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i die young 说唱:五十年前读北大 作者: 王则柯 6（转载）

同学被开除
六年级开学不久，我们拓扑学专门组最有才华的一位同学，突然遭到被开除学籍的厄运。
这位来自广西的同学，身体很好，功课更好。在我们这些一心向党努力改造自己的“红领巾”同学看来，他在政治上“不够开展”。不过我们也清楚，至少他对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在那个颠倒的年代，在我们看来只是政治上不够开展的这样一种状况，已经足以让一个同学遭受厄运了。当时整个年级只有极少数几位党员，多半功课都非常不好，特别是资格更老一点的党员。其中一位根本就是留级下来的，却经常是我们参加又一轮政治运动之前在阶梯大教室给我们做动员的人物。系团总支的一两个干部加上在我们年级的这么几个党员，他们领导的团组织，掌握着整个局面。大多数同学，都紧紧围绕在团组织周围，不要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了，就是说“团叫干啥就干啥”，也不过分。
大局是这样，却竟然有人游离于这种政治生态之外，岂非大逆不道？
开除的通知来得非常突然，让他和我们都措手不及。
据说开除的直接原因，是他和一位比较要求进步的同学发生口角，最后有肢体动作。和他发生口角的那位同学，一直以来也是个苦恼人，记得就像我一样，老是在争取入团，老是在接受考验，似乎从来没有得意过。
后来传说，之所以被开除，还有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因素，其中一个情节，说是他画过一幅画，画面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要举一付很重的杠铃。在当时政工干部完全垄断事物和现象的解释权的条件下，这足以成为“诬蔑大跃进”的罪证。作者：王则柯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低年级的时候，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和他没有什么来往。高年级虽然我们都在拓扑学专门组的同一个小班，而且宿舍房间还是紧挨着，但是由于政治热情距离很大，我和他来往仍然很少，反而是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他的一些“传奇”，比如自己证明了象棋先走的一方如果不出错一定可以获胜等。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却颇为关注，洞察我的心思。一天在第一教室楼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不经意在黑板上写下“纳西”两个字。只有他，注视着我，并且轻轻地念出“纳西姑娘真美丽”这么个句子，脸上露出替我腼腆的微笑。原来，当时我们每个宿舍容易看到的就是《人民日报》，前一天《人民日报》上的一幅照片，题目就是“纳西姑娘真美丽”。
通知被开除的那天晚上，他走到我宿舍来约我散步告别。说实在的，我心里有压力，只是想到难得同学一场，而且内心感觉他一直善意地注视着我，所以还是跟他出去了。我们两个从住宿的“28斋”，走到燕园的未名湖，沿湖绕了整整一圈。当时说了些什么，绝大部分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有他拿出一双新买的棉鞋，说以后再也用不着了，要送给我，这个情节我却永远也忘不了。
其实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同学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为说了家乡一些真实的情况又不知道怎么认错就被开除学籍。不过那时候大家都刚刚进校，相互还比较生疏。
生活散记
学校生活正常一点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安排一点时间锻炼身体。政治运动不那么紧张的时候，也会去颐和园游玩，通常是步行来回，前后半天时间。严冬过去，比如说有人报告在颐和园划船已经可以把脚浸在水里了，许多同学就会张罗一起去划船。
除了朱蔚文以外，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的还有比我们低一届的邹启苏，他学的也是力学。随后到来的还有朱蔚文的弟弟朱以文和我的弟弟王则楚。邹启苏很有才华，个子精瘦，但是足球踢得很好。他的手风琴演奏更是叫人听得如痴如醉。1962年暑假，我们都回了广州，期间，邹启苏还教我拉手风琴，只是因为我的手实在太笨，结果毫无长进。朱蔚文、邹启苏和朱以文都是数学力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在1963年那次北大校队队员不能参加的各系足球队联赛中，我们数学力学系拿了冠军。决赛是和东语系队打的。比赛很激烈，最后时刻才由朱以文踢进了唯一的一个球取胜。当时大家还纳闷，为什么小小一个东语系，足球会这样厉害。
1963年暑假，我们三人都没有返乡，而是坐火车到天津，在我们班一位同学家里打地铺，这位同学是广东籍天津人，后来不幸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次日，我们转轮船去大连，在大连海运学院度假，主人是在六中时和邹启苏同班的诸绍忠同学。在大连的第一个晚上，诸绍忠的几位同乡、同学抓了不少青蛙为我们接风。青蛙抓多了，来不及细加工，本来“浑身是宝”，结果只吃两条大腿。那半个月时间，我们住在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饭堂，每天到附近的海滩游泳，还潜水拔海带吃。那时候困难时期刚过，街上能够买到的只有两毛多钱一斤的小苹果。但是一次从城里回来的路上看到有渔民在卖鲍鱼，朱蔚文当机立断，买下两斤六毛多钱一斤的新鲜鲍鱼，做出来的鲍鱼土豆汤，极其鲜美。诸绍忠是游泳高手，指点之下，我的蛙泳也很有起色，以至于回校以后北大游泳代表队的教练想吸收我为队员，只是因为了解到我已经高年级了，才作罢。后来诸绍忠和他在大连海运学院的女同学“回访”北大，我们也略尽地主之谊。
