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和李铁:林彪理解的党性：遵命性也 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核心提示：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

文章摘自来源《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作者：冯建辉 原题为《林彪与个人崇拜》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林彪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反对民主的专制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经成为“虚伪”、“阴谋”、“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我们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的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指出：“权力是迫使他人或团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国外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这说明权力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权力持有者，会或明或暗地享有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精神上的满足，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权力崇拜思潮，正是权力具有的这种诱惑性和腐蚀性的产物。权力崇拜思潮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牢牢地把住权力，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权力崇拜”思潮，是进一步改革领导体制、根绝个人崇拜不可缺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