马药，可是从他脸上望去，似乎阴沉的面容，有点开朗，眉头也松开了一点，不像那么面孔铁紧了。
    第二天俺们听说，段梁二人乘坐专车到了马厂，见着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和他一商量，就算决定了，要反对清室复辟，就发出一份通电，听说电文还是梁启超起的稿。当时段虽然不当总理了，可是各省的督军、师长，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这通电报发出后，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于是段又折腾起来，不到一个星期，就把张勋撵走了。事成之后，俺听说段曾邀梁启超共事，梁木有就，说：“俺只能给总理当个书记，写个稿子，别的事恐怕俺担当不下来。”
    张勋被撵走后，段祺瑞又重回北京。这时黎元洪已经被张勋逼走了，当然不能再回来当总统。不知怎么，总统就落到冯国璋的头上。自从反对复辟以后，俺们公馆里面对于老段当然另是一番看法。有的说：“还是老头儿有办法，上次一个电报，就叫清室让了位，把袁世凯捧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这一回又是一个电报，撵走了张勋，取消了复辟，把冯国璋捧上了大总统的宝座！”社会上面这时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段祺瑞歌功颂德，说他是“再造共和”。
    俺进段公馆的时候冯国璋正在南京当江苏督军，每回进京，都短不了到段公馆里来。俺听说他和老段早年换过帖，老段见面就称呼他做三哥，两个人挺有个近乎劲儿。就拿公馆里汽车说吧，连车子带司机都是这位老盟兄送的。在袁世凯准备当皇上的时候，老段曾和冯有电报往还，两人采取了一致行动，反对帝制。这次冯当了总统，段还当总理，都是北洋老人，又是盟兄盟弟，还能不密切合作吗？木想到老段的脾气格色，神马事情都得他说了算。听说两个人都各有一套，捏不到一块去，冯国璋终于被段祺瑞逼走了。
    冯国璋之后是徐世昌继任总统，段祺瑞仍是刚愎自用，到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大势已去，可是老段还住在公馆里不动。人们劝他避避风头，他坚决不听，他表示，听凭他们处理吧。当时公馆里面，上上下下，当然人心惶惶，但看老段沉住了气，俺们想他一定心中有底，也就等着瞧吧。果然，战事结束后，徐树铮、曾毓雋、李思浩、段芝贵等人，都被列为祸首，悬赏通缉，而对于老段毫无损伤。不过，这一来，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
    段祺瑞全家搬到天津以后，算是下野了，不能象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日常开支由陆军部之类的政府机关负担，如家里吃的粮食由陆军部领，棋手的费用由陆军部开支，现在都做不到了。生活方面，不得不稍加紧缩。公馆里的男女佣人，都裁去了一些。棋手也减少了几位，可是每天还是有人来陪他下棋。
    他的一天生活，也木有很大的变化。除了每天上午已经木有衙门可上，早饭后就看看书或会会客，午饭后休息起来仍旧是下棋、作诗，晚饭之后，还是打牌消遣。只是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菜。他平时最爱吃南方的豆豉，吃素之后，更成了每餐不可缺少的肴馔了。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木有公鸡，这样下的鸡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终木有改变。
    段祺瑞虽然吃斋念佛，但并木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他的学生、旧部每来公馆看他，常说现在国内遍地烽火，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今后要收拾这盘残棋，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他每逢听到这类恭维话，虽然嘴里不说神马，但那冷若冰霜的面孔上，也禁不住多少露出一些笑容，可见这些话是打进他的心坎里去了。
    这时每天来访的客人，在号簿上面仍旧不断出现日本人的很绕嘴难记的名字，前面说过的城口，更是经常在公馆里出现。城口常来天津，一到天津，便住在段祺瑞的舅老爷吴光新家里。
    1924年的秋天，直奉之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吴佩孚败退天津，没和段祺瑞见面，可是听说来过一封信。有人说：“吴小鬼到了十分的劲儿了，无路可走，要求老头儿给援助一下。”后来又听说，段曾回了吴一封信，叫他离开天津，奔山东去（8801注：时任山东督军田中玉，属于段的皖系军阀，出兵阻断吴的援兵北上，吴被迫下野）。公馆里面有人说：“老头儿看吴小鬼掉到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指给他一条明路。”有人就说：“上次直皖战争，老头儿失败了。吴佩孚通缉别人，木伤损老头儿一根毫毛，所以这时候老头儿也不能不关照他一下。”吴佩孚的粮台、弹药都在火车上，临走时不能带走，就在火车上贴了一个条子，“移交段督办”。
    吴佩孚走后，北京政府实际上成了木有政府的局面。张作霖、冯玉祥先后都到天津来了，和段祺瑞见了几次面，开了几次会。听说，曾经打电报请广东的孙中山到北京来主持一切。不过，不知怎么，木等孙中山来到，就把段祺瑞捧了出来，当了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正应了那些人的所说话，“东山再起了”。一时公馆里面喜气洋洋，大家纷纷收拾，准备跟随段祺瑞重回北京。

