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屠洪刚 mp3原声:杨奎松：蒋介石与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其背景

　　1926年“三·二0”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三·二0”事件，或者“整理党务案”，一年后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变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向武力“清党”的结果呢？对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态度。其所以肯定，有以为政治分野不可调和者；有强调现实使然者；也有归结为蒋之权力欲者。[1]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合力的逻辑作用，其必然性之存在或许勿庸置疑。然而，多数研究者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力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过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当后来者细心地读过蒋介石这一时期公开和私下的种种言论之后，难免不会为蒋大量被已有研究忽视或摈弃的矛盾言论所困惑。系统地梳理蒋介石这一阶段的思想言论，深入地考察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了解蒋从限共最终走向反共的必然与偶然，无疑会有相当的助益。

                　　　　         意想不到的收获

　　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为配合这一行动，免生变故，他暂时拘押了卫戍广州的第二师中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2]［1］（p.233）但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了收缴的武器，并放回了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又恢复了常态。

　　就“三·二0”事件本身而言，它更多地只是蒋出于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为了表达内心不满的一次冲动行为。它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还在事变发生前夕，尽管蒋对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已恨之入骨，他也还是认为季的擅权与专横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无关，不仅“决非其当局者之意”，且任其发展反“必牵动中俄邦交”，对联俄政策不利。［2］因此，当事变中因戒严需要，“士兵竟将苏俄客卿寓所守卫，形同监视，且缴其械”，蒋事后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并暗自提醒自己说：“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去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苏联使馆参赞来问事件“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他更是急忙说明是“对人问题”，以释其疑。［2］

　　同样，即是对人问题，蒋介石最初自然也不曾设想过通过事变来对付或打击共产党人。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和暂时拘禁第二师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党代表，不过是采取此一戒严行动的临时应变措施。因为他开始时毕竟无法了解，中山舰的异动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特别是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又为王懋功所部，王又与汪、季关系密切，该师中的共产党员当然难予信任。至于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行动，则除了对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担心以外，还涉及到对中山舰的占领需要在罢工委员门前一带实行戒严的具体需要问题。一旦顺利占领了中山舰，不见任何反抗，蒋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当，不能不马上取消戒严，恢复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事变过程中，蒋也不曾禁止第二师以外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以及广东中共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受到过冲击。周恩来、包惠僧当天甚至还曾亲自到蒋介石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贴身卫兵被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3]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3］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4］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蒋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他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作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只满足于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就匆忙取消了戒严。事实上，直到一个月之后，蒋仍不能解释自己行动的正当理由，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人们说：“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他们不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张，而且还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他，不许他革命。至于为什么要抓李之龙，夺中山舰，“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５］(p.439-446)注意到蒋随后不仅释放了李之龙，而且对在事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欧阳格、吴铁城、陈肇英、伍朝枢等，或弃用，或免职，或拘捕拿办，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心里也未必真的确信中山舰当日的调动真有什么劫持自己的图谋。如果蒋相信欧阳格等人并满意其所作所为，如此处置显然不合情理。

　　不能确定中山舰异动与倒蒋阴谋有关，不等于蒋不能确定汪精卫和季山嘉有倒蒋的阴谋。对于自己发动事变的主要理由，事变后蒋曾明白告诉过汪精卫，即：（一）“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且极端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坐失时机”；（二）“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当时弟并以彼用意之毒，陈明于兄前，谓此计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复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三）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乃兄不察，竟顺其意，且赞成之，惟恐不遑。及弟与季山嘉露意反脸，令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四）“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叛弟后，即以此为报酬乎？凡此诸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总之，“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此明显“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６］(p.424-27)

　　当然，上述不满到底不能成为自己擅权夺取中山舰行动的充足根据。因此，事变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来，蒋就急于想拟函致汪解释自己发动事变的理由，只是“思虑再三，卒未能成”，因为他虽有种种怀疑，到底无法明言中山舰之异动与汪有关。结果困于我既“不愿以伪待友，（彼）又不能以诚示我”，只好作罢。当他意外得知汪精卫已因肝病卧床不起时，满怀这种矛盾和犹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关切。不料见到汪对他“怒气勃发，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原本自尊心极强且怀疑汪的蒋介石，深感受辱，内心里又不免平添了对汪的怨愤。蒋因此愤愤然：是你做了许多对不起我的事情，不是我对不起你。我如今主动来探望你，你不仅不表示歉然，还摆出不一副怒不可遏的正人君子的架式，倒好象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如一些学者所说，理当去想一想自己发动事变给汪造成了怎样的心理伤害，反倒是怒不可遏地在内心里痛斥汪“几乎无道义之可言”。既然对汪再无幻想，蒋也就必然更加坚定了自救的决心。［2］当然，在蒋看来，这并非完全是为了救自己，它也是使国民党恢复自动自主权力的一种必由之路。

　　“三·二0”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也是蒋事变期间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苏联人首先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20日当天，苏联顾问季山嘉曾派助手面蒋，曾“稍加责言”，蒋当时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后，蒋意外地发现苏联顾问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抗议或反击的意思，而且很痛快地决定答应蒋调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这顿时让蒋如释重负，几天来的极度焦虑与压力一扫而光。据蒋日记：22日“上午，俄使馆参赞来见，问余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克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有此表示及承诺，蒋马上就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政治委员会，并提出了三点处置善后的建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由于苏联人已经表明了态度，汪精卫也没了头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劲头，因而蒋的建议未受到任何阻力轻松通过。当天下午几位军长再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等各问题时，蒋更进一步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蒋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如今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反而使蒋内心里生出了几分傲慢与轻蔑，不免暗自批评曰：“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2］

　　如果说，“三·二0”事变对蒋的心理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蒋对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之便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无疑是失去苏联顾问团支持的结果。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无论共产党还是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头司令，左右不是人。也是性情中人的汪精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赌气于23日弃职而去，表达了自己消极抵抗的态度。

　　蒋介石决心自救，并非想过挤走汪。他骨子里其实相当传统，对名节和尊卑关系较为看重。汪为一党之首，他心里可以看不上汪，表面上却必须做出种种姿态以示敬汪。汪不辞而别，并留信给张静江，直指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给人印象，汪之出走，纯粹是蒋造次犯上，恶汪逼汪的结果，这当然让格外看重颜面的蒋极为难堪。蒋本来就认为汪有倒蒋阴谋，汪此举更让蒋看不起汪的为人处事，反而在内心里自找台阶，认定汪一定“有亏心事”，因为如果不是害怕自己的“陷害之计”暴露出来，为何避而不出？［2］但是，汪既然明言因蒋而去，蒋纵使衔恨在心，也绝不能给人印象，好象他在觊觎汪的位置。因此，蒋只好做出姿态，也马上离开广州，并留书给张静江、汪精卫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 [７]

　　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同进退。“三·二0”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称汪“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此于，可不痛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