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8 23:59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周刊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浪漫爱情故事曾经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遐思的故事之一。然而，在相守一生之后，张兆和却给这段婚姻下了个结语：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为张家四姐妹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以她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描写了这个现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爱情故事。

　　他在最不应该病的时候倒下

　　1924到1925年，作家丁玲和她的情人胡也频与沈从文在北平同住。在那时候，他们三人亲密逾常。他们在同一空间里阅读写作，分享微薄的收入，帮助彼此发表零星的文字。1931年国民党枪杀胡也频后，丁玲投身左翼活动。她加入了共产党，开始写革命小说。1933年她被国民党绑架，遭软禁三年，1936年她逃到解放区，抗战期间抵达延安。1949年，丁玲在胜利者的阵营中身居高位——经历过延安时期并与农民一起讨论过土地改革的作家屈指可数，她正是其中之一。丁玲刚刚出版了一本描写农民和地主之间斗争的小说，被任命为文学刊物主编。现在，她和其他共产党作家一起成了沈从文的评判者——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胡也频被处决后，沈从文在她最孤单绝望的时候陪伴过她；1933年她失踪后，也是沈从文坚持写了一批关于她的文章，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她。

　　当兆和对人际关系的脆弱发出感叹后，沈从文反过来安慰兆和。他写道：“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信中还有一段附笔：“小妈妈，你的爱，你对我的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

　　回家后不久，沈从文就试图自杀。他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兆和的一个堂弟当时恰好做客沈家，发现沈从文陷入半昏迷状态，而且非常惊恐，不停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丈夫自杀前，兆和已开始采取步骤，以免生活沦落为一出通俗剧。她明白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都已经变了。有时候，感受到朋友的疏远，她也和沈从文一样深受伤害，但是她相信自己可以适应，并且能对新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有位地方干部建议她“跟上时代”，“接受必要的革命教育”时，兆和接受意见。她申请进入华北大学，该校的办校宗旨就是提供这种教育。几星期后，她的申请被批准了……

　　兆和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支持她的决定：“妈妈成为穿列宁服的干部！真带劲！”龙龙和虎虎显然更欣赏母亲的道路。如果他们接受了父亲的逻辑，那么他们将何以自处？沈从文的绝望已经拖垮了全家。他们爱他，但是当着他的面，听他的叹息，看着他沮丧恐惧，谁都受不了。虎虎写道：

　　他在最不应该病的时候倒下，得的又是最不合适的病。它成了全家的心病，沉重得抬不起头来。我们母子总想弄清来龙去脉，常冥思苦想，一起讨论，不得要领。

　　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

　　因为沈从文贸然自杀，兆和推迟了去华北大学的计划，直到丈夫从医院回家，忧郁症有了好转迹象，她才开始进修。他们的儿子住在家里以便照看父亲。沈从文康复得很慢，音乐成为他的伴侣，普契尼（Puccini）和威尔第（Verdi）成了他的医生。他告诉兆和：“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头脑中。”但一接触到“好的音乐”，他就“完全投降认输”。因为“它是惟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沈从文常坐在收音机旁，有时候音乐会使他落泪。他会随手写下一些诗，然后立刻撕毁。电台播音结束之后很久，他还会守在收音机旁。

　　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他的课程，1949年冬天，沈从文有了新的职务：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他的次子记得那“黑沉沉”的库房，里面“不准生火”，“（到了冬天，用来擦文物积垢的）黑抹布冻成硬疙瘩……（爸爸）有时拿手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Jesse James），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

　　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很少需要思考，这一点正合他意。这份工作还让他得以接触他所喜爱的文物，当他还是军队中的一名小兵时，曾替湖南一位军队首领的私人收藏做编目工作，那时他就养成了这方面的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他有事可做，而且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忧郁症已痊愈了多年之后，沈从文在一封写给兆和的信中说，重读《湘行散记》，觉得作者（即沈从文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作家：

　　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

　　在信中，沈从文用第三人称，即“《湘行散记》的作者”来指称自己，并且将这个作者列入曹子建、曹雪芹以降的文学传统中，这两个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作家，他们生前都孤单抑郁，年纪轻轻就潦倒而死，但是《湘行散记》的作者“真是幸运”，他有一个“乌金墨玉之宝”——他的妻子，而且他比前两人更善于隐姓埋名。如果世人不再知道他是谁，那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写作呕心沥血，也不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成为优秀作家的素质：而是“另有他故”。是“风”或者说政治气候，使得写作充满危险，“艺术”本身也成了问题。沈从文看不出同时代的人如何辨别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他在信中告诉兆和：“我实在不懂‘艺术’”，“（我）懂的不知应当叫什么”。

　　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沈不敢出声：“因此（你）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兆和还指责丈夫“看法不过全面”，她的意思是沈从文没有把国家的目标放在首位，政治觉悟不足。

　　兆和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多年前，他们收入那么微薄，常常感到经济压力，沈从文还被流鼻血的老毛病所折磨着，但是他却能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她写道：“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却）能写而不写……”

　　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是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是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沈从文失去了很多私人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前的作家几乎全都被游街示众，遭受到政治迫害和凌辱，沈从文却逃过一劫。他被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但是在那里他并不需要干重体力活。兆和也被下放到那里，她到得更早，所以呆的时间更长。兆和在湖北的大部分时间是负责看守厕所，防止有人偷粪便。跟她刚刚去时分配的把粪便挑到菜田去的工作相比，这任务轻松多了。1972年，他们夫妇一起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有段时间，兆和与沈从文不得不分别住在两处小房内。那时，沈从文到兆和处吃饭，然后回到位于一公里外的单人房间。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兆和觉得，她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一个任务，一个重大的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克服——或许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许是为了改善事物。对于沈从文而言，生命的意义来自深思默想。他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他的生活早就不是乡下人的生活了；他不可能像那些纤夫一样，从不问“为什么而活下去”！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都是他沉思的产物。当他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时，他就放下了笔。在1961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当面鼓励他再作尝试，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想写一个关于兆和的堂兄张鼎和的故事。鼎和是早期共产党员，兆和1932年住在北平时，他们来往密切。1936年鼎和被国民党枪决，他因此成了共产党的烈士。沈从文一生都没能写完这个故事，并销毁了写出的部分。这种行为应该让兆和感到受了挫折。

　　在1995年，沈从文过世后三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又极为平实……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选自《合肥四姊妹》第十二章，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