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特工组森村副官:揭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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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的重要一页,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人民解放军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全国性的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军队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又长远的影响。

  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并不能称为战争)的详情,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披露很少。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公布了较多的历史档案,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回忆和历史情况介绍公开。不过由于公开的资料较少,在90年代前期一些人从逐利的目的出发,凭想像胡编乱造,炮制出一些所谓“实录”,绘声绘色地虚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和决策,并对当时中苏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形随意杜撰,在社会上以讹传讹。严肃地对待史实,说明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才是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同时也可使人们人中得到到应有的教益。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联对华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2卷)。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仅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后,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引自《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当代中国外交》第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受到毛泽东斥责后,赫鲁晓夫为了报复,继1959年拒绝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后,又于1960年夏天召回在华专家并中止多数经济技术合同。从这一年起,苏联边防军又在边界驱赶中国边民造成纠纷。1962年春,苏联煽动新疆6万边民外逃,同年8月毛泽东便提出:“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第1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这说明他感到过去中苏之间称为“兄弟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由盟友变成了危险的敌人。

  1963年夏,苏军重新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服从自己的盟国动辄施加军事压力并进行颠覆,是苏联的一贯作风,这更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1963年7月中苏两国共产党会谈破裂后,中国政府又公开提出过去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过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已有。

  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中国代表当时表示,如果苏联方面坚持原有的立场,中国方面不得不考虑对整个中苏边界问题的看法。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谈判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为掌握主动,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10月9日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同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同时他赞成日本收回北方领土的要求,改变了过去在此问题上支持苏联的态度。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在日本发表后,马上引起苏联强烈抗议,并以此指责中国领导人“公开的扩张主义”。(苏联《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又向远东地区增兵,中苏边界问题不能解决反而更趋紧张。

  1964年秋天中苏边界谈判承受这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中国对苏论战的升级,以及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施压,使毛泽东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越发严重。1964年2月他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96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改变以东部对美作战为预案的“北顶南放”方针,北面要设防,从此在全国战略部署上做了大的调整,被后来的中央负责人概括为“应付四面八方”的战略方针。

  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毛泽东又一度顾虑美国会对中国开战。同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对华政策一时不很明确,中国对苏战略调整便一时延缓来。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政治斗争,并将国内其他领导人与自己的意见分歧同“修正主义”联系,以此为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则公开声言支持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并以此作为驻蒙古和中苏边界上苏军的任务。两国领导人极度敌视,更使过去未详细划定的边界上磨擦冲突加剧。

  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又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种表现。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此也有过说明。不过当时中国军民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还是应该有其正义性,当然其中的一些策略也值得后人商榷。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

  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在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中苏边界上的纠纷却日益增多。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一再侵入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 平方公里,夏季被江水浸泡成为沼泽,中苏两国巡逻人员只能在冬天上岛。1969年1月至2月间中国边防军人一再徒步登岛巡逻时,苏联边防军发现后就出动车辆运载军人上岛拦截,以棍棒殴打,还于2月6日首次鸣枪威胁。据俄罗斯档案记录,苏联领导层很重视边界冲突,并将其当作对华施加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国边防部门领导又普遍要表现“反修”积极性,双方的斗争日益升级。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拥、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装备更为落后,在冲突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呜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执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在岛上的武力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反防”,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受在斗争中吃亏。其中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斗殴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通常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

  1969年春天,中国国内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位于两国边界小小的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和随后发生的武装冲突,正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



  珍宝岛反击战斗的发生及冲突升级

  1969年1月以后,因苏军在珍宝岛上一再使用武力,沈阳军区开始考虑采取自卫反击措施。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基本同意这一方案,但认为岛上气候寒冷,不宜潜伏。

  进入2月份以后,珍宝岛上形势更加紧张,2月7日出现了苏军呜枪的严重事件后,中央军委认为下一阶段会有新斗争,并作了进一步指示。总参谋部、外交部都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并要求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当时边防斗争仍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掌握,总的精神是进行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边防斗争,又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还击斗争作为后盾,还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还击的重点。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参和沈阳军区都下达了指示,并抽调了精干的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边防站(因当地的公司亮子村而得名)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遵照中央军委、总参指示的斗争原则,沈阳军区确定了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边防斗争的新方式。中央军委、沈阳军区还规定,自卫还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要行动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沈阳军区还决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统一指挥。这样,珍宝岛地区打击苏军的斗争有了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的指挥,并有比较充分的准备。

