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华侨城黄金海岸桑拿:中国历史知多点：览历史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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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知多点：第二部分 览历史烟云
目录
01、 安史之乱
02、 八王之乱
03、 党锢之祸
04、 甘露之变
05、 会昌灭佛
06、 鉴真东渡
07、 靖康之变
08、 蒙古西征
09、 盘庚迁殷
10、 七大恨
11、 清初三大疑案
12、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13、 三藩之乱
14、 三家分晋
15、 四大汗国
16、 土木之变
17、 晚明三案
18、 玄武门之变
19、 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
20、 真实的西游记
1、安史之乱
“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禄山在唐玄宗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为安禄山手下的主要将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主要就是由他们两人挑起的。
唐朝本来实行的是府兵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平时耕田，战时出征。这种兵制的实行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为乱国家。但到了后来，情况渐渐发生变化，由于均田制日益解体，府兵制已无法维持下去，遂为募兵制所代替。于是出现了节度使这一官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种下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余年及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祸根。
节度使自唐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临时职务。唐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唐初实行府兵制的初衷遗忘得一干二净，把边疆的节度使增为十个。此时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还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日重。唐玄宗统治后期，朝廷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外重内轻、尾大不掉，几成崩溃之势，安禄山即趁此良机起兵叛唐。
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十年后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募兵六万，这些兵未经训练，很快被叛军击败，洛阳失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辞，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讨伐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朝大旗，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唐朝本有平息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于十五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死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从，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同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
安禄山遣部将孙孝哲入长安，自己仍留洛阳。在长安滥杀安禄山仇视的政敌及其家属，把投降的官僚迁到洛阳，授以官爵。又大肆搜括民财，弄得民间骚然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遥应官军，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将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进取之意，致使唐军得以重整军备、调集重兵。
在此前后，唐将鲁炅守南阳、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张巡、许远合兵苦守睢阳十月（至德元载十二月到二载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唐军因此赢得时间，并得到江南物资的源源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声势。河西（今甘肃武威）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见回鹘）、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了战略的准备。同年九月，广平王（后为唐代宗）与郭子仪统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自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相州，今河南安阳）。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制约，以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朝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呼应。眼看就要扑灭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后增至六十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此后，唐将郭子仪等被解除兵权。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2、八王之乱
历史一次次地重演，错误一次次地再犯。封建时代皇帝心中第一位的事情就是稳定自己的统治，费尽心思地想要千秋万世永保天下。秦始皇吸取周朝分封天下导致中央软弱无力、备受欺凌的教训，推行郡县制。却不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虽好，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夺取天下后，认为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儿子，结果天下大乱之时没有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于是他就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与异姓王相抗衡，谁想道却为自己的后代种下祸根，七国之乱险些断送了刘家江山。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一统天下后，由分封诸侯所造成的战争再一次发生了。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为诸侯王，皇室孤立无援、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他便在公元256年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皇族27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本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辖民户2万者为大国，可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辖民户1万者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3000人；民户5000以下者为小国，置军1500人。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不仅领有封地，还可以和小王国一样置军。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中间的一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趁机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妄图夺取帝位。这样，诸侯王国就成为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丑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由外祖父杨骏独揽大权。皇帝的软弱无能自然就直接导致中央政府威信的降低，因而各诸侯王均对皇位觊觎万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等八个诸侯王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这历时16年之久，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的惨剧。
惠帝皇后贾南凤为人阴险毒辣，颇有政治野心，她不满于大权旁落，于公元291年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人们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妨碍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要惠帝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南王亮和卫。然后又否认惠帝下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伦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伦，是后宫谢玫后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废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就在太子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４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之名，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她的党羽，并重用嬖人孙秀，铲除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帝位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的齐王司马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等的响应。三王联军与赵王伦的军队在洛阳附近激战两月，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叛，迎惠帝复位。
司马入京辅政，掌朝廷大权。
司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招，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关系的破裂，也引起司马的不满。公元302年十二月，司马联合司马颖与司马对抗。司马出兵洛阳，军抵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司马颖也举兵讨伐，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又派大将张方率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借口司马“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向城外军队求和，并把司马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司马还要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北）。河间王司马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7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向西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司马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又将他毒死，另立惠帝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受到破坏，数十万人丧生，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
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诸侯王利用少数民族军队参加战争。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8000人。从此，大江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八王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3、党锢之祸
光武帝刘秀所建的东汉，除了《汉书》和《论衡》之外，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光彩的事迹，却由于外戚和宦官为祸之惨烈成为此后各朝的前车之鉴。党锢之祸就是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争权夺利造成的。东汉桓、灵两帝年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正直士人和太学生受到极大打击，影响深远。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很害怕，于是出手镇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必然退隐山林。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读书人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耕田里，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处，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乃国之栋梁。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等人向其敲榨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视对手宰割，他们伺机反扑。“张成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张成知道皇帝将要大赦，就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167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
4、甘露之变
东汉之后，唐朝成为第二个有名的宦官专权的朝代。与东汉相比，唐朝宦官专权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也更为强大。天子式微，阉人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掌握禁军，把持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官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唐宪宗、唐敬宗更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前备受宦官之辱，无力反抗，经常涕泪沾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力图根除宦官之害。由于宦官掌握禁军，结果功败垂成。因为此事发生于皇帝召集百官观赏甘露之时，故史称“甘露之变”。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文宗即位后任命宋申锡为宰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以清正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日下、朋党骤兴之际文宗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泄露机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万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灭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住，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人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止。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宦官专权反映了皇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出封建专制政权的弊端。皇帝英明神武，则为太平盛世；皇帝昏庸无能，后果即不堪设想。唐朝中后期朝政为宦官把持，皇帝的废立也为宦官控制。只要皇帝稍微有所作为，或者不与他们合作，就会有被废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不灭亡吗？
5、会昌灭佛
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6、鉴真东渡
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兴盛，经济繁荣，极大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与之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经常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在各方面都受到盛唐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唐朝高僧鉴真和尚在日本的盛情邀请下，发下宏愿，不辞年高路远，历尽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宣扬佛法，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鉴真和尚14岁在扬州大明寺出家为僧，开始学习佛法。他拜高僧道岸、弘景为师，学习佛教律宗经典。20岁时鉴真到长安、洛阳观光，增长了见闻。回扬州以后，鉴真三十年如一日，讲经说法、宣传教义、教授戒律，成为誉满江淮、威望崇高的著名高僧。这个时期，日本完成文化革新，屡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文化。公元742年，日本和尚普照等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佛法，鉴真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促进佛教在日本的流传和发展，毅然接受了日本的邀请。
从公元742年开始，鉴真先后四次东渡，都因船只触礁、官府阻止等原因未能成功。748年，年已60的鉴真和尚带着随行的65人，从扬州出发，第五次东渡日本。他们乘船沿运河南下，从杭州湾出海。在东海遇到了大风，船只在惊涛骇浪中漂泊，半个月后被刮到了海南岛的南端。途中断绝了淡水，只好接雨水饮用。靠岸后，鉴真一行辗转广东、广西等地，讲经传法，准备再次东渡。不幸的是，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三年后鉴真又辗转回到扬州。
公元753年，鉴真乘坐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只，第六次东渡，最终在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县川边郡的秋目登陆。第二年，鉴真一行到达日本京都奈良，受到天皇隆重礼遇。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主持受戒仪式。僧人受戒要经过三师七证，这是日本佛教不曾有过的，从鉴真东渡以后始形成定制。公元759年，在鉴真的努力下，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律宗从而成为日本六大宗教派别之一。除了弘扬佛教，鉴真和他随行的弟子还将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医学等技艺和知识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7、靖康之变
宋王朝重文轻武、抑制武将的结果是文化繁荣、经济发达而军事衰弱，备受周围国家的欺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军权收归中央，由文官指挥军队。同时沿用五代兵制，强干弱支，拣选精锐组成中央禁军，而地方的厢军、乡兵很少参加军队训练，平常充作工匠和仆役，根本没有战斗力。在这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宋朝地方势力根本无法与中央抗衡，皇帝的权势稳固了；国家却也因此无力抗敌，不得不赔款求和。这一局面持续到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兴起以后，渐渐无法维持下去，因为金国所希望的是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北宋末年，强大的金国大举南下，妄图乘灭掉辽国之余威，一举占领北宋。金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北宋都城东京，由于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军被迫退兵。曾经逃走的宋徽宗又回到汴京，父子皇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仍然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救援的宋军，也被他遣散回去了。大臣李纲看到这种情形，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加强军备，防止金军进犯。但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采纳他的意见，还处处排挤他。不久，李纲被迫离开京城。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8月，金太宗果然出动大军，命令宗翰、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军。得到金军南进的消息后，各地宋军自动起来保卫汴京，但投降派一心想求和，便命令他们停止前进。金军来到黄河北岸，发现南岸有十几万宋军，不敢渡河，就把战鼓集中起来，整整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以为金军就要渡河，吓得都逃跑了。
金军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和宋军谈判提出划河为界，河北、河东（今山西省）地区划归金国。软弱无能的宋钦宗对金军百依百顺，立即派门下侍郎耿南仲和开封知府聂昌去办理割地之事，还下诏给那里的军民，命令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对朝廷割地降金的决定非常气愤，掀起了反投降、反割地的斗争。结果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被绛州人民杀死。耿南仲和金国使臣来到卫州（今河南省汲县），金国使臣听说卫州人民要活捉他，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的事了。
