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johnnys west黑跳团:《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23:26:32
王忍之主持《胡绳全书》座谈会并致开幕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求是杂志社、人民出版社6个单位，在这里共同举办“《胡绳全书》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同志，著名学者、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同志，有6个主办单位的领导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学者。胡绳同志本人也出席了座谈会。
钱伟长、刘大年同志因病未能出席。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全书》，结集了胡绳同志从1935年起60多年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比较完全地反映了胡绳同志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全书》的出版，是1998年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胡绳全书》收集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尽管如此，在《全书》中，人们不难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那就是：胡绳同志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注重从事实出发，经过分析、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见解；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作用于推进人民的革命事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胡绳同志那里，革命性和科学性决不是互相矛盾、不能并存的；相反两者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通过《胡绳全书》，胡绳同志为我们树立起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可资效法的典范。
《胡绳全书》里的文章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尽量地周到，论述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透彻、深刻、细致。当人们觉得道理似乎已经讲完的时候，胡绳同志的文章却往往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把人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而有着这样好的内容的文章，其表达形式却是十分的朴实，不哗众取宠，不虚张声势，更不以势压人。胡绳同志的文章，不是靠别的，而是靠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征服人的。胡绳同志在国内外的众多读者中，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中间享有声誉，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绳同志是我敬佩的师长，我是胡绳的学生。尽管学得不好，但仍然获益非浅。1951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在中学教历史。我主要是靠两本书，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另一本是胡绳的《两千年间》。主要依据这两本书，我讲了近两个学期，大概还不算误人子弟。1952年到1955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期间较多地接触了胡绳同志在历史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论鸦片战争》等等。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我开始感觉到了刚才讲的那些体会。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胡绳的东西愈多，这种体会就愈益加深，并努力地加以效法。1955年，我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胡绳任副主任。在这期间，我在近代史和形式逻辑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在胡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对我的教育、引导、指点，我将铭记不忘。
李瑞环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胡绳全书》座谈会，对这部集中反映胡绳同志一生研究成果的著作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这部书的作者胡绳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大家知道，胡绳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知识青年中，在学术界、文化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还长期在党和国家的宣传、研究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参与和领导过党和国家委托的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包括宪法的起草和政协章程的起草。他孜孜不倦地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宣传和阐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胡绳同志在60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生涯中，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这可以说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他曾说过，他一生所写的文章，总的说来，没有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发表的论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种种为它们辩护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中国人民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现实和历史根据，以及它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他写出的一系列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提出了很有理论深度的见解。这种努力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使胡绳同志的研究和写作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从而在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学术界很多同志和朋友，称赞胡绳同志治学严谨，总是力求充分占有并严格核实材料，从客观事物本身探寻其固有的内在的联系。他的作品以言之有据、注重分析、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见长。这种严谨朴实的学风和文风，值得我们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好好学习。
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0多年，一直关心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家知道，我们党有重视思想理论、重视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我们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中间就包含了众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智慧在内。近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为此应当对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敬意。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现状还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社会科学队伍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我觉得，对于自然科学落后给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害，人们比较容易警觉，而对于社会科学落后带来的损害，则往往不大为人们所重视。在这方面我们要多做宣传工作。
