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镜之国的米萝有几部:解读“师者”(3)：中唐大事件下的韩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48:47
解读“师者”(3)：中唐大事件下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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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是公元805年正月唐顺宗做老板时，由王叔文、王伾等人搞的一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洗牌运动。这个时候，韩愈在哪里呢？在山阳县任上。韩愈是公元803年年被贬到那里的。因此，永贞革新时，韩愈在阳山县任上一年有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贬官蛮荒。由此可见，韩愈被贬至阳山县，系永贞革新派幕后推手就很难成立了。相反倒是因为顺宗做了皇帝，要推行革新，大赦天下，韩愈才有机会召回京师。
韩愈回到京师途经江陵等待诏令，八月四日顺宗被迫退位，成为过期老板，“永贞革新”派也被打得满地找牙，京师变数未定，韩愈只得停滞江陵，幸得荆南节度使裴均器重，引为法曹参军，相当于幕僚，等待中央诏令。
那么，永贞革新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王叔文集团想搞“内抑宦官”和“外制方镇”的政治游戏。其实，韩愈的文章及其一贯的政治主张，与王叔文集团革新的要求确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而且又跟王叔文集团中的骨干柳宗元、刘禹锡私交甚笃，属于同气相逑。因此，王叔文集团如果真能“内外兼修”，那韩愈倒是乐观其成的。但是事实上，王叔文集团却借着“革新”之名，行的却是结党营私之实，实质就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洗牌运动。为什么这么说？笔者就此来说说。
首先，来看看“内抑宦官”：勿庸质疑，王叔文跟某些宦官之间确实有很深的怨隙。然而，这种矛盾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之间不同的政治利益而引发的，而非因为王叔文是坚决要抑制宦官。事实上，王叔文本身就和宦官李忠信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李忠信是顺宗的宦官，“一朝天子一朝臣”，当然希望当权的宦官俱文珍将权力交接给他。因此，这场看似“内抑宦官”则演变成宦官兵权的易手。而且，王叔文不仅跟李忠信过从甚密，甚至跟顺宗宠爱的美人牛昭容也结成了政治联盟，他的所作所为，夺权、争势的趋向太明显了。
其次，再来看看“外制方镇”：说句实在话，真正想去解除要起来造反闹事的方镇刘辟的并不是顺宗，而是顺宗的下一任宪宗。王叔文之流其实是借“外制方镇”之名，大行结党营私之实。革新刚刚伊始，在力量还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血腥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时，王叔文和他的密友们就开始排除异己打击不同声音，气焰器张之极，尚书右丞韩皋对王叔文稍有不敬，立即被贬为湖南观察使。就是王叔文集团中的优秀人物也利用权利大肆发泄私愤，如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掌管度支盐铁大权，对大臣多有伤害行为，受到侍御史窦群的弹劾，结果窦群反遭罢官；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因与御史大夫武元衡有个人矛盾，就将武元衡贬了职。如此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一时间，革新党权势之盛，连当朝宰相也要畏避三分，宰相贾耽、郑珣瑜惹不起躲得起，“相次归卧”，称病不起；杜佑、高郢慑于威，装聋扮哑，“莫敢出言”。于是，王叔文等人“益无所顾忌”，故韩愈在《永贞行》中形容当时的形势是“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小人从来都是得意便猖狂，王叔文及其党人同声唱和，互相吹捧和推崇，说王叔文是伊尹、是周公、是管仲、是诸葛亮，豪壮得意，舍我其谁，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十分可笑！
近臣得势快，失势也快，后来宦官反戈一击，立即如鸟兽散，朝中大臣更是拍手称快。这说明革新党不得人心。
由于永贞革新是文人集团搞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并且引起政坛的震荡。而韩愈从阳山县遇赦赶至江陵，因为身份特殊，有永贞革新党之嫌，就滞留在那里。为什么有嫌？原因有二：一则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互为同事，过往甚密；二则韩愈在监察御史台期间提出“内罢宫市”等言论，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完全是符合革新派的做派。
韩愈心想，我好不容易逃离阳山，刚来到江陵，怎么又前途未卜了，怎么办？他最担心自己被划成永贞革新党的余孽，所以必须主动交待自己的立场：是支持革新派，还是反对革新派。你支持或者同情永贞革新，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到朝廷了；如果你反对永贞革新，那你就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可以继续北上，长安欢迎你！韩愈自认为千里马，总不想仕途就到此为止，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王叔文集团覆灭了，那么就旗帜鲜明反对“永贞革新”吧。于是乎，写了首《永贞行》，交待了自己的鲜明的立场，并且与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朋友适当地保持距离。
