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景子:《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

五·七一”“武装起义”的谐言代号《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月12日十三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十三时十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十七时，总理起床，睡够了六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地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返程。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十八时五十分，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十五分钟，继续北上。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停车五分；9月12日零时十分，到徐州，停车十分；二时四十五分到兖州，五时到济南，停车五十分；七时四十分到德州，停车二十分；十一时十五分到天津西站，停车十五分。十五时三十六分，专列从丰台站开出，十六时零五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2.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十五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二十二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日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3.9月12日十九时，林立果突然回到北戴河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十九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十八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二十时十五分，机场调度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十五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号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五十公里路，没有四十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二十时三十五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4.谁把毛泽东到北京的消息透给林立果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十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十一个人的午饭，要争取十二时三十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十二时十分，哪里来得及？十三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等了一会，楼里出来五个男军人，三个女兵没去。陈伦和说，我们吃完给她们带点回来。十四时多，等他们吃完返回将军楼，老王也回家吃饭。刚吃完，陈伦和又来电话，要他给李伟信（空4军政治处副处长）派个车，说要进城买东西。老王派好车，自己骑车到将军楼告诉陈伦和，车已派好，停在大马路上。陈伦和叫老王回去。

　　这时是十五时十分左右，老王推车刚走几步，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他赶快闪开，但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周宇驰回头看了老王一眼，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一声，啊老王！便加速跑了（林立果一行去了另一个“秘密据点”西郊机场工字房）。老王刚走出二百米，又一辆伏尔加迎面开来，驶过老王身边，老王看见开车的是程洪珍（空军司办一处秘书），他从车里看了老王一眼，拉着脸，没有任何表情，向将军楼驶去。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十五时毛泽东还在丰台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十六时三十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十八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告密者怎么可能逍遥法外？

　　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到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爬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5.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已经四个年头了。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小飞机。他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取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吓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说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说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程世清想了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但心里无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特意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点到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如此说来，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在“太岁”头上修机场，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林彪兵权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编的论天才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拿陈伯达开刀的当晚，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一百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6.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20日，黄吴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时通过江青传话，让周恩来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说一说。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并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李德生回忆，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毛泽东对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只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回忆，九大后，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等“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九十九人参加，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总结，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黄吴叶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的错误。

　　4月19日，会议中间林彪回北京。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8月5日，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那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二十三时十五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日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二十三时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来了。胡敏是带三○一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三时。吴法宪交代，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

　　邱会作交代，叶群说，要端就端嘛，把林彪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彪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彪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头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迎接，真让叶群“受宠若惊”。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之后毛泽东下了南巡的决心。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七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不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

　　汪东兴认为，庐山会议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都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其实，毛泽东这时正身染重病。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于是，恢复治疗。

　　病中的毛泽东开始南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7.毛泽东南巡第一站选在武汉

　　8月15日十三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番话对“北戴河”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这次汇报林彪有个讲话，9月1日，中央办公厅将林彪讲话整理成文。9月5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圈阅同意，9月9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圈阅的林彪讲话作为正式定稿。要不是九一三事件，林彪这一讲话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林彪这一讲话的内容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至少表面上不反动，如果反动，一定早拿出来批判了。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八十一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在长沙毛泽东也说过，我看还可能分裂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一直旁听的汪东兴回忆说，他在毛主席身边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经历，这还是第一次。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可能是心里有鬼。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十四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再次向刘丰讲起党内的路线斗争，点名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的了。刘丰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说，主席还是管的。毛泽东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他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又讲到三要三不要，说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的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是天才。汪东兴回忆，毛主席的这些话，在沿途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更明朗。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还要按照去做。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那么刘丰是不是林彪死党呢？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就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8.毛泽东要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二十一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二十一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路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二千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二千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当了。”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9.9月6日，“北戴河”终于得知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二十三时三十五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十五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十五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五十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李作鹏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日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二十七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五十八分钟。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10.许世友和韩先楚“失踪”了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十七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二十一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二十二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十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呀，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报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八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四十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11.南昌，似乎是毛泽东南巡的一个转折点

　　8月31日二十一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二十四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崇，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俩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十八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二十一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于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

　　12.在杭州，毛泽东察觉到“北京”动了

　　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一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

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是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十三时四十分，专列由绍兴返回。十四时五十分抵达杭州。十四时三十分至十五时四十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十六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十八时十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一百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帐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13.林立果是否在毛泽东“视线”内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惟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十二种多，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监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3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二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14.毛泽东等了许世友十五个小时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二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九时十五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十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十二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九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十五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十一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十三时十二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十二时三十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十五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十八时三十五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十五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次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五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15.《571工程纪要》是如何发现的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二十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十时左右来，晚上二十二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十九时三十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二十二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十九时三十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地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但是，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二十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二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十九时三十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二十六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