  从这一阶段中国方面的边防部队、省军区、大军区、总部机关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看,对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确实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但是客观地讲,如果苏联边防军人不对中国边防人员使用武力,后来那种流血的战斗是不会发生的。

  3月2日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1个侦察排、3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准备采取行动。

  根据虎饶前指的部署,3月2日上午8时40分,公司边防站派出30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上岛之后,很快被对面苏军发现,仅10分钟后苏军即由下米海洛夫卡、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敞蓬卡车、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苏军上岛后以两路向中国第一巡逻组进逼,并形成合围态势。

  过去苏军上岛干涉中国边防人员巡逻时,一般是大背枪,手持棍棒,大都不戴钢盔。而3月2日上岛的苏军人员都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保持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姿态。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远东苏军指挥机构这时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

  苏军上岛并摆成战斗队形后,即阻止中国边防人员巡逻,要中国边防人员退回。中国巡逻人员则根据上级精神,要求苏军退出珍宝岛,苏联边防军毫不理睬,继续进逼,双方处于实枪荷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在这一关头,原先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分队第二巡逻组从侧翼穿插出现,挡住苏军迂回分队。苏军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已预有准备,表现慌乱并在仓促间首先开枪,于是珍宝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6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

  苏、军向中国边防第一巡逻组开枪时,中国边防人员还未展开,当即伤亡6人,其余人员马上予以还击。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率领的7人相遇,听到枪声后班长周登国下令开火,击毙了当面苏军7人。在珍宝岛中国一侧江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中国军人经顽强奋战和连续冲击,终于消灭了在岛上丛林中大部苏军人员。当时苏军2辆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军人开火,虎饶前指命令岸上的炮火向苏军装甲车还击,当即击毁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 辆。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岛上剩余的10余名苏军人员退到江面上,乘另一辆装甲车撤回苏境。战斗至10时30分结束。

  在3月2日的战斗中,中方参战人员估计苏联边防军死伤共60余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苏军死亡31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即带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已方一侧。

  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战斗。苏联方面在同年3月29日的政府声明和后来发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国方面的反击歪曲为预有准备的“突然开火”和伏击,这不合乎事实。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冲突对中方来说只是一次虽预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主动的遭迂战斗。

  从中苏两国关系的大局看,这次流血武装冲突的出现,大大伤害了原先十分友好的两个国家的感情。苏联领导人从其长期对邻国所持的傲慢的沙文主义态度出发,决定以军事力量来扩大事端,使两国边界的武装冲突又继续扩大。

  3月2日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苏联军队在远东方向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上封冻的冰面,于3月4日、5 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中央军委在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要求当地部队以不示弱的态度继续上岛巡逻,中方部队几次上岛都未与苏军遭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

  这一时期中国方面根据情况判断,对面苏军已调来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大批炮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沈阳军区决定加强边防部队的力量,特别着重准备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进行反击入侵的准备。军区前指的作战计划是,若苏军向一岛进犯则一岛打,若向两岛进犯则两岛一齐打。

  当时在两国发生冲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方面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边防斗争的决心却坚定不移。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据当时宣称有1.5亿人以上。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不断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深夜中国军队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3月15 日4时,苏军装甲车6辆乘天亮前的黑暗掩护步兵60余人进入珍宝岛北端,潜伏在丛林中,有偷袭中国登岛部队的迹象。这一情况被中国部队发现后,得到毛泽东同意,由正在北京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专线指挥,双方就此于3月15日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

  3月15日早晨,虎饶前指命令第二十三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一营营长冷鹏飞率领一个排、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一个班于7时40分登上珍宝岛。部队上岛后,即于8时2分与岛上的苏军潜伏人员发生火力接触。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苏军的装甲车和步兵撤回对岸,第一次战斗结束。

  当天9时46分,苏联空军以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随即苏军又以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实施攻击,并以4辆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宝岛南侧江叉运动,企图从后方迂回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这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无后座力炮班刚刚登岛,迅即在江边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苏军坦克遭射击后队形混乱,1辆坦克驶入雷区被炸毁,其余3辆慌忙逃回对岸。11时以后,中国守岛分队在岸上掩护分队的火力支援下,顽强抗击苏军的冲击。然而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四十年代设计,破甲能力低,因而只击毁装甲车2辆,未能击毁坦克。战斗中营长冷鹏飞负伤,孙玉国接替指挥。苏军在遭到顽强抵抗后,于中午12时以后撤回己岸,第二次战斗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12时50分,苏军又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的防御阵地、公司边防站和后方桥梁猛烈射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 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约100人,向珍宝岛上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分队以近战开火的方式,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上开火,一再打退了苏军的冲击。15时30分以后,在中国江岸一侧的中国炮兵群加入战斗,以火力急袭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突然打击,击毙了苏军指挥官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下午17时以后,天色转黑,苏军从珍宝岛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战斗也就此结束。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上的战斗,是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万多发,并出动了飞机36架次(未投弹)。中国方面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共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估计苏军死伤在140人左右(其中死亡约60人)。中国方面在当天的战斗中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技巧,伤亡仅有39人(亡12人,伤27人)。