按理说，韩愈是永贞革新的局外人，清者自清，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表态，但是出于仕途前程的考虑，他倒向了清算革新的胜利者一边，更可惜的是，他向宦官俱文珍献媚讨好，以求得仕途上的提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表态，为他赚了不少政治资本，后来，李老板宪宗将《顺宗实录》撰修工作交给他，也就是因为韩愈表过态，才放心地交给他。
在这个事件上，韩愈表现是俗了一点。但是谁都想飞黄腾达，升官发财，是人都免不了俗，韩愈也不能例外。
配图说明：大事件下的韩愈
（二）长庆贡举案
长庆元年有一个事件闹得整个朝廷都乱哄哄一片，那就是长庆贡举案，而首当其冲的却是翰林三俊元稹、李绅、李德裕。大概有人因为李白在唐玄宗时担任过翰林待诏，就觉得这翰林身份充其量就是文学帮闲的角色。其实不然，这翰林自唐元和以来位置越来越重要，仕宦生涯往往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这翰林三俊中的元稹、李绅就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分子，涉身于其中，从而拉开党争的序幕，而作为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韩愈，却又一次意外成为这个事件的“局外人”。现在，笔者粗略地讲讲这个长庆贡举案。
长庆元年科举考试前，举子杨浑之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结果杨浑之还是名落孙山。于是，大失面子的段文昌一气之下，向李老板穆宗弹劾钱徽取士不实。李老板穆宗转身咨询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等人意见：李绅因为保荐周汉宾而钱徽置他请托不顾，同样落第，因此也心存怨隙，对段文昌的行径当然是乐观其成，马上点头；元稹无人请托算是干净，但对金榜题名的名单很是不满啊，因为这名单基本上都是权贵子弟，出于为寒门子弟抱不平，所以也点了头。李老板见两位翰林都点头了，看来真是取士不公，于是叫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领旨在子亭主持了复试。
子亭复试的结果表现自然是“所取不公”。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只有三人。复试的结果不仅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又将十一位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之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如此一来，这朝堂岂得风平浪静？
面对这样的局面，礼部侍郎钱徽只能敲碎牙齿往肚里咽，主动承揽了所有罪责，被贬官出京，事情看似结束了，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才刚刚开始，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最初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和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检举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这个长庆贡举案于唐代政坛有着标志性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元和年间官僚们的摩擦还勉强有这样一个像样的主题：对藩镇的政策——战抑或和；还有不那么突出但同样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争。时过境迁，到庆元年间，官僚们的较量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响亮的主题，成为纯粹的乱轰轰的蚁斗蜗争。
元稹出于为天下寒士的鸣不平，李绅出于保荐不成的“政治报复”，而这二位新乐府运动的主将最后又将其带头大哥白居易也拖进这淌浑水之中，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成为众矢之的的焦点人物。果不其然，有人利用起元稹和裴度之间的矛盾，纷纷下套，结果元、裴两人都吃不兜着走，贬出京师。
韩愈虽然是长庆贡举案的局外人，但也不能避开由长庆贡举案所产生次生灾难，在别人设计好的阴谋中，跟李绅闹翻，由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贬为兵部侍郎，后因面见李老板穆宗，说明其中缘由，转到权重位高的吏部。
长庆以降，李唐的朝堂渐渐地变为权臣们玩弄权术和阴谋PK场所，党争就像轮回一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休无止，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长庆贡举案后，韩愈一则身体况状不佳，二则朝政乱象纷呈，便提出辞官养老。他的做法可能受到白居易的影响，白居易因为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主动要求出京担任杭州刺史。如此一来，朝堂之上不仅少了两位文化界的泰山北斗，更是少了两位有良心的谏臣、直臣，这时，李唐天下日落西山，气数不久矣！
解读“师者”(3)：中唐大事件下的韩愈
解读“师者”(2)：揭密韩愈的几件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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