金军来到汴京城下，城中守军本来就不多，宋钦宗还阻止抗战派官员组织的抵抗，他还相信一个自称懂“六甲法”名叫郭京的人，让他用法术来击退金军，结果汴京很快被金军攻破了。城破后，城中军民要和敌人进行巷战，宋钦宗却派宰相何栗到金营去求和。何栗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只要叫你们皇帝来商量割地的问题，我们就退兵。”当昏庸的宋钦宗带领几个大臣来到金营后，金军马上就变卦了，提出要废掉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位宋国国君。宋钦宗回到汴京城里，又气又恨，放声大哭，后悔当初不该听投降派的话，但为时已晚。金军派人进城，查封了府库，勒索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被迫派官员帮助金军到皇亲国戚、官吏等家里彻底查抄了20多天，抄去大量金银、文物，金军仍嫌不足，杀了4名宋朝官员。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金军扣押了宋钦宗、宋徽宗并把他们押送到了金营。金太宗下令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把二帝连同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这样，北宋王朝灭亡了。这次事变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金军退走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镇守南方的康王赵构，逃脱了这场灾难。在宋朝官员拥立下，赵构继承了皇位，重建的宋朝，改年号为建炎，历史上称南宋。
由靖康之变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腐败无能到何种地步，过度压制武将的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军队无战斗之力，将领无领军之能，国防全面废驰。当金兵攻来之时，毫无准备的宋军往往不战而逃，拼死抵抗的却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一百余年文官政权的后果遗毒深远，南宋王朝最终也为元朝所灭。更为悲惨的是，宋与蒙古交战数十年，前后竟无一位名将出现，领兵抗敌的竟然是文状元文天祥。可见宋王朝重文轻武，到最后也没有醒悟。
8、蒙古西征
蒙古西征之战是公元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和东欧的战争。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以骠悍的雄风征服了欧亚地区，以蒙古为中心，建立起由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历史上蒙古大军数次大规模的西征，以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几乎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的军事革命。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先后打败了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等各部，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畔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蒙古国建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不断发动掠夺战争，用兵的主要方向是南下与西征。南下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宋和金朝，西征则是中亚东欧各国。蒙古西征共有3次，第一次是1217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西征，第二次是1234年至1241年拔都西征；第三次是1253年至1258年旭烈兀西征。
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及其儿子率领，主要目标是中亚地区的西辽、花剌子国和俄罗斯。
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把南下灭金的任务交给大将木华黎，亲自率兵直指西方，首先灭掉西辽。两年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和大将速不台、哲别，会集畏兀儿、哈剌鲁、阿力麻里等部兵马攻打花剌子摩。花剌子摩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大国，疆域辽阔，国力雄厚。蒙古军入侵后，花剌子摩分兵据守各大城市，遂被蒙古军各个击破，终为蒙古所灭。蒙古军队越过高加索进入顿河流域，出兵欧洲。公元1223年在迦勒迦河决战，大败突厥与俄罗斯联军，俄罗斯诸王公几乎全部被杀，此后蒙古军队班师而回。
第二次西征主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主要目标是东欧、波斯。
公元1234年，太宗窝阔台召开诸王大臣会议，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西征。窝阔台派兵分别攻打波斯（今伊朗）和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基本上征服了波斯全境。公元1235年，由于进攻钦察的军队受阻，窝阔台决定派强大西征军增援，术赤之子拔都、察合台之子拜答儿、窝阔台之子贵由、托雷之子蒙哥以及诸王、那颜、公主附马的长子参加这次远征，由拔都总领诸军。次年，诸军会师西征，进攻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大将速不台征服不里阿尔。公元1237年，蒙古诸军进攻钦察，蒙哥斩杀其大将八赤蛮，里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
拔都率军大举入侵俄罗斯，公元1237年底攻占梁赞、莫斯科等14城。公元1238年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次年又攻陷基辅。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进攻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尔（今匈牙利）。
1241年蒙古击败匈牙利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这一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４月，双方最终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
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像。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盔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军队。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1241年年底，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军从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流域。拔都率本部以撒莱为都城，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钦察汗国。
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另一个孙子旭烈兀率领，目的地为西亚各国。
公元1253年，托雷之子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远征，蒙古军队进军西亚，平定木剌夷国。公元1257年3月，驻守阿塞拜疆的拜住来到军中，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直指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公元1257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第二年初，三军合围，向巴格达发动总攻，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2月，穆斯塔辛率众投降，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军队在城中大掠七天，穆斯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兵进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
由于蒙古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旭烈兀才被迫停止了西进，占据第比利斯，建立了伊利汗国。
从公元1217年至125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以蒙古大汗为中心，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摩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史称四大汗国。
蒙古西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上采取由近及远、相继占领的策略，以蒙古大漠为中心，向外一步步扩张。在战术上注重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用汉人工匠制造大炮，提高了战术优势，西征时集中优势兵力，如拔都西征就全是长子，窝阔台认为“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骠悍的蒙古骑兵适合远距离作战，战斗力相当强大。而封建社会的欧亚各国则是分裂独立，如俄国当时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相互争斗，不能一致对外，花剌子摩虽是大国，但分兵守城，消极防御，不能集中兵力迎敌。因此，在蒙古军队进攻下相继灭亡。
9、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的意义到了近代方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数千年以前，人类刚刚迈过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比较小。一旦发生天灾，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正因如此，那时的国家经常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所逼迫，四处迁徙，这也就是商朝迁都多次的原因之一。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毫，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以后300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不得不搬家。从商汤开始传了20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期间多次迁都。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深知都城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即位以后就下决心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次迁都，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实现商朝的长治久安。
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日子，昔日繁荣的国都早就变为废墟了。到了19世纪末，人们在殷墟发现了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十多万片，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都刻着很难认的文字。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定这些甲骨文字是商朝时候留下来的。
原来商朝统治者迷信鬼神，他们在祭祀、打猎、出征的时候，都要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一下，是吉利或是不吉利。占卜之后，就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和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现在所知的甲骨文，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人们对殷商时期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由此知道殷墟所在的地方当年曾经是商朝盘庚迁都后灭亡时的国都，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商朝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能够了解商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情况，因此殷都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盘庚迁殷一事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
10、七大恨
努尔哈赤花费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并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建元天命。此时，后金国兵精粮足，努尔哈赤不再满足于东北一隅之地，逐渐把野心转移到日益腐朽的明王朝身上，逐鹿中原就成为努尔哈赤的理想。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谓“七大恨”，即为：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
（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等女真部落，欺压建州女真；
（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已和努尔哈赤定婚的女儿转嫁蒙古；
（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的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统治者长期歧视、欺压女真人、并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强烈不满。然而他发动战争的主旨，却是为了掠夺明朝的财货和人口。女真族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需要补充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封建经济高度发达而政治、军事却呈衰象的明朝正是满族奴隶主贵族觊觎并掳掠的理想对象。从此以后，女真族兵锋直指明王朝，开始逐步实施占领中原的战略计划。
11、清初三大疑案
清朝初年，初入中原的清王朝内部夺权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留下了三大历史疑案，分别为：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皇帝有没有出家为僧？雍正有没有篡夺皇位？其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清朝覆亡之后，后人依靠珍藏的清宫档案，方才部分揭开了三大疑案的真相。
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
史学界持孝庄皇太后曾下嫁多尔衮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清初典籍在顺治初年时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而顺治五年，则尊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在顺治廷议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一条。第二条，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重时，对康熙说，因自己不忍远去，希望在孝陵附近选择墓地安葬，“则我心无憾矣”。按照清代的丧葬习俗，孝庄死后应该与顺治的父亲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孝庄要求单独葬在北京孝陵附近，有悖清朝礼仪。部分专家认为，这种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做法实际暗示，下嫁多尔衮的孝庄皇太后自觉无脸见清太宗皇太极。
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上看，“太后下嫁”一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另从时间等逻辑顺序上分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清宫秘档》采用了“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的说法。
虽然满族曾有“妻后嫂”、“妻后母”（即兄长死后弟娶其嫂，甚至父亲死后，子娶其父配偶）的习俗，但入关后，满人的习俗也会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而改变。至少从满族入关后的文献中看，没有继续沿袭这一习俗的记载。
“太后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是明朝遗臣张煌言所作的十首《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词中曾如此描述：“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许多年来，后人因诗论事，这首诗成为后人议论太后下嫁的重要证据，但亦只不过是孤证而已。
明朝遗臣张煌言“作为一位力图反清复明的汉人，根据一些传闻做诗言志，嘲讽清廷，反映自己的一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依据《清实录》，孝庄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一新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如果根据张煌言诗，孝庄要在慈宁宫办婚事，应在顺治十年以后，而多尔衮早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所以，从时间上推断并不合理。而另据《清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有过一次大婚，他娶的是自己的政敌、顺治的大哥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因为豪格与多尔衮有矛盾，被多尔衮逼死后，多尔衮娶了豪格之妻（自己的侄媳妇儿），免不了兴师动众一番。又据考证，《建夷宫词》正是作于顺治七年，可见此事与多尔衮娶博尔济锦氏有密切的关系。”张煌言可能是移植了民间关于这次大婚的传闻。
顺治出家为僧
虽然从史料上看，董妃辞世之后，顺治皇帝与佛家弟子联系密切，也确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大部分明清史专家认为，顺治皇帝是因出痘病死于宫中。
《清宫秘档》也采用了“顺治病死于宫中”的说法。从顺治的《起居注》看，顺治皇帝一直有长期的服药记录。
在《平圃杂记》中也有关于皇宫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的记录，记载顺治是因病而逝——顺治十七年底，顺治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顺治死于养心殿。
关于顺治是否出家的一个疑问主要在于：清朝早期实行火葬，但火葬顺治遗体的记录未见于《清实录》中。不过，虽没有火葬的记录，但有关于安放顺治宝瓶（即盛骨灰的容器）的记录。由此看来，顺治出家的可能性较小。
雍正夺嫡
雍正如何获得皇位是清初三大疑案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疑案。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雍正皇帝作为康熙指定的继承人正常继位的；一种则认为雍正篡夺了皇十四子的皇位；还有一种是说康熙皇帝并没有指定谁做继承人，只是雍正当时掌握了兵权，控制了局势，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雍正王朝》里采取的是合法继位说。
在篡位说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盗名改诏说”。说雍正将康熙遗诏中的“皇位传十四子”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这是有些不正确的。清代制度中，皇子前一定要冠一“皇”字，如皇四子、皇十三子，故遗诏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若雍正篡改成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语意不通，一下子就会露出马脚了。且传位给谁应使用“于”字，清朝时的“于”、“於”两字并不通用，雍正拿出这样一份破绽百出的遗诏，有谁会相信他呢？另外，按照清朝惯例，重大文书都必须“满汉合璧”，既用汉文，又用满文，雍正自然无法同时篡改满文与汉文。这一说法自然不可靠，但虽然是捕风捉影，却也暗示雍正篡位的可能性，只不过民间所猜测的具体过程难以自圆其说而已。
但若说雍正是合法即位，就连雍正自己也说得不清楚。康熙弥留之际，雍正人在哪里？几时来到康熙身边？当时情况如何？有谁在场？雍正的说辞也是反反复复，令人质疑。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会传位给雍正，乃是因为康熙喜爱雍正的儿子弘历。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康熙的确可能因为弘历而增加了对雍正的偏爱，历史上也有过这种例子。明代成祖立仁宗为太子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仁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宣宗。但反过来说，康熙爱屋及乌的说法也有可能是脱胎于此，乃是支持此说者多作想象，穿凿附会，不见得与事实相符。
《清宫秘档》依据档案馆保存的继位遗诏，采用了雍正是自然继位的说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这件诏书，诏书满汉合璧，在汉文书写的“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联登极，继皇帝位”，旁边还有意义相穆摹宫廷档案也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依靠档案终归比凭空猜想更可靠一些。疑案终归是疑案，即便有了宫廷档案，我们仍然无法断定事实究竟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2、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清代某文人，一日正在窗前读书，一阵微风吹过，将书吹翻过几页，这位文人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谁知，被人告知官府，无意之间招来大祸，官府以蔑视清王朝罪将其斩首，这就是典型的文字狱。“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原因而铸成的冤狱，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镇压知识分子，使用了种种手段，文字狱便是其中一种。
早在汉代元帝时就有“杨恽事件”。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事下狱，官府从其家中搜出一封家信，内容多为牢骚话，激怒了汉元帝，下令处杨恽以腰斩，杨妻判流刑。明朝以来，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统治者在思想上对人们的控制防范更为严密。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文字狱迭出。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十分忌讳这段历史。因此当他在表章和诗词中看到“贼”、“僧”、“光”等字，就认为是对他的不敬，常不问青红皂白，将作者诛杀，以泄恨。这一来文人提心吊胆，不敢“随情谈世事，纵意写文章”，否则一不小心哪处不合上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满人以少数民族入关建立一统天下的王朝，对于作为被征服者的汉人自然尤为敏感，在思想上实施的控制就愈发严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文字狱，康熙年间庄廷垅“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浙江查嗣庭“试题案”，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清廷罗织罪名，对当事者或诛杀或革职或流放，沉重打击了大批文人学者及其亲朋故旧。
