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爱之独占娇妻:童增：对日索赔第一人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童增：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并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任北京中祥公司董事长。
1991年起率先发起民间对日索赔活动，1996年发起大陆民间保钓行动，2003年提出具有“SARS”有可能是美国基因武器的惊世学说，2003年12月28日担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会长。
1991年3月28日上午，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人走进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将一份装订工整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意见书递交给了502号接待员。这是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四天。这个青年人是北京的青年学者童增。
4天后，4月2日黄昏。北京京西宾馆--人大代表驻地，晚饭后的人大代表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大门，漫步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两个散发资料的年轻人打断了代表们的交谈。这次受人民重托共议国事的代表们突如其来地遇上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话题，一个拖延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正裁决--这两个年轻人散发的是那份《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这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是童增。
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受道义和良知驱使，凭着一腔热血、以国际法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在意见书中简要地回顾了人类战争与战争赔偿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国法律、日本法律和国际法的角度，对"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始终紧扣日本侵华战争这一索赔主题背景。让人大代表弄明白了，我国政府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实际上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它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所应得的那一笔战败国政府应支付的款项。
意见书还援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雅尔诺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论证了战败的侵略国向战胜的被侵略国支付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的国际合法性。意见书列举了东、西德在战争结束后向有关受害国家支付这两项赔偿3000多亿马克的事实，也提到了日本向部分亚太国家支付10多亿美元的两项赔偿事实。
中国受害者不能再沉默
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几乎就很难找到一个家庭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日本的债权人。
童增的家境曾经是殷实的，但在战争期间从湖北被迫迁往重庆的途中，其曾祖多年保留的珍贵文物字画及一切家财被日本人掳夺殆尽。但是，与其他未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的青年人一样，童增对那场战争的了解来自于书本和电影。1945年以后，即便是那些亲历了战乱的受害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感受也只能是愤懑、屈辱和疼痛，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自己作为受害者还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试图掩盖其侵略的真相，这一举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受到强烈谴责。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同时，应该要求日本对中国人民给予赔偿。从这时起，童增在给学生讲课时开始提到日本应该给予中国赔偿的问题。但是，当时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甚至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政府放弃了赔偿要求，日本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
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东、西德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同时，他也发现，自二战之后，西德已经陆续对给一些战争受害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给予了赔偿。在深入研究了1953年西方盟国与西德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后，童增认为这一协定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明确区别开来是对战后国际法的一大贡献，有利于国际人道精神的进一步升华。通过研究，童增茅塞顿开，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宣布放弃。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童增与有关人士经反复计算，得出1931年一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的结论。这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报刊社之间，但没有人敢于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这种情况直到1991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才有所改观，国内媒体开始做出反应。
在呈给人大办公厅的意见书的结尾，童增表示，"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1931年至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1992年3月对日由童增起草的《一万中国公民致日本国会公开信》中，他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日本应给予中国民间受害赔偿的范围--
对被日军疯狂杀害而死去或受到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
对在日军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女性们进行赔偿；
对被当做试验品的中国人和死在细菌武器下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机狂轰滥炸不设防的中国大、中、小城市而受到严重伤亡的中国人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对由于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而使中国人民蒙受严重损失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文物进行赔偿和归还；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公私财产进行赔偿和归还；
一石击起千层浪。在人身和财产受到严重侵害，忍辱了近半个世纪，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民众开始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
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省的代表团很快进行了讨论，并正式向大会提出"建议案"，但由于提案截止日期已达，未被列入这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中。一年后的1992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提案。