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1999年又将迎来人民共和国诞生50周年庆典。经过这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逐步学会根据我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随着改革的攻坚和深入，又有许多新问题新困难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有许多新变化。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对于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各种类型国家建设的长处和短处，我国同它们相互关系的发展，对于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的吸收，对于我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社会科学进行研究，作出科学的总结，取得创造性的成果。这是时代和人民赋予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我们有许多很有造诣的党内党外的老学者，他们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有深厚的学识和成就。我们也有许多中青年的党内党外的研究工作者，他们思想活泼，勇于进取，精力充沛，大有作为。我希望老学者们在治学上作好对年轻人的传帮带，使学术薪火能够代代相传。年轻人善于学习和继承前一代人的积极成果，并力求超过前人。我相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老中青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辉煌。谢谢大家。
李铁映同志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刚才李瑞环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完全同意。瑞环同志高度评价胡绳同志在理论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强调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任务，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在实践中去落实，去实现。
大家都知道，胡绳同志是党内外、国内外有成就有影响的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在60多年间，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广泛地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写下大量的文章和多部著作。《胡绳全书》辑录了他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述，体现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和风格。我在这里首先要祝贺《胡绳全书》的出版，也感谢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胡绳同志是个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学术生涯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我的写作生涯分期，那恐怕应该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期一样。”胡绳同志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投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学术建设的事业中。在旧中国，他青年时代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新中国，他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对阐释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一生的革命工作和学术研究，同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以天下为己任，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我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宝贵传统，特别值得后学发扬光大。
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治学最重要的特点。他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客观世界发展的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僵化了，也就成了空洞的、毫无用处的教条，从而丧失其全部生命力。胡绳同志正是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因而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屋建瓴之势，活泼而富于创见。他的哲学著作，结合社会的现实生活阐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令人耳目一新。他的历史著作，以深入细致地剖析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中国革命斗争的演变历程和揭示其发展规律见长，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发人深省。他紧跟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以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底，不是回避而是抓住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大疑难问题，从学术上、理论上作出论述和解答，总能提出一些富于新意的精辟见解。他的文章，以历史的厚重感和思辨的逻辑力量影响着广大读者，引人瞩目。
胡绳同志在长期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养成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追求真理、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他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妄自尊大，也不自认为一贯正确，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跟上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他坚信和实行党的“双百方针”，身体力行地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学术民主，提倡平等讨论，相互切磋，共同进步。他著书立说总是从实际出发，注重具体分析，言之有据，以理服人。著名学者
胡绳同志已年过8旬，近些年来身患疾病，但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思想理论的动向，从未停止过读书、思考和写作。他把伴随自己多年的藏书捐赠给湖北襄樊市图书馆，他捐献出积蓄的几十万元稿酬发起创立青年学术奖励基金，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尊敬。
我们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和同志们，应当向胡绳同志学习，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风格，学习他的思想和品德，共同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而努力奋斗。
最后允许我代表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衷心祝愿胡老身体健康!
始终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
郑必坚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师。今天，凝聚着他数十年科学研究心血的《胡绳全书》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出版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热烈祝贺《胡绳全书》的出版，对胡绳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60多年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胡绳同志的著述都在学术文化界和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党的思想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述，不仅反映出深厚广博的学术修养和理论修养，而且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无一篇不是与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胡绳同志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只有认真努力把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理论、历史、现状的研究相结合，并且始终不渝地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个大局作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胡绳同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能着重说到一点，就是无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多少曲折，无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多大挫折，他不仅始终丝毫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时期中，胡绳同志认真研究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认真研究领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论文，为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读一读他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章，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我举胡绳同志的一篇文章——《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例。这是1994年3—4月间，胡绳同志学习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深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力作。这篇文章，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基本问题，就“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有新意有深度的论述。文章不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解，而且结合总结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提供的新思想、新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理论勇气。