其中以明史案最为典型。清初，明末遗民湖州定户庄廷垅从朱国桢的后人手中买到一本朱所著明朝史书，书内有《列朝诸臣传》等稿本。此时庄廷垅双目失明，他想效法春秋时期的左丘失明而著《国语》的事迹，将这一稿本与招集门客所补的崇祯历史编合在一起，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刊刻。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并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康熙二年（1663年），此事被人告发，报到京师，引得康熙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严加追查。
此时庄廷垅已因病去世，官府仍然没有放过他。庄廷垅被刨棺戮尸，在世的四个儿子、一个弟弟以及为庄刻《明史》作序的李令哲均被逮捕处斩。
南浔富绅朱佑明原本与此毫无牵连，却被人诬告陷害。结果，朱佑明和他的5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此外，凡是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以及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等上百人，诛杀的诛杀，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最后，共杀了73人。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命题。由于“正”字与雍正名讳，“止”又是“正”字无头，遂被说成是借出考题讽刺皇帝，遂被革职查办。查嗣庭死于狱中，被戮尸枭首，子女也因此事被判死罪，其他家属则被流放边远地区，雍正还下令停其原籍浙江乡试6年。
13、三藩之乱
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安抚投降的明军将领，先后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分别镇守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此即为清初“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其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因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1673年，康熙帝下撤藩令，欲解除三藩兵权。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反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反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反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吴三桂等人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拢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康熙下令剥夺吴三桂“平西王”的爵位，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讨伐吴三桂。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安西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同时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清廷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
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云贵悉平，“三藩”叛乱至此结束。
14、三家分晋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其意义非同一般。韩、赵、魏三家本为晋国大夫，各据一方，成为诸侯，战国七雄至此稍具雏形。大夫称诸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原为晋国的大夫，后来势力渐大，以至最后取代晋国公室，各自独立为诸侯。此即为三家分晋，它成为战国开始的标志，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教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公卿、大夫之家。
晋中期以后，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争，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
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智伯最为强大，晋国政事多由智伯作主。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15、四大汗国
蒙古三次西征，铁骑所到之处纷纷归附蒙古，由葱岭至东欧的广阔土地多为蒙古所占。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率领，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分封给儿子作为领地，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拔都在西征后于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列兀率领，西征之后，他同样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汗国，称为伊利汗国。这样，蒙古人在东亚大陆蒙古本部之外，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后三个汗国在相互争斗中先后灭亡，只有钦察汗国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渐渐衰落以至于灭亡。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创立，从1243年一直延续到1420年前后。
1243年，拔都率领蒙古军第二次西征，西征之后拔都回到伏尔加河畔。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都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
在汗国内，拔都的十三个兄弟及其后裔各有世袭封地，拥有军队。蒙古军事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拔都的兄长尔达及其后裔据有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白帐汗国。贵由大汗去世后，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位，打击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势力。乘机占有河中地区。1255年，拔都去世。
汗国内居民成份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因此他们逐渐突厥化。到十四世纪前叶，蒙古人已使用突厥语。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位时（1257年～1266年），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别儿哥因同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无力东顾，于是河中地区被察合台之孙阿鲁呼占领，别儿哥便支持窝阔台之孙海都对阿鲁呼作战，帮助海都崛起。拔都之孙忙哥铁木尔继位（1266年～1282年），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元朝，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直到1282年脱脱蒙哥继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
1302年，钦察汗国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巴尔，笃哇、察巴尔战败，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后来月即伯继钦察汗位（1313年～1341年），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1336年，月即伯遣使请求领取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朝廷专设一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平阳等处分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
月即伯在位时，汗国达到极盛时期。迁都到别尔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与伊利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部分蒙古牧民也伊斯兰化。
十四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达兴都库什山，主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1346年因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
西征后，成吉思汗分授诸子封地，察合台得到了从畏兀儿境一直延伸至河中草原的广大地区。察合台的大帐设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河中城郭地区由大汗直接派官管辖。察合台曾企图排挤窝阔台汗在河中地区的势力，遭到窝阔台汗的制止。1241年，察合台卒，次子抹土干之子合剌旭烈继位。
贵由继汗位后，废合剌旭烈，改立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蒙哥时期，合剌旭烈妻杀也速蒙哥，自摄国政。
忽必烈即位后，遣抹土干之孙巴剌持诏回国继承汗位。1269年，巴剌与海都在答剌速河畔举行大聚会，划分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巴剌之子笃哇在海都支持下即位，从此察合台汗国被海都所控制。
笃哇、海都经常侵扰元朝边境，攻掠畏兀儿地区。1298年，笃哇又袭击驻守于金山一线的元朝军队，俘杀守将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1301年，笃哇、海都率军与元朝军队大战于帖坚古山（阿尔泰山与札卜哈河之间），笃哇中箭受伤，海都亦受伤致死。笃哇与海都之子察巴尔被迫向元成宗请和，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不久，笃哇与元朝联兵击败察巴尔，吞并了大部分窝阔台汗国领地。1306年，宽彻继立为汗，继续实行与元朝友好的政策。耶先布华统治汗国时期，为扩大牧场，率军入侵元朝，被元军击败。为了弥补损失，他又入侵伊利汗国，元军乘机再度深入中亚草原，他才被迫撤兵。
怯别统治时期，与元朝恢复友好关系，双方经常遣使往来。汗国统治中心逐渐西移。1330年，怯别弟笃来铁木儿继承汗位。同年，元政府颁布《经世大典》，其中附图称察合台汗国为笃来铁木儿属下，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相并列。
敞失汗统治时期，阿力麻里是汗国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罗马教廷派出许多传教士到此传教。不久，敞失被谋杀，其弟也孙铁木儿继位。从也先不花到也孙铁木儿，察合台汗一直维持着统一。
合赞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侯自立为可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多乎剌氏贵族拥立吐乎鲁铁木儿为汗，统一汗国。二十二年（1362年），吐乎鲁铁木儿死，河中地区铁木儿势力迅速发展，东部仍在吐乎鲁铁木儿后裔统治之下。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由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后代海都所建，占有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附近）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位于察合台汗国的北方。
蒙古大汗蒙哥死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海都依附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为敌。阿里布哥失败后，海都拒绝归附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开始举兵东犯元境。他与察合台汗国的巴剌相结纳，取得伊犁河谷与可什哈尔（今新疆喀什）地区，并纠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系诸王，1269年在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畔召开聚会。
巴剌死后，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海都所操持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笃哇追随海都，多次进扰元朝的西北边境。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所控制的地域，西至可什哈尔与答剌速河谷，南及天山南坡诸城，东抵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有耶尔得斯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地，成为中亚的一大势力。
1301年，海都犯元境，在与元军战斗中受伤，回师途中死去，其子察巴尔继位。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发生矛盾和分裂，汗国力量削弱。1304年，笃哇起而与察巴尔争战，大掠其国西部诸城。元朝海山的军队同时跨过阿尔泰山，大破察巴尔军，察八儿投奔笃哇。窝阔台汗国所属诸部，一部分归附元朝，大部分降于笃哇。1309年，察巴尔因参与察合台汗国的一次内争失败，逃归元朝，元封他为汝宁王。他的领地大半为新即位的察合台汗耶先布华所有，窝阔台汗国亡。
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之子旭烈兀所建，在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统治波斯一带。
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西征波斯等地。忽必烈即位后，命旭烈兀统领阿姆河以西直至密西尔（今埃及）的辽阔土地。旭列兀建立了伊利汗国，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
1265年，旭烈兀子阿巴哈继立，元朝赐他“辅国安民之宝”方印。阿巴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土），以蔑剌哈为陪都。1284年，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将他留在汗庭参议政事。
第七代伊利汗合赞统治时期，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势颇盛。1298年，合赞遣使入元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就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并赐“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合赞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特编纂《史集》。
第九代伊利汗不赛因死后，统治集团内讧迭起，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可汗，纷争不已。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占桃里寺，伊利汗国亡。
16、土木之变
朱元璋九死一生，夺得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保住朱家江山，他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先是利用胡惟庸、蓝玉两案，大加株连，杀戮大批功臣宿将，又在军事上实行都司卫所制度，使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则是不许宦官干政、不许宦官识字，并约束子孙维持这一政策。朱元璋虽然有先见之明，不过他没有算到自己的儿子会不听瞩咐，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取皇位，晚年下了一道诏令，允许有子嗣的学官在自愿接受阉割手续后，进宫内当差，教宦官、宫女读书识字。这小小的一道诏令，几乎改变了明朝的命运。
明成祖之后，明宣宗朱瞻基当了10年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逝，年仅38岁。宣宗长子朱祁镇这年只有9岁，即位为帝，史称明英宗。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的指教下，他任用贤臣，继续执行祖父、父亲较为开明的政策，明朝的国力在他在位的初期，达到全盛。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是山西大同人。他原来是个学官，在明成祖朱棣晚年解除了对宦官识字的限制以后进宫。他在内书堂当了一阵教习后，就被派去侍候东宫太子朱祁镇。王振为人狡猾，很快就赢得朱祁镇的欢心。尊称他为“先生”。张太后对这个“先生”早有警觉，朱祁镇刚当皇帝时，张太后把他叫到自己身旁，并叫人将王振唤来。她当着朱祁镇的面，正言厉色地斥责王振：“你侍候皇帝起居，有很多不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要赐你一死！”环卫在张太后周围的女官立刻上前，将刀架到俯伏在地的王振的脖子上。朱祁镇赶忙跪到祖母面前为王振说情。张太后饶过了王振，但一再叮咛朱祁镇：“皇帝年纪还小，还不知道这种人对家国的危害。我听皇帝说的情，放过王振。此后，不能够让他干预国家大事！”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有所忌惮，张太后一去世，王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劣根性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在皇宫门上挂一块铁牌，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11个大字，王振却公然叫人将这块铁牌摘掉。大理寺少卿薛，本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的不法行为，从不与王振往来。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惟独薛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怀恨在心，指使党羽诬陷薛，将他抓进大牢，定成死罪。驸马都尉石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王振怪他辱及自己的同类，找个由头，将他逮捕入狱。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将王振的罪行写成匿名的小字报，偷偷在京城张贴。王振将他们3个人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明英宗朱祁镇在皇宫设宴招待百官，按惯例，宦官身份的王振是不能参加的。王振却大发雷霆，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朱祁镇听到别人转告这句话，连忙派人补请他。他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
当时，在北方边境，蒙古瓦剌部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瓦剌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在边境制造事端。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一下子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冒称有3000人。王振处置失当，先是引狼入室，批准2000名贡使进京，继而轻率敷衍，叫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压低贡使带来的马匹的价格。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十分恼怒，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
王振鼓动英宗朱祁镇亲征，想侥幸取胜，建功立业。大臣们纷纷劝阻，朱祁镇鬼迷心窍，根本不听。这位23岁的青年皇帝，在王振的挟持下，率领50万大军，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
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来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路边。老天也不作美，连日风风雨雨，道路泥泞难行。随驾官员见势不妙，力主回京。王振认为他们扫了自己的兴头，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
半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一行抵达大同，前方传来先行交战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心里一惊，又仓猝决定“班师”。王振的庄田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想请朱祁镇到自己府第走一趟，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指挥部队向蔚州方向撤退。走了40里地，王振忽然想起，眼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踩坏庄田中的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于是，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么折腾了上十天，英宗朱祁镇一行退到土木堡，土木堡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城外20里。王振不指挥部队进城据守，却命令大军驻扎土木堡，等候辎重车辆到齐后再继续后撤。耶先的瓦剌军第二天就追到，将其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地两丈也见不到水。明军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第三天，耶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中了圈套，下令移营取水，全军乱了阵脚。耶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四面掩杀，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朱祁镇突围不成，干脆下马盘膝而坐，眼睁睁地等着瓦剌人把自己抓去当俘虏。王振为乱兵所杀。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震惊，百官痛哭。人们首先把愤怒集中到造成这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身上，他的亲信死党都被抓起来杀掉。在抄他家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擅权7年，搜括到手的金银财宝竟堆满了60多间仓库，玉盘有上百只，高六七尺以上的珊瑚有20多株。
耶先抓到了英宗朱祁镇，当成可居的奇货。他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胁迫朱祁镇传旨叫守城将士开门出迎。守将杨洪、罗亨信立于城头，向朱祁镇传话：“我们所守的是陛下的城池，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不敢奉诏！”耶先见用朱祁镇的名义赚不开城池，就改而用这个俘虏皇帝的名义勒索财物。朱祁镇被迫写了一封信，派一个被俘的卫兵送到怀来城中。怀来守将又连夜转送至北京。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接到来信后，把皇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骏马驮着，送到耶先营中，想赎回儿子。耶先当然不肯放人，他要把朱祁镇攥在手里，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好处。
