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犀牛怎么获得:鲁迅先生的大悲哀

                                       中国人与鲁迅之间的沈重“隔膜”——鲁迅先生的大悲哀之一

鲁迅先生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也是鲁迅先生终生的“大悲哀”。鲁迅式的悲剧，是平民的代言人和平民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深深的隔膜。也就是所谓：“孤独者注定要为大众而献身，同时注定了要同大众进行不停息的战斗，直到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不论是战斗还是静止不动，孤独者永远是为迫害他的大众而死。”（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驱，真正的社会精英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关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鲁迅和平民的“隔膜”颇具民族特色的悲怆性。这里，又是一个鲁迅式的悖论。“婚变”（结婚和再结婚）及与民众的深厚的“隔膜”，是鲁迅的两大心病，也是我们了解鲁迅思想情感世界的两个“阿基米德支点”。一度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神秘莫测的，所谓鲁迅的 “负罪感”，鲁迅的“原罪意识”尽源于此。孤独者和大众的关系是鲁迅政治文化思想中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鲁迅先生又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①284。)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的《申报》上登载，南京总理墓即将竣工，市民谣言，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因此，家家孩子左肩各悬挂一块红布，求避凶险。红布上往往写有这样的歌诀：“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等等。鲁迅沉痛地说：“虽只寥寥二十个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史。”……“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太平歌诀》④103。)鲁迅是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最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家，他赋有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居民申辩，呐喊，呼告，为穷人思索和忧患的天性。他正像罗素所说的那种人，鲁迅的一生“是由三种单纯而强烈的热情支配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人类苦厄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有史以来，鲁迅第一次以平视甚至是仰视的角度去对待穷人，鲁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平民的甦醒和崛起。可是，鲁迅先生并没有象通常情况下，别的人那样，对于平民采取了单纯的附和，赞赏，讴歌，辩护，甚至利用的态度，相反，鲁迅先生对于平民的政治思想，社会价值观，心理素质，生活习俗等，坚定地持有一种异常令人注目的尖锐的批评态度，他直面民众的陋习和病态的社会心理，对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攻讦。他猛烈地抨击说：平民“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革命时代的文学》③422)。他们往往成为“权势者的留声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⑥316。)“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有人骂议员，说他们受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通讯》③22。)“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娜拉走后怎样》①162。)“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通讯》③2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咀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娜拉走后怎样》①163)。“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上海文艺一瞥》④302。）“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即小见大》①407。)“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①366。）……。

鲁迅先生的叛“孝”情结
——鲁迅先生的大悲哀之二   　　鲁迅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三千年封建主义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的本质是家国一体，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以“孝治天下”形象地表述了一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许多松动和活跃的迹象,在鲁迅研究界也毫不例外。葛红兵先生在1999年第6期《芙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对鲁迅传记资料中的家庭婚姻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他说：“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对于鲁迅家庭婚姻关系的这种观点和传统的解释相去甚远，自然，受到了鲁迅研究界猛烈的批判。如果说，葛的看法，由于对朱安这个在传统封建社会里, 因为灭绝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社会势力的重重压迫下，苟延残喘地了却了悲惨的一生的,旧的女性的深深的同情,而染上了情绪色彩的话，那么，对立的观点也往往沿袭了鲁迅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老套路—“为尊者讳”！毫无新意。不过和往常不一样，这次显出了“色厉内荏”的气象：“惟一说不过去的是，鲁迅没有与朱安离婚就与许广平结婚。”（高旭东：《挑战鲁迅言论述评》载《世纪末的鲁迅论争》35页）　　根据确凿的历史资料记载,1906年夏秋之间，母亲诈病将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骗回国，鲁迅回到绍兴后，发现家里已经挂红结彩时，才醒悟：母亲已经策划好了一切，准备强使自己和朱安（1878——1947）马上完婚。