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捡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二十二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申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二十三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二十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16.《571工程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谋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一百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1971年4月9日，“教导队”正式成立。队员都是精心挑选，除了政治条件，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一米七上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来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审批。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格斗训练。

17.林立果被捧为超天才

　　林立果两道浓眉，圆脸，比林彪高出十厘米。不爱说话，看起来是一个普通青年，但因为是“副主席”的儿子，就“特殊”极了。1967年3月，吴法宪派专车把没有办入伍手续的林立果接到空军，先由一名保卫干事陪着到上海的一个高炮部队锻炼。穿上军装才四个月，7月1日吴法宪和周宇驰介绍他入党。还不是党员，就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虽然是秘书，却配了一辆伏尔加，由处级干部周宇驰负责给他开车，一年后他要学开车，空司汽车队队长王琢教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给他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吴法宪让周宇驰和另一位处级干部刘沛丰“伺候”在左右，当这位秘书的“秘书”。林立果爱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鲁珉回忆，林立果搞革新，要下部队调查。跟吴法宪讲了，请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吴法宪不能不同意，说你下部队，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以后这话成了吴法宪的主要罪证。其实，吴法宪是在小范围内讲的，特指林立果下部队。但吴法宪说话不严谨，空军党委常委开办公会议，中间周宇驰去了，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会后列席的鲁珉问怎么回事？周宇驰说管他呢，就这样说。

　　鲁珉觉得林立果野心越来越大，在他眼里，那些老的，包括他父亲林彪都过时了。叶群让他叫秘书叔叔，他从来没叫过，也没叫过叶群妈，都叫主任，背后有时叫叶老胖。但从不当面顶撞叶群，他一言不发，背后骂，走着瞧！别人讲刘司令，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对吴法宪更不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吴胖子。林立果那个环境，视野开阔，知道得多，这都可能，但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是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所以后来鲁珉和空军的几个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落到二十多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

　　七二0事件刚过，7月22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隆重推出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立果）的长文，通栏大标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推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宇驰和刘沛丰捉刀，叶群请“大牌”陈伯达、关锋帮助修改。同时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推荐一篇好文章》，认为提出新观点，既要敢革，又要敢保。没想到毛泽东批“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钓鱼台揪“红尖兵”，叶群吓坏了。说这篇文章是集体写的，林立果并没有提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周宇驰、刘沛丰写了篇检讨，江青才未再追究。

　　1967年国庆节前，林彪刚从北戴河回来不久，参加完国庆活动，又要到山海关一带“换换空气”。林办秘书张云生说，这准是林立果的点子。林立果先带周宇驰去了山海关，为林彪探路。还想从山海关机场去兴城，看适不适合林彪休息，坐汽车比较远，也不安全，想请吴司令派一架小飞机。吴法宪不敢做主，午休时来电话，叶群还没有起床。值班的郭秘书说，这是大事，得请示主任才行。过几天，林立果回来，说这么点小事，推给主任干什么？当着叶群的面，林立果和林办秘书张云生辩论起来。你想用飞机，这关系到你的安全，吴司令不敢做主，林办任何秘书也无权做主。林立果说，空军派不派飞机，和你们林办秘书有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力乱插手？张云生说，林办秘书当然管不着空军派飞机，是吴法宪打电话找到我们，而不是我们找他吴法宪。既然空军报告了，这关系到林立果你是否安全的大事，我们只能报给主任。林立果说，你们这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张云生说，吴法宪不报，我们才乐得清闲呢！好了好了，叶群说我听明白了，张秘书他们是好意，你是首长的独生儿子，他们怕你坐飞机不安全，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张秘书，你回去吧，老虎还是个孩子，希望你们今后对还要多关心，多爱护。一向霸道的叶群，这回倒是讲了一点公道。没过几分钟，林立果又来了，说张秘书，你刚才就是做得不对，怎么不对？你不该当着主任面和我争来争去，我也不该说那么多。又过一天，叶群领着林立果到秘书办公室说，我们今天正式开个会，谈谈立果今后乘坐空军飞机的事，我请示过首长，首长也同意，立果是空军的干部，能不能坐空军的飞机，由空军决定，让吴司令负责。我今天正式向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你们秘书今后也不必为这个事为难了，你们看，这样可以吧？张云生说，立果乘坐空军飞机的事，空军的吴司令最好不要向林办报告。

