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导和肉山那些事:[转载]重建诗人的信心和诗歌的尊严——“回顾与展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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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诗人的信心和诗歌的尊严

           ——“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综述

 

2011年10月15日晚上,由《中国当代诗歌导读》编委会、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世界诗人》(混语版)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在重庆荣昌香国大酒店隆重举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蒋登科教授主持会议,伊沙、李笠、华万里、唐诗、南鸥、杨志学、谭五昌、胡亮、王顺彬、张智、蒲小林、金铃子、丁燕、林海、丁华乾、余德水、肖华刚、马作柱、张昊、孔丹丹、郑慧婷等诗人、学者、诗学研究生和当地的诗歌爱好者三十余人出席。与会人员围绕新世纪的中国新诗,对当下诗歌的现状、问题及发展等话题发表了精彩的意见,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

新世纪十年,网络几乎覆盖了华夏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中国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的影响,与会人员以自己的创作经验验证着诗歌在网络世界留下的足迹。

伊沙指出,新世纪十年的诗歌是网络时代的诗歌。网络把我们带快了,但快不一定是坏事,与过去非网络时代相比,自己诗歌创作的数量比八九十年代多,因为网络,诗人活得更精彩一点、亢奋一点、也开心一点。针对网络诗歌的质量,伊沙认为有些诗歌在论坛上发表的时候容易给人产生比较优秀的错觉,但在面临纸质文本的精挑细选时往往经不起推敲。女诗人丁燕充分肯定了网络的巨大影响力,她坦言没有网络就没有丁燕,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它“对我们的影响之深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南鸥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黄金时期,网络为汉语诗歌话语权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机制。来自瑞典籍翻译家、诗人李笠则强调诗歌表达的精准性,他认为网络把诗歌的节奏加快了,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写完就发,根本不看。其实他在瑞典时不是这样。他说在瑞典写一首诗要花三四年,反复地推敲。所以当特朗斯特罗默的诗翻译成中文后,他感到很惊讶,那些作品很凝练,很精准。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网络诗歌所缺少的。他也幽默地指出,特兰斯特勒默可能会成为很多懒惰诗人的挡箭牌。蒋登科说,网络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一些诗人的写作方式。但是,网络诗歌存在的问题也已经突显出来,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

二、重拾诗歌的尊严

当今诗坛,诗歌的崇高性、神圣性被消解,“垃圾派”“下半身”“梨花派”等流派的出现,使诗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轻视。与会人员对此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纷纷强调重拾诗歌尊严的重要性。

杨志学极力呼吁重建诗歌与读者的良性关系,他认为目前读者和诗人的关系不是很令人满意,诗往往得不到读者认可。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令人尊敬的,但现实却正好相反。他同时指出新诗形式的重建很重要,目前很多作品的表现方式非常相似,矫情写作多,率性而为的写作少,诗歌离读者远,是因为诗歌能激动读者的地方很少。伊沙则以其创作经验谈了自身的诗美追求,认为写作有时就是一种等待,一种捕捉而不是词句的涂来涂去。胡亮也强调,中国不缺乏伟大的诗歌传统,中国诗人最缺乏的是对自身的尊重。与会人员都认为,要重拾诗歌与诗人的尊严,必须尊重诗歌的艺术本质,保持对诗歌的一份虔诚的信仰。与诗歌质量相比,诗人自身的人格品质同样重要。

三、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

杨志学对诗歌理论问题给予了关注。他指出当下的诗歌批评多停留在对经典性诗人、诗歌的分析与解读上,和诗歌创作密切联系的理论相对缺乏,应景式的评论文章太多。他认为新世纪的诗歌创作非常“鲜活”,创作有多丰富,理论也应有多丰富,但是实际情况却不令人满意。他认为诗歌理论方面有很多大有可为的地方。很多优秀的诗人也写随笔写评论,如王家新等,创作往往能带动理论。他同时呼吁高校“学院派”的批评家把目光多放在当下,多一些具有前瞻性、超前性以及超功利性的研究。蒋登科表示赞同,他很欣赏诗人的评论、随笔,它们记录了诗歌创作的本真经验,是最切近诗歌艺术自身的。我们做诗歌研究光看文本往往有局限。我们同样应该了解某个文本的深层来源。而学院派批评多因为种种功利性的限制,无法过多地切近当下。另外,一些当下诗人的创作历史化程度还不高,文学史意义不突出,难以纳入当下的文学史研究。