1991年3月28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历史还不健忘，如果这个世界还有道义和公正可言，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在重翻历史这本大书的时候，在泛黄的书页间或电脑资料库繁杂的条目中，他们将会见到被记载下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46年后，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终于觉悟到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权利并以国际法为依据发出了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受害赔偿的声音。
自199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战争直接受害者或间接受害者站了出来，一宗又一宗向日本国索腊的起诉书送交了日本法庭。8年的时间过去了（刚好是当年抗战的时间），尽管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并不平坦，但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走在这条路上。
1993年，美国"世界名人录"总裁致信童增，祝贺他入选当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童增入选的理由是把战争赔偿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出了贡献。
童增本是一个理身于书案间的学者，如果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提出"民间受害赔偿"的理论是他的一个学术成果，那么他完全可以继续沿着学术之路走下去；他最终亲自投身于对日索赔运动已经是有些迫不得已，因为他实在无法平静地面对一个个找到他的老人、一封封求助的信件。迄今为止，已有十几起民间对日索赔的个案在日本立案，而这其中大多数受害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提出SARS有可能是美国基因武器
2003年上半年，SARS在中国爆发。2003年4月到9月，童增对SARS进行了研究，推出十几万字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书，大胆提出SARS有可能是美国基因武器的惊世学说。
针对此前甚嚣尘上的“非典是生化武器”的说法，童增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果非典是生化武器，它就会不分国界、种族地进行侵害，但实际情况是，非典主要肆虐的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区，因此，非典可能是比生化武器更高级的基因武器。
童增认为，全世界有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差异，不同人种对疾病感染是有差异的。基因武器是根据某个人种的遗传基因而制造的，它在使用过程中针对的就是这个人种。而非典病毒就有这种特性。非典病毒白种人就很难被感染，即使染上了恢复也较快。这就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非典是某国研制的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
“抗日联军”大本营
在童增看来，对日索赔是抗日战争的延续，只有在打倒了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人道歉赔偿后才算胜利。童增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人生磨励后担任中祥公司董事长。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令他的爱国心更加炽热，他把热爱祖国作为了他招员工的首要条件，一大批爱国的热血青年集合在他的手下，有人戏称他的公司是“抗日联军”的大本营。大陆民间保钓出海行动第一人张立昆、为抗议小泉参拜愤然在靖国神社喷刷“该死”二字的冯锦华、918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锦思等全国知名的反对日本右翼的急先锋都在他的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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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索赔——把官司拿到中国来打
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根据我国民法的属地原则和国际法条规，完全可以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环球》杂志：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进行了10年，已经取得了哪些突出成绩？主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童增：首先是走出了一条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之路。这条路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过去的中国老百姓谁敢告外国政府？也没有这种意识。但现在中国老百姓的确把日本政府送到了被告席上，既维护了国内的稳定，又提出了对日索赔的正当权利。
10年的诉讼之路为中日两国长期友好打下了民意基础。过去主要是政府之间的友好交往，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厌日、仇日的情绪，再加上日本一贯否定战争责任，好像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是应该的。中国老百姓不得不向外界诉说自己的受害经过，非常艰难地提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把日本政府没有对中国民间受害者进行道歉赔偿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将会极大地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
这种诉讼行为还尽了我们的国际义务。民间对日索赔不仅仅是中国民间的事情，我们还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向法西斯讨公道。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等于默许或迁就了日本法西斯暴行，我们不仅将永远愧对中国死去的3000万亡灵，还未尽到在世界上维护和平、预防战争犯罪的国际义务。
民间对日索赔还极大地教育了中日两国国民。要永远不忘日本侵华史，通过民间对日索赔是一个最直接、最生动的活教材。特别通过在日本各地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日本社会公开，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当年日军在中国打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到今天为止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
最后，民间对日索赔还对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构有所借鉴。民间对日索赔本身就是一个用法律武器来争取权益的法律行为，这场诉讼涉及到国际法、国内法和日本的法律。日本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表现值得中国法律界以及律师们借鉴、学习。
《环球》杂志：现在民间对日索赔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您觉得哪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童增：从宏观上来说，中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渐走向强大，社会进步了，环境也更加宽松。这就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广泛地关心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全国律协、妇联、人权基金会及地方基层组织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从法律上、经济上、道义上等各个方面支持受害者诉讼，一些企业家站出来支持索赔官司。
《环球》杂志：那么哪些因素制约了民间对日索赔的进一步推动？
童增：首先是没有立法，我在1992年向全国人大提出了民间对日索赔要制定法律，并起草了一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的法律草案转交给全国人大，但是一直没有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法律的制订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法可依。
