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德

第一部分 中国人看中国的道德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 ，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 尧典》 中就有 “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经有了初步的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到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孔子提出的“仁”的伦理道德体系，管子提出了以“礼”为中心的治国四维，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伦理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无为清净观。可以说都是一种伦理政治主张。

　　孟子在仁的基础上，突出了义，认为人性本善，并提出人有手足四体，亦有，仁义礼智四端的四德说；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因而强调礼的作用。到了汉代，董仲舒系统的提出了三纲五常伦理政治主张，并强调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道观；经过晋魏玄学的反思，隋唐佛风的熏陶，到了主道学的宋明时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应到伦理上，就提出了八德。可谓下学而上达，因人而及天，其连绵不绝的是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其一再强调的是对人本道德政治伦理主张的治国思想。以慎独，诚意，修身，五常，八德而内圣，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王，就个体而言当立德，就社会价值而言当立功，就思想信念而言可立言。

　　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得续存而没有断绝，谁能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呢？诚如著名史学家陈寅烙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哲学、美学都不如西方发达，先秦时期中国所擅长者乃是实践伦理学，此实践伦理学注重应用，而不孜孜于追究其形而上的问题。”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未来可有的贡献》中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

　　那么天人合一的观念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连绵不绝的“为政以德”伦理政治思想上；亦表现在“是故君子慎其独也”的追求立德，追求作圣人个体道德自律上。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远且延绵不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容度首先表现在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并且具有的抗震性是同其自身的文化同化力和凝聚力密不可分的。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中，历经外族侵略而不衰，而且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征服者征服了地，却被中国文化征服了头脑”。这表现出中国文化有极强的抗震性与同化力量。从历朝历代的外族入侵皆是如此可知。

　　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施本格勒所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惟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

　　2、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政治型文化。

　　中华伦理特征主要出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那时整个社会血缘亲情意识是相当浓厚的。“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等观念深入人心。这使得人伦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与治理家邦紧密的联系起来。

　　孔孟的思想是围绕着人伦道德而展开的，此后几千年中国便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以家为核心所形成伦理规范，被广泛地推而广之到国家治理方面。难怪黑格尔评价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①

　　3、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

　　“天”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永恒的命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易传·文言》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又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可见，早在易经中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子思的《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可见，子思是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价值本体的依据。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性是天赋的，性出于天，所以天与性相通。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人格，因而可以天人感应。他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张载认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张载反对割裂天人，强调人是天地所生，而人能认识上天。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这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意义。

　　程颐指出：“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这样看，天、地、人都有共通的东西，这就是道。朱熹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也。”可见中国历来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

　　也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人则多少沉迷于将生命与自然对立起来，要么征服、要么毁灭。

　　4、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兼顾其他文化作为补充的多元文化结构。

　　汉代汉武帝之前，其治国主要用道家清净无为的治国方针，到了汉武帝任用董仲舒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从此汉代到三国皆以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政治思想治国，到了晋魏时期，道家玄学之风盛行，多有帝皇好黄老之术，故治国亦采道家无为方法，隋唐则以道家无为治国为主，兼顾儒家，到了宋明元清时期，多以儒家伦理道德治国方法。可见，中国社会统治了两千余年还是以儒家为主的伦理治国方针。

　　5、中国文化是“义利关系”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

　　中国存在好几种“义利观”的看法，现介绍如下：

　　1）重义轻利：此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是儒家学派。

　　在义利涵义上，儒家认为“义”是指社会道德规范。“义者，宜也”。这是《中庸》对“义”的界定，其含义是，义就是行为适宜，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要求。儒家认为“'利”是指物质利益，主要是指个人私利。在义利关系上，儒家肯定义与利两者同为人类生活所必需，但二者并非同等重要，义高于利，提倡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吾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吾不去也。”《论语·里仁》

　　2）义利并重：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墨家学派。

　　墨家认为“义者，利也”。义就是利，是大利，其根本点是利国利民。贵义就是贵利，没有脱离利害关系的纯粹的道义。墨子说：“仁者之事，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乎人即止。”可见讲义就必须做到不侵犯他人利益，尊重他人的劳动果实，维护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认为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爱护和尊重，就必须先学会爱护和尊重别人。

　　墨子认为义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可以利人利国。主张应用义来律己和治国，以义作为奖优罚劣和评价善恶的标准。形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的贵义氛围。可见，墨家是从效果角度来理解义的，认为义与功利有密切关系，只有利他、利天下的行为才符合道义。

　　3）重利轻义：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法家学派。

　　法家认为义就是社会上各种上下、尊卑、亲疏关系各得其所、秩序井然。韩非子讲：“义者君臣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属内外之分也。君事臣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着内而疏者外宜，宜者谓其宜也。”也讲“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之所由起，治乱安危之所在也。”也就是说义是万事万物所遵循的规则，是社会各种尊卑上下关系制定的根据，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管子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强调统治者给百姓物质利益的满足，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韩非从人性出发认为，利者，人莫不自为也。人没有不为自己打算的，人性是自私的，不同的人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处理人际关系。因而法家从社会现实角度出发，认为人都有求利之心，倡导“以利相挟”的法治，认为仁义道德不能感化人行义去恶，只有推行法治，利用人的喜利畏罪之心，才能更好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4）义利两弃：针对儒、墨、法家的义利观，道家学派提出义利两弃的观点。

