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惠令奈tek085:从“圣人政治”到“平民政治”

今天的中国政治家正在从圣人政治、贤人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寻常政治——这可以从人们政治家们的评价中看出。当年的毛泽东那是“东方红，太阳升”、“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的一个天才”，他的话更是“最高指示”、“一句抵一万句”；到了邓小平，虽然也曾歌颂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如何如何，但已没有了毛泽东的光环，邓小平自己也说自己不过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坏的制度下，好人也会犯错误”；而到了胡温，平民色彩就更加浓郁，胡锦涛就一再表示自己要“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我和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诚心诚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监督。”温家宝也声明自己不过是“教师的儿子”……总之，是光环褪尽，本色渐出。

中国人一向对统治者寄以厚望，历史上有过贤人政治，圣人政治。上古时代的原始民主，曾经以贤人政治为特征。殷商时代的王者还不曾具备神圣的光环，从而与其他诸候并列于世。及至周公建制，贤人政治转化成了圣人政治，王者具有了天子的意味，从而变得至高无上。由此形成孔孟的政治理想亦即圣人政治。

到现代，这种思想并未消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这种圣人政治变种为伟人政治，人们奉行的是伟人崇拜。伟人崇拜，乃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必不可少的政治核心。马克思学说所设计的革命，不仅需要伟人筹划，而且需要伟人领导。这样的学说，这样的革命，这样的政治，非常容易勾起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闻香识女人》，将香气与女人相联；这在中国的情形是，伟人与帝王相关。伟人的气息，在中国人闻起来，马上联想到真命天子。倘若李大钊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尚且基于自由思想的立场；那么陈独秀的追随马克思主义，颇有了一番扮演伟人的意思。及至毛泽东登场，顺理成章地将伟人政治引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后装模作样地历数风流人物，最后数到自己头上。从马克思演化到毛泽东，说起来很不可思议，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非常简单，不过是从伟人政治到真命天子的转化而已。这与其是一种精神谱系，不如说是一种伟人渴望，一种君临天下的心理情结。

德国思想家韦伯将社会生活中的合法的统治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奇理斯玛）统治。法理型统治相信法律，即使有权威的人也只有在法律规则之下才有发布命令的权利。人们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传统型统治是基于源远流长的传统的神圣性，相信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的合法性。魅力型统治，人们确信一些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品质，并因此统治获得合法性。如果依据通例，将法治界定为遵循先例或既定规则的统治，那么前两种统治都大致相当于法治，而魅力型统治大致相当于人治。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魅力型领袖。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做法。其关键在于当时的人们需求这样的人物，他们尊崇这种魅力型人物，追随他进行的社会变革。表面看起来，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但是，这种人物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魅力型统治往往具有革命的力量，因为正是这种魅力型领袖促使人们能迅速、不加反思的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约束，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因此，从社会功能上看，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昭示人、启示人的“理智”所起到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统治，由于强调精神的力量，往往不注重经济生活，是一种典型的“非经济性”的政权，它对于传统型和法理型统治下的日常的琐碎经济活动表示鄙视；这样的统治会形成一个魅力型共同体，群体内部虽有少数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僚（即受过专门训练的严格按照等级命令系统运作的、各司其职的官员），他们无需技术训练，其获得管理人员的资格不是个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家族的门阀，而是个人具有的魅力。因此，最高领导人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是直接的，无需或者只有很少固定的机构和程序，也就是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也不承认“正式的”的司法。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在社会组织中有或者没有正式职务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任何职务，而是他个人所具有的魅力。因此，在这里，行政职务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它既没有固定的职权范围，也没有固定收入。魅力型领导人在领导工作时，也常常跨越权限，超越程序，一竿子捅到底。在这里，决策也没有确定的、固定的议事机构和决策程序，往往凭魅力型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因此魅力型统治是典型的人治。 　　

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种人治无法集中民众的智慧或有其它不民主的因素，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不稳固的、不能持久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魅力型统治内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和程序、缺乏基于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以及它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没有哪一个社会会总是处于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魅力型领袖“只有在生活中通过考验他的力量，才能获得和保持他的权威。……他必须创造英雄的事迹”。而一旦社会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魅力型统治显然就不能适应这种稳定、琐碎的社会发展，势必会常规化。其次，魅力型领袖的个人生命总是会有终结，需要有新的领导人。如果要继续保持魅力型统治，新领导人就必须有魅力，但是魅力不象财产或职务可以继承或指派的，魅力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如果将魅力同职务等同起来，那么这里的“魅力”就失去了原来的意味。如果魅力型领导的承继是通过某种程序的选举，那么就会产生一套程序和技术，这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人的选择制度化了。如果是由魅力领导人指定继承人或传给子女，这就实际是向传统型统治转化；如果是由信徒选举，那就实际上开了民主的先河，并因此势必逐步走向法理型统治。

因此，任何魅力型政治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常规化”——这也就是我们从毛泽东时代经由邓小平时代进入胡温时代的内在原因——导向法理型或传统型的统治，形成事实上即现代的或传统的法治状态。法理型统治是一种依靠官僚和法定程序的统治。这种政治的优点在于稳定，领袖也要守法，依据既定规则来统治，领导人的转换也是按照程序进行，因此，即使领导人个人的能力、魅力、智慧弱一点，也无妨，因为这种统治是一个机构的运作，领导人只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型统治是理性的、规则化的。它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平庸”的时期，它适合人类社会的大多数。

庄子在其《胠箧篇》中有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只讲到圣人的礼法为大盗所窃，而没有意识到圣人很有可能蜕变成大盗。历史上的暴君那位不是集圣人和大盗为一体，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名义上、形式上他们是圣人是天子，但行动中实质上却是恶魔、大盗。一定圣人蜕变成大盗，那么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就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即使象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犯下大的错误，以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圣人死了，也就是一个理性时代的到了。没有圣人的年代，是平民主义社会的表现，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前已经逐渐淡化圣人的味道，领导人逐步从神秘权威走向公开和平庸。领导人不再是雄才伟略，多才多艺，领导人可能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片面的，也会犯错误。人可能犯错误，那么有人组成的共产党也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英名，那么由人作出的代表党和政府的决策也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这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去除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就意味减少盲目崇拜，盲目服从。这就是王怡所说的权力非人格化。从权威走向权力，就如把无穷的权力赋予魔戒，这个戒指可能落在一个恶魔手中，如何防范权力做恶，这是行使权力必须思考的问题。圣人死了，英雄一去不复返，我们正走向一个理性的年代！

这就是中国的进步，我们正在见证这个进步。

（文章原创于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