另外我们还没有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民间对日索赔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合力，都还只是分散用兵，这样就会形成内耗现象。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组织，如果成立这个组织，它的职能应该是进行信息的搜集，加强信息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线的实践者提供周到的服务。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经费不足。广大受害者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还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济比较困难，有的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这就要我们迫切成立一个专门为受害者打官司的基金会，资助这些受害者。
《环球》杂志：你提出把对日索赔官司拿到中国来打，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童增：民间对日索赔已经处在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出了民间对日索赔理论，增强了受害者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第二个阶段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打索赔官司。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把对日索赔官司拿到中国来打。
把官司拿到中国来打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犯罪，受害国法院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涉及到有关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一并提起。
民间受害赔偿的性质则较为复杂，从法律上讲，国家违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统称为国际不当行为，又称为国际侵略行为。国际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其中涉及到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在索赔途径上，索赔者可以依循国际私法的有关制度，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索赔。
战后日本与美国、原苏联、韩国等签订的协议或声明，均严格区分了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而中日联合声明里只涉及到政府的战争赔偿问题。依据当时中国有关民法，日军对中国公民的侵害行为，应属侵权行为，这是追究日本政府和日本一些企业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责任的实体法依据。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根据我国民法的属地原则，完全可以起诉日本政府。
《环球》杂志：把官司拿到中国来打，优势有哪些？
童增：第一，受害者可以依据中国的法律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案子审理过程适用中国的法律；第二，减少诉讼成本，在日本打官司，费用较高，有的官司因费用问题而搁浅。在国内打官司，可以节省费用；第三，受害者与法官、律师的语言沟通不用翻译，减少语言交流上的误差；第四，受害者更能得到国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依靠国内舆论的支持，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环球》杂志：对这样的官司进行了判决，是否有法律效力？
童增：如果中国受害者能够在国内的法院起诉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企业，最后的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中国受害者胜诉，从舆论上给予日本政府压力，通过中国人大立法，还可以将日本政府的贷款扣作赔偿金，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对于日本企业，受害者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环球》杂志：现在这种设想付诸实践的进展如何？
童增：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国内打目前基本上还只是呼吁准备阶段。一些律师和受害者也在积极准备，比如天津的劳工准备在天津法院起诉，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正在探讨在当地法院进行起诉。
《环球》杂志：您是否有一个初步的时间表？
童增：1992年日本一个民间团体来中国访问，当时我问一位日本女士，中国民间索赔要多少年才能成功？她说要20年。我听说后心想有点小看中国人，现在看来她当时并未信口开河。我从1990年开始写出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的设想是从2005年开始，国内起诉日本政府可以用5年时间。也就是争取5年的时间在国内打赢几场个案。
我们还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动，那就是政府机构及一些民间机构代表受害者集体要求日本进行战争受害赔偿。在国际上，犹太人协会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追究在战后五十多年来从未停止过。由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来代表中国受害者集体，对日本政府及企业负有的战争加害行为提出索赔，将会给对方更大的压力，从而有可能促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环球》杂志：在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上，您默默坚持了15年，动力是什么？
童增：民族伤痕，一日未忘；正义之战，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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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人士致安南呼吁信全文披露
日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尊敬的科菲·安南先生：
近闻先生发表“日本国有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谈话，作为二战遭受日本国侵略的中国的一名公民，我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十分不解。短短几天之内，世界各地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者达近千万人之多。但愿您能听得到这些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对声浪潮。
为什么要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由如下：
一、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悖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主张，“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法西斯国家之一，是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仍然拒绝向中国及其他受害国谢罪和赔偿；日本首相连年参拜供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还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的这些所作所为，使深受侵略之害的广大亚太地区人民不得不认为，日本目前仍然是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潜在的战争危险因素，因此这个国家没有资格参与全世界的安全决策。
二、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而建立的。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虽然在战后五十年期间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未得到澄清。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而且现在正修改宪法，朝着军事大国的方向迈进。
三、日本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损失进行谢罪，日本至今没有做到以下几点：1、向一切遭受其侵略的亚太国家和遭受其蹂躏的亚太人民表达真诚的忏悔和永不再犯的决心；2、明确承诺给予对亚太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财产损失以无条件的、彻底的赔偿；3、纠正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一切丑恶之举；4、无条件地立即停止公职人员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的挑衅行为；5、无条件地彻底放弃有历史资料证明或经战后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应归还的、其通过侵略手段攫取的亚太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的要求；6、明确地宣布永久放弃核武装化。