孙太后在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朝廷大臣的支持下，抵制了迁都南方的建议，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决不是为个人打算。”朱祁镇也从耶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
17、晚明三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反映了明朝政局的腐败和混乱，皇帝怠于政事，百官又党争不休，各派势力争吵激烈。“国无外敌者恒亡”，眼看着祸起萧墙，大明帝国的覆亡已是难以避免了。
18、玄武门之变
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争夺皇位的斗争，玄武门之变在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秦二世夺去哥哥扶苏的王位，使秦国迅速地走向灭亡；杨广杀死父亲取得帝位，也使得隋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与他们相比，玄武门之变而后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并成就了中国历朝中最为强大的盛唐。
唐高祖李渊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4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亲弟齐王元吉，并诛戮两家亲眷僚属多人，事后还迫使高祖李渊交出皇权。历史上称这次宫廷政变为“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有子22人，长子皇储建成，次子秦王世民，四子齐王元吉，均为窦皇后所生。这三人虽有同父共母的骨肉亲情，而彼此间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考其致恨之因，实由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李渊龙子虽多，而佼佼者忒少，只有次子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文韬武略，聪睿过人，确具“济世安民”之才干。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突厥围困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驰救，就表现出超人的胆略。一个刚满16岁、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献出奇兵之策，解雁门之围。此后，在李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功居诸子和众将之首。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接着又打退借助突厥势力进攻河东（今山西水济西）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打败窦建德，摧毁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出降，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当他平定东都洛阳班师凯旋的时候，披金甲、乘骏马、率铁骑、囚敌俘献于太庙之前，真是如日中天，风光不可一世。以致高祖李渊认为李世民功劳太大，旧时官爵不足以酬赏，“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众王公之上。李世民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和皇太子李建成形成强烈反差，无疑对建成的太子地位构成巨大威胁。高祖李渊确曾数度想废掉太子建成而以李世民相取代。在太子地位行将丧失之际，李建成与李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淫乱上宠，同恶相济，务以除掉秦王李世民而后安。李建成乃私募四方骁勇之士及长安恶少2000余人，蓄为宫廷甲士，分别屯驻在长林门（东宫门）左右，号为“长林军”。又命可达志招募突厥散兵游勇300人藏匿东宫之内，作为攻击李世民兵力的中坚力量。武德七年（公元624年）7月高祖李渊驾幸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建成认为时机已到，先令庆州（今甘肃庆阳）总管杨文干招募健卒送长安备用，继之遣部将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持甲赠送杨文干，令其在庆州起兵与长安互为呼应。朱焕、公山二人途中惧罪，将此谋驰报巡幸仁智宫的李渊，才挫败李建成所策划针对李世民的兵变。这次事变之后，李渊废立之意似乎已定，他对辞行而去平息杨文干兵变的李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还谈到如何处置太子建成的问题：“吾不能效隋义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蜀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惜高祖此议事后并未实行。在元吉及高祖的四位宠妃的游说之下，复令建成还京居守太子之职，仅责其不容兄弟之过。
李建成以武力诛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后，又与李元吉共谋欲以毒酒鸩杀李世民。他们邀李世民夜饮，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胸中暴痛，吐血数升，幸赖淮安王李神通扶归西宫救治才保存性命。此事发生后李渊往西宫视疾时，再次宣布了处置“兄弟阋墙”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当年困居晋阳时，是你决定起兵反隋的谋略，在南征北讨统一天下过程中，又是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兴邦建国之时我决定立你为太子以继承皇统，而你却坚辞不受，我只好让建成为皇储成全你的令名美誉。建成居东宫已有多年，我不忍废他而立汝。但我知你兄弟二人同置京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好让你回到陕东道大行台上任，住在西京洛阳。自陕西往东的广大地域，归你管辖，亦建天子仪制，君临半壁江山。”李渊显然以和事老的身分，不偏不倚的手法，将唐朝天下一分为二，使其各霸一方，睦邻相处，相安无事。而他这位太上皇也就可以得到比诸侯朝觐周天子更为光荣的礼遇。这种想法，近乎天真。就在李世民即将成行之际，建成、元吉又耍弄阴谋。他们害怕李世民得到分封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甲兵，必后患无穷。若夺其权柄，羁縻于京师，匹夫其身，则无后忧。于是他们鼓动亲信，散布流言，游说高祖。谎称世民左右皆为山东豪俊，闻说东迁洛阳，均欣喜若狂，察其形迹，似乎另有图谋。在建成、元吉的蛊惑之下，高祖果然搁置了世民在西京“建天子旌旗”之议，建成等又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武德9年（公元626年），突厥犯边，抢掠民财，焚毁民舍，战警驰报长安，建成举荐元吉率师北讨，欲乘元吉兵权在握之时，诛灭秦王世民势力，以绝后患。为了削其羽翼，损其实力，元吉先奏调秦王名将尉迟敬德为先锋，继又调秦王精锐士卒以充实军力。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早图自全之策。李世民犹豫未决之时，又有人报，元吉与太子合谋在明日昆明池宴会饯行时杀戮秦王，太子逼宫继位，即立齐王为太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才进宫禀奏建成等人的害己图谋，并揭露二人私通妃嫔，淫乱后宫种种不肖之举。高祖闻报震惊，答应在明日早朝之时，彻底追查事实真相，以惩元凶。孰料秦王的奏闻，当夜便由张婕好密报太子。建成、元吉原拟用“请勒宫甲，托疾不朝”之策以自保。后又觉得“托疾不朝”等于是默认李世民所奏是实，又不能察知高祖的处置态度，自己又无抗辩的机会，故二人决定明日仍进宫早朝，以观其变。
六月四日这天大早，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之内。当天守卫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系太子李建成安置于此的心腹将校，后被李世民收买而改换门庭。建成不知其变，犹恃以为护，故松懈无备，和元吉由玄武门昂然而入以朝见李渊。二人走到临湖殿前才发觉情景有异，气氛反常，乃反身逃遁，欲奔入东宫。李世民尾随而呼之，元吉张弓三射而未中。秦王还射，一箭射毙建成，再箭射伤元吉，尉迟敬德上前割下二人之首，以戟挑示于宫门之外。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迅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逼迫高祖李渊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亲笔诏命，一场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才告结束。建成死时只有8岁。他的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李承道、三子何东王李承德、四子武安王李承训、五子汝南王李承明、六子矩鹿王李承义均因建成之连累而遭杀戮。
玄武门之变以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禅位，自称“太上皇”，从此退出唐朝政治舞台。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年（公元627年），改元“贞观”，以后的数十年即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后人对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所作所为看法也各不相同，有褒有贬。一般以为李世民刻薄寡恩，心狠手辣，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并且斩草除根杀死了自己的侄子。这种想法许多人心中赞同，却也没有说出来。毕竟玄武门之变后登上皇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唐太宗，大行不顾细谨，因此对于玄武门之变这一血腥事件就不愿多加评价。
但是，纵观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皇帝宝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脆弱性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在重视血统关系的古代社会，生在帝王家，就注定了命运。不是成为皇帝，就是一生悲惨。李世民也有畏缩的时候，但他最终克服了妇人之仁，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天下百姓。生在帝王家，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就会成为威胁皇位的潜在力量，必然会遭受皇帝的猜忌，而且皇帝也必须加以猜忌，否则受害的就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人登极万民哭。皇帝的更迭影响的确太大，李世民等能不小心吗？封建王朝专制的本质决定了李世民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有进入现代民主社会，这一血肉相残的悲剧才可以从制度上加以避免。
19、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
1644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国，引兵入关，清兵占领北京。同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以次年为顺治元年。清兵入关以后，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抵抗，清兵恼羞成怒，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三役最为惨烈。
扬州十日
1644年5月，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史可法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江北，镇守扬州。1645年3月，清军抵达扬州，集结了大批军队，形成重重包围。史可法上书南京请求派兵支援，又飞檄各镇召集援兵，但南明权臣马士英不加理会，各镇总兵仅刘肇基自高邮来援。
清军包围扬州后连连向史可法招降，均遭史可法严词拒绝。史可法面对来使，毅然回答道：“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此时，部将李栖凤、高凤歧出城叛降，守城兵力极为孱弱。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留下守城御敌的均是为民族大义和史可法高风亮节所感染的豪杰之士。他们怀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日夜坚守，屡退清兵，杀敌数千。
四月十三日，清军以红夷大炮猛攻扬州西北隅，守城军民在史可法率领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二十五日扬州城为清军所破，清军蜂拥而入，史可法自刎不及，为清军所俘。敌人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不为所动，慷慨就义。
史可法被俘身亡后，高邮总兵刘肇基率领军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军痛恨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屠城10天，纵兵抢劫屠杀，约80万人惨遭杀害。史称“扬州十日”，为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江阴三日
扬州失守后不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军迅速占领江南各地。1645年6月，清廷颁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强令汉族人民剃发、蓄辫，极大地伤害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强烈反抗。
六月上旬，清朝委派的江阴知县方亨在江阴城发布“剃发令”。江阴人民群情激愤，10余万人召开集会，宣告：“头可断，发决不可剃！”集会群众杀掉知县方亨，推举本县主簿陈明遇与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领袖，揭起抗清义旗。阎应元迅速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清队伍，他们修缮城池，制造武器，征集军需，加强防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久，清军大集，重兵围困江阴城。七月初，清兵重炮猛轰，万弩齐发，蜂拥攻城，均为守城军民击退。清军派明朝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慨然答复：“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八月二十日，江阴城内弹尽粮绝，清军又以大炮轰破城门，才得攻入城内。陈明遇、阎应元壮烈牺牲。
江阴人民抗击清军80天，击败清军三十万大军，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使清廷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丧命于江阴城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清军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屠城三日。全城人民均以先死为荣，无一人投降。三日之内，十七万余人被杀，仅老幼53人幸免于难。史称“江阴三日”。
嘉定三屠
不畏牺牲、从容就义的壮烈行为也发生在嘉定。几乎与江阴同时，清朝知县张维熙在嘉定执行剃发令。城内外人民不约而同地起兵，赶走了张维熙，并推举士绅黄淳耀、侯峒曾为首主持大计，共拒清兵。
黄、侯等人纠合义兵，整饬编练，称为“嘉定恢剿义师”，坚守嘉定。清军攻城，嘉定义军困守孤城10余天，终因连天大雨，城墙倾塌，被清军攻入城内。黄、侯等人自杀殉国，清兵屠杀城内百姓二万余人。不久，义士朱瑛乘清军退出嘉定，重新入城，重兴义旅，再度举起抗清大旗。清兵进攻，嘉定再次为清军所破，城中百姓又一次遭到惨酷的屠杀。二十天后，明军将领吴之藩反攻嘉定，无功而返。清军迁怒于嘉定百姓，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
20、真实的西游记
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唐僧和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回真经。其中曲折离奇的冒险，生动有趣的经历，不知吸引过多少人。这么优美动人的故事，并非完全出自杜撰，而实有其人其事，并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
故事发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之一的唐朝初年。唐僧俗姓陈，生于隋朝（公元604年），十三岁出家当了和尚，法名玄奘。玄奘从小勤奋好学，为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各地，求教于著名高僧。当时佛教流派繁多，佛经译文错误百出，高僧解释往往互有矛盾。钻研愈深，问题愈多。为解决疑难，弘扬佛教，玄奘决定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求取真经。一去就是十八年。
历尽磨难到西天
唐朝初年，政府不许民间百姓私自出关，玄奘只好夹在西域商人中混出玉门关，单人匹马踏上西行的征途。那一年，玄奘二十八岁。
西出玉门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有八百多里长，又称八百里流沙，在《西游记》中，就演变成了八百里流沙河。大沙漠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又“寒风如刀”，气候变化无常。茫茫黄沙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地上连小草也不见一根。玄奘孤身一人，只有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粪当路标，引导方向。玄奘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将盛清水的皮袋弄翻在地。怎么办？回去取水吗？不能，玄奘发誓：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不到天竺，誓不回头。在滴水不进的困难情况下，他又走了四夜五天，口干唇焦，终于晕倒在沙漠之中了。幸好，那里已离水草地不远，到了夜半，凉风习习，把昏迷中的玄奘吹醒过来。狠毒的老马驮着他找到水源，脱离了险境。玄奘西行到高昌（今吐鲁番东约二十公里），得到了信仰佛教的高昌王的热情支持。高昌王赠给他许多金银衣物，配备了五十多名向导和随从，写了二十四封给沿途各国君主的信，请他们多多关照玄奘。但是，路途仍旧艰苦。玄奘一行来到了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山脉的穆素尔岭），山高七千公尺，山上有千年不化的冰河，狂风暴雪袭来，飞砂走石，往往把人埋没、砸死，或者冻死。玄奘一行人在冰雪封盖的大山中挣扎了七天，随行人员冻死了十之三四。
经过一年的跋山涉水，玄奘一行在第二年夏天进入天竺境内。那时印度半岛上有七十多个国家。628年到631年间玄奘游历了北印度的二十多个国家，访问佛教圣地，学习梵文。631年年底，玄奘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那兰陀寺。
唐僧讲经震天竺
那兰陀寺是天竺佛教最高学府，有僧徒一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精通医药、天文等各种知识的高僧。那兰陀寺主持戒贤法师为天竺佛学权威，一代高僧。玄奘来到寺院的那一天，寺院听说东土大唐的高僧来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欢迎队伍，人人手持燃香、鲜花，夹道相迎。玄奘恭敬地参见了戒贤，并拜他为师。此时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早已不再讲学，为了表示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的友好情谊，破例为玄奘讲学十五个月，寺院也以最高规格接待玄奘。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五年，听高僧讲解经义，遍览寺院藏经，在佛法方面日益精进，逐渐成为闻名天竺的第一流佛教学者。
玄奘并没有骄傲自满，他接下来又漫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巡游圣迹，访求名师。两年多以后重返那兰陀寺。戒贤法师请他在寺内讲经。
七世纪的时候，天竺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国王，他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会。642年12月，辩论大会开始。到会的有天竺十八个国王、三千名深通经义的高僧，还有那兰陀寺僧徒一千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二千多，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万人。赴会时，有的乘象，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浩浩荡荡，数十里不绝，真是盛况空前。
玄奘被邀请担任论主，也就是主讲人。他在会上宣读了他以梵文写作的论文，大家都被玄奘精辟的论述惊服了。十八天的会期，没有一个人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的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按照当地风俗，戒日王请玄奘坐上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两旁贵臣护卫，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玄奘受到了天竺人最崇高的称颂和尊敬。
玄奘西游归东土
曲女城大会后，玄奘怀念祖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戒日王和各国国王以及广大僧俗人民再三挽留。鸠摩罗国王甚至表示只要他肯留下来，要为他建立一百所寺院。无奈玄奘决心已定，佛法既成，自然应当重回东土。次年春天，西游十七年之久的玄奘辞别戒日王和天竺高僧，满载着天竺人民给予的友谊、荣誉和六百五十七卷佛经，启程回国。
两年后，玄奘回到唐都长安。当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艰辛赴西天佛国求取真经的大师回到长安的时候，僧俗百姓都在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城为之轰动。玄奘把带回来的佛经佛像陈列在长安城朱雀街南端，请大家参观。前来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从朱雀大街到玄奘所住的弘福寺，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焚香散花，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唐太宗听说玄奘自天竺求经归来，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召见他。玄奘向天子讲述一路上的见闻，天子听得津津有味，要求他把旅途见闻写下来。玄奘领命著书，书成之后，定名《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记述了玄奘沿途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途中听到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此书后来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成为今天研究亚洲次大陆以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的主要资料。
玄奘自洛阳回到长安，即开始组织各地高僧，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玄奘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城南，成为古都长安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为翻译佛经，玄奘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十九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664年2月，玄奘病逝于长安玉华宫内。一千多年后，天竺佛教逐渐式微，很多佛经失散，玄奘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天竺佛教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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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知多点：第二部分 览历史烟云