胡亮认为当代诗坛出现了于坚为代表的“及物写作”以及王家新为代表的“承担性写作”等几种不同的路径,并总结了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几个“兴奋点”:首先,从老诗人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成名的诗人来看,呈现出晚年写作的活力,如洛夫;其次,从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来看,诗歌写作体现出多样的范式,如诗人陈先发“向死而生的写作模式”,安徽诗人余怒对汉语歧义与不确定性的迷恋,伊沙的诗继承了唐诗写作中元白诗派面向轻俗的转向;最后,在更年轻的诗人中,胡亮特别提到女诗人的创作,认为女诗人的创作经历了女权主义写作阶段、无性别写作阶段、女性写作阶段(迷恋女性的紧迫感和虚无感)。同时,他还对新世纪汉语诗歌下了基本判断:89年以后,汉语诗歌写作活力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呈现苏醒姿态,但没有超越80年代。李笠也谈到了女诗人的写作,认为女性诗人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她们长期处于男权社会边缘状态,面对的问题更多,能写的东西也更多,语言具有直接性,很尖锐。谭五昌则提出要重建诗人的信心。他认为,80年代诗歌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功能,思想和诗歌不能划等号,诗人往往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90年代的诗歌才是正常的诗歌时代,诗歌的“小众化”恰恰是在回归常态。写作不能脱离当代语境,应该慢下来,我们要重视地方经验的有效性。南鸥也认为,80年代的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密切的关系,并用诗的语言阐述当下诗歌精神:“发现和揭示伤口的纹理……揭示当下人的灵魂……深刻解释诗人的生存状态……”丁燕则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要注意特定地域诗歌的独特性。

四、中西艺术标准的碰撞

中国新诗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的产物,不仅流着传统的血液也吸取了西方的营养。金铃子引用了一句时髦的话:中国新诗是中西艺术的结婚。

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话题上,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伊沙激动地说,中国诗人对外国诗歌一直有着虔诚的好学生的态度,然而仅仅学习外国是远远不够的,诗人们必须意识到新诗应该而且能够与中国古代传统对接,当下的中国诗歌已经可以站着和外国诗歌一起走,不必以国外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自身。中国诗歌伟大的传统可以让我们这样做。蒋登科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影响了西方的现代诗歌,中国新诗有条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传统,有底气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金铃子说,《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仍然滋养着现在的新诗,只是现代汉语取代了古代汉语,并不是说新诗是独立自足的,现在的我们依然使用着古人赋予我们的智慧。伊沙继续谈道: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是唐诗宋词里的“风月感”,像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里的那种感觉。西方是“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我们的祖先比他们先进多了,五四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我们。

尽管诗人、学者们提出了新诗的传统继承性问题,但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怎样继承,全新的系统又是怎样一种姿态,这些还需要创作与理论的进一步实践与探索。对此,杨志学持乐观态度:传统的话语体系打破以后,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谭五昌则强调,诗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与西方平等对话,并指出,全球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有效结合是中国诗人努力的方向。

五、新诗的前途与命运

新世纪刚刚过去十年,不论诗人、诗评家、翻译家还是诗歌爱好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前途与命运。

针对当下诗坛现状,与会专家、诗人众说纷纭。持“盛世说”的伊沙说道:当下的中国诗歌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已经是诗歌的“盛世”,诗歌真正辉煌的时代要后人去验证。他认为当下的诗歌状况相当于初唐时期,并坚信中国诗歌会出现盛唐气象。李笠认为中国诗歌的生存状况优于外国诗,也热闹于外国诗。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可以出精品,但是诗歌最终还是追求直接性和艺术性。谭五昌对诗歌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尽管现在的时代是一种商业化、狂欢化的时代,但中国诗歌正回归常态,老外在中国来参加朗诵会,读一首诗往往不过瘾,总是说“one more,one more”。他们在国外没有这样的语境。他总结新世纪十年诗歌的特点是提供诗歌经验的当下性、现代性。一直比较低调的老诗人华万里用“平平”二字来总结新世纪十年诗歌,认为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看不出多大变化,没有大诗人出现,但他依然对新诗的未来充满期待,诗歌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是同步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南鸥的激情令会场一阵热闹,他说,价值是支撑世界最敏感的神经,价值倒塌,一切乱象随之而来,新世纪诗歌有三个特征,一是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二是独立责任的空前丧失;三是创造力、想象力的极度缺失。但是南鸥对此并不悲观,甚至预言大师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诞生。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开始前,唐诗作为主办、承办方代表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蒋登科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认为,与会专家、诗人的发言各具特点,有的来自感性的创作体验,有的来自理性的学术思考,相互碰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大家都是围绕诗歌在讨论,相信一定会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重建诗人的信心,重拾诗歌的尊严,最终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