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回忆哪一部最好玩:《民主人士北上》

　        《民主人士北上===1948》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独裁政权已摇摇欲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号召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响应。

　　周恩来精心策划护送工作

　　从这时起，周恩来副主席就更加繁忙，除了协助毛泽东主席调兵遣将准备战略决战外，还要全面策划筹备和召开新政协的工作。他既要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又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来。这关系到新政协能否顺利召开，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的诞生，是不容丝毫错失的。

　　经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李维汉担任部长，高文华任副部长，齐燕铭、童小鹏分任正、副秘书长。统战部所在地叫李家庄，距离西柏坡只有5华里。为了接待国内各地的民主人士，统战部在李家庄盖起几栋砖木结构的房子，砌上御寒的土炕，配上新制的家具。这种住房虽然简陋，但在战时北方农村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流的招待所了。

　　为了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周恩来煞费了心思。

　　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路线。为此，他发密电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安排萨空了(民盟常委、《华商报》总经理)去找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斯(按：这是港英当局内定与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接头的人)，通过他向港督葛量洪说明：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想经伦敦去苏联转赴哈尔滨。可是，由于英国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外交关系，葛量洪表示要请示英国政府，并且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这显然是敷衍搪塞之词。周恩来知道以后，果断地放弃这一设想，决定采取海上路线：从香港坐外国轮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

　　周恩来在1948年7月底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同时，又在8月2日致电先前已在大连市开设中华贸易总公司并任总经理的钱之光，要他从大连租船来往香港，以运送货物作为掩护，分批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电报还嘱咐钱之光亲自前往香港，与香港分局接上头，协同行动。

　　中共香港工委成立五人小组

　　关于周恩来发电报给予指示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不少人写回忆文章时对这个机构不了解，往往把它同中共香港工委、中共香港市委混淆起来，因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在香港的组织机构，有三个层次。最高层的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到l949年4月才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它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华南地区党的工作而成立的。第二层是香港分局的三个平行机构，即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委)、城市T作委员会(简称城委)、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第三层是：①农委领导下的琼崖党委、闽粤边党委、粤赣湘边党委等七个单位，开展武装斗争；②城委领导下的香港市委、澳门市委以及广州、湛江、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党委会，负责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工作；③香港工委领导下的文委、报委、财经委、统委、外委、群委，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机构，负责开展港澳和华南地区以及南洋各地公开、半公开的文化、报刊宣传、外交、统战、经济等工作。香港工委书记先后由章汉夫、夏衍、乔冠华、饶彰风担任。

　　到了8月上旬，周恩来再次发电报给香港分局，还指定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这项工作，要他们将联络民主人士的名单以及运送计划电告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这份电报时，深知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他随手写上一句话：“兴奋与担心交并。”接着，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便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为此，饶彰风还从《华商报》等单位抽调人手，组成一个秘密工作的班子，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先后参加这个班子的有：罗理实、罗培元、杜宣、陈紫秋、周而复、杨奇、赵沨、吴荻舟、陈夏苏等人。他们分别同准备北上的民主人士联络，租赁轮船、购买船票、搬运行李、护送上船等等。这些人员分头活动，分别向五人小组的成员汇报。

钱之光租赁苏联货船运送

　　正当中共香港工委进行联系旅港民主人士北上的时候，大连的钱之光也迅速行动起来。8月初，他带了祝华、徐德明和译员陈兴华三人，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平壤。他们向苏方办妥了租船手续，再到罗津港，将香港市场短缺的大豆、猪鬃、皮毛等土特产，装上了“波尔塔瓦号”(中泽“宝德华号”)货船，便远航前往香港。到达时，苏联船务公司驻港办事处派人上船接头，香港联和公司(1948年9月起改名“华润公司”)也派了袁超俊、刘恕前来迎接。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好卸货以及购买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轮胎、电信器材等物资，便前往香港分局联系。在九龙弥敦道l80号4楼方方的寓所，钱之光向方方、潘汉年作了汇报，大家十分兴奋，并当即商量好今后分批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分工：凡是上船之前的联络、搬运行李、送上货船的工作，统由香港工委负责；钱之光的贸易公司则承担租赁货船，并派人在船上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