　　以后有了周宇驰传达的“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林立果调飞机更不在话下。

　　1969年2月16日，林彪有一封亲笔信。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这封信很可疑，林彪晚年很少动笔，长篇讲话也只在纸上写几个字，从不成篇，怎么就写了七十多字的一封信？还如此热情，似乎不像林彪的风格，倒很像林立果的口气。是不是林立果伪造的（林立果专门模仿过林彪的字体）呢？到后期，林立果的翅膀硬了，不甘心再听周宇驰等人的“指挥”。鲁珉曾对周宇驰说，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周宇驰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由此看来，他们后期也有些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林立果“独木不成林”，他还需要拐棍，周宇驰是“参谋长”，刘沛丰则是“总管”。相比之下，周宇驰更比刘沛丰能独挡一面。所以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飞到北戴河，带着刘沛丰，而让周宇驰在北京“总负责”。

　　18.林彪“手令”为什么有横竖两种

　　9月8日二十一时四十八分，在叶群的支持下，林立果从北戴河坐飞机回到北京。他主要是看看形势，走一步，看一步。叶群打电话给毛家湾，说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9月2日中午，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飞回北京，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在西郊机场落地后，林立果先在周宇驰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湾，他给林办秘书于运深看了林彪“手令”。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没有章，这是林彪“手令”第一次亮相。“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于运深还以为林立果和叶群又闹什么矛盾了。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571工程纪要》的人多，而且现在不少人包括王飞、李伟信等都还活着。但是1980年审判“两案”却没有注意到“手令”有两个！这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手令”被公开在报刊上，这是周宇驰身上的那个。有关部门在直升机迫降现场将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字迹是“竖的”，以后于运深回忆，他看到的是“竖的”。鲁珉、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竖的”。但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写的“手令”，这个“横的”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9月12日傍晚，林立果来到候机室，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书，从里面拿出一张十六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胡萍记得很清楚，是“横的”。这个“横的”被林立果带上256号三叉戟，如果没有被毁，可能在苏联人手中（因为林立果把这张“横的”夹在小红书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看到了小红书，里面没有那张神秘的“白纸”），但愿它早日“浮”出水面。

　　为什么“手令”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了两张“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个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枋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也没舍得丢掉。林立果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破绽。

　　9月10日，王飞给黄永胜送去叶群的亲启件。黄永胜后来交代，那个大信袋里就是一袋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奇怪，大战临头，为什么送“吃穿”，而不送弹药？看来这是一个试探，试图让王飞和黄永胜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否则，叶群直接送给黄永胜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拐个弯？因为之后还有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法庭认为黄永胜收到了这封信，黄永胜坚决不承认，只承认听王飞讲是林立果让他捎来一封信。王飞也不承认看过。两个当事人都不承认，而这封又是从周宇驰的直升机上缴获的。这就奇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信，让王飞转交。王飞和黄永胜都没见过，而信却在毫不相干的周宇驰身上，这说明什么？这封信是不是也是林立果伪造的呢？难怪这封信没有日期，什么时候交给黄永胜，什么时候再填上日期。看来很可能是想在9月13日早上，把黄永胜骗到西郊机场，再给他出示。

　　19.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交代

　　9月8日晚上，林立果离开毛家湾，到了江腾蛟那里。

　　法庭宣读李伟信的证词：1971年9月8日二十三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然后立即去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听见林立果大声动员……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是用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几个人纷纷表态，坚决服从命令。林立果说，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林彪）。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没提吴）首先会开枪，毙了他们。我们总的代号叫“571工程”，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司令部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有叛变的，毙了他！他妈的，成败在此一举。程洪珍说，胜者王，败者寇。林立果叫道，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571”，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做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林立果走到另一间房间，看见有一个灵芝草，就拿去送江腾蛟，并要他好好保重身体。当时在场的还有周宇驰、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

　　林立果从口袋里掏出“手令”，第一个看的是刘世英，刘沛丰第二个看，传给程洪珍，程洪珍看时李伟信凑上去。江腾蛟已经看过一遍林彪“手令”，又看了一遍，传阅完，林立果把“手令”交给李伟信，让他放到一个大信封里，妥善保管。

　　1980年11月26日十五时至十六时三十分，庭审江腾蛟。审判员高斌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江腾蛟说，我看了“手令”，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了革命，坚决干。审判员又问林立果给你指定什么指挥员的名称没有？他说，他让我到上海作第一线指挥。审判员问，指挥干什么？他说，指挥谋害毛主席的行动。

　　审判员任成宏问：1971年9月7日下午，周宇驰到过你家吗？江说，到过。任成宏问，他到你家干什么？江回答，到我家送顾同舟传来的毛泽东在长沙同广州军区领导人谈话的纪录。我看完，怀疑是真的吗？可靠吗？周宇驰说还有更厉害的没传达呢。周宇驰谈了三件事，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计划。第三件是谁到上海指挥这个阴谋活动。

