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吧赛罗:盘点：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组图） - 中国史专区 - 历史教与学论坛 - 人...

盘点：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组图）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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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01  只看该作者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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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03  只看该作者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 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 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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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08  只看该作者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 党投敌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 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 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 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 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 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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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12  只看该作者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 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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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14  只看该作者 　王尽美――英年病逝 感撼后人

　　

王尽美（1898--1925）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摘自《中华儿女·政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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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03:18  只看该作者

没有引起应有重视的中共“一大”

刘明钢等

       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在当时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大”却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1921年7 月23 日晚, 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3 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总共15 人出席了会议。然而, 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李” 却都没有参加。

　　其时，“南陈”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关于陈独秀不能参会的原因，“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这样看来,此时的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 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必去上海；不仅如此，连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书记谭平山也不必参加，要留在广州协助他筹款。因为同样的原因，尽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只指派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

　　“北李”李大钊也没参加“一大”。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 “1921 年暑假将临的时候, 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 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 不在上海) 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 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 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 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 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 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 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 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 , 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 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 忙于工人运动, 张国焘已在上海, 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 “1921 年夏天, 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 张国焘教数理, 我教英文。有一天, 我们接到上海通知, 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 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 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 “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 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 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 然而他们十分谦让, 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 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 气氛也是好的, 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 的历史意义, 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对这次代表大会不够重视。不仅“南陈北李”不重视，当时所有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没有预见到中共“一大”竟会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大”的各种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个党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始，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一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该决议共分六个部分：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据李达回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曾起草过 《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然而，这三个重要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大会通过的那篇宣言也至今没有发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观念。其二，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一大”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的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比如什么时候开幕与闭幕,有多少位代表参加，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以至于十几年后,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 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 把党的生日定为7 月1 日, 而这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 天。

　　鲜有领导人论述“一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下秘密召开的，会后，当然不能公开发表消息与宣言。不仅如此，就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也没有发表有关消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极少的党员知道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在社会上，知道这一信息的人就更少了。

　　一个名叫汪静之的诗人曾写了一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收在他1922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全诗如下：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生活的苦闷
　　我们生活的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吧升吧
　　快快地升吧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但在当时却被当成了爱情诗。

　　1985年，诗作者做了如下的说明：“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时间是1921年12月23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

　　中共“一大”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在“一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毛泽东等建党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很少提及“一大”，更极少论述“一大”的意义。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形势陡然逆转，鲜提“一大”可以理解。土地革命前期，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南方涌现出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环境相对比较好,完全有条件纪念“一大”，然而，却仍没有举行过一次。

　　以上三点说明，在“一大”召开之时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受到重视。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还讲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却长期不受重视，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怪现象呢？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一大”是中共的成立大会，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 年。比如:

　　蔡和森1926 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演讲时指出:“1920 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1927 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 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1928 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 年为其开端。”

　　邓仲夏1930 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 年5 月。”

　　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 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发起。”

　　总而言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是1920 年建党，而非今天我们认为的1921 年7 月。因此，不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开始重视中共一大，并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加以纪念 , 是“一大”召开17年以后的事情。

　　1937 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 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 月1 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 年5 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一篇讲稿中首次提出:“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 周年的纪念日。”1941 年6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 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视察，并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 本帖最后由 zzhkl 于 2009-6-15 03: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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