在那个年代，比方说蒙古国国家元首来访，北京市都会安排“首都50万群众夹道欢迎”，至于毛主席发表反帝声明什么的，通常就有“百万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我们偶尔也被征召参加这些活动。1964年的一次示威游行，一直绕行到北京东郊的使馆区，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飘扬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刚刚和我国建交。
出动最多的应该是在1960年。五一节的时候，每个班级都要在校园“载歌载舞”，我们被安排在静园这个地方。记忆比较深的，是计算数学班几位“京片子”同学，说快板歌颂“二龙路人民公社”，幼儿园小朋友的脸色“红得好像红苹果”。那年，全国抢救山西省平陆县食物中毒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特种药品商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次不记得什么示威游行我们经过王府井大街的这家商店，大家就高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亿万人民，是一个整体。同甘苦，共呼吸，团结友爱最亲密……”当时，经济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大家还是这样“意气风发”。我们下乡抢种大白菜回来，留校的同学敲锣打鼓到现场乱糟糟的一个小火车站迎接我们，唱的也是这首歌。
196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摸黑起床，乘火车从居庸关下来，游览长城。离开长城的时候，恰遇一帮苏联人。原来是苏联共青团的一个代表团，大家自然就围了上去，用俄语和他们交谈。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不过十几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教育潜移默化的结果，还没有清理干净。苏联代表团的团长非常聪明，马上带领双方高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场面还是十分热烈。
1962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同班几位同学从颐和园出来，夜色中迎面看到披着军大衣的彭德怀元帅向颐和园走去，军服上没有领章和徽饰。元帅背着双手，真正是忧国忧民的样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两位警卫模样的战士。那一刻，颐和园门前没有其他人。我们在元帅的旁边走过，同学之间，默默无语。但是这幅图景，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这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香山游玩，爬到半山，不经意间发现朱德委员长从一辆苏制的吉姆牌大轿车上下来。他到香山散步，前后大约有四五位随从。偌大一个香山，在吉姆车停下来的半山可以停车的那个地方，只有委员长一行和我们几个同学。随从示意我们不要打扰老人散步，说：“你们知道就行了。”晚上回到学校，我们知道中印边界自卫反击在这天打响。这时候，老人已经不在战斗岗位上了。
忘记了是1963年还是1964年，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来访。那天上午我们一些没有课的同学，被紧急调往颐和园，在长廊等待夹道欢迎塞拉西皇帝。大家感到幸运的是，非常近距离地看到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大概只有两三步远吧。总理似乎比日常新闻上看到的要消瘦和精干一些。我还觉得比较惊奇的是，总理的胡子刮得铁青铁青。
1964年夏天，北京预期1965年暑假以前毕业的大学生都收到一张请帖，在7月31日晚上去工人体育场听报告，请帖上写着：“报告人：周恩来同志”。大家对周总理都非常崇敬。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周总理说：“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按照当时我们的想象，周总理是毛主席的战友是很正常的，怎么却是毛主席的学生呢？
周总理讲完，因为要赶去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就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先行离去。接着彭真又讲了个把钟头。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评一些人“读了小学，看不起农民；读了中学，看不起工人；读了大学，看不起我们这样的人”。讲话以后，他还下到田径跑道，慢慢绕场一周，挥手向听众致意，场面颇为拖沓。与其说他向我们致意，不如说他希望我们向他欢呼。
毕业以前，在北京铁道学院的礼堂举办过一个北京市大学毕业生代表大会。我因为被改造得自觉无条件地让“党和人民”来“挑选”，空前绝后地当了半天听会的“代表”。会议的具体内容，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只记得会前大学之间拉歌，清华自然很出风头，八大学院也情绪饱满。只有我们北京大学，却怎么也调动不起来。别的学校一直在拉“北京大学来一个！北京大学来一个”，“快快快，不要像个老太太”，可我们始终没有唱起来，真是丢脸。苦苦改造的北大学生，显得相当压抑。
前面说过，那年我们数学专业毕业的同学，多半只按生源地域分配到三个地方的教育系统。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同学，被分配到上海市教育局。在静安区一所师范学校住了几天以后，我们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些中学。就这样，我到了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教初中三年级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