　　就这样，接送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的各个环节都衔接好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旅程马上就要开始。

　　一年内运送了一千多人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至l949年8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20多次，共有10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后来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这1000多人全部是从海上北上的，除了开头四批是钱之光的中华贸易公司从大连租用苏联货船之外，香港工委也就地租用过外国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如：东方号、宝通号、岳阳号、振兴号，以及大西洋号等；还有，就是通过亚洲贸易公司与船务行谈妥，把从香港开往营口、大连、塘沽等15岸的客货轮中有限的旅客船票全部承包下来，交给饶彰风统一掌握，由五人小组决定给那些合适的急需的人乘搭。

　　这里，着重记述具有代表性的七批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艺术界人士乘船北上的情况。

　　沈钧儒、蔡廷锴等率先北上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王绍鏊、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和秘书长李嘉人陪同，钱之光则派祝华、徐德明随船照顾。

　　这批北上的人数较少，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同时，当潘汉年、连贯在1948年9月4日到李济深家开会落实名单时，有些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是否安全，只有沈钧儒、蔡廷锴等毫不犹豫，全无颐虑，说走就走。

　　为了安全起见，北上人士的行李由连贯派罗培元先行搬上货轮去了，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大家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还化了装。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大爷；章伯钧身穿布长袍，头戴瓜皮帽，很像大老板；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蹬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运货员。他们跟随罗培元步行，10多分钟就走到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货船划去。当大家扶着摇摇晃晃的吊桥走上货船之后，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

　　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驶离香港，向北航行。9月16日，在澎湖列岛遇上强劲台风，被狂风恶浪冲近一个荒岛，眼看将要触礁了，船长下令救船。蔡廷锴奋起参加，和船员一起，分别手持铁条木棍等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蔡廷锴同众船员一样，全身湿透，冷得发抖。

　　货轮上的生活当然是枯燥的，大家除了在甲板上听听广播，做做早操，打打太极拳之外，没有别的消遣。9月18日那一天，适逢中秋佳节，苏联船主决定杀猪加菜。蔡廷锴、林一元自告奋勇，下厨帮工。他们把苏联人准备抛人大海的猪内脏捡起，洗得干干净净，红烧出两盘地道的粤菜来。大家边吃边赞，有人还请他们传授厨艺呢。

　　聚餐过后，章汉夫在甲板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晚会。由于这一天是“九一八”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十七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缅怀为国牺牲的军人和同胞，大家庄严朝北站立，齐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高昂雄壮，震撼海洋。接着，章汉夫宣布“神仙晚会”开始。他把l2位同行者称为“十二仙人”，封沈钧儒为长髯公，谭平山为白髯公，自称怪仙；其他人分别叫奇仙、妖仙、童仙。他要求每个仙人都献上一个特别节目。于是，有人唱民歌，有人唱粤曲，有人演杂技，有人学猫狗叫，沈老则打太极拳，动作十分娴熟，博得一阵阵喝彩之声。

　　经过l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港迎接。上岸休息过后，乘车向朝中边境进发，当晚在图们市歇息。9月28日下午继续北行，29日到达哈尔滨市。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陈云、林枫、蔡畅、高崇文等负责人在火车站热烈欢迎。晚上，东北行政委员会设宴招待。

　　此后几天，沈钧儒一行在哈尔滨充分休息。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北上，共商国是。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打电报给沈钧儒一行，表示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筹备召开新政协。随后，周恩来又将他亲笔起草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由高岗、李富春转请他们提供意见。

           　马叙伦、郭沫若等船上赋诗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侯外庐、沈志远、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以及韩练成等，由中共香港工委的统委书记连贯陪同，宦乡随行，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照料生活。

