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an和ang的读音:林彪读书笔记：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1

林彪读书笔记：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
2012年01月30日11:04光明网冯建辉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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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林彪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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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林彪与个人崇拜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
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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