胡绳同志还着重分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的历史经验，由此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和艰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在文章中这样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胡绳同志这些朴实而又警醒的语言，有力的逻辑，真是发人深省。
我受胡绳同志的教诲和帮助很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在今天祝贺《胡绳全书》出版的时刻，我更加深切地感到，胡绳同志严谨朴实的学风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犹 思 奋 笔 追 班 马
龚育之
《胡绳全书》出版，是学术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六卷九册书，对于一个从事著述60多年的学者来说，不算多，也不算少。可贵的是，这些著作大都发生过很大影响、较大影响。尤其是两头，即胡绳青年时期的著述和胡绳近十几年的著述。
胡绳80自寿，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指他15岁那年就组织过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学习活动)，“三十而立”(这是指他这时已经写出了《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许还应该算上《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至于《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那是他20岁时的作品)。他这4本书，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书一道，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我和像我这样年纪的许多人，恐怕最先都是通过这些书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一头。
另一头，有著作，有论文。著作，首先应该提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恐怕是新时期发行量最大(达300多万册)的近代史著作。论文，那就多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胡绳的十篇文章)》(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了英文译本)，是个很好的精选本(其中9篇收在全书第三卷第一辑政论中，另1篇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作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
胡绳80自寿，说自己“七十、八十，稍知天命”。那么，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
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已经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青的，是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此心不与年俱老”，“犹思奋笔追班马”。他在自己的诗中，用这样的句子表达过自己的心情和志向。
按《胡绳全书》的体例，不收他主编的著作。从党史研究的角度，从我参与其事有所了解的角度，我倒要说说他主编的两部著作，就是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将要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七十年》恐怕是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党史著作，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还要多一倍。胡绳有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的讲话，是1991年10月此书刚出版时他对书中一些思想观点所作的说明；还有一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则是1994年11月启动和部署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写工作时的讲话。这两篇讲话，都收在《全书》第三卷第三辑论学中。
最近全党都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胡绳启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写工作的这篇讲话，以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为题，是很有意思的。
胡绳强调，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划分为两大时期。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编写党史时划分篇章的形式问题，“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七十年》还没有来得及这样来划分章节，但是，胡绳亲自写的《七十年》的结束语已经提出和论述了这个思想。到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详本的时候，胡绳就明确提出要按这个思想来编写。
这个指导思想，参加编写的同志都很赞成，大家还提出，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已经出了一卷，叫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如果只编一卷，叫做下卷，恐怕不合适。民主革命时期28年，社会主义时期到现在快50年，篇幅相当，各占一卷，怎么行呢?胡绳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分为两卷，即中卷和下卷，而两卷的划分，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样，不仅解决了篇幅划分比例适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其实，这次全会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地位，划时期、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历史决议、十二大、十三大已经明确，十四大、十五大更加明确。江泽民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按照这样的时期划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从建国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里面分为五编：
第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全国的实施
第二编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第三编 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抗争
第五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
今天限于时间，不能详细介绍胡绳在指导中卷各编编写时候强调的一些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中已经提出和有所论述，在上述那两篇讲话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比如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主题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就是在《七十年》中提出来，引起大 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在中卷的编写中，力求去体现这种贯穿。贯穿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写“文化大革命”这一编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这在胡绳1996年6月纪念建党75周年那篇讲话(也已收入全书第三卷政论)中，也有所论述。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将要出版，我想，胡绳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参加编写的同志，都希望得到党史界、理论界和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