  3月15日傍晚,毛泽东听取了战斗汇报并表示高兴,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同时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95年7月采访陈锡联录音)此后,除了3月17日苏军登上珍宝岛拖运坦克时双方发生相互炮击外,当地战斗就此停止。3月22日,毛泽东在碰头会上又说:“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9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月16日,苏军出动人员和车辆登上珍宝岛,拖回前一天战斗中遗弃在岛上尸体和被击毁的车辆。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坦克5辆、步兵7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又进入珍宝岛,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叉上被地雷炸毁的T62坦克拖回。中国江岸一侧的炮兵群猛烈开火后,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后来,苏军向这辆坦克发射大量炮弹,企图将其炸毁。然而苏军的炮弹落到这辆坦克周围后,即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中。5月2日中国海军潜水人员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在民兵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出,以后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通过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17辆,估计毙伤苏军人员约250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道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的进攻被打退后,加上岛上已大量布雷,即不再进入珍宝岛。中国军队为保证日后上岸巡逻的安全,派出工兵上岛进行了排雷作业。因珍宝岛面积很小,全岛又都在中苏双方高地的目视范围之内,夏季洪水季节岛上多数地区又有积水,从军事角度看难以在岛上驻兵。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此后也只是间或派人前往该岛巡逻。

  珍宝岛战斗之初,毛泽东表示乐观,是认为这一有限的边界战斗达到了“动员准备”目的,又不至于引起大战。当时中国组织了上亿人游行示威,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又提出了“准备打仗”,成为结束内乱的有力团结口号。不过在8月份之前,中国军队并未进入临战状态,也没有大的战略调动。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当时毛泽东说,这一下美国的文章就好作了,说明已考虑以此为契机从国际战略全局上准备调整中苏美三者的关系。一个小小的珍宝岛上的边界冲突,已经成为关乎中国内部局势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棋子。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总结仍偏重于“突出政治”。公司边防站站长的孙玉国临时被加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为解放军代表做了发言。毛泽东在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对珍宝岛战斗一事说: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2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苏联政府也向中方抗议。不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也使过去惯于对邻国和“兄弟国家”使用高压政策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于是开始试探采取一些缓和措施。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却被中方人员驳回。3月22日中国政府用外交备忘录回答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林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并已被“击退”,一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际,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对苏政策方面未考虑做新的调整,对苏联的谈判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

  珍宝岛冲突后不久却出现战争危机,却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预想。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苏联政府在3月下旬提出谈判遭到拒绝后,军方强硬派发出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从6月起做出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苏共政治局感到必须压迫中国迅速与之谈判妥协,而且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上。”(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同年6月至8月间,西伯利亚铁路停止客运而全力投入军运,边界苏军增加一倍达到40个师。苏联政府在7月26日秘密建议两国总理会晤未得到答复后,便选择利于发挥机械化装备优势的新疆地区施压。8月13日,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突然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巡逻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遭包围后进行了4小时之久的英勇奋战,最后全部牺牲。这次战斗中,中国方面还有3名民兵牺牲,增援部队有12人负伤。

  针对苏联方面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4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九大以后,人民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也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自然容易引起中国方面更高的战争警觉。不过在8月间的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中央对战争的估计还不大严重。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大规模战争真有可能爆发。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命令,要求边疆地区进入临战准备,解放军开始增编部队,国民经济也转向临战状态。当时为副主席林彪当秘书的张云生回忆,8月份以前林彪不相信中苏会发生战争,铁列克提事件后才紧张起来。9月间他召集军委办事组讲话,开始便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第553页,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防工作的报告,动员各企业机关的职工、城市居民都参加挖防空洞。这种仓促的人防工程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多数建设又是应急上马,施工条件简陋,工程质量极差又造成严重的事故伤亡。第二年雨季之后,这些工事大都报废。全国为进行战备疏散,更是耗费了大量资财。