　　审判员高斌问，周宇驰怎么说的？江腾蛟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了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要不，很快开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也就困难多了。周宇驰说现在一组（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现在情况紧急，过了这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一组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机不可失，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一组9月25日前不会回来，经过上海时就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首先杀你江腾蛟。

　　审判员任成宏问，他叫谁干？他当时没讲叫谁干。江腾蛟说，我就说你要助手，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讲王维国不行，太粗糙，这个人太粗（难怪王维国在法庭非常强硬，坚决不承认谋杀毛泽东）。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好，那只有我去吧。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江说，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审判员问，阴谋活动针对谁？对着毛泽东主席。周宇驰说，江政委能亲自去，首长就放心了。事不宜迟，要去就快去。

　　审判员问你和周宇驰是9月7日就商量了要谋害毛泽东主席，是不是事实？江说，是事实。审判员问林立果没有说林彪是怎么向他交代的？江说，没有说这个吗？没有。审判员问那么周宇驰这个时候给你说要谋害毛主席，你就赞成吗？江说，因为我当时站在反动立场上，我就同意嘛。审判员问你到上海去是你自告奋勇去的，还是林立果指定你去的？江说，周宇驰不是讲王维国不行嘛，我讲我自己去罗。审判员问那就是说要到上海去谋害毛主席，是你自觉的，主动提出来的，是不是？江说，那就是。审判员问你先后几次参加密谋杀害毛主席、策划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江说，从9月7日到11日晚，7日一次嘛，8日晚上一次嘛，10日同于新野单独个别活动了一次嘛，11日晚上一次。审判员问一共有几次？江说，一共六次。

　　看来，9月7日周宇驰在江腾蛟家中，最先谈到了谋杀毛泽东。但是现在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只有江腾蛟一人活着，他的话是真实的吗？江腾蛟说是周宇驰首先跟他讲的，他完全处于被动。这就是说，周宇驰与林立果商量好了。但实际情况呢？有没有可能是江腾蛟首先提出的暗杀呢？从后面的集体讨论中，明知不可能，为什么作为老红军的江腾蛟却那么积极，积极得有些反常。

　　但在江腾蛟的叙述中，他是完全被动的。9月8日晚，林立果对江腾蛟说，决定在上海动手，讲了他们提出的三条办法：第一条是用火焰喷射器、四0火箭筒打专列。第二条是用一00高射炮平射，因为专列停靠附近有一个高炮连，用电话可以操纵。同时叫上海教导队以抢救为名往上冲，乘乱下手。实在不行，第三条要王维国趁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江腾蛟说他听得直出冷汗，认为这三条都不行。第一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第二谁敢下令打毛泽东的专列？要教导队去冲火车打毛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林立果说，那个头不是给你当过秘书吗？要他们干这种事，就不一定听，还会把下命令的人捆起来。林立果说，火焰喷射器我给你调，战士不干可以骗他们说车上有人搞阴谋，要害毛主席，叫他们去救。江腾蛟说向主席专列调高射炮，一动就会被发现。再说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赶来。第三条要王维国动手，江腾蛟说，这件事也没跟王维国说，部队是他的，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做，部队不一不定听我指挥。他愿意不愿意还不知道。即使他愿意，枪要是带不上去又怎么办？专列上可能有仪器，一照就出来了。

　　三条全推翻了，一时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周宇驰问，这三条都用上，能有多大把握？江腾蛟说，可能有六七分。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干，可这和打仗不一样，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林立果说，你再想想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周宇驰问，杭州到上海有没有铁路桥？你想搞“皇姑屯”方式？1928年6月日军暗杀东北大帅张作霖，就是炸火车。江腾蛟说，桥倒是有几座，都有陆军把守。又是一阵沉默，林立果说，如果陈励耘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一直出出进进倒水的李伟信（还兼放哨）插话，在杭州干好，让陈励耘干。几个人像捞到了“救命稻草”，兴奋起来。这个办法好，把陈励耘的家属孩子都弄走，保护起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向他说明利害，逼着他干。谁去说服陈励耘？周宇驰说，江政委带于新野去。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林立果说，于新野就在杭州，等明天他从杭州回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林立果在屋子里转，周宇驰一根接一根抽烟。突然周宇驰跳起来，机场附近不是有油库吗？油库能不能爆炸？江腾蛟说，油库是有，但能不能爆炸，我不懂，烧着总可以吧？虹桥机场曾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周宇驰说，我们可以把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乱把“一组”抢走。他要江腾蛟把油库至专列的位置画下来。江腾蛟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画好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给了林立果。林立果也高兴起来，这是个好办法。周宇驰说，明天我找人了解一下，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主席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要快一点，他一走就错过机会了。这时江腾蛟泼了一盆凉水，汪东兴不会让任何人接近专列，上海小组的人也不一定干。专列进入机场后，附近油库的警卫全换干部担任，一般人接近有困难。而且专列挂两个车头，可进可退，油库烧着了，专列马上会开走。

