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r1280db:选举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国内外各界的普遍赞誉。中国民主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要有所突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对30年经济改革作出总结的时候，我们容易忽视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有一个前提——即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并解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问题，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健全和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第二次思想解放才促进了经济的高速持续健康发展，所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要围绕政治体制改革来展开。

　　那么中国未来究竟如何发展，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张旭昆教授提倡的是在尊重现有体制，尊重现有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可以通过改革而非革命的形式来进行，所以尊重现有体制这一前提也广为人们认同。但是，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它能否改得下去?比如说尊重既得利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集团已经完成了其既得利益的取得过程，而在90年代以前，官僚集团内部对改革认同比较一致，无利益纷争。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随着财政收入颇丰，政府官员工资大幅度提升，高层领导队伍迅速扩大，福利分房的制度得到好的房产等，使他们成了高收入阶层，占有相当的社会财富。这使得官僚集团愈加趋于保守，反对改革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第二，尊重商人或资本集团利益。这个集团已经逐渐进入政治结构的重要领域，他们强势的资本比在西方更有力地影响中国的政策和政治，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各级领导的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在尊重既得利益前提下改革较为困难。

　　在南方周末改革30年论坛上，秦晖教授指出早期的改革都是正的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利，但是现在就这两大利益集团而言，他们不可能都同时从中获益，必须重新分配利益。市场经济社会劳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之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劳资问题显性化。此法一出台便遭到了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官员集团的影响非常强烈，导致有些与该集团联系紧密的高层对该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事实上，真正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并非这部法律，而是成本等方面的原因。现在这个法律能不能有效实施成了问题，所以对劳资关系利益再调整靠政策和法律不行，还必须有政治方面的改革和权力结构的调整，但是统治者未必能接受政治改革。

　　尊重现有体制的条件下，让共产党先发起改革有困难，因为领导集团普遍存在短视，清末的“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邓小平说，实现民主选举要100年，这未免过长了。当年清未预备立宪9年，人民不能等。意大利、英国等地以公众参与的形式解决劳动社会保障的问题，制度非常精到，形式也非常喜人。选举民主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选举制度在民主制国家已成功实行了几百年，而我们还在为能不能选乡长而担忧，不免让文明的中国人惭愧。现在很多人也以种种理由推托不能实行民主选举。

　　在现有领导体制下实行改革也有困难。中国领导人现任期是两届，一般在前五年领导人刚上任难于施展，而后五年则倾向于维持稳定交班，故这个机制本身对谁来推进民主化改革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事实上，正如张教授所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伪问题，这些都是机制或利益上的问题，只要放弃既得利益，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媒体的媚俗虚假并非难题，为了争取读者媒体的分化是必然的，一部分趋向市场化，如南方周末;另一部分则以媚俗虚假的东西来拓展销路，但是有一定的法律规制就行。至于选举中的贿赂问题和竞选承诺管理，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解决。比如农村贿选问题都是因为缺少有效监管和政府法律干预导致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解决机制。选举也会教育选民，他们会在选举中成熟，如台湾选举就是证明。

　　大部分人都希望在社会发展良好的情况下，权威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导改革。但是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是比较困难的。有人说盛世不改革，那就非要到危机时才会改革，所以中国可能会走到另一条路——危机性改革。但是在中国实行危机性改革的危险性很大，因为中国贫富差距大，腐败严重，人民的不满情绪压抑太多。比如现在民粹主义的东西就很厉害，很容易产生极左势力，这些势力一旦成为政治组织，煽动民众，危害性就会非常大。下一步的危机是什么?很可能是金融方面的危机爆发。危机性改革的危险性在于中国没有反对党，而民主化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力量来承接它。比如印尼和台湾，台湾在民主化改革前有反对党和台湾的基层选举;印尼苏哈托在金融危机时下台，也有反对党使它迅速顺利过渡，社会没有出现革命和动乱，印尼顺利向民主过渡。所以说需要制度准备，即允许社团和不同的政治力量出现，这对中国未来是好事。我认为在中国的民主改革过程中，要有理性的力量，要有好的妥协和谈判机制，所以真正的政治改革需要设立专门的委员会讨论和设计制度，这样才可以建立防止多数人暴政的体制。