                                                                          执政府的风光

    北京东直门内南仓门，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神马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计划在那里修建一座公馆。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的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监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规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馆。这所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门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祺瑞还木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败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借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门仓这所建成而木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馆的北部，东半边是马号，还住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诵经的静室。他虽然又重新出山做了执政，却仍旧吃斋念佛，把静坐念经作为他的一项日课，每天一定坚持决不放松。住宅南部还有一处房子，便送给张夫人过继的兄弟张绪堂了。
    修建南门仓公馆这笔款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他的门生旧部大伙凑集起来的。听说是营长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总凑了四十万块钱，才买下了这块地皮，盖成了这座公馆。 
     段祺瑞故居     俺随段祺瑞回到北京以后，仍旧在号房里工作，可是却给了俺一个“执政府承启”的名义，这表示俺已经不是他私人雇佣的仆从，而是政府正式委用的人员，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用“王杜计”名义，三人合领一份兵饷了。
    段祺瑞这次重回北京，他的一天生活，仍旧和过去一样，不过在早晨起床后增加了一项日课，到小楼上念经，然后用早饭，早饭后上执政府。中午回来午饭，午饭后，照例休息片刻，仍旧是下棋或作诗。晚饭后，仍旧是以打牌消遣。不过在他上执政府或从执政府回来的时候，事先就和地面上有联络，净了街。在他沿途经过的这一段马路上，军警布得满满的，三五步就是一个岗，断绝交通，要等他的汽车走过以后，才将岗警撤去，恢复交通。这点威风，是他过去所木有滴。
    俺在他公馆里这些年，很少见他出门拜客。这一次回京，当了执政，却居然听说他去拜过几回客，当然这个客人来历不小，不是寻常之辈了。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去拜会孙中山。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与张作霖、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可是等孙中山来到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了临时执政了。孙中山来京以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公馆里，来到以后就犯了病，因为去看孙中山，段祺瑞曾到顾维钧公馆去过多次。当时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同来北京，也常来到段公馆和段见面。段去看孙中山时，当然也不短和汪精卫碰头。俺曾听说，有一次和汪见面时，不知为了一件神马事情，两人话不投机，越说越拧，段祺瑞挺不痛快，两个人很生了一回气。
    俺在号房里，仍然继续管着号簿登记的事。从号簿上面看来，每天来访的客人，比过去有多无少。不过在过去常来的客人中，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踪迹较疏了，有些人因为几次战事彼此感情发生裂痕不再来往了。至于和段接近的那些人，如王揖唐、曾毓秀等等当然仍旧是段公馆里的常客。只有徐树铮听说到国外考察去了，一直木有到南门仓段公馆里露面。在现在这些亲信的客人中，和当年小徐一样，态度特别跋扈令人侧目的，就是梁鸿志。梁鸿志虽是文人，可是个性也很强，神马话必得他说了算，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有一次为了一篇文稿，和许世英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依了梁鸿志的主意。俺们背后议论：梁鸿志是第二个徐树铮。
    过去段祺瑞当国务总理的时候，因为独揽大权，所以和历任总统都搞不到一块儿。这一回当上了执政，总算是一国元首了，可以为所欲为施展一些个人的抱负了。哪里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段祺瑞这次“东山再起”，是张作霖和冯玉祥拥戴出来的。张、冯拥段，也并不是打心眼里乐意，不过是他两人各有私心，相持不下，只好请段出来先搭个桥罢了。不久张、冯因为争夺地盘，吵闹不休，段还得居间调停。所以段祺瑞虽然高高在上当了执政，也正如当年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不知生了多少闲气。
    有一件事使老段动了真气，那就是徐树铮的遇害。
    1925年12月中旬，徐树铮从国外回来，兴高采烈地来见段。段一见他，透着挺不高兴，仿佛说：“这时候你回来干甚球哩！”撵他快走。小徐在京住了不几天，于12月29日离开北京乘专车南下。木想到专车开到廊坊，便发生了事故。当时报纸上登载说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斌替父报仇，其时谁都知道是冯玉祥的主意。当时一般空气对小徐不利，老段当然早有耳闻，所以见徐来到北京，立刻催他快走，不料最后还是难逃别人的毒手。小徐是老段一生中最宠信的人物，竟在他身任执政的期间，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糊里糊涂被人杀掉了，段祺瑞如何能够不气！由于徐树铮的死，老段的鼻子又气歪过一回，大半天不能正过来。
    老段当了执政，真是号令不出国门一步，执政的风光之表现在出门的时候净净街而已。所以连他的舅老爷吴光新都看出苗头来了，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一去不复返了。1918年11月，39岁的徐树铮被授予陆军上将衔；   1983年始建的徐树铮墓 。