四、日本没有代表性。由于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历史、领土和经济等诸多争端，日本在安理会根本不能代表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况且从世界范围看：广大的非洲、拉美、大洋洲、西亚、南亚地区都没有自己的安理会常任代表。增加常任理事国，当然应当首先选择这些地区的代表。
五、一个政治不独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后至今，日本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上一直唯他国马首是瞻。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明显跟随他国。一个缺乏独立政治观点、甚至说话都要看人家脸色的国家，绝不适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六、安理会不是富国俱乐部，安理会席位不是商品。安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协调区域稳定的政治机构，不是“富国俱乐部”。况且，日本经济十年低迷，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它的贡献不如飞速增长的印度、巴西。不可否认，日本的确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事情上花了不少钱，也争取到部分国家的支持。但安理会席位不是商品，金钱换不来全世界的信任。
七、日本的政治作风不适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多个国家有领土纠纷，同时，还有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劣迹。日本的这些行为表明它根本不能履行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反对日本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理由还有很多，但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写信给您，其出发点是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不愿看到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重演；也希望您既要看到日本的现在，也要了解日本的过去，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准确预测日本的将来，真正为人类和平和世界美好的未来奠定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基础。反对日本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祝愿
世界和平！
中国公民：童增
2005-3-27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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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争议中尽匹夫之力
他的争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0年写作《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到1998年下海经商，这八年间他上书人大代表，发动受害者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起诉日本政府等。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历史恩怨。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海经商到2005年3月赴日辩论。期间他提出许多惊人之论："北京人的头盖骨在韩国"、"SARS是美国发动的一场基因战争"。他的关注点逐渐由历史转为当下，但因专业程度不足，常被认为不够严肃。
"我希望从一个英雄转变为一个搭建平台的人。"
对于名声，他大约还是渴望。十多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他都能记住名字。他创建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网站，把上百篇关于他的报道都放上去。
"有名声办事会方便一些，但这不是可以争取的。"他说，"我隐退后，王选，康健，冯锦华等人都比我有名气。"
童增不是滔滔不绝的人。他的表述中有大量的"高尚"词句——"牺牲"，"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我们每个人都在爱国"。
为了对日索赔，他选择去老龄委工作，后又因此被单位辞退，家庭破裂。但他说："值得"。
目前，他是中祥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公司了，现在的对日索赔和保钓，我很少直接参与了。"
49岁的童增说，"16年啊，两次八年抗战啊。"
他认为引起争议的是他的言论、性格和行为。事实上，争议的内容也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国家强大，这才是我们的理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搞很多民族主义的活动，不如脚踏实地发展经济实在，你怎么看？
童增：这不矛盾。如果只顾发展经济，不顾讨公道、国防建设、民族情结，那么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我们是民间的，是自下而上的，是民族意识的一种表现。以前，谁能想到，能把日本政府送到被告席上。
人物周刊：你们每次活动都局限在极少数的人中，能激起多大的影响？
童增：其实我们的人很多，但是具体参与活动的人肯定少了。我们也在控制自己的节奏。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不能超过它的承受力。我们逐渐把目的，通过理性和法律的方式体现。
对日索赔，参与的人很多，涌现了很多的名人。这是根植于民间的力量。一种自觉的爱国。
人物周刊：什么是你所说的理性的体现？
童增：传统的群众运动都是义和团、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很快带来了悲剧。今天我们是合法表达意愿，理性，自律。社会富裕，国家强大，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人物周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主义会不会造成一种障碍？
童增：我们的民族主义反映出来都是一种抗争性的，是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候的表达。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布什的胜利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一个爱国精神的胜利。日本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民族主义是否一直在可控的范围内？
童增：民族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人把民族主义挑起来，被利用。但我们的民族主义是自发的，从下而上的，植根于民间和社会的。这么多年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还是理性的，包括受害者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您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做更多具体的工作，比如像王选那样，做一些细致的调查？
童增：当年我做对日索赔，给日本大使馆写信，委托日本律师到当地法庭起诉，并且出庭作证。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日本律师也是我介绍过来的。王选当时也给我写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现在我做生意，不太可能回过头做具体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胜诉很少，我想转移到国内打官司。我很少管具体的事情，但有事他们会找我商量。
人物周刊：逐步引退？
童增：现在希望是有一个团队，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来做，大家都可以做英雄。
人物周刊：对日索赔的16年，从台前到幕后，哪个阶段最悲苦壮烈？
童增：很多人太苦了，手脚断了，被日本人砍掉了，还不受理解。里面的感觉很复杂。