　　道家认为仁义的出现是社会道德风尚衰败的表现，只有“大道即隐”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制定道德规范，而仁义产生后，只不过成为人们沽名钓誉的方法和途径。人对物质利益和功名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无止境的欲望是造****生痛苦的根源，所以，老子提出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主张。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三、现今道德信仰的缺失与反省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人民的道德状况和水平却令人揪心，道德方面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也令人忧心忡忡，潜在着不少的危机。面对诸如“见死不救”、“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学术腐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妇女儿童”、“嫖娼卖淫”之类的恶性“道德失范”现象的大量发生；面对着“良心多少钱一斤”的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衡量的标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传统文化中高举的道德哪里去了？人到底需不需要道德的要求？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声音，是否还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呢？

　　针对这些非道德现象的层出不穷，闫孟伟说：“”道德危机“不是发生在道德准则上，而是发生在道德信念上，不是发生在”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这一问题上，而是发生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②

　　胡发贵说：“笔者以为，这些”不德“或者说”失德“现象的相当规模和程度的存在，正折射了道德权威的某种式微，因为它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正是无视、乃至公然违抗道德的”安排“，正是道德律令被凌越、甚至是被践踏。”③

　　诚如以上二位学者所言，不是人民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而是处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反思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遵守道德，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不能给我带来好处，那我为什么要遵守呢？”这表现出一种在道德与自己个人利益间的抉择问题，即道德权威，道德信仰的问题。说白一点，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

　　再者，西方学者舒马赫说：“如果将一种活动打上'不经济'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不仅受到怀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可耻的，如果人们坚持不放弃，就会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或是傻瓜。你尽可以说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与昌盛的权利提出质问。”（《小的是美好的》）。

　　只有经济头脑的“经济人”的出现带着极大反讽意味。这多少是在公开的承认自己是物质的仆人，而非物质的主人。而这与先哲们对人的看法刚好相反，先哲们认为人理应“役物而不役于物”。但人的“经济化”使人沉湎于对利益与物质的追逐，人不在“役物”，反而成为欲望的俘虏。

　　正如，胡发贵所言：“一旦失去了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而这将意味着人的空壳化和浮沫化，于是，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其结果不会是道德的勃兴，而只能是道德的式微。……可以说拜金主义对我们时代道德的祸害，似如癌症对于生命的威胁。如果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话，那么”只有经济头脑“的人的”经济人“化，确实使我们时代的道德面临着瘫痪与窒息的危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情形下又遑论道德的权威与作用！” ④

　　是的，当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勇，圣，和，乐等诸德失去了“天命”“天理”“天道”等的明确根基，加之市场经济下，以仅仅有经济头脑为上的****，当良心的呼声渐渐微弱，人民也慢慢失去了遵守道德的理由。这就像一棵根基不深的大树，在缺少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不能产生健康美丽的品德之果，反而只会结出难吃而不雅观的私欲的果子出来一般。

　　诚然，纵观古往今来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一个敢否认道德的价值的，他们更是积极的表明道德的意义与价值甚于个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们心中所存的盼望在哪里呢？就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追求上；就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圣人的追求上；就在“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上。道家的贵生，也是为了成为神仙，可以与天地同寿，长生不死，可见道家追求的是不朽。佛家主张脱离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可见佛家亦追求不朽。如今，我们追求什么呢？亲爱的读者，我们当反思啊。

　　人若没有自由，就无所谓道德，而人有道德，乃因他有自由意志，这样人的道德就有价值，能成全自己。动物们没有自由意志，他们动作行为都是凭着天生的本性而非自由意志。因此，动植物没有道德可言，除非人赋予它德行。这样道德要求的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因此，中国人也强调“慎独”“诚意”的自律性修身方法。也正是看到了道德的自律性要求，孔子没有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国思想。因为凡强迫的就不能称之为道德。从而孔子主张：“道之以德”（《论语·为政》）。然而道德不仅仅是停留在内心的动机，意念的诚实上是不够的，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道德亦表现在外在的言行上，孔孟们把这称为“礼”，所以要“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为礼不断的提醒人要遵行道德。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是礼仪之邦的原因。然而有礼不够，需要乐的教化，所谓“修道谓之教”，这告诉我们道德只能引导不能强迫，引导的方式，就是教化以及要求人们讲礼节。而这是我们现今当反思的。

　　再者，如果实行了教化与礼仪，还有顽固行恶的人怎么办呢？那就要用法与刑了，法与刑有着消极的意味，是引发人畏惧的，是强迫而非自愿，这是与道德的基本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孔子并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这样看来，我们就明白为何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教育为本了，因它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意义，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而我们如今所乐意的，是在这事上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