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内梨花所有步兵番号:中国国民党军统（28）大案之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的顾顺章叛变案

闲话军统（98）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傍晚。
　　像往常一样，勤奋的钱壮飞秘书仍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处理公务。
　　此时的汉口，蔡孟坚也在加班，几个小时之内，他连续给徐恩曾发来6封“亲译”电报。
　　所谓“亲译”，我们前面讲过，为了加强保密，往往在一个特工组织的常用密码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密码，由这个单位的第一负责人直接掌握，这样，即使发生了泄漏，别人不掌握这个密码，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虽然蔡孟坚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警告，依然给南京发了电报，而且发得还挺多。但蔡孟坚做的并没有错，他给徐恩曾发的“亲译”电报，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译不出来的。
　　错的是徐恩曾，因为他的那套所谓“亲译”密码，不光他有，他的秘书，他无比信任的钱壮飞手中，同样也有一套。
　　至于这套“亲译”密码，是徐恩曾主动给钱壮飞的，还是钱设计“搞”到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本身。
　　实际上，不光徐恩曾，许多特工单位的负责人，都不会去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亲译”电报，而是把这套密码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他翻译。
　　据陈恭澍回忆，1939年3月19日，戴笠发给他的那通“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的电报，就注明了“亲译”二字，这封电报就不是他自己译的，因为他早已将密码交给了特务方炳西，授权他代为翻译。

　　可见，即使是特务，也不都那么循规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别出事就行了。
　　问题是——陈恭澍没出事，可是到徐恩曾这儿就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
　　此刻，6封“亲译”电报，都送到了钱大秘书手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如果徐恩曾当时就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不知道钱壮飞有没有机会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当着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亲译”电报吧。

　　事实上是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岂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来，挺可怕——只能说顾顺章的被捕太是时候了，蔡孟坚打电报的时机，掌握得也太若合符节了。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确需要气运——而这个“气运”在我们这一边。
　　所谓大难不死、所谓败中取胜、所谓咸鱼翻生，都是需要机会的。此刻，机会就在钱壮飞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几张纸。
　　钱壮飞依次译出这6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从前4封电报看，本来，蔡孟坚是想请老蒋单独派一艘军舰来接顾顺章的，那样显然更保险，但后来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于是从民间找了一条船，想尽快将顾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5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钧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说，明天——4月26日，蔡孟坚就要飞到南京，与徐恩曾会面。
　　蔡、徐的会面，将要谈些什么？钱壮飞不知道。
　　蔡孟坚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钱壮飞同样不知道。
　　按常理判断，顾顺章既然“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极有可能已将一切和盘托出。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蔡孟坚一来——岂不立时拆穿“西洋镜”！
　　最可怕的是第6封电报：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钧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钱壮飞而谁！
　　作为后人，我们真的无法揣测钱壮飞当时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随便谁都能具有的。
　　乘飞机的蔡孟坚，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4月26日，星期日。
　　坐轮船的顾顺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4月27日，星期一。
　　换言之——

　　第一，至迟今天晚上，就得把情报送出去，才能保证在4月26日尽早找到李克农.否则，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一旦延到4月27日，顾顺章赶到南京，一切都太迟了。
　　第二，至迟明天上午，钱壮飞必须撤离。
　　打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随时可能倾覆。
　　笔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比喻，能够更恰当地形容当时的险恶局面了。
　　要尽快地把消息报告党中央，要保护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时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钱壮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

　　这是一场比赛，时间就是一切，钱壮飞要与要与顾顺章赛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与蔡孟坚跑一场。
　　对钱壮飞而言，两场都是决赛！
　　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所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种临危不乱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乱如麻。
　　然而钱壮飞不是“一般人”，他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
　　按：钱壮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1914年，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的钱壮飞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乡徐家的女儿徐双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取名为钱椒椒，钱椒椒的丈夫就是刘杞夫。
　　同年，钱壮飞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并在这里认识了女同学张振华。
　　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属于名门之后。张的家境比钱家好的多，经常资助钱壮飞，彼此逐渐暗生情愫，成为夫妻。生下了另一个女儿钱蓁蓁，后拜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还有两个儿子钱江、钱皇。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经张暹仲介绍，钱壮飞夫妇和他们的好友胡底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钱椒椒才16岁，可想而知，刘杞夫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钱壮飞简单的把情况讲给刘杞夫听——不能讲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另外讲多了刘杞夫也记不住。并叮嘱刘杞夫，马上带着钱椒椒，坐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上海，务必找到李克农，把情况汇报给他。并将联系方法教给刘，让他重复了几遍，准确无误之后，才放心让其离去。
　　行前，钱壮飞特别叮嘱刘杞夫，找到李克农之后，必须马上返回南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即便敌人已经侦知了钱壮飞的真实身份，也要回来。
　　刘尊嘱而去。
　　钱壮飞又到另一个潜伏的工作同志处，以约定暗号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办公处，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作为徐恩曾的秘书，徐的一切银钱往来，均由钱壮飞经手——钱不愿意“落”这个话柄在敌人手中，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钱、临了还贪小便宜似地。
　　整理好了一切账目，钱壮飞静候天明。
　　4月26日一早，徐恩曾从上海潇洒归来，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6封“亲译”电报交给徐，之后悄然而去。随即登上了当天的第一班车，赶往上海。
闲话军统（99）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
　　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
　　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共产党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1931年4月27日，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
闲话军统（100）
　　跟徐恩曾一样，钱壮飞的“失踪”，对于顾顺章来说，也如同挨了一个劈雷——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
　　一是上海的中共组织一定会在瞬间消失，他所谓的“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显然已经泡汤。