　　研究半天，想了一大堆办法，都觉得不行，三个人全耷下脑袋。过了好一阵，周宇驰看表，已经凌晨一时了，说今天先到这里算了，明天找王飞再研究。好吧，林立果说，先谈到这里，以后再研究。首长说了，谁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这个事可千万不能漏出去，漏出去你们都完了，我的脑袋也没有了。周宇驰说，要特别注意防叛徒。林立果说，谁叛徒，就杀他全家。最后约好9月9日二十二时，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开会。

20.9月9日，林立果总动员

　　9月9日下午，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再次在西郊机场密谋。

　　周宇驰还在想如何炸铁路桥。他曾打电话给陈伯羽（广州军区空军管理处长），让他经过长沙时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活动情况，要详细。陈伯羽到长沙后住进湖南宾馆，通过熟人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上下车的地点、住处、安全保卫情况和谈话内容。周宇驰对专列的保卫很感兴趣，问有没有扫雷车？陈伯羽也不知道，胡说没有。

　　经一夜考虑，还是炸油库或炸铁路桥，主要就是研究这两条。江腾蛟认为炸油库的方式可行。如果专列在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同时他认为炸铁路桥也可以，硕放那一段比较好，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上又无其他部队。这里有一个疑点，江腾蛟开始泼冷水，第二天如此积级，这是为什么？似乎没有转变的基础。

　　林立果拿不定主意。

　　江腾蛟提出两条办法，如果一组（毛泽东）到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周宇驰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讨论过程由李伟信记录。开始说东南方向搞成了，就说王维国病好转，暂不来北京。之后说有几种情况，打成了，打而不成，不打等。用病危、病重等代替，后来又说用无线还是有线联系，最后说具体方案还没定，密语先等一等。江腾蛟说，当时研究如果上海动手了的话，林立果是讲过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而且讲得很具体，无线电发报时，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交给王永奎两个任务，研究一下在无人驾驶飞机里装上遥控爆炸装置，用电脑制导，带上炸弹，直接引爆。美国陆军有这种飞机，用来侦察前沿阵地。另一个任务研究一下汽油在什么条件下着火，怎样使油库燃烧爆炸。周宇驰说，导弹的战斗部位不能用炸药，要用化学的，有一种毒气，一公斤就能杀伤一大片。林立果不同意用毒气，认为毒气不能进房间，持续时间也不长。他问王永奎，用火焰喷射器烧火车怎么样？王永奎说，不如火炮。林立果说，这两天讨论来讨论去，方案提了好几个，但没有一样保险。他转身问李伟信，能不能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发射完了开汽车就走。李伟信直摇头，那怎么行？要是进口一颗小炸弹，那还差不多。再议不出结果，周宇驰让王永奎搞一份蒙古、苏联对华广播的电台频率表，中国周围国家各大城市广播电台频率表也要，要求第二天交给他，看来这是准备北逃了。

　　因为，9月8日晚上和9月9日上午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9月9日晚林立果叫王飞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的二楼会议室继续策划。只叫了王飞一个人，还有林立果、周宇驰。李伟信不在现场，在里面听电话，但可以听见外面的动静。周宇驰给王飞看林彪“手令”，还通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说我们逼到这时，非动手不可。王飞很惊讶，也很紧张。他不知道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也不知道《571工程纪要》，刚刚从林立果和周宇驰嘴里听到主要的精神。

　　林立果安排南线指挥是江腾蛟（负责谋害毛泽东），北线指挥是王飞，主要是攻打钓鱼台（江张姚）。王飞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林立果说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王飞提出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空军支持抓联动，“516”本来是抓走资派，又说“516”是反革命分子，让他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中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彪没法征求同意了，林彪的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争取签字，这就没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的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

　　大约二十二时，林立果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

　　林立果问王飞，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除了开会我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林立果说，我就不信搞不成，林立果把手绘的钓鱼台图拿来，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猛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了套。王飞说蓝裤子怎么冲？即使冲进去，那么高的墙，很快会被包围。进去的人想跑也跑不出来，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周宇驰也说，硬冲不行，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王飞说，那得情况非常熟悉才行，林立果说，老周对那里熟，他带你进去，你准备好人。王飞说，问题是部队不好动员，再说晚上铁门关着，里面又有哨兵、游动哨……林立果不高兴地说，总能想出办法。江腾蛟提议把关光烈（林办前秘书，时任河南洛阳某师政委）叫来，从他那个部队调火焰喷射连到上海去，再调一些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打钓鱼台。