  北京机场会晤和紧急疏散

  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出现的严重军事对峙,对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尼克松政府因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这时表现出调整对华关系的意向,于7月21日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随后,当苏联外交官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作出了坚决反对的答复。这时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说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倪端了”(《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中文版第229页,第238-239页)。美国这时的行动也说明,它明显地企图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孤立它当时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在苏军挑起铁列克提事件对华施压后,苏联领导人又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措施。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措施,出于多方面考虑。当时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在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中苏两国共同支持的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这时还在激烈进行,对华战争等于在支持越南的中国背后开刀。另外出动大量军队进攻中国和小规模的边界冲突不同,对于过去一向将中国称为“友好兄弟”的苏联人民将很难做出解释,而且进攻中国还必然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从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解密的档案看,当时苏联施加军事压力的目标并非真正进攻中国(不过也担负一旦出现“健康力量”夺权便出动援助这种仿照匈牙利事件时的任务),而是要以压促变。在施压同时,苏联也采取了缓和的一手,其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前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实际上柯西金去越南选择的是经印度、缅甸、老挝的航线),同中国总理会谈。

  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后,毛泽东通过了反复的考虑,最后同意了这一要求。对于中国来说,1969年的国内外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内忧外患交织。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混乱,生产下降,虽然“九大”结束后在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下进行了消除派性、制止武斗的大量工作,但是严重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南面还要继续支援越南进行抗美战争,在北面又实行全面备战,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这时美苏两国都发出了缓和对华紧张状态的信号,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中国很有必要利用国际关系中可利用的矛盾来改善自己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毛泽东打破了以往一些僵化的模式,决定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并开始谈判。

  当毛泽东同意柯西金“途经”北京的消息发给苏联方面时,柯西金经原航线已返回了苏联中亚,接到信息后又乘飞机折向东方,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谈。

  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并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当代中国外交》第 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柯西金当时表现出争取和解的态度,向周 恩来保证说,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并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两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总理最后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达成谅解: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在这谅解的气氛下,两国总理还就恢复互派大使(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国在对方大使馆只有临时代办)、扩大贸易和两国界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的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会谈结束时,双方对会谈的成果都表示满意(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研究周恩来》第173 -174页)。

  柯西金登机回国之后,毛泽东又指示中方修改会谈的新闻公告,删去“会谈是有益的”字样,目的明显上避免松懈国内的“反修”斗志。接着,苏联方面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了倒退,其政府代表通知中国方面,说明苏方已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换文。这一改变态度的行为,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内对华态度的不一致。据以后得到的消息,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仍企图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并想观望当时尚处于动乱中的中国的日后变化再作决策,不愿受协议的约束。由于苏联方面保持这种霸权主义政策,使中苏关系以后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过中苏两国总理会晤的结果,毕竟使双方都采取了缓和边界局势的措施,边界上双方军队从此不再互相射击,苏联边防军人也不再进入有争议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地。

  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就是中国和美国双方开始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在中苏总理会晤后,美国为了防止在全球战略中失去有利地位,又马上提出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积极响应。同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又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使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中文版第242页)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由于毛泽东又对苏联完全不信任,判断可能是为实施军事进攻所施放的烟幕,为此提出为防范突然袭击,在全国进行疏散。当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和多数老一代领导干部也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林彪又下达了 “第一个战斗命令”(这一命令与疏散干部其实无关),人民解放军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国内各城市进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总计有上千万城市居民被送到农村落户。

  当时,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处于无权甚至无法发表意见的地位,却私下对那种过火的战备行动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战争的征兆、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纪学:《朱德和康克清》第3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虽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威胁,毕竟还难以爆发大规模的对华战争。此时中国国内受到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的严重影响,加上其它原因,对战争的危险性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中国处于防御地位,从来没有打算主动挑起对苏战争,但是这种长期过分紧张的战备,不能不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的备战费用,这一比例竟高达近三分之一。同时,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为后来的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1971年以后,毛泽东也清楚看到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过火分析和国内政治需求坚持不能对苏缓和。1971年9月林彪夺权阴谋失败后飞逃苏联中途摔死,更使毛泽东认定苏联是中国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胁。苏联通过林彪事件更认定中国存在“内部危机”,长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泽东,为此继续保持压力。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 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自然得到缓解。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中苏之间出现的尖锐对立乃至武装冲突,对过去十分友好的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伍修权在九十年代曾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11期第18页)

  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都公开认为过去关系来华各自都有责任。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作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过在看到当时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策略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斗争从本质上讲,仍是中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经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中苏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珍宝岛等地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承认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中苏两国间达成的这一边界协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二十多年前保卫中国领土斗争的正义性。

  (此文最早曾发表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办《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2期,此次略有修改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军事历史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