 

  

                                                                          第三次到天津

    段祺瑞的执政下台以后，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这一次住在日租界须磨街，和王揖唐的公馆正对面。
    南门仓的公馆里只留下一个赵文贵带着几个人照看，全家上上下下都跟老段到了天津。段下野以后，公馆的规模缩小了。厨房里面只剩下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连看门的在内，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一个屋里有三四个老妈子，现在也就一两个人他的总管孙荣贵在民国五年就死了，以后换过秦瑞廷、李庆云等几个人。他每次换总管，都是从老人里面找。这次到天津，总管周克勤又走了，公馆里面当差的老的老、小的小，要不然就是目不识丁，不能够写写算算，实在找不出人来了，才派俺给他当总管。（8801评：可见有文化还是很重要滴。）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家务事都由张夫人做主，现在老段比过去认真了，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卷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给他过目。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光是这些日常开支，每月大概在五六百块钱以上，在他说来，那已经是十分的节约了。俺给他管这本小账，一管就是两年多。
    1928年，段祺瑞带着张夫人和二姨太到大连住了日子不少，公馆里面的人们仍就住在天津日租界。他的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们平素就背着老段常常出去听戏、看电影，老段走后，就更肆无忌惮了，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逛张园、划船，天天晚上要到深更半夜才回来。俺一看这样搞下去，万一发生神马事情，介个责任俺可担待不起，就规定每天晚上11点上门，关照太太们，出门的时候，务必在11点以前回来，过了11点，上了门，任凭是谁俺可就不开了。执政不在家，门户不得不格外小心。
    前面说过，老段一生气，鼻子就歪了，所以人家都管他叫歪鼻子。起先俺还不相信，后来亲眼看见过几回，才知道不是别人捏造的。不过，由于俺个人的原因，惹他动了回大气，甚至气歪了鼻子，十几年来只有一次，俺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1929年，段祺瑞从大连回来以后不久，忽然吩咐俺把他的三姨太太（俺们平时称她作刘三的那位）送回北京。俺当然遵命办理，把刘三送到朝阳门里南小街竹竿巷她的娘家，见着了她的妈，俺们称呼她刘老太太。临走时，俺说：“明天俺就回天津，您有神马事木有？”她们娘俩神马话都木有说，第二天一早俺就回到天津，向老段复命。老段说：“以后每月给她寄三十块钱去。”下一个月，俺当然照办，并把这笔开支记在账本上面“付三姨太太三十元”。月底，俺照例把账本送给老段审核。他看着看着，忽然把账本一扔，神马话都不说，鼻子立刻就歪了。俺一看他动了真气，俺也不知道哪笔帐写的不对，也不敢问，心想等下去，不是等着挨揍吗？只好把账本拾起来，放在他桌子上，悄悄溜了出来。隔了一天，俺得去领账本呀，又到他房里去了。他看见俺，指着账本说：“以后不许叫她三姨太太，写刘氏。”俺当然唯唯称是，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为神马不许称三姨太太要改称刘氏呢？过后听老妈子们议论，才知道刘三不守规矩，事机不密，被老头子发觉了，把她休回去了。而且说也奇怪，和刘三胡搞的，不是别人，竟是段宏业的儿子大旺（8801评：卧槽！姨奶奶和孙子乱伦，真是肥水不到外人田--难怪老段把鼻子给气歪了！）。刘三走后，她生的儿子十二仍旧留在公馆里，由奶妈抚养着。
    段祺瑞的姨太太们由于俺看家时期，门户太紧，当时嘴里虽然木有说神马，心里可把俺恨透了。等到刘三被老段休回北京，刘四、李五她们兔死狐悲，把这口毒气喷到俺的身上，想在老段面前播弄是非，又不敢自己出头。这几个姨太太平素都把姑奶奶捧得挺不错，就把姑奶奶鼓动出来，在老段面前告了俺一状，说俺木规矩，不把她们放在眼里，非把俺撵走不可。老段起初还不听，可是这位姑奶奶说：“你要再留下他，那俺就木法在公馆里住下去了。”这样老段才决定叫俺回北京。张夫人听了，还问老段说：“你干嘛叫小王走呀！”老段说：“姑奶奶说的，要留下他，姑奶奶就要走了，俺能让姑奶奶走吗？”这一来，张夫人当然不好再说神马了。于是俺离开了天津段公馆回到北京闲住。

