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影摩天楼打玩够去哪:皇甫平:中国第三次改革应借鉴越南经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17:48:29

 

  今年的2月19日,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袖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

  小平生前,以绝大智慧与绝大魄力,两次推动改革开放进入高潮,至今我们仍充分享用着其所带来的丰美成果。

  然而他离去十年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凸显,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重建改革共识,选择改革路径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本报将从本期开始,连续推出十篇高端对话,邀请十位当下中国各利益集团和各社会思潮的具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共同探讨如何继承与发扬邓小平的精神遗产,以作为对这位伟人逝世十周年的纪念。

  对话人物

  周瑞金

  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1991年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动天下,文章一扫当时国内的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也招致1991年整整一年火力猛烈的“大批判”。直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南方谈话发表,以及随后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

  周瑞金说,“可以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还有深层涵义,'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甫’,不念'浦’,而读'辅’。合起来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退下,退而不休,担任着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大型国企独立董事,还到海南一个农村蹲点调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奔忙于南北东西。

  2006年1月23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一时海内外风传“皇甫平重出江湖”。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十六年前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我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经济的目标前进,一年前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我提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些都完全是从邓小平思想中来的。在改革当中反思改革,真正发现改革中的问题,加以完善、修补,这个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当今社会出现五大问题

  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

  记者:很快就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了,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怀念他?

  周瑞金:写文章啊,我最近写文章、接受采访都是在阐述他的思想,让大家按照他的思想去推进改革的深入。

  记者:现在您还会经常阅读邓小平的著作吗?

  周瑞金:那当然了,我还经常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还是我们主要的指导理论嘛,到今天依然闪闪发光地指导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他最主要的精神遗产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现在根据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就是按照这个精神遗产做的。

  记者: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同时存在不足。您认为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周瑞金: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我概括为五大问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

  记者:您在当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中引用了很多邓小平的原话,比如“何以解忧,惟有改革”,现在回过头去看,有深入的思考吗?

  周瑞金:十六年前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我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经济的目标前进,一年前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我提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些都完全是从邓小平思想中来的。

  记者:《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以后,有人提出反思改革也不可动摇,甚至说无法无天的改革必须停止,这些言论您有没有看到?

  周瑞金:这我都看到了,我认为,在改革当中反思改革,真正发现改革中的问题,加以完善、修补,这个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是说我们所有改革都是对的,改革在摸索中嘛,所以不完善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改革,我也是很赞成的,新问题、新情况总是不断出现,我们总是要想出新的办法来推动我们的改革。

  记者:您认为批评您的一些言论中,有没有一些是有价值的,引起了深入思考的?

  周瑞金: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这次争论,我认为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创新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邓小平也已经抛弃了,它是从结构上公有制的多少来确定,我认为还应该转变为功能观,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普遍幸福的主义。
公共品的公平、有效供给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公共品有效公平供应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社会心理状态就会往良性发展

  记者:那怎么解决您说的五大问题呢?

  周瑞金: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来解决。这是我这些年来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了很多,也就是你给我的采访提纲里提到的三个问题,公共品提供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要搞清楚主要矛盾,才能够明确前进的方向。《改革不可动摇》里,我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为公共品的公平、有效供给问题,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记者: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公共品供需之间的矛盾。

  周瑞金:杨鹏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我经常看他的博客。我认为这个观点不错,但也有不足的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分析还是对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是解决私人品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温饱问题,我们的贫困人口从三亿减少到了3000万左右。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提出一个公共品的供应问题,这几年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就是出在公共品提供方面。

  记者:包括哪些方面呢?

  周瑞金: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公共品有效公平供应的问题。说到收入的差别,国外比中国还要大,比如美国微软的职工,还是比较富的了,但和比尔·盖茨比,差别大得不得了。他们给人家比较公平的感觉,主要就是集中在公共品。这个问题解决好,社会心理状态就会往良性发展。

  记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周瑞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政府一直站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把GDP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老百姓出现的公共品的问题,医疗卫生教育,不在他的视野之内。经济的增长有两种,一种带来老百姓实际利益上的增长,另一种是数字上的增长,对老百姓个人的生活改善却没有带来直接益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把纳税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而没有惠及百姓?所以第三次改革争论,也有个好处,推动政府注意这些问题。我认为从去年开始,公共品问题还是比较受重视了。比如四覆盖啊,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开支啊。政府从直接主导经济回到自己的主要职能上来,你不要天天和企业主打得火热,去搞招商引资,你呢就四个职能,一个是调节经济,一个是监管市场,一个是社会管理,一个是公共服务,这样才能逐步解决。

  记者:杨鹏提出的解决思路是进行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最终的结果就是确立一个有限有效政府。