 　　21.关光烈说调喷火连不行

　　9月10日七时五十八分，刘沛丰带着北京市地图和许多文件，飞往北戴河，向叶群汇报。林立果则“逍遥”了一天。

　　程洪珍问李伟信，现在怎么样了？李伟信说，有的说干，有的说不要干，究竟怎么样？

　　他们正在商量，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有的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耘干，因为他负责杭州警备，他接触“B-52”的机会多，可以用嫁祸于人的办法，先把“B-52”害了，再把汪东兴、张春桥打出来，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害了主席。程洪珍说，等“B-52”下次坐专机时，上去一架歼击机，一家伙不就干下来了。李伟信轻轻摇头，飞机上还有驾驶员和其他人，那怎么办？程洪珍恨恨地说，奶奶，干好！不干，出叛徒就麻烦了。想干也干不成了。接着程洪珍讲起二战时期德军一批军官企图推翻希特勒，搞政变，结果出了叛徒，失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程洪珍没有注意到李伟信的脸白了。

　　一直到9月10日下午，还没有商量出更好的办法。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个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一系列困难。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周宇驰也有些犹豫了，他以试探的口气提出，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再考虑考虑，究竟搞不搞？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王飞赶紧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9月10日晚上，关光烈乘十次特别列车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9月9日深夜，周宇驰给关光烈打了个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你，请你立即来北京一趟。关光烈当天上了火车，第二天晚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去看关光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关光烈身上。周宇驰给他看林彪“手令”（横的），提出调两个营攻打钓鱼台，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当然周宇驰没有说喷火连到上海打谁。

　　关光烈感到非常突然。

　　林立果说，火焰喷射器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吗？关光烈说，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就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木头门也烧不透。如果火车的门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喷射。周宇驰说，如果先用四0火箭筒把车厢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能行吗？那得配合好才行。林立果问，从你们那里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不行吗？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一级一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一听傻了眼，冒充军委下令呢？呼号频率不一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

　　看来确实不行了，根据林立果的决定，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打电话，传达林立果的一句话，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江腾蛟愣了半天，也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撤火”了？

　　叶群的“抽鞭子”电话，把林立果惊起，9月11日又开始紧张密谋。

　　22.9月11日下午，秘密侦察钓鱼台

　　9月11日十一时多，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先到空军学院礼堂前面，我派人来接你。

　　林立果也给王飞来了电话，主任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少不了也得“抽”几下，先给你说一下，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再动摇了。王飞还没放下话筒，叶群的电话就来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我们是为了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能不这样搞。王飞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会活到快五十岁，是不好搞。人家队伍很整齐，搞得很严密，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叶群连忙“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还有人帮助你们。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毛主席）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最后叶群说，我们的一切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十八时给我一个回话。

　　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工字房）密谋，除了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王飞，加了个“绿裤子”关光烈。林立果把关光烈介绍给大家以后，马上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你们那个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交给江腾蛟指挥。再调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的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关光烈还是表示不能调动部队，江腾蛟说，一个喷火连有多少人？几十个人。把使用武器的人调去，好比几个人有事出差，这总行吧？林立果兴奋了，只要调一部分火焰喷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归江政委指挥。坐车太慢，坐飞机。关光烈说，我们部队附近没有机场，再说……林立果说，你们离郑州有多远？先到郑州，我派飞机接。关光烈还是说不行。王飞也说，这样恐怕不行，动作太大了，容易暴露。林立果说，那打钓鱼台就算了。现在不搞是不行了，昨天讲的不算数，等于没有说。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什么想法。两个人都皱着眉头没吭声。

　　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是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不是她瞎指挥还败不了那么惨呢。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要电话里唠唠叨叨，一讲没个完。

　　听着林立果骂他妈，一时谁也没吭气。

　　江腾蛟说，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客厅里沉默了，一看气氛不对，林立果赶快打气说，这次不一样，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最后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了！周宇驰插话，优柔寡断要误大事。林立果一拍沙发把手，大声说，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接着几个人研究北京怎么搞。林立果说，我们要搞的人都在钓鱼台，好搞。只要顺利地把钓鱼台拿下来，问题就解决了。确定用空军司令部警卫营冒充陆军，让关光烈调二百条绿裤子，用大卡车从钓鱼台两个大门同时往里冲。商定代号后，林立果继续提出谋害毛泽东的方案，还是七嘴八舌，虽然又想出一些新办法，但还是都没把握。

　　林立果不高兴了，说现在不研究了，等会再说。别太紧张了，趁天还没黑，出去散散心，领你们逛逛玉渊潭公园。王飞心里明白，什么逛公园，那是到钓鱼台看地形去了。钓鱼台在阜城门外，解放后建成国宾馆，文革中这里成了中央文革的驻地，与玉渊潭一墙之隔。林立果说门这里可以安一挺机枪，王飞没有表示同意不同意。因为没说什么时间干，主要看南线打响，最后不了了之。