亲友们向鲁迅打听他回国的原因，鲁迅只好无奈地回答说：“母亲娶媳妇”，鲁迅对母亲无奈而强烈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通过母亲包办自己的婚姻而品尝到的人生苦涩，鲁迅感悟了在中国“孝”文化指导下的家族制度里，老年人的许多旧观念已成为剥夺年轻人正常生存权利和妨碍后代健康成长发展的桎梏， 他后来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不同的对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伪自由书?前记》）1918年8月20日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又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鲁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顾虑重重的，因为：“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且介亭杂文?说‘面子’》）鲁迅曾经向人解释过自己的婚姻：“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几年来，从提亲，婚约，到结婚，鲁迅虽然强烈反对并且做了消极抵抗，但最后，终于以默认为结局。就是因为这种默认，致使朱安在直到1947年病逝时为止漫漫四十一年中，一直以鲁迅夫人的名义生存于世。在鲁迅的母亲鲁瑞生存期间，朱安作为媳妇勤勤恳恳为鲁迅尽孝守节，无偿地侍侯其母整整三十七年（1933年鲁瑞请了一个女佣，帮助已经55岁了的朱安料理家务，鲁迅知道后，还颇不以为然，在7月11日给母亲的信中，鲁迅说：“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现既特雇一人，专门伏待[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朱安之所以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自始至终痴心妄想鲁迅会回心转意，直到海婴的问世，此时，她已年近五十，退无可退了，为生存考虑，也只好硬着头皮，将就到底了。鲁迅生前，在北京生活的时期，直到许广平的出现，朱安一直以妻子的名义，在日常生活起居上照料侍侯鲁迅整整二十年，鲁迅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从未表示过异议，因为，鲁迅觉得，“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婚，鲁迅先生的逝世，都没有影响朱安作为鲁迅夫人这一事实的存在。然而，众所周知，鲁迅的真正的妻子是许广平，他们还生下了鲁迅先生唯一的后代周海婴。鲁迅一生中同时拥有两个妻子长达近十年之久，已经是个不争的过去，这是无法隐瞒，也毫不需要隐讳的。重婚给第三者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早已成为人类的共识，（鲁迅为此，也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内疚，忏悔，痛苦不己）这点，几个世纪以来，也纷纷为各国家庭婚姻立法所关注。鲁迅在造成朱安婚姻悲剧一事上是难辞其疚的！当然，我们今天，去探讨近百年以前所发生的鲁迅和朱安，许广平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是为了去追究鲁迅当年的伦理道德责任，而是因为，“婚变”作为鲁迅人生经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意识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被错误地当作一种禁区，长期几乎空白着，即使偶然有人涉及，也往往或者不敢越雷池一步，恐怕被人授予诬陷和攻击鲁迅的罪名，成为“流言家”和“阴谋家”，或者语焉不详，遮前掩后，不置可否。这也正是今天的鲁迅研究，所钻进的死胡同之一，它使得对于鲁迅思想遗产深层次内容的发掘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阻遏，妨碍了鲁迅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民众难以走近鲁迅！现在，确实有那么一大批“鲁迅研究专家”，在鲁迅的精神园地周围画了一道警戒线，他们虎视眈眈，荷枪实弹地守护着，生怕民众闯入禁区，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因为长期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现代社会生活相隔膜，——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规定的，高校全员教职终身制，造成了这种怪诞的社会现象——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回头再重新认真审视鲁迅先生一次的能力。
 
　鲁迅在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和对待朱安的命运一事上的所为，确实证实了他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伦理，道德，风俗上的所为，也还不能完全彻底地挣脱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罗网的羁绊。虽然，在思想文化方面，在中国，他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彻底地完成了挣脱这种罗网的人，这其中的因果联系，（或者说，鲁迅人格的两重性！）是个值得学术界认真探索，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我深信，这是解开鲁迅研究理论领域中的许多“歌德巴赫猜想”的钥匙。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精神文明，对于人的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灭活作用，这也造就了鲁迅的“双重人格”，他既不能违背孝顺母亲的传统义务，又无法压抑自己的人性的苏醒，放弃对爱和自由的追求，这使他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成为旧文化的牺牲品。但是，也正因为这种悲剧性的惨痛的人生体验，造就了中国思想革命史上骨头最硬的斗士！养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旗手。因为，这种悲剧，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鲁迅的，也是民众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甚至，也是每一个受儒家传统观念羁押的东方人的，只有白痴才看不到这点。鲁迅和朱安的不幸颇具民族的悲怆性。　　在去世前的最后两三个月里，对朱安的回忆和反省，使鲁迅始终被一种追悔莫及的沉痛情绪笼罩着，内疚噬食着鲁迅破碎的心。鲁迅最后一次“......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是，“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鲁迅思想是每一个中国人自我剖析的手术刀。在鲁迅思想的门口，正象在地狱门口一样，必须提出如下一个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一切的疑惧都须抛弃；一切怯懦的念头在这里都须化除。”《神曲》原文--但丁），鲁迅思想是中国人在挣脱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明的羁押后，对三千年梦魇的痛苦反思，所以它不得不具有一种壮怀激烈的革命形式，因为，它是对以往那些，被所有的人们视为神圣而庄严的东西的亵渎和反叛，是对世人至今梦寐以求的那些事物的唾弃。进入鲁迅世界必须通过忍受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鲁迅式的创痛的考验，鲁迅式的创痛，是一个东方人因对自身被迫染有的，古代传统精神文明中的反人道内容的，影响和痼疾的反思和忏悔，所引起的割裂或切除的剧痛。