目录
01、 安史之乱
02、 八王之乱
03、 党锢之祸
04、 甘露之变
05、 会昌灭佛
06、 鉴真东渡
07、 靖康之变
08、 蒙古西征
09、 盘庚迁殷
10、 七大恨
11、 清初三大疑案
12、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13、 三藩之乱
14、 三家分晋
15、 四大汗国
16、 土木之变
17、 晚明三案
18、 玄武门之变
19、 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
20、 真实的西游记
1、安史之乱
“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禄山在唐玄宗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为安禄山手下的主要将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主要就是由他们两人挑起的。
唐朝本来实行的是府兵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平时耕田，战时出征。这种兵制的实行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为乱国家。但到了后来，情况渐渐发生变化，由于均田制日益解体，府兵制已无法维持下去，遂为募兵制所代替。于是出现了节度使这一官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种下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余年及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祸根。
节度使自唐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临时职务。唐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唐初实行府兵制的初衷遗忘得一干二净，把边疆的节度使增为十个。此时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还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日重。唐玄宗统治后期，朝廷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外重内轻、尾大不掉，几成崩溃之势，安禄山即趁此良机起兵叛唐。
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十年后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募兵六万，这些兵未经训练，很快被叛军击败，洛阳失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辞，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讨伐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朝大旗，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唐朝本有平息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于十五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死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从，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同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
安禄山遣部将孙孝哲入长安，自己仍留洛阳。在长安滥杀安禄山仇视的政敌及其家属，把投降的官僚迁到洛阳，授以官爵。又大肆搜括民财，弄得民间骚然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遥应官军，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将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进取之意，致使唐军得以重整军备、调集重兵。
在此前后，唐将鲁炅守南阳、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张巡、许远合兵苦守睢阳十月（至德元载十二月到二载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唐军因此赢得时间，并得到江南物资的源源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声势。河西（今甘肃武威）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见回鹘）、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了战略的准备。同年九月，广平王（后为唐代宗）与郭子仪统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自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相州，今河南安阳）。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制约，以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朝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呼应。眼看就要扑灭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后增至六十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此后，唐将郭子仪等被解除兵权。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2、八王之乱
历史一次次地重演，错误一次次地再犯。封建时代皇帝心中第一位的事情就是稳定自己的统治，费尽心思地想要千秋万世永保天下。秦始皇吸取周朝分封天下导致中央软弱无力、备受欺凌的教训，推行郡县制。却不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虽好，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夺取天下后，认为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儿子，结果天下大乱之时没有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于是他就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与异姓王相抗衡，谁想道却为自己的后代种下祸根，七国之乱险些断送了刘家江山。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一统天下后，由分封诸侯所造成的战争再一次发生了。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为诸侯王，皇室孤立无援、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他便在公元256年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皇族27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本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辖民户2万者为大国，可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辖民户1万者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3000人；民户5000以下者为小国，置军1500人。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不仅领有封地，还可以和小王国一样置军。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中间的一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趁机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妄图夺取帝位。这样，诸侯王国就成为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丑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由外祖父杨骏独揽大权。皇帝的软弱无能自然就直接导致中央政府威信的降低，因而各诸侯王均对皇位觊觎万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等八个诸侯王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这历时16年之久，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的惨剧。
惠帝皇后贾南凤为人阴险毒辣，颇有政治野心，她不满于大权旁落，于公元291年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人们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妨碍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要惠帝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南王亮和卫。然后又否认惠帝下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伦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伦，是后宫谢玫后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废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就在太子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４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之名，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她的党羽，并重用嬖人孙秀，铲除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帝位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的齐王司马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等的响应。三王联军与赵王伦的军队在洛阳附近激战两月，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叛，迎惠帝复位。
司马入京辅政，掌朝廷大权。
司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招，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关系的破裂，也引起司马的不满。公元302年十二月，司马联合司马颖与司马对抗。司马出兵洛阳，军抵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司马颖也举兵讨伐，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又派大将张方率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借口司马“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向城外军队求和，并把司马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司马还要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北）。河间王司马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7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向西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司马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又将他毒死，另立惠帝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受到破坏，数十万人丧生，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
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诸侯王利用少数民族军队参加战争。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8000人。从此，大江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八王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3、党锢之祸
光武帝刘秀所建的东汉，除了《汉书》和《论衡》之外，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光彩的事迹，却由于外戚和宦官为祸之惨烈成为此后各朝的前车之鉴。党锢之祸就是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争权夺利造成的。东汉桓、灵两帝年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正直士人和太学生受到极大打击，影响深远。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很害怕，于是出手镇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必然退隐山林。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读书人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耕田里，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处，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乃国之栋梁。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等人向其敲榨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视对手宰割，他们伺机反扑。“张成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张成知道皇帝将要大赦，就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167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
4、甘露之变
东汉之后，唐朝成为第二个有名的宦官专权的朝代。与东汉相比，唐朝宦官专权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也更为强大。天子式微，阉人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掌握禁军，把持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官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唐宪宗、唐敬宗更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前备受宦官之辱，无力反抗，经常涕泪沾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力图根除宦官之害。由于宦官掌握禁军，结果功败垂成。因为此事发生于皇帝召集百官观赏甘露之时，故史称“甘露之变”。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文宗即位后任命宋申锡为宰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以清正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日下、朋党骤兴之际文宗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泄露机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万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灭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住，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人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止。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宦官专权反映了皇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出封建专制政权的弊端。皇帝英明神武，则为太平盛世；皇帝昏庸无能，后果即不堪设想。唐朝中后期朝政为宦官把持，皇帝的废立也为宦官控制。只要皇帝稍微有所作为，或者不与他们合作，就会有被废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不灭亡吗？
5、会昌灭佛
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6、鉴真东渡
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兴盛，经济繁荣，极大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与之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经常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在各方面都受到盛唐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唐朝高僧鉴真和尚在日本的盛情邀请下，发下宏愿，不辞年高路远，历尽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宣扬佛法，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鉴真和尚14岁在扬州大明寺出家为僧，开始学习佛法。他拜高僧道岸、弘景为师，学习佛教律宗经典。20岁时鉴真到长安、洛阳观光，增长了见闻。回扬州以后，鉴真三十年如一日，讲经说法、宣传教义、教授戒律，成为誉满江淮、威望崇高的著名高僧。这个时期，日本完成文化革新，屡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文化。公元742年，日本和尚普照等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佛法，鉴真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促进佛教在日本的流传和发展，毅然接受了日本的邀请。
从公元742年开始，鉴真先后四次东渡，都因船只触礁、官府阻止等原因未能成功。748年，年已60的鉴真和尚带着随行的65人，从扬州出发，第五次东渡日本。他们乘船沿运河南下，从杭州湾出海。在东海遇到了大风，船只在惊涛骇浪中漂泊，半个月后被刮到了海南岛的南端。途中断绝了淡水，只好接雨水饮用。靠岸后，鉴真一行辗转广东、广西等地，讲经传法，准备再次东渡。不幸的是，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三年后鉴真又辗转回到扬州。
公元753年，鉴真乘坐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只，第六次东渡，最终在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县川边郡的秋目登陆。第二年，鉴真一行到达日本京都奈良，受到天皇隆重礼遇。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主持受戒仪式。僧人受戒要经过三师七证，这是日本佛教不曾有过的，从鉴真东渡以后始形成定制。公元759年，在鉴真的努力下，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律宗从而成为日本六大宗教派别之一。除了弘扬佛教，鉴真和他随行的弟子还将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医学等技艺和知识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7、靖康之变
宋王朝重文轻武、抑制武将的结果是文化繁荣、经济发达而军事衰弱，备受周围国家的欺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军权收归中央，由文官指挥军队。同时沿用五代兵制，强干弱支，拣选精锐组成中央禁军，而地方的厢军、乡兵很少参加军队训练，平常充作工匠和仆役，根本没有战斗力。在这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宋朝地方势力根本无法与中央抗衡，皇帝的权势稳固了；国家却也因此无力抗敌，不得不赔款求和。这一局面持续到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兴起以后，渐渐无法维持下去，因为金国所希望的是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北宋末年，强大的金国大举南下，妄图乘灭掉辽国之余威，一举占领北宋。金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北宋都城东京，由于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军被迫退兵。曾经逃走的宋徽宗又回到汴京，父子皇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仍然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救援的宋军，也被他遣散回去了。大臣李纲看到这种情形，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加强军备，防止金军进犯。但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采纳他的意见，还处处排挤他。不久，李纲被迫离开京城。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8月，金太宗果然出动大军，命令宗翰、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军。得到金军南进的消息后，各地宋军自动起来保卫汴京，但投降派一心想求和，便命令他们停止前进。金军来到黄河北岸，发现南岸有十几万宋军，不敢渡河，就把战鼓集中起来，整整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以为金军就要渡河，吓得都逃跑了。
金军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和宋军谈判提出划河为界，河北、河东（今山西省）地区划归金国。软弱无能的宋钦宗对金军百依百顺，立即派门下侍郎耿南仲和开封知府聂昌去办理割地之事，还下诏给那里的军民，命令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对朝廷割地降金的决定非常气愤，掀起了反投降、反割地的斗争。结果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被绛州人民杀死。耿南仲和金国使臣来到卫州（今河南省汲县），金国使臣听说卫州人民要活捉他，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的事了。
