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叉车油缸分解图:红帮裁缝·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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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裁缝2012-01-31

  小巷深处,好不容易找到阔别20多年的红帮裁缝杨鹏云。想了好久,该怎么称呼他?服装大师吧,他不认;服装系教授吧,最后没当成;只好像当年那样,唤一声“杨师傅”了。

  但就我对中国服装业界的了解,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统裁缝当中,像他那样技艺全面的人,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2006年1月到5月,我先后5次上门跟他聊天,他90高龄了,每次不能聊太多。

  

  

  

  我是个爱画画的裁缝世家子。我父亲眼光蛮远,只身到海参崴、日本打工,学习红帮技艺。

  

  1917年,我出生在宁波奉化西坞杨家溪头村。虽说是农村,但也可算是个裁缝之乡,全村十有五六的人家做裁缝,我家里,父亲、我、妹妹都是裁缝。

  我6岁进的私塾,天生爱好画画。我幼年时纸张很“值钱”的,做裁缝的父亲很少买纸笔,我只好在街头巷尾的泥地上“乱涂乱画”,是啊,就像神笔马良。一直画到14岁,去上海学生意。

  父亲叫杨和庆,原先是中式裁缝。父亲年轻时,西式裁缝虽说已在少数大城市的租界出现,而且很风光,但从全国范围看,还是中式衣裳一统天下。

  严格地定义,什么是中式裁缝呢?就是用缝衣针一针一针缝衣裳的人。以女子为多,也有男人做裁缝的,但不被人看好,老话说“男做女工,一世命穷”。

  什么是中式衣裳呢?就是被现代人称为唐装、汉服的衣裳。特点是葡萄扣、对襟衫、大褶裤、旗袍马褂大衫儿之类。

  西式服装在大城市一出现,有眼光的人就已经轧出苗头,西式服装有朝一日会代替中式衣裳。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在杨家溪头村,我父亲和其他裁缝有点不一样。他有大志,要学“踏洋车”。眼光蛮远的,曾经只身到海参崴打工,就为了学习红帮技艺。

  红帮裁缝虽说用缝纫机为主了,但仍然离不开一针针的缝制。如做西装的肩攀,除了用棉花一点点垒成肩攀,里子还需要一针一针缝合。

  我父亲在海参崴打了两年“下手”,技艺基本学到手。这时候忽然有一个机会,有人介绍他到日本去做“红帮”。我父亲真是高兴死了。因为去了日本,不但可赚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正宗的日派红帮技艺,以备日后传授给我。大约1921年吧,父亲去了东京,店号叫王顺兴。

  1923年9月1日,东京大地震,一片慌乱,老板自顾不暇,我父亲只好暂时回国。本来不再打算去了,但灾难过后不久,老板来电报催促,他只好再次去东京。

  我14岁那年,父亲特地回了一次国,把我送到上海南京西路的汇丰洋装店学生意。为什么是上海?这也是父亲的眼光。上海以欧派红帮裁缝为主,父亲要让我学习欧美派的红帮技艺。这样父子二人可以天下无敌手。

  

  

  

  外国裁缝身上长“红毛”,称他们为“红毛裁缝”,学做西装的中国人,就是“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到底是啥概念?红帮裁缝和奉帮裁缝又怎么区分?你要写我,这些先要弄弄清爽,否则要闹笑话的。

  我虽说近些年来老眼昏花,但亦常出街看报。看到一些写文章的人写到裁缝时,将“红帮裁缝”写作“奉帮裁缝”,大概是根据宁波地区服装业比较发达才这样写的。

  不过,从中国现代缝纫业的发展来说,这个想当然倒是歪打正着。

  清朝晚期,满清皇室屡战屡败,数量不小的外国人涌进了租界。他们大多西装笔挺,西裤拔直,衬衫潇洒,给呆板的中式衣衫市场带来了无比的新鲜诱惑,大褶裤、对襟扣的中式衫裤渐渐成了笑料。

  市场有了对西式衫裤的需求,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中式裁缝一统天下,想找个做西装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一些外国人就自己带了裁缝进来,也有外国裁缝到中国的租界开店,以上海和广州为多。