    俺回到北京有半年光景，有一天看见老段的四姨太太刘四坐着一辆洋车从铁狮子胡同走过，俺很奇怪，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刘四也和刘三一样，被老段打发回娘家来了（8801评：悲乎！段执政一下台，姨太太们前赴后继地纷纷红杏出墙，真是木有一个军阀的政权，就木有姨太太们.....）。后来听说刘四嫁给了一个在报馆做事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到北京，派人把俺找去见他，说：“现在俺在天津就了个小事，营业税处的处长，你给俺帮忙去吧。”当然，俺在家里闲住也住不起，段宏纲有这份好意，俺自然挺感激，就随他到天津，在营业处第一分处（英租界）当办事员。过了几个月，调到河北地纬路总处里在庶务上办事，又过了几个月，便派俺道会计室担任会计主任。俺虽然离开了段公馆，可是十几年的老人，木事的时候，短不了到段公馆里去串个门儿。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变，妄想吞并我国的东北四省。可是他们又不敢立即明目张胆地统治东北，很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找一个适当的人物，给他们做个傀儡。由于段祺瑞过去的地位和他同日本人的历史关系，就成了日本小鬼最适当的对象之一。于是日本人如城口等等，便三三两两，陆续在须磨街段公馆里出现。而老段的亲信，也有一些人如梁鸿志等，利欲熏心，希望老段再一次东山再起，也在一旁打边鼓，极力怂恿。

    蒋介石风闻老段被日本人包围，恐有不妥，便派人接段到南方去。这一天，段宏纲忽然把俺找去说：“老头子已经答应老蒋到南边去了。俺也决定跟他去。营业税处的事就委托你替俺办交代。这里交代完了，宅子里一些零碎事，你也给料理料理。宅里有些人跟着到南边去，可是带不了这么些人，你发给他们每人三个月遣散费，让他们回家。还有租界里的自来水、电灯等等费用，也别欠人家的，一项一项还清了，就算你手续交代了。事情办完了，你也回北京去吧。咱们后会有期。”俺听他说完，当然表示一定照办，还到段公馆里看看老段和张夫人。在他们动身那一天，俺送到车站上，替他们张罗一切。张夫人、二、五两位姨太太、姑奶奶，上上下下一共几十口人，都随老段一同到南边去了。他们在上海住的是霞飞路陈调元的公馆。
    老段走后，俺先把段宏纲营业税处的交代办清，就到公馆里替他结束善后。这些佣人，有的跟随老段多年，很不愿意走。俺费了好些唇舌，才把他们一个一个对付走了。再把水电手续一一开销清楚，把房子交还房东，俺也就离开天津回到北京来了。

                                                                            死无葬身之地

    1936年，段祺瑞死在上海，听说临终时还亲笔写了一个“八勿”遗嘱。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本想在南方给老段安葬，段宏业不同意，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坚持一定要运回北京来。当段的灵柩运到北京时，我也到车站去迎接。宋哲元、秦德纯等等华北政权的要人，以及老段生前的亲戚、门生、旧部，也纷纷到东车站来接灵。当时吴佩孚在四川、西北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已经回到北京，住在什锦花园。他平素很少到段公馆走动，这一天也亲自到车站来迎接他这位老师的灵柩。

