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六十年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需要习惯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承担作为大国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第三篇（第十三章）“‘一万年来谁著史’——历史长周期视角的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进”之四

　　计划经济的三十年，是国家严格管制经济的三十年，是有政府无市场的三十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和基础产业极端落后，又受到长年战争的持续破坏，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国内物资匮乏，国外贸易封锁，加之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恶性通胀，经济十分脆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连续发生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潮。政府通过统一全国货币，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等财政金融手段，一举平抑市场物价，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在这短短三年间得到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开展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7年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制定的各项经济任务。

　　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指引下，“大跃进”由一场荒唐的闹剧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悲剧。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尚未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据权威资料显示，在长达12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产党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38页。】。很多研究估计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大缺口，最低限也在1000万。“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国民经济尚未得到喘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年浩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长时间的内乱中，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文化建设不进反退。十年文革对经济的损害远不及对文化教育界的破坏，这场动乱迫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而本该在校园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把青春年华浪费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中，使得文革之后的许多年，我国在文化科技等知识领域的断层和缺口一直未能填补，影响极为深远。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期间进行了中美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与美苏先后处于敌对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禁运，中国在国际上处境十分孤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自我残害式的冒险试验，所造成的创伤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几近崩溃【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选自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中的生动评价，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在“赶超战略”的驱使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集中有限的生产资源，重点投向工业部门，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当年农业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4.4：37.0。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对中国工业的援助，使得大批工业投资项目半途而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4.5%骤降到1961年31.9%。苏联撤走大批专家，留下一个基础工业的烂摊子，中国人开始自力更生地大搞工业建设。尽管有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国民经济不时偏离正轨，工业经济发展历经大起大落，但中国终于成功地构造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步入了工业化初级阶段，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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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代价极大，但计划经济三十年，中国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体系和国民体系较为完备的工业国。197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4.74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1977年的人均GDP是25年前的2.86倍。但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来看，二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正是经济发展绝佳的时间窗口，以日本为首的其他东亚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二战之后，日本只用了7年的时间，经济水平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用了25年的时间，就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把同样在废墟上重建的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见图13）。中国却游离于国际边缘，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脱节，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得中国错失一次又一次宝贵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不仅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梦想，追赶发达国家的路程反而变得更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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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三十年，是政府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三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财政负债累累，人民生活处于贫困水平。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是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回潮期。第一次发生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并爆发学生运动，改革开放面临全面回潮。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基调，成为20世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面临重大抉择之时又被拉上了正确的轨道。

　　199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曾经一度辉煌的集体企业每况愈下，原来的“集体企业”或是退出市场舞台，或是改成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10年仅剩下0.92万个集体企业。21世纪以来，非公有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大大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三产业也走出受到抑制的状态，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持续上升到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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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回潮期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过程。中共十七大前后，一些学者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全面质疑，并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一些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一些人甚至公开反对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而辩论双方都扛起改革大旗反对对方。这一争论以最高层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表态而告一段落。但此后，关于改革争论从未停止。

　　三十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扣除通胀因素，从1978年到2010年GDP实际增长了20.6倍，平均每年增长9.9%；人均GDP增长了14.7倍，平均每年增长8.8%。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并非是全球经济的起飞阶段，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许多。但是中国抓住了三次重要的外部机会，曾经“超英赶美”的梦想看似遥不可及，转瞬间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二战后美国开始向日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先后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由此开启了东亚经济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尽管中国错过了这一极佳的经济起飞时间窗口，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牢牢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开始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东亚产业也将自身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其他国家。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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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先后开放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了广州、上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又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开放区，增设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和良好格局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到中国投资建厂，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1%，到1994年激增到相当于经济总量6%的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放松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限制，尽管时不时还是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但是对外贸易有着突飞猛进的增长。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迫使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称，发达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广东、浙江、江苏的一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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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从图13.16中可以看到，在5个经济周期中有3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都在20%左右，每次“大落”经济增长率都很低，有两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的经济低谷经济增长率为-27%。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主要受政府计划左右，经济在浓重的政治背景中扩张收缩，导致经济波动大起大落。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计划经济时代剧烈的经济波动划上了句号。从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改革开放后经济经历了5个周期。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经济的波动幅度趋于缩小，经济周期也从“古典型”转型为“增长型”经济周期。古典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为经济总体水平出现负增长，而增长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仍是正增长，只是增长幅度下降，经济总量在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大起大落，几个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调控经济，经济增长仍然有所波动，但即使在经济周期的谷底，仍保持一定的速度在增长。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世界经济的波动越来越趋同，其繁荣与衰退的特征与其他经济体越来越一致。作为资本和商品双输出双顺差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加强沟通交流，了解彼此的需要和关切。世界需要习惯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承担作为大国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本文节选自《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管清友 傅勇 程实 张明 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第三篇（第十三章），略有改动。

　　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宏观处处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担任多家权威学术刊物匿名审稿人；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参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内重要报告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资深专家。2008年度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出版专著多部，知名财经作家。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