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拒绝派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三点内幕

摘自：沈志华 主编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8月 出版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9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FRUS，1950，Vol7，pp877-878.)

斯大林拒绝派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三点内幕

摘自：沈志华 主编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8月 出版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9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FRUS，1950，Vol7，pp877-878.)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6～87页。)

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年10月17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1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

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年2月8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8～287页。)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Viktor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3-14.)

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a，д1，п423，л1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2页。)

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25-26。)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4-5、12-13。)

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1-183。)

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年12月4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30-132。)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第64歼击机航空军关于1950年11～12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9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64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年1月16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7月25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100，л168-172;别洛夫关于第64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估计)，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68～277页。)

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9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

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年11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