鲁迅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痛苦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痛苦，就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思想，就没有新的时代。当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寿终正寝的时刻终于降临时，大众却仍处于麻木之中，于是鲁迅先生送来了痛苦，鲁迅先生人格的伟岸，恰正在于此。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又说：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野草?’墓碣文’》）“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译文序跋集?’文艺政策’后记》）这是何等惨烈的自我拷问啊！又是何等沉痛的忏悔啊！这种完全出于自发的人性的反思，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茫茫的历史长河中，除了鲁迅，还能有谁？（鲁迅的痛苦，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财宝，正是依靠这类的财宝做阶梯，人类才得以逐渐摆脱动物的本性，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对鲁迅的心病，经常守候在弥留中的鲁迅身旁的萧红女士作了如下叙述：“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的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的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鲁迅回忆录?一集》）显而易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深悔当年，自己为了“孝”顺母亲的欲望而没有给朱安以自由，这点，本来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许广平曾对鲁迅说过：“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鲁迅回答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鲁迅全集--219页至222页》 ）以上这几段对话，虽然不失为是对鲁迅婚姻状况的一种极为合理的诠释！但是，我仍然以为，鲁迅在处理和朱安，许广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事上所持态度的决定因素是“孝”，当初如果拒绝和朱安的婚姻是决不至于使鲁迅的社会活动“失去力量”的，相反却会增强这种力量。多少年来，那种重压在朱安心上的不公正感觉从未消失过，本来，不公正就如同暴力，是每个人都必须随时作好准备与之战斗的某种东西，但是，朱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更谈不上去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默默忍受着。因为，她受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毒害太深了，她误解了婚姻，家庭，爱情的真谛，她愚昧地指望，以这种忍受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含辛茹苦的劳作，来换取鲁迅的回心转意。“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朱安是’早想到了的’，但当预料成了事实，他们从上海寄来合影时，朱安便深感绝望和痛苦。在场的俞芳暗暗问她：‘你以后怎么办呢？’她心情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神情沮丧地往下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俞芳是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所的邻居，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和鲁母过从甚密，《鲁迅日记》多有记载）　鲁迅的“婚变”（结婚和再结婚）和民众与自己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沉重的“隔膜”，是鲁迅的两大心病，也是我们了解鲁迅思想，情感世界的“阿基米得支点”之一。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神秘莫测的，所谓鲁迅的 “负罪感”，鲁迅的“原罪意识”尽源于此。要把鲁迅思想从教条主义研究模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过去“文革”的那种思维逻辑去看待学术问题了。鲁迅思想毫无什么神秘之处，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不就是鲁迅对自己的人生，对别人的人生，以及决定自己和别人的这些人生的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么。当然，在这个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大量地借鉴了古，今，中，外的，别人的这种反思和批判。今天，我们如果敢于直面“婚变”给予鲁迅一世的惨痛体验，我们就能进入至今为止我们尚未涉足的鲁迅精神世界深层次的一个王国—“鲁迅的叛孝情结”！的领域，“叛孝情结”，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了，它源于，那种对亲权的滥用和对亲权的蔑视人性的现象的叛逆和反抗中所产生的，类似本能的基本心理需要，如安全，归属，爱，自尊，等等。伟大的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天才地猜测到了它的存在，但是，他错误地理解了这种“情结”的性质，把她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认为在每个人的潜意识心理层次上，都有“杀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的欲望。现在看来，叛孝情结，也只能由那种亲权的滥用和亲权与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基本心理需要，如安全，归属，爱，自尊，等等的对抗发展到极致，也就是登峰造极，开始走向没路的过程，最具有典型性的民族养育成的鲁迅来发现。至今，大家始终未意识到：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也就是“孝文化”的反思，剖析，批判，是鲁迅思想文化遗产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反思和剖析，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是鲁迅留给后人的一座桥梁，这桥梁是我们实现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提高“国民性”的必经之路，当然，我也盼望着能出现更好的，代价更小的，更便宜的捷径，只可惜，至今为止，鲁迅先生已经死掉七十年了，这种：“捷径”始终难见影子，难道我们还要这样继续等待下去？