　　快十八时，看完地形回来，想不出新招，反而觉得更困难了。

　　王飞让林立果向叶群汇报，林立果让王飞汇报，说怕叶群在电话里说起来没完。王飞想推，刘沛丰已经把电话要通，王飞只好接过来，叶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汇报一下，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驰、江腾蛟、关光烈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钓鱼台的问题，又领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周围看了一下……叶群质问，什么？关光烈？谁叫你们找关光烈？你们为什么要找他？林立果不得不把话筒接过去。这说明，林立果调关光烈进京，叶群根本不知道，只是在江腾蛟的点拨下，林立果“灵机一动”。

　　法庭宣读王飞1972年1月4日的供词：1971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林彪决心已定……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北京这边，林立果提出，用空司警卫营坐上卡车冲钓鱼台，我认为不行，卡车的威力有限，不一定顺利。林立果和周宇驰又提出用坦克冲，周宇驰和于新野7、8月在北京附近的某坦克部队学过开坦克。还提出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都不行，目标太大。只要与钓鱼台警卫一交火，里面要抓的人（江张姚）听到消息，就会从地道里跑掉。林立果提出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也不行，有国际影响。最后我提出，要林彪召集会议，在会上搞。林立果不同意，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由首长出面。周宇驰在一边帮腔，由首长出面，即使搞成了，政治上损失太大，不合算。

　　研究半天，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时林立果还没有紧张，王飞回去吃饭，晚上没事。

23.9月12日下午，启动第二方案

　　9月12日十七时多，林立果打电话叫王飞到空军学院。

　　十八时多，王飞到了将军楼，一片混乱，林立果正在指挥几个男男女女收拾行装。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这时林立果紧张了，说毛泽东回到北京了，他要马上回北戴河，向首长汇报一下。南线不行，这时也不说钓鱼台了。林立果叫王飞拉个名单，准备飞广州。还说江腾蛟有更重要的工作，与上海和广州联系，所以在空军司令部研究到广州的名单时江腾蛟没去。

　　陈伦和走进来，林立果对他说，我走了，明天你和周宇驰走，一定要走！不走的话，人家要杀掉你。陈伦和吓了一跳，林立果说，最近有人要搞鬼，反对首长。我坐飞机先走，到沙堤去，你们第二批走，听周宇驰的安排。你们家属也一起走，今天晚上就领到这里来等着。你们要带杆枪，家属也要带枪。看着陈伦和表情紧张，林立果赶快说，明天飞机上有林副主席。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8341部队操蛋就跟他干！飞机上左派一定要占多数。临出门林立果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的（印尼）九三○事件，把他们的政变阴谋掐死。

　　这时林立果又想起一件事，把许秀绪、李伟信和他的弟弟李伟军叫到面前，交代他们到毛家湾去取三样东西，菲利普盒式播放机，德律风牌立体声扩音机，还有三个喇叭的音箱。因为林彪很喜欢听音乐，林立果曾让程洪珍擦洗过一大批旧唱片，说是要给首长听。最后林立果说，到广州后，叫李伟信到香港去，然后绕道日本到苏联，叫苏联从北极星潜艇上发射导弹。他扮了个鬼脸，说反正是从公海发射，也弄不清是谁干的。林立果看了看表，老周，飞机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今天晚上到北戴河坐三叉戟去。好，林立果打断周宇驰的话，情况紧急，两个小时后我就到北戴河去。北京由老周总指挥，他看了众人一眼，具体部署由老周跟你们谈吧。说完，就走进里屋收拾行装去了。

　　几天前，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在考虑往广州跑了。

　　9月8日晚上，刘沛丰对顾同舟妻子张亚青就说了去广州。刘沛丰说有几句话，请你回去告诉参谋长。不要记，感谢送来的东西，同意你看法。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抓好部队，注意观察一周内的情况。刘沛丰重复了两遍，然后说，我们很想来广州，什么时候来？还说不好。同时周宇驰在电话里对顾同舟说，最近几天，我们可能来广州，飞机可能在沙堤机场降落。要给你讲的事，都给你夫人讲了，请她回去转告。

　　张亚青怕忘记，等刘沛丰走后，追记在本子上。她本想在北京多呆几天，看看熟人，毕竟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刘沛丰不同意，当晚就把她送上回广州的飞机。顾同舟认真听了两遍，注意观察一周内的情况？估计要发生重大事情，可又搞不清，他决定让陈伯羽到北京探听探听。本来周宇驰计划9月6日驾“云雀”到长沙，顾同舟叫陈伯羽陪同。陈伯羽到长沙等了一天多，9月7日接到顾同舟的电话，说周宇驰不来了。9月8日陈伯羽回到广州，顾同舟让他马上乘6次特快到北京。

