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阳春是哪个楼盘好:中国国民党军统（7）大案之军统来历——前身是1932年4月01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闲话军统（20）
　　1937年8月13日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937年11 月09 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据说还当过林的班长。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而脱党，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文强说：“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闲话军统（21）
　　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0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就是前面有人提到过的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4、“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从下一节起，谈谈军统的杀手是怎样练成的。
　　闲话军统（22）
　　杀手们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么。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一、“三大杀手”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1、王天木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异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83年生，如果属实的话，那他比蒋介石还要大4岁，比戴笠要大13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诼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邦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闲话军统（23）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7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1.1 张敬尧案
　　张敬尧，1880年生，安徽霍邱人，皖系军阀，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12 月，因张敬尧派兵镇压学生的反日斗争，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长沙学生、教员万余人举行总罢课，毛泽东曾率“请愿团”到北平进行宣传活动。1919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成了一个过气军阀。1932年，不甘寂寞的张敬尧投奔了伪满洲国。
　　1933年，特务处得到情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六国饭店，并勾结地痞、流氓，策反军队，有极大叛乱嫌疑。”
　　经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批准，戴笠下达了“着即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的命令。
　　所谓“着即”，是七天之内；所谓“严厉制裁”，就是“要人的命”了，这是军统的行文表述方式。
　　其时，王天木正好也在北平，整天没事就跟陈恭澍在一块儿，“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当特务。据陈回忆，他经常说，“干这一行，什么都得明白，干任何事情都是情报收集的过程”，因此带着陈恭澍这个小兄弟哪儿都去，自然少不了各类风月场所。

　　可巧了，接到命令的时候，陈恭澍和王天木正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打茶围”。
　　命令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亲自到韩家潭下达的，当时陈恭澍还挺不好意思，觉得触犯了军纪，王天木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郑似乎也不以为意，从侧面印证了王天木的“教导”是对的——干这一行的，去哪里都很正常。
　　考虑到北平站建立不久，郑介民明确要求，任务由北平、天津两站共同完成，并严肃指出，此项任务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闲话军统（24）
　　刺杀张敬尧，有两个难点，其一，找到这个人。
　　情报中已经说了，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六国饭店。

　　按：六国饭店是旧中国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并不在于他的条件有多好，而是他独特的地理位置。六国饭店地处东交民巷，这是原来的使馆区，民国以后，虽然使馆迁往首都南京，但东交民巷仍享有治外法权，换句话说，这里不归中国管。所以像张敬尧这类过气军阀、失意政客，社会渣滓,还有其他种种心怀异志的人，往往喜欢住在这里，图个安全。

　　历史上，六国饭店接待过两批重要客人。第一次是“东北易帜”的奉方代表，通过这次谈判，民国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第二次，就是建国前夕，已经进入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很可惜的是。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解放以后，这里改为外交部招待所，再后来据说又成了外交部家属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外交部搞“三产”，将老楼拆掉，筹建“华风宾馆”，结果发生火灾。以下是当时的报道：
　　官僚主义酿成外交部招待所大火
　　本刊讯：位于北京市前门东大街5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是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时，国民党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这座著名的建筑在今年8月5日由于施工中的官僚主义和电焊工人的违章作业而发生火灾，整座建筑被烈焰和浓烟吞噬，损失惨重。

　　问题在于，知道张敬尧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意味着很简单地就能够找到他。当时特务处并没有掌握北平的公开机构，不可能有警察局来配合你，直接到饭店去——“说！有个叫常石谷的住哪个房间？”
　　所以王天木决定亲自出马去寻觅张敬尧的踪迹，当夜，他就从韩家潭叫了一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到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开房间很正常，如果是一个人住酒店，倒容易引起怀疑，这也是王天木的精细之处。
　　寻了三天，不见踪迹。到了第四天，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王天木意外地发现他认识的一个裁缝，从饭店出来，一问谁做衣服啊，听裁缝一说长相，正是汉奸张敬尧！
　　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二个难点，射手在哪里？
　　当时，天津站加上北平站一共只有5、6个人，都是搞情报的，没有搞行动的人，更没有射手。谁去执行这个任务成了难题。
　　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在战场上作战，一枪不中，再开一枪就是了，搞刺杀，机会稍纵即逝，一击不中，再无补救的可能。
　　这时，一个刚刚加入北平站不久的资料员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世维了。

　　陈恭澍听了当然大喜过望，当天，就让白世维拌作王天木的跟班，一起住进了六国饭店。
　　闲话军统（25）
　　临行，陈恭澍将一支大口径勃朗宁手枪和六颗子弹交给白世维，这支手枪是陈恭澍参加工作的时候，“戴先生”送给他作为纪念的。就是这支枪，要了张敬尧的“盒”钱。
　　这天已是7天限期的第五天。
　　中午时分，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找到茶房，借口一会儿还要来一个朋友，要求在三楼另开一个房间。这是因为张敬尧的房间在三层，王天木想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以便随时动手。

　　有人可能会问，一脚踹开房门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张敬尧可不是一个人住店，手下副官、参谋、卫士、好几个人呢，人家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闹不好再让人家给“灭”喽！
　　茶房问了问，说三楼没有空房，二楼有一间，于是王天木、白世维两人跟着茶房去看房。看了看，觉得这间房离开楼梯太远，不利于撤离，可这话又不能跟茶房说，只好要了下来。
　　茶房走了，据白世维后来回忆，当时王天木不知何故，向着茶房走的方向也跟着走过去，白世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也跟着他后面在走廊上溜达。
　　幸亏有这一溜达！
　　走着走着，王天木偶然从走廊的窗户中，看到对面楼层有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前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最明显的特征，下巴上一撮长毛！
　　王天木心一跳：“张敬尧！怎么会在二层！”
　　白世维顺着王天木的视线往左一看，再回头一看王天木的表情，登时明白了八、九。

　　王天木低声说了一句：“就是他。”说着转身就下了楼梯。
　　王天木的任务已经完成，须先行撤离，否则枪声一响，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后面的事情，要看资料员白世维的了。
　　白世维听到王天木的话，此时已闪在窗边，掏出手枪，对准“一撮长毛”，当、当、当，就是三枪。
　　1933年5月7日，张敬尧的汉奸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
　　看到“一撮长毛”已经倒了下去，白世维提着手枪准备撤退，那个茶房大概是听到枪声，跑来看个究竟，正好与杀气腾腾的白世维走个“顶头碰”，白没有说话，用手枪的枪口对准了茶房。
　　茶房做梦也想不到，刚才低首顺目的“跟班”，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的凶神，当时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当即缩在墙边，只等着那要命的一枪。

　　白世维没有再理会他，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梯。
　　到了大堂，只见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打话。白世维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六国饭店的大门。
　　在张敬尧案中，白世维感于民族大义，奋不顾身，轸灭巨奸，一役奠定了他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
　　按：事后，白世维被晋升为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时年24岁。
　　第二天，切实的消息到了，张敬尧被送到医院后，因击中要害，已无抢救的可能，至下午三点断气。
　　张敬尧为什么忽然会出现在二层？由于张烟霞嗜好颇深，因此在二楼开了一个单间，图个清净，不想毕命于斯。
　　后来才知道，同被日本人收买的，还有军阀孙传芳，而且他就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张敬尧出事的当天，孙传芳即秘密潜逃，不知所往，估计也是吓得心胆俱裂。
　　在张敬尧案中，王天木运筹赞画，居功至伟，卒能击毙巨奸，功劳记在北平站，给了陈恭澍，但包括陈自己也知道，首功归于王天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