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当劳工，1945年日本战败，他不知道，从当地的工厂跑了，跑到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生活，吃树皮，吃果子，奇迹般生活下来。1958年有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出来，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与世隔绝13年。当时刘少奇也接见了他。他是控诉日本的活证据。现在他死了，封为"反法西斯斗士"。
李秀英也是这样。到死的时候，谁也不念，就念我们。我见过她一面。1995年。
太苦了，有时是会落泪
人物周刊 ：你好像喜欢引起争议？
童增：这方面事情多了，有人也这样评价我，说我是备受争议的人。的确是这样，我是在争议中尽匹夫之力。
人物周刊 ：16年，怎样衡量得失？
童增 ：家庭、生活，统统受到影响。我觉得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努力做好。中国一路做过来的人一批批的，我算是执著的，一直做到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想，穿长袍，啃大饼，非常传统的。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很多人支持。获得什么，不获得什么，不重要。有一种信念，这么多人找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
人物周刊：救世主，或者英雄？
童增：没有。
人物周刊：您觉得幸福吗？
童增：生活来讲，比较艰难，虽然有些钱，但还是困难。我生活很邋遢，有些执著，从一般的幸福来讲，可能谈不上。有这么多人参与，就觉得有种心理上的安慰吧。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人物周刊：49岁，人生过半，民间索赔的前景？
童增：这种民间的力量，如果在健康、秩序的路上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好的。
这么长时间坚持下来，以后也会继续下去。我很乐观。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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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对日的三种思维
3月，春意盎然的季节，但对中日两国关系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先是《新历史教科书》事件。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出的这本教材，对早有公论的历史事实极力歪曲。只略举几例："9·18"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活跃"；卢沟桥事变，是因为"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世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该书描述为"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
该教材还美化侵略战争，淡化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罪恶行径，甚至把日本描述成亚洲各国的"解放者"，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救亚洲人民"，"建设王道乐土"。
教科书问题，并非今天才跃然出现。从1990年代以来，虚化、美化侵略历史，逃避责任和战争罪行，已成为日本教科书篡改的常态。把"侵略"中国改成"进入"，就是一个明证。四年前的版本和今天的相比，大同小异，只是有些提法更为露骨而已。
由此，引起亚洲各主要受害国的对日警惕甚至是愤怒。强硬如卢武铉，这位堂堂的韩国总统，不惜发表《告国民书》，表示宁愿牺牲经济利益，也决不姑息日本的企图。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相比发生过六次战争但终于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的法德两国，人们有理由追问：日本的右翼势力和观点，为何能大行其道？在虚假历史观教育下长大的日本新一代国民，如何面对历史，承担责任，共建亚洲的新未来？
再是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事件。这一由海外华人社团发起，引发了全球华人共鸣的签名运动，目前仍处在群情汹涌之势。有些新闻网站，因过大的访问量，险些造成服务器崩溃。到本刊截稿时为止，新浪网民的签名，数天内已达到三百多万之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认为网民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种反日情绪，而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
这场社会运动和网络民意表达是怎样出现的？其策划、动员、组织和形成是怎样一个过程？
目前，这些也许还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民意的总爆发，其实是长期压抑的一次强力反弹。中国民间的对日情绪，由此略可窥见一斑。
除此之外，近月还发生了多起事涉两国关系的事件。《日美安保协定》公然提出：一旦有事，将以武力介入中国台海事务。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索赔团的道歉索赔要求，终被驳回，无数受害平民的孤星血泪，就此被终结和埋葬。
在更广阔的背景里，这些事件其实只是中日两国关系渐趋微妙而紧张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来，除了细菌战、慰安妇、化学战等历史遗留问题之外，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东海大陆架石油储备的能源问题，越来越无从回避。如果算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数百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去年亚洲杯期间的球迷事件，对华经援问题，等等，两国间的大小矛盾和摩擦更是不少。有专家称，目前的两国关系跌到了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潮。
究其实质，这与中国经济崛起，显现大国地位有关，更与日本政界整体转右有关。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力图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修改和平宪法，出兵海外，增加军费，谋求成为继经济大国之外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用心昭然若揭。舆论方面，除了《朝日新闻》等少数大报外，批评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正成为日本主流媒体的重要倾向。
这种状况无疑隐含着危机。这也是一种奇怪状态：两个相互联系不断加深的大国，为什么正渐渐走向排斥？
而无论是基于现实利益，还是着眼于未来，和平和稳定，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何扭转当前两国"经热政冷"情形，实现共存共荣、而非对立对抗的双赢局面？
这有赖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有过人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家；尊重事实、恪守科学良心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以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为基石的作家和艺术家；秉承客观公正报道原则的新闻界。而最重要的是，两国民众的互信互谅，相互了解。
这正是本刊编辑部此次封面策划的意图所在。破解两国外交关系的迷局，这既非我们的初衷，更远非我们所能，我们要做的只有一点，真实呈现中国民众错综复杂的对日态度。同时也发表一位日本专家的观点，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但对话交流，恰恰是了解的第一步。
在众多中国人中，有三位人士值得关注，"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三派"，这三位人士的思想和行为，多少代表了中国民众当下对日思维的三种取向。他们是：
郭泉--大学老师，今年一月，他因怒砸"汉奸"王直墓而成为新闻人物。
童增--北大毕业生，中国最早提起对日索赔的民间人士之一，践言蹈行的行动派。和他见解和行为相似的，还有王选、苏向祥（哈尔滨律师，十年来孤身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奔走呼吁，搜寻证据）等。
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员。2002年底，他提出"对日新思维"，其主要观点一言以蔽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反对复仇主义，提倡宽容和谅解。中国的目标是做理性的、负责任的、平衡的大国。
回顾历史，也许和埋头向前同样重要，让我们重温两个日子吧：
1872年日本侵吞本属于中国管辖的硫球群岛。
110年前的1895年4月17日，清朝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就此真正拉开了两国关系史的序幕。
来源：国际在线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