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怎么组词的:奈斯比特看好中国民主模式

奈斯比特看好中国民主模式楼主joypanther 发表于 搜房网 - 上海业主论坛 - 绿地21城业主论坛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出生于1929年。他堪称研究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发展趋势方面的权威，尤以在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而闻名，曾是美国《趋势报告》季刊发行人。1963年，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其后又出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此后曾在IBM公司与柯达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这使得其学术研究与丰富的实际管理经验紧密结合。 看透世界的方法年，奈斯比特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大趋势》。作者表明，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我们不仅需要看透世界，还需要掌握看透这个世界的方法。此书为渴望“洞烛机先”的读者，“架构清晰的思维模式，说明你赢得整个世界”。“与其说世界是清晰、透明的，还不如说处于混沌、杂乱之中。我们更需要一种清醒的思维去辨清这个繁杂的世界”。他将自己多年的趋势观察经验悉心整理，总结出11条思维模式，并告诉人们如何用于分析判断、预测未来趋势。书中提出，“知识是信息社会最主要的因素”，“以工业来比喻，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他还引用德鲁克的话说“知识生产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产业，这个产业向经济提供了生产所需要的”。奈斯比特始终以高瞻远瞩、洞悉一切和敏锐感知未来的能力，独领风骚于他同时代的众多学者之上。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历史是延续不断的长流，奈斯比特归纳出来的这些原则有助于人们立足现在，掌握未来”。其后的《亚洲大趋势》，通过对亚洲长期的调查，研究了亚洲在崛起，分析了亚洲的政治、经济形势，断言“亚洲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从《大趋势》到《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奠定他作为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从其主要著作来看，其关注点可以概括为三部曲：观察世界、关注亚洲、聚焦中国。就其思维过程而言，从观察整个世界大趋势，到关注世界大趋势中亚洲崛起新趋势，进而聚焦于亚洲崛起大趋势中的重心——中国崛起的大趋势。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舆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情势的发展越来越检验和证实其预见，目前中国确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领跑者。 聚焦中国，必不可免地触及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似乎无法回答的一个难题，即中国经济异乎寻常的大崛起，与“不民主不自由”、“独裁专制”的社会政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其实，并非难以调和，而是从西方意识来看无法理解和解释。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著有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当代的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讨论基础。他曾经指出，“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没有旧观念的破除，就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判断，更不能形成新的观念。 奈斯比特之所以超越美国以至西方的许多研究者，就在于他不是把新现象纳入旧意识牢笼，而是正对事实研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譬如，此书所论“支柱之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特别破除西方民主观，他得出结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社会政制、民主自由妄加抨击之时，此论意义特别深远。    西方民主绝非圭臬民主模式多种多样，西方民主不能一统天下。他明确判断，“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西方国家在大约两百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他断然否定，“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他认为西方观念以“竞选”划分民主有无，极其不当。“西方自认为是民主的裁判者，认为民主一定要有选举。但被认为创造了‘民主’的古希腊社会，却存在着没有选举权的奴隶，印度常常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却存在种姓制度，民主又从何而来呢？”他指出更要注重民主实质而不迷于民主形式。“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做决定。至于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每个国家可以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来实现民主”。这无疑对西方民主观念有划时代的突破。 他这种新观新论，一时还难在美国和西方被普遍接受认同。但是，美国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与他得出同样结论。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就指出，“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所知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最发人深思的是，以“历史的终结”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新保守派知识分子重要人物弗朗西斯·福山，实际上也认同此观此论。19年前他认定苏联的解体预示着“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普及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2011年他在《金融时报》上以《美国没有什么可教中国的》为题，撰文承认自己判断错误，作了制度性反省。他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援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因此，无论是健康的改革还是刺激方案，美国制度的特殊利益团体总是要么无法落实，要么弄出一个满足少数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立法。这不是有效和理智的决策，似乎无法解决长期问题。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中国的制度可能比自由国度更具适应性”。“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证明了其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美国式自由思想不再占主导的时代的开始”。    纵向民主独树一帜奈斯比特把世界民主模式区分为西式的“水准民主”（横向民主）与中式的“垂直民主”（纵向民主）。其基本思路是，“中国正在构筑一种新的民主”。西方“水准式的民主”，“每个人投票权利平等，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攻击，每四五年就更替一次”。中国“垂直民主”，“有最高层的领导人，也有广大的群众，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也可以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机制”。用中国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对于这种“垂直民主”，过去西方理论家基本上都断言为“专制”。奈斯比特却极有创见地看清和阐明其新的民主模式特质。当今思考中国政制改革的人们，应当有理智有信心探索、构建自己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形式。西方民主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中国理所当然地吸取和借鉴。但目的在创立自己的民主模式、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中国新民主模式较之西方的民主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这是他和夫人都得出的结论。并不否认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而且还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西方政治家陷进了竞选思维，所顾及的主要是自己当选和续任，很难有对国家较长远的目光。中国政治家摆脱竞选思维，有可能更注重“百年大计”和社会持续发展。当然，关键是要在“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民意间保持平衡，且能制衡。“中国不像美国拥有一个发展完备的成熟体系，而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它们是新社会的基础，也将塑造新社会的原则”。 奈斯比特的赞赏无疑帮助中国人增强信心，但不宜过于自我陶醉。“下”如何真正“上”达，“上”如何真正受到“下”的监督，如何切实做到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在对中国式民主有信心的同时，更要认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 （摘自香港《广角镜》月刊总第462期，作者：宗鹰，美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