金军来到汴京城下，城中守军本来就不多，宋钦宗还阻止抗战派官员组织的抵抗，他还相信一个自称懂“六甲法”名叫郭京的人，让他用法术来击退金军，结果汴京很快被金军攻破了。城破后，城中军民要和敌人进行巷战，宋钦宗却派宰相何栗到金营去求和。何栗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只要叫你们皇帝来商量割地的问题，我们就退兵。”当昏庸的宋钦宗带领几个大臣来到金营后，金军马上就变卦了，提出要废掉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位宋国国君。宋钦宗回到汴京城里，又气又恨，放声大哭，后悔当初不该听投降派的话，但为时已晚。金军派人进城，查封了府库，勒索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被迫派官员帮助金军到皇亲国戚、官吏等家里彻底查抄了20多天，抄去大量金银、文物，金军仍嫌不足，杀了4名宋朝官员。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金军扣押了宋钦宗、宋徽宗并把他们押送到了金营。金太宗下令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把二帝连同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这样，北宋王朝灭亡了。这次事变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金军退走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镇守南方的康王赵构，逃脱了这场灾难。在宋朝官员拥立下，赵构继承了皇位，重建的宋朝，改年号为建炎，历史上称南宋。
由靖康之变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腐败无能到何种地步，过度压制武将的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军队无战斗之力，将领无领军之能，国防全面废驰。当金兵攻来之时，毫无准备的宋军往往不战而逃，拼死抵抗的却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一百余年文官政权的后果遗毒深远，南宋王朝最终也为元朝所灭。更为悲惨的是，宋与蒙古交战数十年，前后竟无一位名将出现，领兵抗敌的竟然是文状元文天祥。可见宋王朝重文轻武，到最后也没有醒悟。
8、蒙古西征
蒙古西征之战是公元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和东欧的战争。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以骠悍的雄风征服了欧亚地区，以蒙古为中心，建立起由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历史上蒙古大军数次大规模的西征，以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几乎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的军事革命。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先后打败了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等各部，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畔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蒙古国建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不断发动掠夺战争，用兵的主要方向是南下与西征。南下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宋和金朝，西征则是中亚东欧各国。蒙古西征共有3次，第一次是1217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西征，第二次是1234年至1241年拔都西征；第三次是1253年至1258年旭烈兀西征。
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及其儿子率领，主要目标是中亚地区的西辽、花剌子国和俄罗斯。
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把南下灭金的任务交给大将木华黎，亲自率兵直指西方，首先灭掉西辽。两年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和大将速不台、哲别，会集畏兀儿、哈剌鲁、阿力麻里等部兵马攻打花剌子摩。花剌子摩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大国，疆域辽阔，国力雄厚。蒙古军入侵后，花剌子摩分兵据守各大城市，遂被蒙古军各个击破，终为蒙古所灭。蒙古军队越过高加索进入顿河流域，出兵欧洲。公元1223年在迦勒迦河决战，大败突厥与俄罗斯联军，俄罗斯诸王公几乎全部被杀，此后蒙古军队班师而回。
第二次西征主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主要目标是东欧、波斯。
公元1234年，太宗窝阔台召开诸王大臣会议，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西征。窝阔台派兵分别攻打波斯（今伊朗）和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基本上征服了波斯全境。公元1235年，由于进攻钦察的军队受阻，窝阔台决定派强大西征军增援，术赤之子拔都、察合台之子拜答儿、窝阔台之子贵由、托雷之子蒙哥以及诸王、那颜、公主附马的长子参加这次远征，由拔都总领诸军。次年，诸军会师西征，进攻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大将速不台征服不里阿尔。公元1237年，蒙古诸军进攻钦察，蒙哥斩杀其大将八赤蛮，里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
拔都率军大举入侵俄罗斯，公元1237年底攻占梁赞、莫斯科等14城。公元1238年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次年又攻陷基辅。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进攻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尔（今匈牙利）。
1241年蒙古击败匈牙利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这一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４月，双方最终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
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像。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盔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军队。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1241年年底，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军从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流域。拔都率本部以撒莱为都城，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钦察汗国。
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另一个孙子旭烈兀率领，目的地为西亚各国。
公元1253年，托雷之子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远征，蒙古军队进军西亚，平定木剌夷国。公元1257年3月，驻守阿塞拜疆的拜住来到军中，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直指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公元1257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第二年初，三军合围，向巴格达发动总攻，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2月，穆斯塔辛率众投降，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军队在城中大掠七天，穆斯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兵进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
由于蒙古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旭烈兀才被迫停止了西进，占据第比利斯，建立了伊利汗国。
从公元1217年至125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以蒙古大汗为中心，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摩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史称四大汗国。
蒙古西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上采取由近及远、相继占领的策略，以蒙古大漠为中心，向外一步步扩张。在战术上注重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用汉人工匠制造大炮，提高了战术优势，西征时集中优势兵力，如拔都西征就全是长子，窝阔台认为“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骠悍的蒙古骑兵适合远距离作战，战斗力相当强大。而封建社会的欧亚各国则是分裂独立，如俄国当时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相互争斗，不能一致对外，花剌子摩虽是大国，但分兵守城，消极防御，不能集中兵力迎敌。因此，在蒙古军队进攻下相继灭亡。
9、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的意义到了近代方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数千年以前，人类刚刚迈过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比较小。一旦发生天灾，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正因如此，那时的国家经常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所逼迫，四处迁徙，这也就是商朝迁都多次的原因之一。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毫，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以后300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不得不搬家。从商汤开始传了20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期间多次迁都。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深知都城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即位以后就下决心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次迁都，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实现商朝的长治久安。
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日子，昔日繁荣的国都早就变为废墟了。到了19世纪末，人们在殷墟发现了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十多万片，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都刻着很难认的文字。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定这些甲骨文字是商朝时候留下来的。
原来商朝统治者迷信鬼神，他们在祭祀、打猎、出征的时候，都要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一下，是吉利或是不吉利。占卜之后，就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和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现在所知的甲骨文，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人们对殷商时期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由此知道殷墟所在的地方当年曾经是商朝盘庚迁都后灭亡时的国都，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商朝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能够了解商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情况，因此殷都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盘庚迁殷一事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
10、七大恨
努尔哈赤花费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并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建元天命。此时，后金国兵精粮足，努尔哈赤不再满足于东北一隅之地，逐渐把野心转移到日益腐朽的明王朝身上，逐鹿中原就成为努尔哈赤的理想。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谓“七大恨”，即为：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
（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等女真部落，欺压建州女真；
（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已和努尔哈赤定婚的女儿转嫁蒙古；
（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的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统治者长期歧视、欺压女真人、并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强烈不满。然而他发动战争的主旨，却是为了掠夺明朝的财货和人口。女真族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需要补充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封建经济高度发达而政治、军事却呈衰象的明朝正是满族奴隶主贵族觊觎并掳掠的理想对象。从此以后，女真族兵锋直指明王朝，开始逐步实施占领中原的战略计划。
11、清初三大疑案
清朝初年，初入中原的清王朝内部夺权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留下了三大历史疑案，分别为：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皇帝有没有出家为僧？雍正有没有篡夺皇位？其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清朝覆亡之后，后人依靠珍藏的清宫档案，方才部分揭开了三大疑案的真相。
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
史学界持孝庄皇太后曾下嫁多尔衮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清初典籍在顺治初年时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而顺治五年，则尊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在顺治廷议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一条。第二条，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重时，对康熙说，因自己不忍远去，希望在孝陵附近选择墓地安葬，“则我心无憾矣”。按照清代的丧葬习俗，孝庄死后应该与顺治的父亲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孝庄要求单独葬在北京孝陵附近，有悖清朝礼仪。部分专家认为，这种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做法实际暗示，下嫁多尔衮的孝庄皇太后自觉无脸见清太宗皇太极。
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上看，“太后下嫁”一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另从时间等逻辑顺序上分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清宫秘档》采用了“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的说法。
虽然满族曾有“妻后嫂”、“妻后母”（即兄长死后弟娶其嫂，甚至父亲死后，子娶其父配偶）的习俗，但入关后，满人的习俗也会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而改变。至少从满族入关后的文献中看，没有继续沿袭这一习俗的记载。
“太后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是明朝遗臣张煌言所作的十首《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词中曾如此描述：“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许多年来，后人因诗论事，这首诗成为后人议论太后下嫁的重要证据，但亦只不过是孤证而已。
明朝遗臣张煌言“作为一位力图反清复明的汉人，根据一些传闻做诗言志，嘲讽清廷，反映自己的一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依据《清实录》，孝庄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一新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如果根据张煌言诗，孝庄要在慈宁宫办婚事，应在顺治十年以后，而多尔衮早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所以，从时间上推断并不合理。而另据《清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有过一次大婚，他娶的是自己的政敌、顺治的大哥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因为豪格与多尔衮有矛盾，被多尔衮逼死后，多尔衮娶了豪格之妻（自己的侄媳妇儿），免不了兴师动众一番。又据考证，《建夷宫词》正是作于顺治七年，可见此事与多尔衮娶博尔济锦氏有密切的关系。”张煌言可能是移植了民间关于这次大婚的传闻。
顺治出家为僧
虽然从史料上看，董妃辞世之后，顺治皇帝与佛家弟子联系密切，也确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大部分明清史专家认为，顺治皇帝是因出痘病死于宫中。
《清宫秘档》也采用了“顺治病死于宫中”的说法。从顺治的《起居注》看，顺治皇帝一直有长期的服药记录。
在《平圃杂记》中也有关于皇宫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的记录，记载顺治是因病而逝——顺治十七年底，顺治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顺治死于养心殿。
关于顺治是否出家的一个疑问主要在于：清朝早期实行火葬，但火葬顺治遗体的记录未见于《清实录》中。不过，虽没有火葬的记录，但有关于安放顺治宝瓶（即盛骨灰的容器）的记录。由此看来，顺治出家的可能性较小。
雍正夺嫡
雍正如何获得皇位是清初三大疑案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疑案。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雍正皇帝作为康熙指定的继承人正常继位的；一种则认为雍正篡夺了皇十四子的皇位；还有一种是说康熙皇帝并没有指定谁做继承人，只是雍正当时掌握了兵权，控制了局势，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雍正王朝》里采取的是合法继位说。
在篡位说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盗名改诏说”。说雍正将康熙遗诏中的“皇位传十四子”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这是有些不正确的。清代制度中，皇子前一定要冠一“皇”字，如皇四子、皇十三子，故遗诏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若雍正篡改成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语意不通，一下子就会露出马脚了。且传位给谁应使用“于”字，清朝时的“于”、“於”两字并不通用，雍正拿出这样一份破绽百出的遗诏，有谁会相信他呢？另外，按照清朝惯例，重大文书都必须“满汉合璧”，既用汉文，又用满文，雍正自然无法同时篡改满文与汉文。这一说法自然不可靠，但虽然是捕风捉影，却也暗示雍正篡位的可能性，只不过民间所猜测的具体过程难以自圆其说而已。
但若说雍正是合法即位，就连雍正自己也说得不清楚。康熙弥留之际，雍正人在哪里？几时来到康熙身边？当时情况如何？有谁在场？雍正的说辞也是反反复复，令人质疑。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会传位给雍正，乃是因为康熙喜爱雍正的儿子弘历。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康熙的确可能因为弘历而增加了对雍正的偏爱，历史上也有过这种例子。明代成祖立仁宗为太子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仁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宣宗。但反过来说，康熙爱屋及乌的说法也有可能是脱胎于此，乃是支持此说者多作想象，穿凿附会，不见得与事实相符。
《清宫秘档》依据档案馆保存的继位遗诏，采用了雍正是自然继位的说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这件诏书，诏书满汉合璧，在汉文书写的“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联登极，继皇帝位”，旁边还有意义相穆摹宫廷档案也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依靠档案终归比凭空猜想更可靠一些。疑案终归是疑案，即便有了宫廷档案，我们仍然无法断定事实究竟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2、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清代某文人，一日正在窗前读书，一阵微风吹过，将书吹翻过几页，这位文人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谁知，被人告知官府，无意之间招来大祸，官府以蔑视清王朝罪将其斩首，这就是典型的文字狱。“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原因而铸成的冤狱，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镇压知识分子，使用了种种手段，文字狱便是其中一种。
早在汉代元帝时就有“杨恽事件”。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事下狱，官府从其家中搜出一封家信，内容多为牢骚话，激怒了汉元帝，下令处杨恽以腰斩，杨妻判流刑。明朝以来，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统治者在思想上对人们的控制防范更为严密。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文字狱迭出。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十分忌讳这段历史。因此当他在表章和诗词中看到“贼”、“僧”、“光”等字，就认为是对他的不敬，常不问青红皂白，将作者诛杀，以泄恨。这一来文人提心吊胆，不敢“随情谈世事，纵意写文章”，否则一不小心哪处不合上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满人以少数民族入关建立一统天下的王朝，对于作为被征服者的汉人自然尤为敏感，在思想上实施的控制就愈发严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文字狱，康熙年间庄廷垅“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浙江查嗣庭“试题案”，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清廷罗织罪名，对当事者或诛杀或革职或流放，沉重打击了大批文人学者及其亲朋故旧。