　　二是他的家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好比“庄”上的一把好牌，本拟弄个庄提，结果不但没“提”着，反而给别人点了一炮。
　　顾顺章马上请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护他的家眷。徐很够意思，马上派人去办。
　　徐恩曾后来回忆：“当即由他（顾顺章）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这时蒋的电话来了，顾顺章终于有机会见他最想见的蒋介石了。
　　张道藩很机灵，一听说蒋要见顾顺章，而且点名要蔡孟坚陪同，马上飞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蔡押着顾顺章前往蒋介石处。路上，蔡孟坚问他，“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
　　能有么？肯定没有啊！
　　顾顺章全然没有想到，刚下船就要去见老蒋，根本没有全盘的筹划。再说了，顾顺章是个特工人员，打打杀杀是长项，搞政战，他不是这块料。
　　于是顾顺章说，我准备请蒋先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并改编其军队。
　　顾顺章又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

　　到了蒋处，张道藩已经在那儿预先等着了。
　　此时，蔡孟坚已经意识到：“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
　　见到老蒋，蔡孟坚介绍说：这位顾顺章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希望能见到您，汇报他的一些想法。
　　蒋就站在客厅里，也没有让座。顾顺章伸出手来，准备与蒋握手。
　　蒋没有理他那个碴，只是很简单地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
　　此时，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蒋又对蔡说，你把他送回去，再来见我，我还有事跟你谈。
　　蒋的态度，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顾顺章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值钱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开始叛卖：
　　“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1895生于武昌。恽代英1921年入党，属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了，同时他也是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
　　恽代英也是黄埔人，曾任军校政治教官。当时他与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等都属于左派，被军校中的右派分子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任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被捕，当时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处5年徒刑。正如顾顺章所说，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敌人正准备提前释放他。
　　顾顺章又对蔡孟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顾顺章、蔡孟坚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见的最后一面。
　　蔡孟坚将顾送回徐恩曾处，再回去见蒋介石。张道藩仍然在老蒋那里等着他——等着“看着”他。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张道藩从小就很聪颖，后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张道藩是一位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其人英俊潇洒、兼且多才多艺，号称民国时期“艺术全才”。否则，作为一个政客，也不至于会闹出那么一段天下闻名的婚外恋来。不过由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据说张道藩在国外时就追求过蒋碧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1923年，张道藩还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陈立夫，随即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开始，从此终身不离“CC系”。
　　你别看张道藩一个画画的，他也干过特务。1928年，陈立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继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就是张道藩，不过他干的时间很短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张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吴大钧、第四任是叶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从这儿论起来，张道藩还是徐恩曾的前辈呢！
　　挺有意思，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这几个头头，陈立夫和叶秀峰是学矿的，吴大钧是学统计的、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徐恩曾是学电机的，都跟特务八竿子打不着。
　　张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员，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替陈立夫看家的，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秘书”与现在的秘书不是一个概念，是很管事的。从哪个意义上讲，张道藩都要维护陈立夫、维护徐恩曾。

　　反观蔡孟坚，他并不是“CC系”的人，严格地说也不属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不过机缘巧合，老蒋赏识他的才气和干练，让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反共工作，等于为陈立夫义务打工。作为蔡孟坚，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对于这些人的做派，蔡孟坚还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钱壮飞这个大娄子之后，蔡孟坚已经成为“CC系”眼中的一颗“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张道藩在这里坐等蔡孟坚，随时准备“打岔”。
　　蔡孟坚是何等聪明的人，早就看出来了：“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
　　蔡孟坚在张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谒见老蒋。蒋告诉蔡应“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
　　蔡孟坚就便把恽代英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毫不犹豫，令蔡将恽代英立刻处决，
　　蔡孟坚有点负气地说，这事您最好交给张道藩先生去办。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