高深的理论修养
厚重的史学功底
逄先知
胡绳同志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著述丰厚而著称于世。他的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很少没有受过他的影响和熏陶。
胡绳同志的写作生涯，从30年代到90年代，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这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60年，是中华民族从衰败到振兴的60年，其间充满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在这个社会历史大变动中，胡绳同志始终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他的写作生涯与此息息相关。他不知疲倦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同时对损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定的又极有说服力的批评和揭露。正如他说的：“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1 我认为，这正是胡绳同志作为一代杰出学者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文章为什么会在广大读者里头发生那么大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所在。你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讲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而且往往是一些自己思想上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他的文章中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胡绳同志鲜明地表示，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应当这样做，而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他从自己长期的实践中深深地体验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或学说，能对他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给以科学的指导，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2
胡绳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论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正如他说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停止了生命，成为僵死的教条。胡绳同志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同样的，他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1995年在他77岁高龄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1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战士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渴望和追求。通观胡绳同志60年的著述，不难看出，他自己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胡绳同志是理论家，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又是历史学家，有十分厚重的史学功底。他长期工作和战斗在党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建国后又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现实情况有全局性的了解。这诸多方面的优势，使得他的著述具有许多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在他的著述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同现实相贯通，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特别具有说服力。他的政论文章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著作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一点，很多同志都指出来了，我也深有同感。
胡绳同志文章的突出特点是说理，长于分析。他对所论的事和人，从不简单地加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也不作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判决。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有些问题，他与有的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在讨论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对方的观点全部加以否定，不是说对方连一点道理都没有。而是把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分析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说明为什么对方的观点从总体上说是站不住的。他这样的分析和论述，对方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读者包括史学界的多数人却是能够接受的。
胡绳同志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回答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就是从多方面地分析问题。可以用他对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读后感为例。薄老在书中说，这10年“是我们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胡绳说：“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究竟是探索，还是盲目地乱闯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它和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今天回顾这10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2 对这一连串的提问作出了回答，那末，对问题的分析就会是透彻而周密的。胡绳同志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提出问题，并讲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人豁然开朗，感到耳目一新。
胡绳同志长于分析，善于说理，这大概是由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文化工作的缘故吧。他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3这段话，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今天在理论宣传战线的工作者来说，是很有启迪和教益的。
现在有些理论文章，人们不大爱读，感到空洞、枯燥乏味，只是重复一些别人说过多遍的话，缺乏自己的分析，缺乏自己的论证。读胡绳同志的理论文章，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以科学的态度，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严密的逻辑，清新优美的文字，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令人读起来欲罢不能。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用简炼的文字解析复杂的问题。
胡绳同志在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学识涉及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特殊的贡献。胡绳同志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对于研究3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同志来说，是不可不读的，对于向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是重要的教材。今天，由作者亲自编定的《胡绳全书》的出版，这无疑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胡绳全书》是一部传世之作，是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
邢贲思
胡绳同志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学术界前辈。他学识广博，著述宏富，为人宽厚，有长者风。他的道德文章均堪为后辈楷模。胡绳同志的著作我过去读过一些，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后又蒙他赠送《胡绳文集(1935—1948)》，我也认真拜读了。我深感胡绳同志不仅学问渊博，著作等身，而且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