　　本来，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是在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的；由于从大连租用的“阿尔丹”货船到港时与另一艘船相碰，要入坞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货船“华中号”载客，迟至l948年11月23Et深夜才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Et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战回忆录》，每l3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当最后一篇在12月5日连载完毕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10多天了。所以，当l950年10月郭沫若将《抗战回忆录》改名《洪波曲》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付印时，他在《后记》后面又补写了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这件事，表面看来只是日期差别的问题，实际上却关系到北上民主人士保密和安全的大事。

　　这批民主人士大都擅长吟诗填词，航海期间无事可做，更是乐于互相唱和。马叙伦上船之初，既思念妻儿，又向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赋得五言古体两首出示郭沫若。郭沫若当晚和之。

　　1948年12月初，“华中号”终于驶进渤海湾，大连在望。但是，由于大连处在苏联管辖之下，码头军用，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卸货，因此要继续驶往接近丹东市的大东沟抛锚。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前往迎接，送往丹东，转乘专列经沈阳转赴哈尔滨休息和参观。

　　马叙伦一行到达哈尔滨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l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

　　胡绳、沙千里两人“怪招"之旅

　　这里，应该补记一段既离奇又惊险的插曲——关于胡绳、沙千里(这二人后来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人离港北上的经历。

　　按照原定计划，连贯分别通知了胡绳、沙千里，商定好在1948年10月中旬与郭沫若等人一起，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前往大连。由于该船抵达香港时出事故，连贯便出了一个“怪招”(这是胡绳在逝世前半年所写文章中的说法，因为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用同样方法送人北上)，要他们从香港乘坐公开营业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找到连贯介绍的商人，再从仁川搭走私的机动帆船到大连去。谁知胡、沙二人1948年10月下旬到达仁川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地商人害怕国民党的兵船在海上打劫，不敢再冒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了。因此，胡、沙二人不得不滞留在仁川，进退两难。这时，未雨绸缪淮海战役，而他们却陷在人地生疏的韩国，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

　　到了l948年11月底，绝处逢生，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商船，愿意运送他们到大连去。然而，当这只走私船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接近大连的时候，船主用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估计是国民党的船只，于是急急驶往一个荒岛，躲藏了一夜，次日观察清楚，知道大船已经远离，这才继续开往大连。胡绳、沙千里上得岸来，与接待单位接上头，这才知道：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马叙伦、郭沫若、丘哲一行的挪威货轮；而两个月前提出要他们自行到仁川这个“怪招”的连贯，也正是同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起抵达大连的。

　　安排李济深离港大费周章

　　第三批北上的主要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根据有关记录，以及当年船上签名留念的复印件，可知这一批北上者主要有：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邓初民、吴茂荪、彭泽民、茅盾、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龚饮冰和夫人王一知，以及魏震东、徐明等20多人，中共香港分局派卢绪章随行，钱之光则派徐德明在船上照顾一切。

　　如果说，整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工作都碰到不少困难的话，那么，最为困难而又最有传奇性的，莫过于安排李济深秘密离港了。

　　李济深在1947年2月从上海到香港之后，积极开展爱民国主运动。经过与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领袖协商，于l947年11月12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并于l948年元旦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这一期间，美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企图物色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势力”，组织“第三政府”，与中共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因而曾经派人游说李济深，请他出面同中共举行和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想把广东变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基地，为此亲自到香港会晤李济深，建议他组织一个“和平民主大同盟”，以期在广州建立新的政府。白崇禧也曾派人携带亲笔信拜访李济深，“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但是，所有这些游说，都为李济深一一拒绝。不止如此，李济深还经常对《华商报》记者发表谈话，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访问，严词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介石的援助。所以，蒋介石恨之入骨，不但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还想派出特务到香港暗杀他。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自身的安全，中共方面当然希望他能早日离港北上，但是遇到不少阻力。他身边就有人挑拨离间，对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同时，李济深作为国民党民主派一面旗帜，总有一些公事私事缠身，不是可以随时动身的。据我所知，李济深到港以后，确实曾经派人在广东、广西、湖南边远地区，组织过“人民自卫军”，打算作为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同时，他利用自己同国民党军方的关系，开展策反工作，曾经先后写亲笔信给阎锡山、傅作义、白崇禧等将领，力劝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集团，投向人民。他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严格保密的，有些事只是他自己知道，而一些国民党军官正在与他联系，李济深认为“期待有所作为”，因而推迟北上的日期。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巧妙地避过港英特工的监视

