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拉瑞亚最厉害稿子:俞平伯对《红楼梦》“自传说”的反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0/11/30 18:34:46

俞平伯对《红楼梦》“自传说”的反省

 

刘梦溪

 

 

  《红楼梦》明明是小说,是文学,是艺术范例,可是红学研究者中,颇不乏认定其为作者的“自叙传”者。胡适始做俑,俞平伯继其后。五十年代俞平伯蒙冤,“自传说”是被清算的一个“把柄”。殊不知,这个“把柄”本身,也是一个未经核查的冤案。

    俞平伯附和胡适的“自传说”,见于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一书。但仅仅在一年多以后,也就是 1925年1月,他就对《红楼梦辨》的观点作出重大“修正”。他说——

 

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见俞平伯《修正“红楼梦辨”的的一个楔子》,原载1924年1月27日出版的《语丝》第1期)

 

    这在当时算得上很深刻的反省了,表明了与考证派红学的“中心观念”相决绝的态度。

   

    当然《红楼梦辨》不同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里面并未忽视作者的文学手腕,甚至还有“《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一类话,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这里。他承认受胡适和顾颉刚的影响,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宁愿从文学观念和书中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俞平伯提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比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刹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再讲一句凿方眼的赘语,不似旧者为新;若果似旧,何新之有?以似某为文学的极则,则文学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贴上创造的签封,岂不羞死?”又说:“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略多,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而且是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红楼梦》作为小说自不例外。

 

    结合《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映现在作品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不是单纯的回现。比如可以举出三个问题:(1)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俞平伯说,对这三个试题,如果在写《红楼梦辨》的时候,肯定要一一指陈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会那样做了,而是会辩证地予以解说,回答将变成:

 

(1)书中每写到宝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非全体的符合。

 

(2)描写元妃归省时的排扬气派,是从南巡驻跸曹府中得来的提示。但既没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贾家的有妃子,无碍于曹家的没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龙袍的皇帝换上一个穿凤裙的妃子,这是作者的游戏三昧,腐儒何得议之。

 

(3)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先生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烦我的饶舌了。”

 

    要说对《红楼梦》“自传说”的检讨和批评,这之后的数十年里,我未见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超过俞平伯1925年自己所做的检讨和批评。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近结束时,又有进一步的反省。他说:“《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

 

    对自传说的检讨,最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事情还不仅此。越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全与自传说决裂矣。

 

    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谓“以此评胡、顾二君或可,若仆则深自惭汗,未敢轻诺也。”意谓,如再有人称他为“自传说”的拥护者,他绝计不敢赞同。

 

    其实余英时先生是注意到了俞平伯先生反省的。只是他把反省的时间确定为1953年俞平伯撰写《读红楼梦随笔》,在时间断限上不够准确,可能是他没有看到《修正“红楼梦辨”的的一个楔子》和《红楼梦讨论集序》两篇文章所致。俞平伯的考证,其实是从文本出发的文学考证,他所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合流。余英时先生所企望的“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已经在俞平伯身上得到了实现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1

阅读(3919) 评论 (42) 收藏(4) 转载(27) 打印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