胡绳同志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评论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写下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和时事政治评论，这些评论性文章文笔犀利，短小精悍，论述精当，鞭辟入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尤其喜欢读他所写的思想文化评论，这些文章或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文化思潮进行分析，或对文化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评价，每一篇都写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比如他在《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一文中，针对有人把思想界的危机归结为多种思想的对立与分歧，他提出，多种思想的对立与分歧本身并不是危机，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正是各派思想充分自由发展的时代。针对有人主张思想统一（实际上是要统一于国民党），他指出要真正“统一”思想，只有在消灭了造成思想分歧的社会原因后，而不是用政治的力量强迫地使思想定于一尊。最后他提出，一定要使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的思想的活泼和光明的未来。这篇文章既反对了把国民党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又批评了侈谈思想自由而忘却远大目标的空洞说教。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当时胡绳同志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却已有这样深刻的见解，实在令人惊诧。再如胡绳同志《“五四”运动论》一文，首先阐明为什么要论五四运动，接着从“五四”追溯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进而指出五四运动“是比了辛亥革命更为深刻而广泛的一个群众运动”，这就一下子把五四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抓住了。他进一步谈到五四运动的成功和不足，前者表现为把文化运动扩大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后者表现为缺乏对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做理论基础。这种对五四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也颇为中肯。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4月，比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二文早发表两年，比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早发表两年零九个月。胡绳同志写于1941年的《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是一篇向专制主义和复古主义开火的檄文。文章提出，这两种主义“是要把中国的一切：文化、经济、政治，维持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也就是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民主化。”而进步与民主的不能充分展开，抗战也就没有前途。这就一针见血地把这两种主义的实质及其后果揭露得清清楚楚。在写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胡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思想，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他还鲜明地提出，新文化运动必须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讲到了人民不仅是斗争力量的源泉，也是文化创造力量的源泉，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确定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总之，胡绳同志所写的评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这些评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对思想文化战线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科学分析，作出正确回答，给广大读者以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以上所言仅为一得之见，不当之处请批评。
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评论
汝 信
50年前读胡绳同志著《理性与自由》一书，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在大学时代读的胡绳同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对于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次重读收入《全书》一卷一辑“思想文化评论”的一些文章，特别感到亲切。这些文章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真实记录，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区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且今天读来仍受很多启发，可以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使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特点：
（一）旗帜鲜明、思想敏锐、高屋建瓴、所向披靡。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批判当时国统区的各种思想流派，抓住本质，一针见血。反对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弘扬理性主义：“破除盲从与迷信，推翻独断的教条，从现实中确立远大的理想，在实际中作实事求是的努力，这是代表着一种什么精神?是清醒的、现实的理性主义精神”。“理性主义要求科学，因为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是迷信的对立物；理性主义要求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才能保证思想的活泼发展，这是治疗独断的圣药”。这些话今天读起来还感到十分亲切，是符合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
（二）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所论的对象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论和评价。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里指出，“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他把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看做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胡绳同志著作的特点，在于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不是从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出发，凭摘引对方的片言只字就作出主观的臆断。有时批判虽然尖锐，但并不片面、绝对化。我以为无论是对胡适、钱穆、冯友兰、贺麟的批评是客观、公允的，即使在今天看也基本上站得住的。
（三）这种批判是充分说理的，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驳倒对方，用科学的批判态度去对待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这种批判既弄清问题，又能使人提高认识，和后来我们搞所谓的“大批判”真是有天渊之别。没有盛气凌人的霸气，不是简单地划成份、戴帽子、打棍子，而是以理服人。我后来在哲学所的导
（四)对新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观点。《论发展生产力》一文提出：“战后中国的第一等大事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只是在数量上求提高，而且是要从束缚生产力的镣铐中求解放，使它能够自由地发展提高”。“评价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作为，任何一个政治主张，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中国的极度萎缩残败的生产力能否起提高的作用。”这是1946年写的，可称真知灼见。
我所认识和理解的胡绳
王梦奎
今天为庆贺《胡绳全书》出版举行座谈会，社会科学界这么多同志到会，群贤毕至，高度评价胡绳同志的学术成就，并且向年过8旬的胡绳同志表示敬意。在座的同志，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是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胡绳同志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的影响。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我所认识的胡绳同志，说说我作为学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同志都是我的长辈。胡绳同志是我的领导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同志著作的热心的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面，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胡绳同志是这个杂志的副总编辑之一，是我的领导。但他因为常发低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并不过问杂志的工作。用时下流行的时髦语言，就是“领导者缺位”，所以无缘同胡绳同志相识，只是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前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听过他一次报告。当时阶级斗争的声浪越来越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有人认为思想状况是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界人心惶惶。记得胡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但不能说是阶级社会。我觉得机智、新鲜。