我以为，对于鲁迅和朱安，许广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研究，是颇具现实的理论和学术价值的，只要我们不是从“媚俗”的眼光去看问题；只要我们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所指”；只要我们从平民的视角去看待人生；只要我们敢于回答现实社会向我们提出的疑问；包围鲁迅研究的坚冰终会被打破，鲁迅精神园地“守望者”的防线早晚会溃不成军，不攻自破。　　高旭东先生撰文说：“其实，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对朱安的态度都是无可指责的。从旧道德来说，鲁迅自然有娶妾生子的权利，从新道德来说，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它异性的权利。”《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如此拙劣而荒谬的辩护词，极大地贬损了鲁迅的光辉形象。因为，它们的成立，都是以默认鲁迅一生所深恶痛绝的，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观念为前提条件的。它们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等等封建伦理标准来甄别现代婚姻家庭关系的是非。难道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的鲁迅，就因为出生于晚清，便获得了“娶妾生子的权利”？是的，“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它异性的权利。”但是，既然鲁迅不爱朱安，他就没有选择朱安的权利，更没有为了“尽孝道”，而使朱安成为封建礼教野蛮祭台上的牺牲的权利！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生平，在文字中极少提及朱安，偶然涉及也常露出强烈的不满和不以为然，鲁迅从未对于朱安萌生过丝毫可以归类于爱的念头。高旭东还用：“鲁迅不爱朱安，也恪守新道德，不与朱安同床。”（《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的理由来为鲁迅辩护，就更难以使人接受了，高的”新道德”真不知究竟西新在何处？高旭东误解了鲁迅的失误，鲁迅的错，并不在于和许广平的结合，而是因为默认了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鲁迅在家庭内部，确实如人们所说：是个“孝子”，“孝；悌”两全的好儿子，好兄弟，这是大家多少年来所愿意津津乐道的美谈，但鲁迅先生内心深处的创痛，鲁迅的心中的苦涩，大家却视若罔闻，因为大家不愿意鲁迅作为鲁迅而存在。鲁迅迫于中华民族所谓“传统精神文明”的压力，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女人甘心情愿地，自我牺牲来为其尽“孝”！当然，为了“孝”，鲁迅同时也准备了牺牲自己一生的爱情幸福，--实际上，他也已经独身了二十余年，“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以博得母亲的欢心（鲁迅的婚姻经历，简直给我们描绘出了第二十五幅”孝图”）。不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因为“孝”而始终。可以说，这里，鲁迅母亲包办儿女终身大事的顽固欲望，使她成了传统旧文化的载体，化身和象征。美国大教育家福禄贝尔曾说：“国民的生命，与其说操在当权者手中，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虽然如此，鲁迅在造成朱安婚姻悲剧一事上仍然是难辞其疚的！鲁迅自己也曾说过：“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颇为有趣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鲁迅先生还用“叛孝情结”给《野草?过客》一文，下了一个重要的注脚：“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但是，他怎么有权利让别人也做出这种牺牲呢？生活告诉我们，有时候，知识和理想，并不能帮我们什么，我们身不由己，心甘情愿地导演悲剧，走向不幸。又有谁能预计，二十多年以后，风云突变，在北京的女师大学界风潮中，凸显出了许广平，而后又和鲁迅相识，相爱。鲁迅说：“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热风?’四十’》（可是，此时此地的朱安又能到哪里去发出这样的“呐喊”呢？）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也就是现代婚姻家庭关系规范中所指称的所谓“重婚”，我却以为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反表现出来了一个平民思想家的博大胸怀。鲁迅当时完全可以先和朱安履行离婚和承诺安排其晚年生活赡养问题的法律手续，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和许广平结婚，那样就不会背上“重婚”的“黑锅”了，而鲁迅偏偏没有这样做，否则，无疑要把朱安逼向“死路”的。1927年的朱安，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女人，还蓄着小脚，迢迢千里，背井离乡，跟着鲁迅母子来到北京，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可以设想，在那种兵荒马乱，政局动荡，司法行政腐败，国民经济衰惫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朱安除了忍受是毫无抵抗和选择能力的。　　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中华民族传统“孝”文化的剖析和批判，并不是象其它人那样，局限于家庭伦理，血缘亲属之间的关系，而是扩大了视野，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伦理等等......全方位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从而引发了对三千年东方文化的反思，发出了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对三千年中华民族传统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控诉和抨击！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而言，这种抨击是毁灭性的！“孝”在封建社会其实是一种“君权的泛化现象”，这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本质的一项伟大发现。鲁迅在1925年4月29日发表的《灯下漫笔》中写道：“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这段表述为我们理解构成鲁迅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的，鲁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君权泛化现象，”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鲁迅曾经长期，多处，反复地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把自己对于三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奥秘的发现表达了出来：“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以为，把这个发现命名为“君权的泛化现象”是比较贴近的。