  来者大多为俄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当时叫他们外国裁缝、洋裁缝、西式裁缝……他们不但会做西装,而且会“踏洋车”(即踩缝纫机),看上去既高档,又神秘。

  中国人是很善于模仿和学习的,当时的租界里,很快出现了中国裁缝,这就是第一代的红帮裁缝,以宁波籍居多,而奉化人尤其多,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奉化人采取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的办法,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全面承袭了红帮裁缝的技艺。所以说,把红帮裁缝误读成奉帮裁缝,是歪打正着。

  那么红帮裁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据我父亲说,因为第一代西式裁缝大多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身上长着“红毛”,本地人就呼他们为“红毛佬”、“红毛蛮胚”。又把这些外国裁缝称为“红毛裁缝”、“当红裁缝”,把跟着这些外国裁缝学习西式服装的中国人称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特征,我也跟你讲一讲。

  在使用工具方面,红帮裁缝用缝纫机,本帮裁缝用手工,一针一针缝。

  尺子。红帮裁缝用市尺,兼有软尺,也懂英尺;本帮裁缝用三元尺(比市尺多五分),俗称老尺。

  剪刀。红帮裁缝用裁剪刀,本帮裁缝用燕尾剪刀。

  在技艺构思方面,红帮裁缝讲究平服、挺括、紧凑、饱满、曲线等;本帮裁缝追求自然、简约和放松:衣身和袖片相连,裤腰(身)无大小之分,大多用贴袋等。

  另外,就红帮裁缝本身而言,大致分三派,罗派、日派,欧美派。三派各具工艺特色,过于专业,就不多说了。

  

  

  

  一青年身材魁梧,但肚皮有点“突”,结婚要做新西装“遮羞”,跑遍杭州上海,找到我们。

  

  再回头说我的经历。我14岁进上海汇丰洋装店学生意。我的先生(当年对师父通称先生)姓王,就是店主。这是一家欧美派红帮店。

  旧社会做学徒,根本没有正式学艺的机会,做的只是一些拉拉风箱、绞绞水布的杂活,为老师傅跑街买香烟、盛饭倒夜壶是常事,有时还要帮师父娘抱伢儿。学艺只是提供一个环境而已。

  不过,每个学徒都会潜心强记,我也是,虽只两年时光,对欧美派洋装的技艺特点及工艺处理,已经成竹在胸。

  16岁,我被父亲召回宁波,才有了上手做欧派西装的机会,而且得到父亲的亲自指点。

  22岁,我和一些公务员一起进“战时培训学校”读高中,今天的高中学历不稀罕,但在70年前的裁缝队伍里,估计是全浙江唯一的。

  我家最初在宁波创业,租用灵桥路的房子,店名永和,地段虽偏僻,但由于我们父子手艺好,讲诚信,影响逐渐扩大,生意还是很好。

  有件事至今难忘:有个姓王的青年,据说是某大佬的远房亲戚,身材魁梧,但肚皮有点“突”,因为结婚要做新西装“遮羞”,跑遍杭州上海,都说要遮掉这点“突”不容易,不知听谁介绍,找到我们这里。

  我对他说,欧派和日派西装讲究潇洒或精工,确实难遮,建议他做罗派西装,并向他出示有高高“奶胸”、显示壮美的罗派西装样本,还要求他按日派西装三次试样的操作规程,一次次来店里试样,以保证质量。

  成衣后他十分满意,到处说我们的好话,一时生意大好。那段时间可以用“店小名气不小”来概括。

  不久,父亲得悉中山路有一处大店面要出盘,“顶费”30两黄金。我们虽说年年有积蓄,但靠的是手艺赚钱,仍远远不够,靠亲戚朋友帮助,才将这个大店面盘下来,同时将店名改为“金龙洋服公司”,准备大干一场。

  

  

  

  宁波赫赫有名的毛懋卿、蒋介石的舅佬,平时既穿中装,也穿西装,所有衣服都委托我们做。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年近30,父亲却日渐衰老,店面开始由我执掌。

  那应该是我大显身手的阶段。首先是服装的精工细作,全宁波无人能比;款式的多样、店面的规模,也是宁波第一。我会画画,把各种服装画成样本,展示出来,一目了然,更是独树一帜。