　　9月11日上午，程洪珍把陈伯羽接到西郊机场。真没想到这个“特使”派得太及时了，就在陈伯羽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林立果决定到广州。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里，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周宇驰、刘沛丰和陈伯羽谈话。一会儿是周宇驰，一会儿是刘沛丰，陈伯羽已经搞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了。你们广州形势很好，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有人要陷害首长。首长、主任、副部长、黄总长、吴、李、邱副总长，还有空军一些人，决定最近一两天去广州，还要把上海一些人拉到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我们到广州的准备。主要是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完了就报给你们。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掌握航行预报时间。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对我们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你要把白云山的房子准备好，告诉米加农，准备宾馆……陈伯羽马上飞回广州，向顾同舟报告。

　　9月12日十七时多，顾同舟要求指挥所明天安排他值班。本来不该他值班的，指挥所的纪参谋很奇怪，顾同舟到司令部两年多，从未主动要求过值班，有时轮到他，还借故推托，这次为什么主动要求值班？本来都通知李副司令值班了，说参谋长非要值，只好再告诉李副司令不值了。十九时多，顾同舟打电话告诉周宇驰，说明天他到指挥所值班。又交代陈伯羽，明天上白云山准备房子，要控制一下汽车，安排好警卫。

　　林立果走后，周宇驰召集开会，说到了广州，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但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要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江腾蛟和王飞两个人一直不说话，周宇驰又说，现在时间很紧，你们两位马上回空军大院，把机关里的左派骨干集中在一起开一个会，把人员编编组，你们的任务就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上飞机，飞机直飞广州沙堤机场着陆，我已经通知顾同舟那里安排好车辆和房子。王副参谋长、于新野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吴李邱南逃，江政委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看他们两个还发愣，周宇驰有些发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叫做燃眉之急嘛，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等着送死吧！你们先通知家属，让他们马上坐火车先到广州去，以绝后顾之忧。

　　周宇驰按一下电铃，对进来的于新野说，你让李伟信给上海方面打个电话，通知他们明早有一架伊尔-18从北京飞到上海，让他们把飞机上的8341部队的人全部接下来，换上教导队和“上海小组”的人，然后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通知王维国到机场，如果他愿意走，就随机走，如果不愿走，也可以留在上海。明天（13日）早上八时，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的这架飞机。一部分工作人员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早上七时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六时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打电话给黄吴李邱（这时就看到让王飞转林彪信的用处了）。王飞说，我通知不行，还是你通知吧。周宇驰说，那好办，我通知。可以先通知黄总长，说是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他到机场后，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果不行，就要通长途电话，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们谈。如个别人不愿去，要两个人“招呼”一人，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副庭长黄玉昆问：你们开会除周宇驰说以外，你们还说了些什么？江腾蛟说，周宇驰安排了四架飞机，第四架是叫李伟信把上海那一摊子拉到广州。第三架飞机要王飞、于新野、我带着黄吴李邱从西郊机场飞广州沙堤机场。周宇驰对江腾说，飞机上的警卫你管行不行？江腾蛟说好嘛。说我就是“警卫营长”，指挥人看住他们。但是不准我出面，由王飞出面跟几位老总摊牌，摊什么他没有说。周宇驰还说，你们的飞机如果到了，林副主席的飞机没到沙堤之前，你们不要先下飞机，等他到了以后你们再下飞机。这架飞机明天早七时最迟八时起飞。听明白了吗？另外李伟信去上海，负责把上海那里的人都拉走，具体安排这里就不讲了。周宇驰宣布，这是命令，大家要坚决执行。现在时间很紧，要抓紧。机关哪些人去广州，如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办公室处长）等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人，今晚由王副参谋长、于新野把名单定下来，找他们开个会。你们先去准备，我随后就来。散时于新野说，去的人都要带手枪。周宇驰补了一句，还要带些冲锋枪，直接给军务部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准备二十支手枪和三支冲锋枪，多准备点子弹。周宇驰让于新野到空军大院协助王飞组织人员。最后，周宇驰对江腾蛟、王飞说，胜败在此一搏，开始行动吧。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江腾蛟说，等林彪到广州之后，首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把问题揭开。接着讲还可以利用广州的电台广播，说全国老百姓对林彪的声音是很熟悉的。审判员问，讲到争取外援的问题吗?江说，那是最后讲的，中间有一段讲成立临时中央以后讲的，说必要的时候还要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还是有他的威望的。

24.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二十三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七时三十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上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二十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二十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谓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十七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十五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七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十三时下了通缉令，二十时三十五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三百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十二时三十二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六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