  周瑞金:他提出来的是对的。我们在云南曾经交流过,这就是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把银行、财政放在民意机构,也就是议会,议会管预算,政府执行,我们现在市政府自己搞预算自己搞结算,他想花多少钱便花多少,花到哪里是哪里,如果是议会管理的话,我只给你这些钱,你超过了要向我报告,给我批准,那就不会乱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政府可以调节。但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自己拿过来盖大楼,这个问题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肉切掉,需要找民意机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入一步考虑的问题。

 

   小平对党政分开做过深刻分析

  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

  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他是1986年、1987年讲得比较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巩固,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一篇经典讲话里,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就要党政分开嘛,以党代政是不行的。

  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政府毕竟还有人大在监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监督职能,但是毕竟还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到了省委到了市委谁监督?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没有人监督了。党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记者:我看到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杨敏之在《我的思想回顾》中提出的意见,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要从政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交由政府、事业、企业和社会管理。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不是管理一切的。党应该成为政治组织,而不是行政组织。

  周瑞金:对,他说的党领导一切,是指党用具体的方针政策去指导,而不是到具体的业务上去管理一切,包办一切。这也是党政分开的思想。应借鉴越南改革经验

  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越南经验我写到四个方面,首先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制衡体制,让一把手始终在监督中

  记者:那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该怎么深入呢?

  周瑞金: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共产党来主导,分四步走,先易后难,从内到外,一步一步推进。

  第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步大家有共识了,十一五规划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首位。这一步有四个内容:1.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回到政府的主要职能上。2.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比如现在审批制,什么都要政府来审批,要改,哪一些可以不审,转为备案制,要规范审批程序,一定要公开运作,公开公平公正。3.行政机构的改革,要压缩机构、精简公务员。现在干部膨胀,老百姓养公务员,养得越来越多了,这一点要改革,要精简、高效。

  记者:但现在公务员是最热门的就业选择。

  周瑞金:这是一个坏现象,公务员无限制地扩张以后,生活安逸、待遇改善,人浮于事,又有地位、又很舒服、又没有多大的竞争,这样的公务员成为吸引人的岗位,是社会之祸。

  记者:而且吸引的是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周瑞金:哎!他们天天守着刻板的官僚机构运转,成为小官僚主义者,社会活力降低,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值得担心的事情。

  记者:您说的第四个内容是什么?

  周瑞金: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民主决策机制,要有公示、听证、专家论证制度,要有纠错机制,明确的问责制,现在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要防止形式主义严重,要真正落实。

  记者:这些完成后,您的设想是什么?

  周瑞金:第二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在党内建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应该使干部的选拔更科学,由上而下改为上下结合,现在的干部都是上面任命,所以就是对上负责,要改为越来越向下为主,比如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县长,党代会选县委书记,需要更多的选举,而且是差额选举。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越南的改革经验,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

  记者:越南哪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周瑞金:越南经验我写到四个方面,首先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制衡体制,让一把手始终在监督中。越共“十大”上总书记进行差额选举,这很不容易啊。质询制也很重要,党员也有党员的权利,其中一个权利就是对上一级党员领导的监督,这才是党内民主真正的含义所在。还有国会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

  记者:接着谈一谈您的设想。

  周瑞金:第三步:民意机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体现民意,真正代表民意的专职代表要增加,当然一部分还是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但要逐步减少。

  第四步:逐步扩大直选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个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将来我们国家真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

  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

  和是人人要吃饭,谐就是人人都要讲话。政府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无限延伸。

  记者:这和您曾经说过改革改到政府头上也有关,应该怎么理解呢?

  周瑞金:我觉得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受监督的政府,回归到自己职能的政府。这里牵扯到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现在到处是信访、维权,如果说有一个和谐社会,让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让他们来协调,就业问题有就业的基金会,环保问题有环保的基金会。

  现在统计有28万个民间组织,实际上专家估计有300多万个。社会管理大量让社会自己的组织去解决。比如说加入WTO以后,温州打火机的事件,就是温州商会出面解决的。没必要政府出面当作外交事件处理。

  记者:但我和一些NGO的朋友聊天时,他们提到,政府好像不信任他们。

  周瑞金:对,这就是我们的弊端。公民社会观念缺乏,这是问题之本。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全能主义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包到手里,政府认为这应该是我的空间,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的空间,所以有的人觉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在和他们抢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认识的错位,需要一个公民社会基本的教育,公民权利的教育,思想上要来一场启蒙,对政府官员们的启蒙。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维权,这并不是和政府作对,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公民的自由,需要公民来维护这个权利。

  记者:这样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怎么构建呢?

  周瑞金:公民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问题,过去马克思讲过市民社会,基本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前面两个是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提出社会建设问题,我们过去从来都是把党和政府的建设当作社会的建设了。但是现在没有宣传到点子上,没有讲到和谐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公民社会的特征。

  和是人人要吃饭,谐就是人人都要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出现了,这样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一个多元意见表达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公共领域,政府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无限延伸。和谐不是政府恩赐给公民的和谐,而是公民自决自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