    灵柩到站以后，先抬到西直门旁边一个庙里停放，迎灵的人分批前去上祭。第二天早晨就把灵柩运到西山卧佛寺，停在该寺北屋西里间，砌了一段洋灰墙和外间隔断。段宏业当时也曾为他爸爸在八宝山等处找坟地，东看风水，西瞧地理，怎么也没看好一块合适的茔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占华北。北京成了敌伪在华北统治的中心，日本的机关、军队、文武官员陆续进入北京，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便尽量占用北京原有的王公府第大小公馆，段祺瑞的南门仓公馆自然也被日本人看中了。由于段祺瑞生前和日本人有些因缘，遂由日人城口出面交涉，给了段家四十块钱将房产买下。

    这天有个过去在段公馆里的旧同事来找我，说：“日本人催着段府上腾房呢。大爷（段宏业）派大旺（段宏业之子）来了，咱们去看看，顺便给帮帮忙，你看怎么样？”我想，多少年的关系，这也是分内的事，便和他一块儿到南门仓去。一进大门，看见赵文贵带着几个伙计忙得两脚朝天，还有段家几个亲戚在旁边跟着忙合。院子里点着了一堆火，大旺指挥着伙计们把许多书、报、文件，一堆一堆地抱着往火堆里扔，旁边还有几个人拿着小棍在火里拨弄着，免得火势太大了，把房子点着了。老段六十岁的时候，曾经办过一次六十大庆，当时政府要人如吴佩孚、靳云鹏等等都送有诗文、对联，事后段公馆曾把它印成两册《延庆录》，粉纸铅印，装订得相当考究。这本《延庆录》印成以后，曾经分送给亲友们作为纪念，但公馆中还剩下不少，现在就一本一本送到火堆里烧化了。不但如此，连段祺瑞生前虔诚讽诵的佛经，也没有逃出这场劫数。我在旁边跟着招呼料理，信手一翻，看见一捆一捆的信件，拆开大致看看，都是过去军政要人和老段往来的私信，有许多是本人亲笔写的。我当时自然不了解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第一手文史资料，也送到火堆里付之一炬。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有一个段家的亲戚，忽然从火堆里拿出一册很大的木版线装书，拿过来看了两眼，大声向大旺说：“这是你府上的家谱呀，也烧了么？我看应当留一留吧！”大旺点点头。但在书堆里找了半天，再也凑不成全部，大概已经放在火堆里烧成灰烬了。

    公馆里的文件，书籍烧完以后，接着就把各种木器家具和房内摆设的古董玩物，陆陆续续抬到公馆门口一字排开陈列起来，于是大街上立刻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市。北京城里的拍卖行、古玩店都派了有眼力的伙计前来瞧货。这些家具、古玩，很快就被这些商人们用很低的价钱成批买去。

    日本人进入北京之后，不仅没有放过段祺瑞生前的公馆，而且也没有放过他死后停灵的所在。卧佛寺也被日本人征用了，催着段家把段祺瑞的灵移出去。段宏业找了许久，却没有找到一块满意的风水地，现在叫他移灵，当然更抓瞎了。幸而段祺瑞的三弟段子猷的儿子，曾给段子猷在西郊置了块坟地，于是就把段祺瑞的灵柩匆匆忙忙地从卧佛寺中起出，移到段子猷茔地南面，就靠着大道边埋葬了下去。有些和老段生前友好的人都感叹地说：“没想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1950年，我在街道上当养路大队长，参加劳动的人都在东四八条休息，我给他们送茶送水，突然一个青年人过来向我招呼。我乍一看，真愣住了，没认出是谁来，细一端详，才认出是段祺瑞的小儿子——十二，就是刘三所生的儿子。他本来是双胎，却只留下他一个，大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小名儿叫十二。原来他在解放后参加劳动，当了养路工人了。我和他攀谈了半天，才知道他又和他妈一块儿过呢。

    我们两个人，你一眼，我一语，短不了谈些段公馆的事：张夫人死在上海了，二、五姨太送了老段的终，李五也回到北京娘家，改嫁别人了。段宏业在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大旺原来娶的是龚心湛的女儿，因为大旺又讨了个日本女人，就和原配离了婚。解放以后，大旺也死在天津了，留下两个男孩子。段宏业还有几个姨太太，也生了几个儿女，解放后都在天津上学，现在有的已经在小学里当教员了。

    自从这次我和十二见面以后，又前后遇见了两次，听说他现在在郊外一个学校里当勤杂人员。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

 

       位于北京万安公墓中的段祺瑞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