  那段时间,宁波的高档西装、大批量服装,基本上由我们全包。宁波赫赫有名的毛懋卿,是勤奉汽车公司的老板、蒋介石的舅佬,平时他既穿中装,也穿西装,所有的衣服都委托我们做。他们汽车公司的工作服,也由我们包干制作。省城一些大官,来宁波的出客衣服,也是一张条子,把我叫去量尺寸。

  有个轶事。我们金龙公司发达时,伙计多达二三十人。其中有个邬纪品,常有一些朋友夜间来看他,“喝酒”到深夜。忽一日他不来上班了。之后一天,警察将我叫去盘问,说有地下党在公司开会,为何不报告。我说我不晓得。后证实我没有说谎,才无事。

  

  

  

  物尽其用,一件大衫儿改成一套中山装,这个光荣任务落在我头上,领导要我拿出排料图。

  

  解放后,我只身去上海谋生,在闸北区宝昌路做个体,做了一年多。到1953年,宁波方面来人邀我回去,参加第一服装生产合作社,担任技术工作。

  就红帮技艺而言,初期我确实发挥不了作用,“文革”期间是毫无用处,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服装业万马奔腾式的发展际遇,只可惜我已退休在家。

  回想起来,有两件事情可以说说。

  第一件事,我设计出一件大衫儿改一套中山装的排料图,并在宁波和杭州一带,为许多同业讲解、推广。

  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买布除了钞票,还要布票,服装业不是一般的萧条。上级号召我们要厉行节约,修旧利废。一件大衫儿改成一套中山装,是物尽其用。

  老底子做过衣裳的人大多知道,做一件大衫儿大致要用一丈四尺布料,和做一套中山装用料差不多;但是经过裁剪后的大衫儿,要改为一套中山装,许多裁剪师傅都摇头。

  当时,我已被召回宁波,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领导要我拿出排料图来。

  我琢磨,中式衣裳虽然简约,整件大衫儿除了里襟、领头和罩袖外,前身、后身及袖子都是整块的,而且都是贴袋,就改制来说,是有利条件。其实在上海做个体裁缝时,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当时觉得很难。

  晚上睡在床上都在想,想到一计就从被洞里跳出来排料,不晓得排了多少次,终于成了!具体方法8个字,“多重套裁、细微织补”。这种排料法,除了在第二颗扣子处需要织补一寸多,别的基本上不拼接什么。

  汇报后,领导就要求推广,宁波手工业局发通知,召集全地区的裁缝来听讲。我在宁波就讲了三次,每次约有四五十人参加。

  后来杭州手工业局分管服装的乐行宜同志又邀我讲课,在国货街市手工业管理局的会议室讲了三次,参加者为各厂的技术骨干。

  因为要求听讲的人数太多,领导就向回回堂借会场,后两次共有七百多人参加,从外地赶来听讲的,迟到没有位置,就站着听课,可以说盛况空前。

  

  

  

  担心宁波方面不肯“放”,就设计了一个到省城开会的计策,把我“诱”到杭州,做我的工作。

  

  另一件事,是编写了一本《服装裁剪解剖图》的书。

  1957年,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调整了领导班子,要筹建服装研究室并编写一本服装书,想到了我。

  担心宁波方面不肯“放”,就设计了一个到省城开会的计策,把我“诱”到杭州。

  宁波方面果然派我到省城开会。会议期间,领导就做我的工作,直接向我交代筹备服装研究室和编写服装裁剪书的任务。

  我当然是愿意的喽,就向领导建议调入几位同行一起搞,记得有温州的陈杰、杭州的洪家梁和沈荣升,其中沈荣升主要负责女式服装。书的编写,由大家集体讨论,全部书稿的绘图和统稿,由我全面负责。

  经过一年多时间,一本200多页码的服装裁剪书,历史性地在浙江省诞生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做梦也料不到的奇迹发生了。课后沈从文老师忽然向我笑笑说:你叫杨鹏云吧?你从浙江来?