“君权的泛化现象”既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隐蔽”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极为精致的社会等级制度模式，它不但在温情脉脉的外衣下，公然宣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是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所必须的，合理的，无可更改的。而且，它把社会所有的成员依照一定标准（政治的，文化的，血缘的，职业的，道德.........）划分为贵贱相别，级差有序的金字塔状结构体系。由塔尖到塔底，逐层，逐级，递减地分享社会特权（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教育等等）其处于每一层级的人，对于上一层级的人而言，是奴才；对于下一层级的人而言则为主子。说白了，就是统治阶级把统治权拿来和其它所有的社会阶层分享，用以分化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凝聚力，使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影响能量以内耗的形式弱化和释放掉，从而达到分而治之，使自己能够独享统治权的目的。这种“君权的泛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形式的阶级制的社会都具有的重要特征，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经过三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也即成千上万以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为主的，所谓的社会精英们前仆后继，呕心沥血的研炼生发，已经衍化成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等等，封建伦理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礼教”。从汉王朝的“引经决狱”到盛唐的“以礼入律”，最后到晚清覆灭前夜，为捍卫“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关于“无夫奸”和“子孙违反教令”是否为罪的“礼法之争”。礼教经过三千余年的以刑杀手段为背景的强制贯彻，不能不说它已经深入人心了！它渗透进封建中国所有人文知识中去了，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吸吮母乳起，就开始逐渐地接受它直至老死，它对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理状况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鲁迅思想体系的价值，也就正在于它是迄今为止几乎是唯一的，对于这种“不良的影响”的认真探索。“君权”是一种人对人的“统治”“控制”“剥夺”和压迫的权力，”君权的泛化现象”这种政治文化的最大中国特色，是儒教的“孝”文化将它渗透进了“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群体单位内，在每个家族内部，以血缘亲等为标准，克隆社会金字塔结构。所以，鲁迅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准风月谈?礼》）在封建社会，家长，作为“家庭”的长官，无论其社会地位多么卑微不屑和凄惨，命运如何不幸，只要退回家中，关起门来，对于其它家庭成员：妻子，儿女，......，却也照样能够实行专制的亲权。生，杀，予，夺皆受传统道德，宗族势力，乃至国家司法暴力的庇护！儿女的婚姻大事，自然要由父母或长辈血亲全权包办就更加不在话下了。这种制度释放了任何足以向统治阶级挑战的社会能量，真正实现了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就是鲁迅所经常说的：“沙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也使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巧妙地抵赖和推卸了许多社会职责！把许许多多只有政府能尽的如社会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职责推向社会，推向民间，推向平民百姓，推向儿女，子孙，推向社会中的弱者，使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和职责严重背离，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随着世界潮流的步伐前进，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等的发展失去本应有的社会驱动力，从而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人民始终处于极度贫困的绝望的深渊。君权的泛化现象的社会制度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早已经被埋葬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低估，因为，旧的文化是不能像“死尸”那样抬出去火化的！约十年前，王得后纳闷而感慨地说：“奇怪的只是，我们泱泱中国，专门‘导向’的大报，居然也发表《孝，并未过时》的评论，确令人顿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古朴和淳厚了。”（《鲁迅心解》）其实不然，“孝”还一直被珍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蜇伏在大家的潜意识心理层次上。那些离开中国已经半个多世纪，在西方政界，商界颇有作为的华裔外国人，不是很多也都在游说，喋喋不休地宣讲外人对中国“孝道”的敬仰和惊羡，深悔少时未留心的么。“我国推出的首部黄金版《论语》，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到永久珍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儒学研究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等，不是曾经决定，中外携手合作，共同筹建中国孔子大学，以研究，传播和弘扬灿烂的中华古文明，来实现海内外同胞的心愿的么。不是教育部决定，国家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将要采用金庸宣扬封建纲常的武侠小说了么。鲁迅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今天又有谁能不怕“积毁销骨”而敢于“抗世违世情”的呢？　约两百年前，德国有个狡黠的老人--黑格尔，三言两语就把儒家的家底给抖搂出来了，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他称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从“孔子哪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是和这种“国家的宗教”相结合的。““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孔子的道德哲学所规定的义务，在实践中“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它们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它们虽然不是直接可以操作执行的法律规范，“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鲁迅也曾经多次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儒家的道德说教的社会本质：“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手创，这些‘万岁皇爷’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淮南子’》）“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儒家文化的本质内容，就是规定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亲情揉杂进人与人之间的控制，利用，奴役，压迫和剥削关系中去，使之伦理化，神圣化。