　　然而，如何才能将李济深安全地送出香港，仍然是大伤脑筋的事。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92号，港英政治部的华人帮办黄翠微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儿，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因此，首先要让李济深能够避开特工的视线，能够离家外出。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l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到了l2月23日，饶彰风约我到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的寰翠阁饮咖啡，我到达时，看见西装笔挺、戴着金边眼镜的潘汉年也在座。饶彰风向我讲了接送方案，要我记牢时间、地点和接送程序；潘汉年还一再强调要十分谨慎，高度保密，不容出错。

　　为了顺利完成此项任务，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开”(小老板)，为此花了120港元买了一件英国制造的燕子牌“干湿褛”，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就穿上它，出入都坐“的士”，还不时从后窗留意有无小车跟踪。

　　1948年圣诞节，香港一连放假三天。l2月24日晚“平安夜”，我到跑马地风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把饶彰风、吴荻舟已从李济深家提取出来、暂存在那里的两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26日，香港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El欢乐气氛之中，李济深的寓所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宾主谈笑甚欢；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也就安心享用自己的晚餐了。他们没有想到：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却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我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刚好依照约定的时间到来，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也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这时，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

　　时钟敲响九响，我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国饭店打点一切。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与此同时，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我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级走进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货船驶去。李济深等上了货船，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l0多人已由其他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船长和海员们十分热情地接待，李济深、朱蕴山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各人也分别住进较好的海员房间。

　　当一切停当之后，我和周而复与这些“大老板”一一握手告别，请他们放心休息。回到岸上，周而复径返英皇道住所，我则到中环临海的大中华旅店找到饶彰风向他汇报。我们两人虽然十分疲倦，但不敢人眠；直到清晨知道货船已通过水师检查，驶出鲤鱼门了，这才放下精神重负，蒙头大睡。

　　茅盾的签名册与李济深的日记

　　这一批北上者年纪较大，在船上较少文娱康乐活动，但互相交谈则甚为活跃。茅盾毕竟是作家，惯于保留一些文字记录，他事先准备了一个记事簿，请各人签名留念，成为此行的珍贵文物。李济深则天天写海上日记，从未间断。

　　运载这批民主人士的货船是苏联“阿尔丹号”，虽然经过人坞修理，但时速仍然较慢，航行不大顺利，途经青岛海面时，又遇上逆风，其中一个引擎坏了，每小时只能走6海里，因而在海上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会同“民革”的中常委朱学范等专程前往迎接，人住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并于关东酒楼举行了丰盛的欢迎宴会。当晚李济深一行到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照周恩来的通知，给他们每个人送来了貉绒大衣、獭皮帽、皮靴等御寒衣物。他们在大连休息参观了几天，才在李富春、张闻天陪同下乘专列到哈尔滨去。

　　李济深离港四天后，《华商报》发表了他事先写好的《元旦献词》，他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号召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1月4日，《华商报》、《大公报》等刊登了一则新闻，称：“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诉本社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是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李济深离港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因为记者去找他，想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尽管这条电讯不尽真实，但报纸披露出来之后，英美和蒋介石的特工人员才如梦初醒，十分尴尬。港英当局政治部专责打听中共和民主党派情报的黄翠微，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哭丧着脸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离港北上，为何不告诉我们一声?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向上头交代?”原来，他正因此事受到辅政司的严厉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