  

  在旧时代,做裁缝虽不像“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艰苦,但一天干十八点却是常事。裁缝普遍没文化,读过一两年私塾,就算是有文化的了。像我这样读过高中的,可说是裁缝中的“知识精英”了。所以,虽说我年龄已不小,还是被领导看中,有了一个再升迁的机会。

  1960年初,新年过后,研究所领导张凤岚找我谈话,派我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时间一年,要求我安排好家庭,带上衣服和被褥。关于待遇嘛,工资照发,即仍然维持业界全省第一、每月67元的高工资,粮食定量依旧。还关照我去北京要好好学习,告诉我这是到高等学府深造,是党的培养,问我有没有困难?还说,杭州去的人最多,有两位,另一位是裁缝出身的党员厂长徐士钧。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要学习绘画、设计和服装史等课程,时间很紧凑,白天上课,晚上要自习到9时。

  服装史是著名学者沈从文老师上的课,素描、色彩、人体解剖、设计等课由班主任袁、林等老师讲授。

  每两周,学员得交自己设计的作品,最后由老师安排,统一由我绘图制成样本,毕业时发给学员。53位进修生中,年龄大多为30岁到35岁,党员干部有50人,40岁以上的仅我一人。

  我的同学,几乎全部不会绘画,素描课需要从头学起。所以做作业时,同学都来找我咨询,或代劳。

  一年当中,最让我欣慰的是和沈从文老师的一次“交谈”。

  他是个精瘦的老人,因为是兼职,前三次都是上完课就走人。我心里十分地崇敬他,很想跟他请教,却开不了口。

  最后一课结束时,做梦也料不到的奇迹发生了。沈老忽然向我笑笑说:“你叫杨鹏云吧?你从浙江来?你会画画是吗?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讲讲西装在中国的发展史很可惜?我没讲西装的发展,一则因为我不懂西装,二则现在大家也不需要。”

  是的,当时他就是这么说的,原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在我一连五个“是,是,是,是,是”之后,他就转身走了,而我仍呆呆地站在那里。

  

  

  

  副院长要我留下来,教服装实践课,这让我大吃一惊,也解开了以前要我给老师们讲课的谜。

  

  学期临近结束前,班主任袁老师要我讲服装实践课,怎么讲,任由我。当时我很纳闷,我是来学习的,怎么要我讲课呢?不过,领导的话我总得服从。

  由于在宁波和杭州,我曾经给全地区的裁缝讲过,所以不费什么劲。来听的人全部是学院的领导及部分老师,同学都不参加的。

  一课讲了,还要讲第二课和第三课,总之,袁老师要我把全部服装如何裁剪如何缝制都讲一遍,包括大衣、裤子、中山装、女装、童装等等。

  学期结束前一天,分管筹备服装系的张仃副院长找我谈话,说是要我留下来,教服装实践课,还说,学院拟新增服装系,明年将开始招生。关于我留下来的住房问题,安排在专家楼,按教授级别配备。问我有何困难有何要求。这个谈话不但让我大吃一惊,也解开了以前要我讲课的谜。

  上大学是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竟要到大学当教授,我怎么不感到惊喜呢?

  但之后情况又有变化,当时刚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院拟新增服装系的报告没有被教育部批准。就这样,我在等了一段时间后,学院领导通知我,暂时回浙江等待消息。

  我重新回到浙江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直到1970年研究所撤销,我被安排到富强服装厂做技术工作。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机遇不太好,最可惜的是红帮技艺,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派了点用场。看到现在的服装业如此千姿百态,真是羡慕后来人好福气呀!

  莫小米

  服装革命

  读稿人语

  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浓重的一笔。中国人既聪明又善于学习、创新,与其他领域相比,民国时期的服装革命,实在是蛮彻底的。

  譬如中山装。当时孙中山想创造中国人的国服,就把想法和设计交给“红帮裁缝”。“红帮裁缝”拿出来的方案:采纳西装特点——垫肩、衬夹,夹里;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但改十粒钮扣为七粒钮扣,直翻领,四服袋;口袋参考中式的贴袋,前胸贴袋小,前腹贴袋大。

  孙中山见了拍案叫好,同时在样衣图纸上修改,七粒钮扣改成五粒钮扣,意为“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意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定名为“中山装”。

  孙中山穿着“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就此风行。

  杨师傅的一生随服装行当起起落落,挺传奇,杨师傅的遗憾,会引发很多中老年人的共鸣,当他们年轻时,“奇装异服”会受到批判,今天这般的争奇斗艳万紫千红,连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