其中以明史案最为典型。清初，明末遗民湖州定户庄廷垅从朱国桢的后人手中买到一本朱所著明朝史书，书内有《列朝诸臣传》等稿本。此时庄廷垅双目失明，他想效法春秋时期的左丘失明而著《国语》的事迹，将这一稿本与招集门客所补的崇祯历史编合在一起，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刊刻。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并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康熙二年（1663年），此事被人告发，报到京师，引得康熙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严加追查。
此时庄廷垅已因病去世，官府仍然没有放过他。庄廷垅被刨棺戮尸，在世的四个儿子、一个弟弟以及为庄刻《明史》作序的李令哲均被逮捕处斩。
南浔富绅朱佑明原本与此毫无牵连，却被人诬告陷害。结果，朱佑明和他的5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此外，凡是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以及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等上百人，诛杀的诛杀，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最后，共杀了73人。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命题。由于“正”字与雍正名讳，“止”又是“正”字无头，遂被说成是借出考题讽刺皇帝，遂被革职查办。查嗣庭死于狱中，被戮尸枭首，子女也因此事被判死罪，其他家属则被流放边远地区，雍正还下令停其原籍浙江乡试6年。
13、三藩之乱
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安抚投降的明军将领，先后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分别镇守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此即为清初“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其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因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1673年，康熙帝下撤藩令，欲解除三藩兵权。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反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反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反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吴三桂等人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拢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康熙下令剥夺吴三桂“平西王”的爵位，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讨伐吴三桂。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安西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同时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清廷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
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云贵悉平，“三藩”叛乱至此结束。
14、三家分晋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其意义非同一般。韩、赵、魏三家本为晋国大夫，各据一方，成为诸侯，战国七雄至此稍具雏形。大夫称诸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原为晋国的大夫，后来势力渐大，以至最后取代晋国公室，各自独立为诸侯。此即为三家分晋，它成为战国开始的标志，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教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公卿、大夫之家。
晋中期以后，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争，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
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智伯最为强大，晋国政事多由智伯作主。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15、四大汗国
蒙古三次西征，铁骑所到之处纷纷归附蒙古，由葱岭至东欧的广阔土地多为蒙古所占。第一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率领，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分封给儿子作为领地，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拔都在西征后于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列兀率领，西征之后，他同样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汗国，称为伊利汗国。这样，蒙古人在东亚大陆蒙古本部之外，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后三个汗国在相互争斗中先后灭亡，只有钦察汗国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渐渐衰落以至于灭亡。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创立，从1243年一直延续到1420年前后。
1243年，拔都率领蒙古军第二次西征，西征之后拔都回到伏尔加河畔。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都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
在汗国内，拔都的十三个兄弟及其后裔各有世袭封地，拥有军队。蒙古军事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拔都的兄长尔达及其后裔据有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白帐汗国。贵由大汗去世后，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位，打击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势力。乘机占有河中地区。1255年，拔都去世。
汗国内居民成份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因此他们逐渐突厥化。到十四世纪前叶，蒙古人已使用突厥语。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位时（1257年～1266年），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别儿哥因同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无力东顾，于是河中地区被察合台之孙阿鲁呼占领，别儿哥便支持窝阔台之孙海都对阿鲁呼作战，帮助海都崛起。拔都之孙忙哥铁木尔继位（1266年～1282年），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元朝，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直到1282年脱脱蒙哥继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
1302年，钦察汗国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巴尔，笃哇、察巴尔战败，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后来月即伯继钦察汗位（1313年～1341年），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1336年，月即伯遣使请求领取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朝廷专设一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平阳等处分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
月即伯在位时，汗国达到极盛时期。迁都到别尔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与伊利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部分蒙古牧民也伊斯兰化。
十四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达兴都库什山，主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1346年因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
西征后，成吉思汗分授诸子封地，察合台得到了从畏兀儿境一直延伸至河中草原的广大地区。察合台的大帐设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河中城郭地区由大汗直接派官管辖。察合台曾企图排挤窝阔台汗在河中地区的势力，遭到窝阔台汗的制止。1241年，察合台卒，次子抹土干之子合剌旭烈继位。
贵由继汗位后，废合剌旭烈，改立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蒙哥时期，合剌旭烈妻杀也速蒙哥，自摄国政。
忽必烈即位后，遣抹土干之孙巴剌持诏回国继承汗位。1269年，巴剌与海都在答剌速河畔举行大聚会，划分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巴剌之子笃哇在海都支持下即位，从此察合台汗国被海都所控制。
笃哇、海都经常侵扰元朝边境，攻掠畏兀儿地区。1298年，笃哇又袭击驻守于金山一线的元朝军队，俘杀守将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1301年，笃哇、海都率军与元朝军队大战于帖坚古山（阿尔泰山与札卜哈河之间），笃哇中箭受伤，海都亦受伤致死。笃哇与海都之子察巴尔被迫向元成宗请和，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不久，笃哇与元朝联兵击败察巴尔，吞并了大部分窝阔台汗国领地。1306年，宽彻继立为汗，继续实行与元朝友好的政策。耶先布华统治汗国时期，为扩大牧场，率军入侵元朝，被元军击败。为了弥补损失，他又入侵伊利汗国，元军乘机再度深入中亚草原，他才被迫撤兵。
怯别统治时期，与元朝恢复友好关系，双方经常遣使往来。汗国统治中心逐渐西移。1330年，怯别弟笃来铁木儿继承汗位。同年，元政府颁布《经世大典》，其中附图称察合台汗国为笃来铁木儿属下，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相并列。
敞失汗统治时期，阿力麻里是汗国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罗马教廷派出许多传教士到此传教。不久，敞失被谋杀，其弟也孙铁木儿继位。从也先不花到也孙铁木儿，察合台汗一直维持着统一。
合赞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侯自立为可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多乎剌氏贵族拥立吐乎鲁铁木儿为汗，统一汗国。二十二年（1362年），吐乎鲁铁木儿死，河中地区铁木儿势力迅速发展，东部仍在吐乎鲁铁木儿后裔统治之下。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由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后代海都所建，占有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附近）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位于察合台汗国的北方。
蒙古大汗蒙哥死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海都依附于阿里布哥，与忽必烈为敌。阿里布哥失败后，海都拒绝归附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开始举兵东犯元境。他与察合台汗国的巴剌相结纳，取得伊犁河谷与可什哈尔（今新疆喀什）地区，并纠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系诸王，1269年在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畔召开聚会。
巴剌死后，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海都所操持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笃哇追随海都，多次进扰元朝的西北边境。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所控制的地域，西至可什哈尔与答剌速河谷，南及天山南坡诸城，东抵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有耶尔得斯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地，成为中亚的一大势力。
1301年，海都犯元境，在与元军战斗中受伤，回师途中死去，其子察巴尔继位。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发生矛盾和分裂，汗国力量削弱。1304年，笃哇起而与察巴尔争战，大掠其国西部诸城。元朝海山的军队同时跨过阿尔泰山，大破察巴尔军，察八儿投奔笃哇。窝阔台汗国所属诸部，一部分归附元朝，大部分降于笃哇。1309年，察巴尔因参与察合台汗国的一次内争失败，逃归元朝，元封他为汝宁王。他的领地大半为新即位的察合台汗耶先布华所有，窝阔台汗国亡。
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之子旭烈兀所建，在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统治波斯一带。
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西征波斯等地。忽必烈即位后，命旭烈兀统领阿姆河以西直至密西尔（今埃及）的辽阔土地。旭列兀建立了伊利汗国，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
1265年，旭烈兀子阿巴哈继立，元朝赐他“辅国安民之宝”方印。阿巴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土），以蔑剌哈为陪都。1284年，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将他留在汗庭参议政事。
第七代伊利汗合赞统治时期，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势颇盛。1298年，合赞遣使入元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就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并赐“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合赞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特编纂《史集》。
第九代伊利汗不赛因死后，统治集团内讧迭起，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可汗，纷争不已。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占桃里寺，伊利汗国亡。
16、土木之变
朱元璋九死一生，夺得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保住朱家江山，他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先是利用胡惟庸、蓝玉两案，大加株连，杀戮大批功臣宿将，又在军事上实行都司卫所制度，使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则是不许宦官干政、不许宦官识字，并约束子孙维持这一政策。朱元璋虽然有先见之明，不过他没有算到自己的儿子会不听瞩咐，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取皇位，晚年下了一道诏令，允许有子嗣的学官在自愿接受阉割手续后，进宫内当差，教宦官、宫女读书识字。这小小的一道诏令，几乎改变了明朝的命运。
明成祖之后，明宣宗朱瞻基当了10年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逝，年仅38岁。宣宗长子朱祁镇这年只有9岁，即位为帝，史称明英宗。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的指教下，他任用贤臣，继续执行祖父、父亲较为开明的政策，明朝的国力在他在位的初期，达到全盛。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是山西大同人。他原来是个学官，在明成祖朱棣晚年解除了对宦官识字的限制以后进宫。他在内书堂当了一阵教习后，就被派去侍候东宫太子朱祁镇。王振为人狡猾，很快就赢得朱祁镇的欢心。尊称他为“先生”。张太后对这个“先生”早有警觉，朱祁镇刚当皇帝时，张太后把他叫到自己身旁，并叫人将王振唤来。她当着朱祁镇的面，正言厉色地斥责王振：“你侍候皇帝起居，有很多不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要赐你一死！”环卫在张太后周围的女官立刻上前，将刀架到俯伏在地的王振的脖子上。朱祁镇赶忙跪到祖母面前为王振说情。张太后饶过了王振，但一再叮咛朱祁镇：“皇帝年纪还小，还不知道这种人对家国的危害。我听皇帝说的情，放过王振。此后，不能够让他干预国家大事！”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有所忌惮，张太后一去世，王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劣根性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在皇宫门上挂一块铁牌，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11个大字，王振却公然叫人将这块铁牌摘掉。大理寺少卿薛，本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的不法行为，从不与王振往来。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惟独薛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怀恨在心，指使党羽诬陷薛，将他抓进大牢，定成死罪。驸马都尉石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王振怪他辱及自己的同类，找个由头，将他逮捕入狱。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将王振的罪行写成匿名的小字报，偷偷在京城张贴。王振将他们3个人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明英宗朱祁镇在皇宫设宴招待百官，按惯例，宦官身份的王振是不能参加的。王振却大发雷霆，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朱祁镇听到别人转告这句话，连忙派人补请他。他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
当时，在北方边境，蒙古瓦剌部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瓦剌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在边境制造事端。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一下子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冒称有3000人。王振处置失当，先是引狼入室，批准2000名贡使进京，继而轻率敷衍，叫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压低贡使带来的马匹的价格。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十分恼怒，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
王振鼓动英宗朱祁镇亲征，想侥幸取胜，建功立业。大臣们纷纷劝阻，朱祁镇鬼迷心窍，根本不听。这位23岁的青年皇帝，在王振的挟持下，率领50万大军，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
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来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路边。老天也不作美，连日风风雨雨，道路泥泞难行。随驾官员见势不妙，力主回京。王振认为他们扫了自己的兴头，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
半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一行抵达大同，前方传来先行交战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心里一惊，又仓猝决定“班师”。王振的庄田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想请朱祁镇到自己府第走一趟，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指挥部队向蔚州方向撤退。走了40里地，王振忽然想起，眼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踩坏庄田中的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于是，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么折腾了上十天，英宗朱祁镇一行退到土木堡，土木堡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城外20里。王振不指挥部队进城据守，却命令大军驻扎土木堡，等候辎重车辆到齐后再继续后撤。耶先的瓦剌军第二天就追到，将其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地两丈也见不到水。明军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第三天，耶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中了圈套，下令移营取水，全军乱了阵脚。耶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四面掩杀，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朱祁镇突围不成，干脆下马盘膝而坐，眼睁睁地等着瓦剌人把自己抓去当俘虏。王振为乱兵所杀。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震惊，百官痛哭。人们首先把愤怒集中到造成这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身上，他的亲信死党都被抓起来杀掉。在抄他家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擅权7年，搜括到手的金银财宝竟堆满了60多间仓库，玉盘有上百只，高六七尺以上的珊瑚有20多株。
耶先抓到了英宗朱祁镇，当成可居的奇货。他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胁迫朱祁镇传旨叫守城将士开门出迎。守将杨洪、罗亨信立于城头，向朱祁镇传话：“我们所守的是陛下的城池，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不敢奉诏！”耶先见用朱祁镇的名义赚不开城池，就改而用这个俘虏皇帝的名义勒索财物。朱祁镇被迫写了一封信，派一个被俘的卫兵送到怀来城中。怀来守将又连夜转送至北京。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接到来信后，把皇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骏马驮着，送到耶先营中，想赎回儿子。耶先当然不肯放人，他要把朱祁镇攥在手里，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好处。
孙太后在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朝廷大臣的支持下，抵制了迁都南方的建议，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决不是为个人打算。”朱祁镇也从耶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
