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天堂,第八季:中国国民党军统（25）大案之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的顾顺章叛变案

闲话军统（90）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简单说说吧。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1921年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 、 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1927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0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省子长县城瓦窑堡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闲话军统（91）
　　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由“特三科”负责，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
　　李强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上海宝山人。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队长。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01月0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共产国际在苏共的影响下直接插手中国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米夫的得意门生，1929年回国。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4月0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闲话军统（92）
　　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 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1928年6月0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月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按：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吴兴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表弟陈立夫手下，由于他的工科专业背景，所以一开始是搞后勤行政的，做“中央党部”总务科科长。后来，其特工潜质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央党部调查科”这个国民党党务系统最大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餉。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