这种家国一体的愚民哲学，对于人的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灭活作用。将它用以对人民群众施行奴化教育，颇能使被奴役，被剥削，被侮辱，被迫害者非但毫不自知，反而感激涕零，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鲁迅早年就对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父权持批判的分析态度，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中评价雪莱说：“《煔希》之篇，事出意太利，记女子煔希之父，酷虐无道，毒虐无所弗至，煔希终杀之，与其后母兄弟，同戮于市。论者或谓之不伦。顾失常之事，不能绝于人间，即中国《春秋》，修之圣人之手者，类此之事，且数数见，又多直书无所讳，吾人独于修黎所作，乃和众口而难之耶？”1919年又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孝”的要害在于：“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孝”在提倡“虚伪道德”的同时“蔑视了真的人情”是亲权和君权的揉合，搀兑，骨子里隐藏着控制，支配，利用，奴役，压迫和剥夺的人身依附关系。阿兰说：“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睛！”思想概念的混沌，是人类进步的羁绊。鲁迅呼唤被蔑视了三千年的“真的人情”，这就是“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届政府，都在“拚命的劝孝”，这足见“孝子”的稀罕和艰难，尽孝是需要物质手段和经济实力的，“哭竹”，“卧冰”，“尝秽”，“割股”只能去哄鬼。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竭力实行闭关锁国，阻遏，扼杀市场经济的发育，造成了中国衰颓，停滞，落后的劳动生产力，由此带来的极为不公平，不人道的分配制度，使广大的民众几千年来始终处于赤贫之中，使“尽孝”只能成为“治者”用来逃避社会责任的空话，所以，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这正是‘在昔已然’。”凡在热烈崇拜“孝道”的社会里，说明了老人的生存状况，一定已经相当艰难困窘了，宣扬“孝道”无非是为了遮丑而已。“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鲁迅不怕得“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是为实现早年“立人”的理想，而在中国，要“人立”，非改革现存的家庭制度不可。鲁迅以他儿时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古代中国竭力推行“孝道”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要求老百姓善待父母，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离间家庭内部亲属之间的人伦关系，把大家贫困苦难的原因，归罪于平民百姓自己，以转移社会视线，逃避执政者的社会责任，实现君权的泛化，以强化对于社会成员的控制程度，劝孝，孝亲只不过是忠君的手段而已。鲁迅儿时得到的最早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那时候，其中的故事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只要一看图画就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一段的故事来。“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是最使鲁迅不理解和反感的。（元）郭居敬编撰的《二十四孝图》中，“为母埋儿”，一图的解释词是这样说的：“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每当看到图上，郭巨的儿子被抱在母亲的怀里高兴地玩着“摇咕咚”，父亲却在一边挖坑，准备埋他，鲁迅回忆道：“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挖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小时候的鲁迅，并不知道，这故事只是编来愚弄老百姓的，并没有谁真会去实行，但是仍然“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鲁迅又说：“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鲁迅的魅力，在于他那种独特的平民的视角，引发了对于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独特的批判，这种批判触及了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他们就是植根于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层次上的，体现”君权的泛化现象”的“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就是“卑怯”。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国三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个不怕“抗世违世情”“积毁销骨”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地将这种“集体无意识”提升到前意识，甚至是意识层次加以剖析与批判的思想家。他的功绩是伟大的，至今为止，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马克思说过：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恩选集》③154）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君权的泛化现象”的发现，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上“每当集体无意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这一事件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它对于每个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都具有重大意义。”（荣格：《心理学与文学》）鲁迅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正在顽强而不可阻遏地进行着，对于每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乃至于东方人，它都是一帖良好的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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