我真正认识胡绳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社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三位副总编辑都成了“走资派”。运动铺天盖地而来，胡绳同志更因为参加“二月提纲”而受到牵累，处境艰危可想而知。他沉默而冷静，不论口号多么响，压力多么大，从未说过违背事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时，工宣队要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写了一篇对“八大”历史地位认识的理论文字搪塞应付过去。追查反对陈伯达的所谓流言蜚语，他说都是些生活琐事，不便写。结果，那些如实交代的人都被陈伯达记恨在心，说是整他的“黑材料”，追查所谓“特档”，受到迫害。胡绳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中机智地保护了自己，说明他是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文革”初期以扫地惩罚“黑帮”，胡绳同志1967年在一首题为《扫地》的诗中写道：“不待鸡鸣破曙光，朝朝拥彗出前廊。和风稍借三分力，夜雨微滋四角墙。功未到时尘不去，学无止境路还长。”以调侃、幽默甚至不屑的笔调吟诵这种惩罚，表现了作者临变不惊、镇定自若的精神。这种特殊人物在特殊历史条件所写的特殊诗篇，我以为是应该编入当代诗选的。
1969年4月，《红旗》杂志社几乎全体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起初气氛仍然是紧张的。从陈伯达、林彪接连垮台起，气氛渐趋缓和，干校“同学”之间开始有些交流。我和胡绳同志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劳动和学习小组，接触的机会多一些。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胡绳同志也是一位诗人。他写诗，我们索要时他随便拿一片纸写给我们。其中有一首后来被误传为郭沫若呈毛泽东的诗，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在他的带动下，几个人相互唱和，干校还出现了一股“诗风”。我也是凑热闹的一个，但成绩不算好。胡绳同志这时期的诗，虽然也有吟咏冬风夏雷，村居望雨，田间插秧之作，但绝大多数是感怀时事，鞭笞政治骗子、揭露泛起沉渣，或者是深刻反思与表明心迹的。《胡绳诗存》收有“文革”期间所写诗40多首，其中在“五七干校”写的有三十几首。胡绳同志在诗中表达了重操旧业的热望和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例如，1970年写的：“四海翻腾惊岁月，一身俯仰乱蓬麻。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梦回故寓》)1972年5月写的“疲马犹知思大漠，壮怀岂尽付流觞。”(《立夏》)同年11月写的：“伏枥犹存千里志，劳生岂为一身谋。”(《赠友人》)“明月任园缺，晴云自卷舒。漏长堪夜读，频理旧残书。”(《深秋漫笔》)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写作了。如果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没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前途抱有的坚定信心，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时期，由于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向他请教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解答。但涉及现实的问题他都婉转地回避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服当时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利用那几年的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至今感到受益匪浅。
胡绳同志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模范。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时期或者那个时期，作出过这样或者那样贡献的人不少。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具有这一门或者那一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并有所成就的同志也不少。但是，像胡绳同志那样，从十几岁起，60多年的漫长岁月，努力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探索中国独立解放和现代化道路，在广泛领域里取得如此显著成就的人，是并不多见的。
胡绳同志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胡绳全书》第三卷，上册)这并不是说，胡绳同志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的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性，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同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择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他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论著有很强的战斗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仍然强调研究工作的目的性，主张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1 。翻阅六卷九册《胡绳会书》，从他17岁时所写的《报复》(1935年)，到晚年所写的文章，都是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问题，评论和批评了各种社会思潮，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杰出的专家。由作者亲自编定的《全书》，按照原貌收录了过去评论和批评时下评价甚高的某些著作和作者的文章，这不仅是尊重历史，有助于开展百家争鸣，也表明了胡绳同志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
胡绳同志也是富有科学精神的革命家。作为理论家，胡绳同志是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渊博学识，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他的论著是充分说理的。公式化、简单化和片面性是他所反对的。他的文章因此而能为更多的人乐于接受。基本完成于“文革”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书定稿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专著，在当时“左”的路线甚嚣尘上，许多人迷惘困惑，有的人甚至随波逐流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没有受到“左”的影响，充分证明胡绳同志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学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以后他的写作越来越少。胡绳同志在《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写道：“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未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我当时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这段剖白，也是一篇深刻的理论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而又认真思考的理论家的矛盾和困惑。以胡绳同志这样一位终生以写作为职业的学者来说，这些文章只是他的论著的很小一部分，在晚年还作了如此深刻的反思，这也是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中国100多年来如此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即使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也难免有或多或少的困惑甚至失误。综观胡绳同志60多年的文字生涯，困惑和失误并不多，这是难能可贵的。