17、晚明三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反映了明朝政局的腐败和混乱，皇帝怠于政事，百官又党争不休，各派势力争吵激烈。“国无外敌者恒亡”，眼看着祸起萧墙，大明帝国的覆亡已是难以避免了。
18、玄武门之变
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争夺皇位的斗争，玄武门之变在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秦二世夺去哥哥扶苏的王位，使秦国迅速地走向灭亡；杨广杀死父亲取得帝位，也使得隋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与他们相比，玄武门之变而后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并成就了中国历朝中最为强大的盛唐。
唐高祖李渊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4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亲弟齐王元吉，并诛戮两家亲眷僚属多人，事后还迫使高祖李渊交出皇权。历史上称这次宫廷政变为“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有子22人，长子皇储建成，次子秦王世民，四子齐王元吉，均为窦皇后所生。这三人虽有同父共母的骨肉亲情，而彼此间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考其致恨之因，实由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李渊龙子虽多，而佼佼者忒少，只有次子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文韬武略，聪睿过人，确具“济世安民”之才干。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突厥围困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驰救，就表现出超人的胆略。一个刚满16岁、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献出奇兵之策，解雁门之围。此后，在李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功居诸子和众将之首。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接着又打退借助突厥势力进攻河东（今山西水济西）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打败窦建德，摧毁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出降，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当他平定东都洛阳班师凯旋的时候，披金甲、乘骏马、率铁骑、囚敌俘献于太庙之前，真是如日中天，风光不可一世。以致高祖李渊认为李世民功劳太大，旧时官爵不足以酬赏，“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众王公之上。李世民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和皇太子李建成形成强烈反差，无疑对建成的太子地位构成巨大威胁。高祖李渊确曾数度想废掉太子建成而以李世民相取代。在太子地位行将丧失之际，李建成与李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淫乱上宠，同恶相济，务以除掉秦王李世民而后安。李建成乃私募四方骁勇之士及长安恶少2000余人，蓄为宫廷甲士，分别屯驻在长林门（东宫门）左右，号为“长林军”。又命可达志招募突厥散兵游勇300人藏匿东宫之内，作为攻击李世民兵力的中坚力量。武德七年（公元624年）7月高祖李渊驾幸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建成认为时机已到，先令庆州（今甘肃庆阳）总管杨文干招募健卒送长安备用，继之遣部将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持甲赠送杨文干，令其在庆州起兵与长安互为呼应。朱焕、公山二人途中惧罪，将此谋驰报巡幸仁智宫的李渊，才挫败李建成所策划针对李世民的兵变。这次事变之后，李渊废立之意似乎已定，他对辞行而去平息杨文干兵变的李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还谈到如何处置太子建成的问题：“吾不能效隋义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蜀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惜高祖此议事后并未实行。在元吉及高祖的四位宠妃的游说之下，复令建成还京居守太子之职，仅责其不容兄弟之过。
李建成以武力诛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后，又与李元吉共谋欲以毒酒鸩杀李世民。他们邀李世民夜饮，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胸中暴痛，吐血数升，幸赖淮安王李神通扶归西宫救治才保存性命。此事发生后李渊往西宫视疾时，再次宣布了处置“兄弟阋墙”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当年困居晋阳时，是你决定起兵反隋的谋略，在南征北讨统一天下过程中，又是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兴邦建国之时我决定立你为太子以继承皇统，而你却坚辞不受，我只好让建成为皇储成全你的令名美誉。建成居东宫已有多年，我不忍废他而立汝。但我知你兄弟二人同置京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好让你回到陕东道大行台上任，住在西京洛阳。自陕西往东的广大地域，归你管辖，亦建天子仪制，君临半壁江山。”李渊显然以和事老的身分，不偏不倚的手法，将唐朝天下一分为二，使其各霸一方，睦邻相处，相安无事。而他这位太上皇也就可以得到比诸侯朝觐周天子更为光荣的礼遇。这种想法，近乎天真。就在李世民即将成行之际，建成、元吉又耍弄阴谋。他们害怕李世民得到分封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甲兵，必后患无穷。若夺其权柄，羁縻于京师，匹夫其身，则无后忧。于是他们鼓动亲信，散布流言，游说高祖。谎称世民左右皆为山东豪俊，闻说东迁洛阳，均欣喜若狂，察其形迹，似乎另有图谋。在建成、元吉的蛊惑之下，高祖果然搁置了世民在西京“建天子旌旗”之议，建成等又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武德9年（公元626年），突厥犯边，抢掠民财，焚毁民舍，战警驰报长安，建成举荐元吉率师北讨，欲乘元吉兵权在握之时，诛灭秦王世民势力，以绝后患。为了削其羽翼，损其实力，元吉先奏调秦王名将尉迟敬德为先锋，继又调秦王精锐士卒以充实军力。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早图自全之策。李世民犹豫未决之时，又有人报，元吉与太子合谋在明日昆明池宴会饯行时杀戮秦王，太子逼宫继位，即立齐王为太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才进宫禀奏建成等人的害己图谋，并揭露二人私通妃嫔，淫乱后宫种种不肖之举。高祖闻报震惊，答应在明日早朝之时，彻底追查事实真相，以惩元凶。孰料秦王的奏闻，当夜便由张婕好密报太子。建成、元吉原拟用“请勒宫甲，托疾不朝”之策以自保。后又觉得“托疾不朝”等于是默认李世民所奏是实，又不能察知高祖的处置态度，自己又无抗辩的机会，故二人决定明日仍进宫早朝，以观其变。
六月四日这天大早，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之内。当天守卫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系太子李建成安置于此的心腹将校，后被李世民收买而改换门庭。建成不知其变，犹恃以为护，故松懈无备，和元吉由玄武门昂然而入以朝见李渊。二人走到临湖殿前才发觉情景有异，气氛反常，乃反身逃遁，欲奔入东宫。李世民尾随而呼之，元吉张弓三射而未中。秦王还射，一箭射毙建成，再箭射伤元吉，尉迟敬德上前割下二人之首，以戟挑示于宫门之外。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迅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逼迫高祖李渊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亲笔诏命，一场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才告结束。建成死时只有8岁。他的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李承道、三子何东王李承德、四子武安王李承训、五子汝南王李承明、六子矩鹿王李承义均因建成之连累而遭杀戮。
玄武门之变以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禅位，自称“太上皇”，从此退出唐朝政治舞台。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年（公元627年），改元“贞观”，以后的数十年即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后人对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所作所为看法也各不相同，有褒有贬。一般以为李世民刻薄寡恩，心狠手辣，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并且斩草除根杀死了自己的侄子。这种想法许多人心中赞同，却也没有说出来。毕竟玄武门之变后登上皇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唐太宗，大行不顾细谨，因此对于玄武门之变这一血腥事件就不愿多加评价。
但是，纵观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皇帝宝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脆弱性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在重视血统关系的古代社会，生在帝王家，就注定了命运。不是成为皇帝，就是一生悲惨。李世民也有畏缩的时候，但他最终克服了妇人之仁，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天下百姓。生在帝王家，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就会成为威胁皇位的潜在力量，必然会遭受皇帝的猜忌，而且皇帝也必须加以猜忌，否则受害的就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人登极万民哭。皇帝的更迭影响的确太大，李世民等能不小心吗？封建王朝专制的本质决定了李世民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有进入现代民主社会，这一血肉相残的悲剧才可以从制度上加以避免。
19、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
1644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国，引兵入关，清兵占领北京。同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以次年为顺治元年。清兵入关以后，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抵抗，清兵恼羞成怒，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三役最为惨烈。
扬州十日
1644年5月，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史可法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江北，镇守扬州。1645年3月，清军抵达扬州，集结了大批军队，形成重重包围。史可法上书南京请求派兵支援，又飞檄各镇召集援兵，但南明权臣马士英不加理会，各镇总兵仅刘肇基自高邮来援。
清军包围扬州后连连向史可法招降，均遭史可法严词拒绝。史可法面对来使，毅然回答道：“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此时，部将李栖凤、高凤歧出城叛降，守城兵力极为孱弱。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留下守城御敌的均是为民族大义和史可法高风亮节所感染的豪杰之士。他们怀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日夜坚守，屡退清兵，杀敌数千。
四月十三日，清军以红夷大炮猛攻扬州西北隅，守城军民在史可法率领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二十五日扬州城为清军所破，清军蜂拥而入，史可法自刎不及，为清军所俘。敌人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不为所动，慷慨就义。
史可法被俘身亡后，高邮总兵刘肇基率领军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军痛恨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屠城10天，纵兵抢劫屠杀，约80万人惨遭杀害。史称“扬州十日”，为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江阴三日
扬州失守后不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军迅速占领江南各地。1645年6月，清廷颁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强令汉族人民剃发、蓄辫，极大地伤害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强烈反抗。
六月上旬，清朝委派的江阴知县方亨在江阴城发布“剃发令”。江阴人民群情激愤，10余万人召开集会，宣告：“头可断，发决不可剃！”集会群众杀掉知县方亨，推举本县主簿陈明遇与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领袖，揭起抗清义旗。阎应元迅速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清队伍，他们修缮城池，制造武器，征集军需，加强防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久，清军大集，重兵围困江阴城。七月初，清兵重炮猛轰，万弩齐发，蜂拥攻城，均为守城军民击退。清军派明朝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慨然答复：“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八月二十日，江阴城内弹尽粮绝，清军又以大炮轰破城门，才得攻入城内。陈明遇、阎应元壮烈牺牲。
江阴人民抗击清军80天，击败清军三十万大军，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使清廷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丧命于江阴城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清军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屠城三日。全城人民均以先死为荣，无一人投降。三日之内，十七万余人被杀，仅老幼53人幸免于难。史称“江阴三日”。
嘉定三屠
不畏牺牲、从容就义的壮烈行为也发生在嘉定。几乎与江阴同时，清朝知县张维熙在嘉定执行剃发令。城内外人民不约而同地起兵，赶走了张维熙，并推举士绅黄淳耀、侯峒曾为首主持大计，共拒清兵。
黄、侯等人纠合义兵，整饬编练，称为“嘉定恢剿义师”，坚守嘉定。清军攻城，嘉定义军困守孤城10余天，终因连天大雨，城墙倾塌，被清军攻入城内。黄、侯等人自杀殉国，清兵屠杀城内百姓二万余人。不久，义士朱瑛乘清军退出嘉定，重新入城，重兴义旅，再度举起抗清大旗。清兵进攻，嘉定再次为清军所破，城中百姓又一次遭到惨酷的屠杀。二十天后，明军将领吴之藩反攻嘉定，无功而返。清军迁怒于嘉定百姓，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
20、真实的西游记
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唐僧和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回真经。其中曲折离奇的冒险，生动有趣的经历，不知吸引过多少人。这么优美动人的故事，并非完全出自杜撰，而实有其人其事，并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
故事发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之一的唐朝初年。唐僧俗姓陈，生于隋朝（公元604年），十三岁出家当了和尚，法名玄奘。玄奘从小勤奋好学，为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各地，求教于著名高僧。当时佛教流派繁多，佛经译文错误百出，高僧解释往往互有矛盾。钻研愈深，问题愈多。为解决疑难，弘扬佛教，玄奘决定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求取真经。一去就是十八年。
历尽磨难到西天
唐朝初年，政府不许民间百姓私自出关，玄奘只好夹在西域商人中混出玉门关，单人匹马踏上西行的征途。那一年，玄奘二十八岁。
西出玉门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有八百多里长，又称八百里流沙，在《西游记》中，就演变成了八百里流沙河。大沙漠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又“寒风如刀”，气候变化无常。茫茫黄沙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地上连小草也不见一根。玄奘孤身一人，只有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粪当路标，引导方向。玄奘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将盛清水的皮袋弄翻在地。怎么办？回去取水吗？不能，玄奘发誓：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不到天竺，誓不回头。在滴水不进的困难情况下，他又走了四夜五天，口干唇焦，终于晕倒在沙漠之中了。幸好，那里已离水草地不远，到了夜半，凉风习习，把昏迷中的玄奘吹醒过来。狠毒的老马驮着他找到水源，脱离了险境。玄奘西行到高昌（今吐鲁番东约二十公里），得到了信仰佛教的高昌王的热情支持。高昌王赠给他许多金银衣物，配备了五十多名向导和随从，写了二十四封给沿途各国君主的信，请他们多多关照玄奘。但是，路途仍旧艰苦。玄奘一行来到了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山脉的穆素尔岭），山高七千公尺，山上有千年不化的冰河，狂风暴雪袭来，飞砂走石，往往把人埋没、砸死，或者冻死。玄奘一行人在冰雪封盖的大山中挣扎了七天，随行人员冻死了十之三四。
经过一年的跋山涉水，玄奘一行在第二年夏天进入天竺境内。那时印度半岛上有七十多个国家。628年到631年间玄奘游历了北印度的二十多个国家，访问佛教圣地，学习梵文。631年年底，玄奘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那兰陀寺。
唐僧讲经震天竺
那兰陀寺是天竺佛教最高学府，有僧徒一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精通医药、天文等各种知识的高僧。那兰陀寺主持戒贤法师为天竺佛学权威，一代高僧。玄奘来到寺院的那一天，寺院听说东土大唐的高僧来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欢迎队伍，人人手持燃香、鲜花，夹道相迎。玄奘恭敬地参见了戒贤，并拜他为师。此时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早已不再讲学，为了表示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的友好情谊，破例为玄奘讲学十五个月，寺院也以最高规格接待玄奘。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五年，听高僧讲解经义，遍览寺院藏经，在佛法方面日益精进，逐渐成为闻名天竺的第一流佛教学者。
玄奘并没有骄傲自满，他接下来又漫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巡游圣迹，访求名师。两年多以后重返那兰陀寺。戒贤法师请他在寺内讲经。
七世纪的时候，天竺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国王，他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会。642年12月，辩论大会开始。到会的有天竺十八个国王、三千名深通经义的高僧，还有那兰陀寺僧徒一千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二千多，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万人。赴会时，有的乘象，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浩浩荡荡，数十里不绝，真是盛况空前。
玄奘被邀请担任论主，也就是主讲人。他在会上宣读了他以梵文写作的论文，大家都被玄奘精辟的论述惊服了。十八天的会期，没有一个人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的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按照当地风俗，戒日王请玄奘坐上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两旁贵臣护卫，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玄奘受到了天竺人最崇高的称颂和尊敬。
玄奘西游归东土
曲女城大会后，玄奘怀念祖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戒日王和各国国王以及广大僧俗人民再三挽留。鸠摩罗国王甚至表示只要他肯留下来，要为他建立一百所寺院。无奈玄奘决心已定，佛法既成，自然应当重回东土。次年春天，西游十七年之久的玄奘辞别戒日王和天竺高僧，满载着天竺人民给予的友谊、荣誉和六百五十七卷佛经，启程回国。
两年后，玄奘回到唐都长安。当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艰辛赴西天佛国求取真经的大师回到长安的时候，僧俗百姓都在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城为之轰动。玄奘把带回来的佛经佛像陈列在长安城朱雀街南端，请大家参观。前来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从朱雀大街到玄奘所住的弘福寺，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焚香散花，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唐太宗听说玄奘自天竺求经归来，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召见他。玄奘向天子讲述一路上的见闻，天子听得津津有味，要求他把旅途见闻写下来。玄奘领命著书，书成之后，定名《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记述了玄奘沿途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途中听到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此书后来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成为今天研究亚洲次大陆以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的主要资料。
玄奘自洛阳回到长安，即开始组织各地高僧，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玄奘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城南，成为古都长安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为翻译佛经，玄奘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十九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664年2月，玄奘病逝于长安玉华宫内。一千多年后，天竺佛教逐渐式微，很多佛经失散，玄奘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天竺佛教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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