胡绳同志是文章高手，他的文风是值得学习的。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浅入深出是文章大忌。胡绳同志的文章，是深入浅出的模范。他继承前人的优良文风，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要求文章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要求材料的准确性，要求有好的表现形式。他的文章，观点鲜明，有独到见解，而又条分缕析，入情入理，读之如沐春风。像历史研究这样一般读者感到比较枯燥的题材，也被他写活了，外行人也愿意读。在“五七干校”期间，他写过“文风三首”。其一曰：“长文拖沓水无油，老妪诵经人尽愁。闻道有碑称没字，一言不着得风流。”其二曰：“味同嚼蜡厌浮词，波浅流孱故弄姿。不见大江东出峡，苍苍莽莽自雄奇!”其三曰：“条分缕析辨芒毫，破伪存真笔似刀。不学庖丁解牛术，弩张剑拔浪称豪。”每首都半是针砭当时盛行的假、大、空的文风(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完全绝种)，半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我以为也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以诗论文，都很精彩。读胡绳同志的文章，常有豁然开朗而又望尘莫及之感。
胡绳同志是理论界大师级的人物。“文革”前人们就称他“胡大师”了。当时他只有40多岁，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在社会科学战线孜孜不倦地奋斗60多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会成为传世之作。《胡绳全书》的出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向胡绳同志学习的机会。人民出版社功不可没。
我对《胡绳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且祝愿胡绳同志健康长寿，为繁荣社会科学做出新的贡献。
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郑 惠
同志们、朋友们：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对胡绳同志这部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借此机会，我讲几句话。
胡绳同志毕生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事业，的确如瑞环同志所说，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胡绳全书》是他的理论学术成果的一个比较完全的反映。但据我们了解，还只能说是“比较”完全。实际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是他的长项外，在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逻辑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他也都是很有造诣的。记得50年代初他为郭沫若同志起草一篇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文章，以思想深邃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郭老也很满意。他在领导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的工作时，指导王忍之同志写的一篇谈形式逻辑有无阶级性的文章，也以见解出众而引起哲学界的震动。这些都不大为人所知。胡绳同志博学多才，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遇到学术方面的问题常找他去讨论，也反映了这一点。
我觉得，将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胡绳同志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一大特色。《胡绳全书》中的《时事政治评论》、《政论》、《思想文化评论》、《论学》等栏目的文章，都是直接针对现实而发。《史事评论》和历史卷的几本历史专著的内容，也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取得的科学成果。《全书》哲学卷中几本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又都是与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相融合的。这样，就既使种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照耀下，显示出它们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丰富多采的内涵和活泼泼的生机。这些都是与党八股的空洞说教无缘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学习理论要同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相结合，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很好地实现了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因此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党的思想文化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这里不妨举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作证。一个是胡绳同志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影响。这部书很快传到当时的北平，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读了之后异常激动，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认识上有一个豁然开朗的飞跃。真有点像恩格斯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情景所说的，“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这部书在全国解放后出过七版，印数很大，有英、俄、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有很高学术价值又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力作。
另一个例子是1994年12月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研讨会上，胡绳同志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发言。这篇发言在会议当场和后来报纸上发表时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大师级的作品，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我在《百年潮》发表的一篇访谈录中曾追述过这个情况。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胡绳同志在通俗读物写作上的贡献，胡绳同志从19岁写第一本哲学小书《新哲学的人生观》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的普及工作。《全书》哲学卷的6本著作、历史卷的《二千年间》等著作，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品写得深入浅出、清晰好读，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广泛欢迎，曾多次重印，销路很广。这些作品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前人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结合分析中国的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进行再创造，写出了作者的研究心得，有许多新意。这样的通俗读物并不容易写。我们知道，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另一种说法。我觉得，这话用于通俗读物的写作，也应当提倡“接着讲”，而不只是“照着讲”。在这方面，胡绳同志的成就和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座的六七十岁的同志，不少是长期在胡绳同志教诲下成长起来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忝陪末座。程门立雪，亲炙多年，化雨春风，终生难忘。我想，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同志的共同感受吧。今年年初适逢胡绳同志80大寿。他写了一首“八十初度”的七律，其中有句云：“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十分精炼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残书懒读扶筇杖，一览环球千载新。”我们知道，胡绳同志一生酷爱读书，到现在还是手不释卷。所谓“残书懒读”当然是自谦之词。对于即将进入21世纪的新世界，他是满怀兴奋的心情，要继续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我们在这里，衷心地祝愿胡绳同志健康长寿，祝愿他在跨入新世纪以后，为我们的思想文化事业作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胡 绳 同 志 的 发 言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其他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以及没有到会关心这部书出版的同志们。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有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猎误，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悟道太浅，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至60、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
谢谢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